邓小南|为什么内忧外患的宋朝却是中国历史上的文明高峰?

邓小南老师

宋朝的立国形势

▍天下大势分南北

赵宋一朝，我想基本上可以用“生于忧患，长于忧患”这八个字简单概括。

20 世纪中期，针对赵宋王朝的整体国力，学界一直有“积贫积弱”的批评，钱穆先生《国史大纲》就痛感宋代是“积贫难疗”“积弱不振”，后来许多教科书也沿用这种说法。这样的概括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宋代“生于忧患，长于忧患”的历史特征。

宋代历史上，确实存在“积贫”“积弱”的情形。在宋人的说法中，“积贫”通常是自民生角度着眼而非自国家财政用度出发；“积弱”则是指对外较量中本朝国势疲弱不振。二者所指，并非同一层面的问题；对于相关现象的强调与批评，则体现出问题的持续存在和时人的忧患意识。

宋代所处的历史时期，始终面临着非常严峻的外部压力。赵宋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统一王朝，用宋人的话来说，“天下大势分为南北”，事实上是中国历史上又一个“南北朝”时期，北方一直有契丹、党项、女真、蒙古等民族政权与之并存。宋朝的疆域，是中国各主要王朝里面积最为狭小的；到南宋的时候，以淮河—大散关一线作为宋金之间的边界，更是偏安一隅。

10—13世纪，是中国历史上北方民族活跃的又一个重要阶段。在这一历史时期中，相对于宋朝来说，契丹民族建立的辽、党项民族建立的夏、女真民族建立的金，都不再是周边附属性的民族政权，而已经成长为在政治、军事、经济诸方面都能够与赵宋长期抗衡的少数民族王朝。

(与赵宋王朝并列的主要政权)

中原王朝的核心地位和领头作用，不再体现为统一大业的领导权，而是表现在政治制度、社会经济和思想文化的深远影响上。如果我们把10—13 世纪的南北对峙放在亚欧大陆的视域中观察，便会看到相当不同的情景：中原王朝视为边缘的地区，在亚欧大陆上其实是处于中间地带、衔接部，多民族在这里交汇混居。契丹、女真、蒙古这些北方民族，恰恰是当时连接南北大陆带、驰骋于东西交通道的核心力量。这样的外部环境，给宋代的历史带来了沉重的压力和刺激，也带来了深刻的影响。

正是在这样的整体格局之下，自中唐以后，中原地区对外贸易交流的重点地带逐渐转向东南沿海，出现了我们经常讲到的“海上丝绸之路”。实际上，从考古发现中，我们清楚地看到，“海上丝绸之路”主要的贸易产品已经不再是丝绸，而是大量的瓷器，也有一些金银器、铁器乃至书籍等等。前些年从广东阳江海域出土的“南海一号”，正是这方面的一个范例。

▍内忧外患的总体格局

宋代的历史呈现着许多看似矛盾的现象，从这个角度来看，也可以说这一时期有非常开阔的研究空间。我们既看到两宋三百年在经济、文化、制度建设方面有辉煌的成就，也痛切地感觉到王朝末日的苍凉。在这样一个时代里，一方面有宋徽宗这样酷爱艺术的帝王，对“太平盛世”刻意追求、大肆渲染；另一方面，这个时期并不是三百年太平，而是始终伴随着外部环境的挑战。

宋代军事力量的不振，历来受到诟病。有学者指出：“纵观两宋与辽、西夏、金、蒙元战争的重要战役，若以进攻和防守这两种战争基本形式和双方进行战争的目的来衡量，宋的军事失败基本上都发生在宋发动的进攻战役方面，而宋在境内抵抗来自辽、西夏、金、蒙古进攻的防御战，则多能取得不俗的战绩。”“宋代整个战略架构中最脆弱、最经不起考验的，就是从和平突然转取攻略这一个环节。”这种军事上的被动情形，与宋太宗以来“守内虚外”“强干弱枝”的基本国策密切相关：重点防范内部变乱，而对外消极防御。

与此相关，两宋时期的文武关系，尤其是“重文轻武”政策，成为被关注的话题。对于这一问题，应该放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下来认识。所谓“武”，范畴不宜笼统混沌，若能分别自武略、武力、武人等层面予以观察，我们的感觉会十分不同。大家知道，面临强大的北方政权，宋人清楚“今日之势，国依兵而立”，宋朝要立国则无法轻忽武力；宋太祖、宋太宗对于禁军统帅的提防限制，不是“轻武”的表现，而是鉴于五代教训，清楚军事将领对于政权的利害，他们管理军队的心思主要用于防范兵变。

长期以来，宋廷对于武将既有笼络、利用、联姻、待遇丰厚的一面，又有深入骨髓的猜忌。朝廷的任人取向，可以说是崇文抑武。这一政策不仅对朝政也对民间产生了重要影响，甚至形成了“重文轻武”的社会风尚。宋代的民众、士人以及征战于疆场的军队将士，用他们的脊梁撑起了这样一个时代。这些英雄人物，也有他们的精神寄托与生活情趣。以岳飞的《满江红》“怒发冲冠”和韩世忠的《临江仙》“冬看山林萧疏净”为例，我们可以清楚地感受到，他们既有征战中壮怀激烈的慷慨悲壮，也有承平时往事如烟的慨叹与闲情。在这个时期，方方面面都呈现出多重而复杂的生活情境。

说宋代“生于忧患，长于忧患”，并不仅仅是从战争和政权对峙的角度看。从黄河流域的气温变化曲线中，我们会注意到，北宋、南宋之交正处于气温的明显低谷期。古代中国以农业立国，国家一定程度上仰仗农业税收，如果黄河流域无霜期急剧缩短，农业收成减产，这对于朝廷的财政命脉势必产生不利的影响；另一方面，长期活动于北方草原的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当传统上生活的地带持续寒冷、干旱时，他们便会往更加温暖的地方迁移，这种民族大迁徙会导致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之间的摩擦、冲突甚至战争。在冷兵器时代，游牧民族的骑兵战斗力非常强，对中原王朝会构成严重的威胁。这是“天时”的一面。

再来看“地利”的一面。东汉以后黄河曾经长期相对安澜，到唐代百姓安居乐业，大规模农田开垦导致了严重的水土流失。唐末五代黄河频繁决口，宋代接续了这样一种局面。北宋时黄河向北摆动曾经夺海河口入海；两宋之交由于人为因素，黄河曾夺淮河口入海。这两者之间的广阔区域曾经沦为黄泛区，农业主产区深受其害。

在“天时、地利”不利的情况下，宋代的经济仍然有长足的进步。英国历史学家伊懋可（Mark Elvin）认为，在中国中古的这段时期，发生了“经济革命”。国内很多学者也有类似的论述，比如从传统农业的发展来说，这个时期有所谓的“绿色革命”；从面向大众的商业网络的形成来看，有“商业革命”；从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也就是“交子”的出现来看，出现了“货币革命”；另外从城市形态、都市面貌的改变来看，又有“城市革命”；从印刷术的盛行，促进知识的传播来看，这个时期发生了“信息革命”；与此相关的，还有所谓火药、指南针技术完善带来的“科技革命”。我个人以为，称“革命”并不合适，这些发展，都不是颠覆性的变化，而是长期积累基础上的演进，但这一时期确实发生了经济、文化方面的突出进步。

▍“立纪纲”与“召和气”

宋代不是中国历史上国势最为强盛的时期，却是文明发展的昌盛时期。就疆域的广度而言，宋代所完成的，与前代相较，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统一；而其对内统治所达到的纵深层面、控制力度，却是前朝所难比拟的。自宋代以来，中国历史上再也没有出现严重的分裂割据局面。这与宋代注重防范弊端的“祖宗之法”有着直接的关系。

宋代政治局面崇尚平稳、注重微调，“稳定至上”是朝廷政治的核心目标。研究者普遍认为，宋代朝政“称得上是中国历代王朝中最为开明的”，对于民间文化、经济事业、社会生活等方面，宋廷未予过多干预。“立纪纲”与“召和气”，是赵宋统治政策与措置的关键两轴。“纪纲”（或曰“纲纪”）其实就是法制、法规，就是制度；所谓“和气”，在宋人心目中，是一种交感于天地阴阳之间、自然运行的和谐雍睦之气。这两轴的交互作用，构成了当时的政治基调。

我们试以科举（贡举）制度为例，看看宋代的“立纪纲”与“召和气”相辅而行的具体做法。科举出现于隋代，唐朝已经相对成熟；宋代考试制度的操作更加严密，面对的群体则更为开放。当时发展出弥封（糊名）、誊录等技术操作办法。弥封是把举子考卷上填写的姓名、籍贯等糊封起来，阅卷完成、决定录取名次之后，才能拆封，查对姓名、公布成绩，借以杜绝考官营私舞弊。后来更进而将考生的试卷另行誊录，考官阅卷时只看副本；为避免誊录有误，还要找一些人专门去核对。糊名、誊录，无疑是制度严密化的具体体现，让我们看到当时不惜工本的做法；另外，制度设计如此严密，是以一定程度的公正为目标的。这种做法，使得科举制度相对公平，使出身于庶民的青年学子有更多的晋升机会。宋人曾经说:“唯有糊名公道在，孤寒宜向此中求。”也就是说，出自相对贫寒、没有家世背景的人，应该争取走科举考试这条路，求得升进的机会。

“糊名”等做法，是否能够带来“公道”呢？关于糊名，有个北宋中期的事例：元三年（1088） 苏轼被任命为科举主考官。这一年，“苏门六君子”中的李正好参加科举考试。因为行文风格彼此熟悉，大家都觉得苏轼有把握从众考生中选出李的文章。但到考官判完卷子，拆号张榜，李却榜上无名。这使苏轼和同为考官的黄庭坚等人都感到非常遗憾，怅然赋诗为他送行。制度的严密，使得主考官员即使有心照顾，也难以操作。

正是因为制度走向严密化，科举才能成功地向更多人开放。欧阳修称宋代的科举制度“无情如造化，至公如权衡”。这一说法可能评价过高，但从中可以看出当时人们期待科举考试如同权衡，不顾私情、至公至正。在理想状态下，以建立“纪纲”迎召“和气”的精神，渗透于制度流程之中；而制度的执守，则成为“召和气”的保证。北宋前中期，一些“寒俊”士人，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得以崛起于政治舞台，显示出敢当天下事的气概。

▍宋代在中国古代历史中的地位

对于宋代在中国古代历史长河中的位置，近代以来的一些国学大师有过明确的评价。

20 世纪初期，启蒙主义思想家严复先生曾经说：

古人好读前四史（《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亦以其文字耳。若研究人心、政俗之变，则赵宋一代历史最宜究心。中国所以成为今日现象者，为善为恶姑不具论，而为宋人之所造就，什八九可断言也。

著名史学家陈寅恪先生勾勒了华夏文化的发展脉络，他说：

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

国学大家钱穆先生比较了各个历史阶段的社会变迁，指出：

论中国古今社会之变，最要在宋代。宋以前，大体可称为古代中国；宋以后，乃为后代中国。就宋代而言之，政治经济、社会人生，较之前代莫不有变。

几位先生的说法，尽管角度不同，都关注这一时代的变迁，包括人心、政俗之变，文化盛衰之变，以及古今社会之变。这也提醒我们注意这一时期的时代特色，注意长期演进过程中发生的变迁。

进入21世纪以来，海外中国学有长足的发展，欧美和日本学界都出版了一些有关宋代的研究著作和普及性历史读物。例如“剑桥中国史系列”第五卷《宋朝》中，研究者强调宋代在政治文化领域是一个走向近代的起步时期。日本讲谈社“中国的历史”系列中，宋朝的部分由小岛毅先生撰写，题目为《中国思想与宗教的奔流》。“ 哈佛中国史”系列中的《儒家统治的时代：宋的转型》一书，作者是德国维尔茨堡大学的迪特· 库恩（Dieter Kuhn）教授，他认为宋的“转型”中最重要的关注点是“儒家统治的时代”。尽管这些著述内容的覆盖面比较宽，可以称作“复调”的写法，但是对宋朝的论述相对集中在思想文化方面。

总体上看，宋代处于中国历史上重要的转型期，面临着来自内部与周边的诸多新问题、新挑战，不是古代史上国势强劲的时期；但在两宋三百年中，我国经济、文化的发展，居于世界前列，是当时最为先进、最为文明的国家之一。宋代在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方面的突出成就，在制度方面的独到建树，对于人类文明发展的贡献与牵动，使其无愧为历史上文明昌盛的辉煌阶段。

本文节选自《宋：风雅美学的十个侧面》（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年）第一讲，转自“三联学术通讯”。

链接：www.handanwenhua.net/liuxiby/2021-07-17/452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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