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可能难以相信，中国人千百年来所津津乐道的“贞观之治”结束的时候，盛世大唐的国力还没有达到五十年前的水准，也就是隋朝的“开皇之治”后期的水准。

原因是，贞观之治开始前，隋炀帝的已经将国力消耗殆尽，随后又引发了隋唐更迭过程中十几年的战乱，导致人口急剧减少，国家极其衰弱。

社会财富的积累，人口的增长，一方面需要给百姓减负，让他们日子能够过好，能够放心地生孩子，生下孩子能够养大，休养百姓才有国家生息。

另外一方面，也需要相当时间的积累，几代人、十几代人的辛勤劳动，财富代代叠加，才能形成比较充盈的国力。贞观之治的效果，也需要时间才能充分显示。隋朝开皇时代的繁荣也不是天赐，而是长时间地执行正确的政策，加上杨文的父亲一身谨小慎微，宵衣旰食才得到的。

杨广拿到了一手好牌。他可以说是非常非常幸运的，比唐太宗李世民还要幸运得多。他含着金钥匙出生，十一岁就被封为晋王，三十五岁当上了皇帝，而且他接手的这个帝国是当时世界最强大的帝国，当时的隋朝国力强盛，国势蒸蒸日上。上天给了他这样一把好得不能再好的好牌，他只要正常出牌，就能舒舒服服地做他的人生大赢家，命运对杨广已经无法更加眷顾了。

不过最终他却成了输家，而且是大大的输家，输得一败涂地。他不但自身横死，而且葬送了他父亲一世心血造就的帝国，甚至不可避免地祸及妻子儿孙，也给天下百姓带来深重的灾难。他自己在年富力强的时候，被他信任的部下处死。他的皇后，被他的部下宇文化及抢去做妾，后来又被其他人辗转抢夺，做过很多人的玩物。他的子孙被造反者当作工具使用，不用以后就给予处死。强大的隋朝在他手上瓦解，国家落入李渊父子手中。他背上昏君和暴君的恶名，永远也无法洗清。

杨广，他是怎么把一手好牌打成稀烂的？

首先，他为了获得伟大政绩和奢侈享受，不断兴建宏伟的工程。在十几年时间里，他大肆营建东都洛阳，在各地修建豪华的离宫和别馆，还有巡游各地的壮观的驰道，其中工程量最大的，当然是举世闻名的京杭大运河。这些工程无一不需要耗费大量的财富，并且需要调动大量的民众。这些工程很多并不是必要的，也有些是需要但是并不那么急迫的。大运河固然是大大有利于巩固国家一统，商品人员往来，但是短时间内完成这个巨大工程，也会给百姓带来的太过沉重的负担。

其次，他不断征讨周边的民族和国家。短短十来年，他向南征讨越南、琉球，向西征讨吐谷浑，向东北征讨契丹和高句丽。其中耗费人力物力最大、损失最惨重的是三次征讨高句丽，死伤的百姓达到数百万。这些战争大部分都是主动出击，并没有十分的必要。无穷无尽的战争带来的是大量的死伤，这点终于让百姓忍无可忍了。

其三，他为了“万邦来朝”的假象和虚名，大肆挥霍国家财富。他带着庞大的随从队伍，摆着豪华的排场，跑到北方草原会见突厥的可汗，然后又召见北方各族的首领。这些人这么给面子远道而来，当然要赏赐，他慷慨地赏赐那些首领以无数金银财宝和绫罗绸缎。然后又同样地跑去西域，在焉支山设下豪华营地，威逼利诱西域二十余国君主前来拜见，然后还是赏大量的赏赐，让这些人满载而归。他还在洛阳招俫周边数十个国家的使节和客商，举行大规模的盛会，极尽奢华的加以招待和赏赐。

高颎和贺若弼等为建立隋朝立下大功的柱国重臣，认为给突厥赏赐太多，表示非常心痛，居然就被杨广处死，家人还被流放为奴。杨广豪气冲天地大撒钱财，其实也没有落到好名声，而是被外国的当作傻瓜冤大头。当时就有外国人在街上说，中国固然富有，但是也有很多衣不蔽体的穷人，干嘛要装着钱多花不完的样子？后来，受赏赐最多的突厥甚至发兵围困落魄的隋炀帝，差点把他打死。

隋炀帝在短短十几年时间里，这么一番折腾下来，终于把天下给逼反了。全国烽火四起，大大小小的造反势力多达二百多股，最后分化组合成十几支强大的割据势力。而那些王公大臣，比如宠臣宇文化及和亲表弟李渊等人，也趁机出手，开始逐鹿中原，抢夺这大好江山。

杨广很傻吗？

不，他一点都不傻。他读书很好，写的诗文质量很高，文学水准远远高于英明神武的唐太宗。他不但读书很好，军事组织能力也不差。他二十岁时就以大元帅身份率领贺若弼、韩擒虎等一代名将出征江南，干脆利落地灭亡了南陈。他为隋统一全国立下头功，这让太子也非常嫉妒。他甚至能够十几年如一日地伪装自己，他的父母也就是隋文帝杨坚和皇后独孤伽罗，觉得他不但能干，而且具有孝顺、自律、谦虚和节俭的品格。这使得隋文帝最终下定了极大的决心，不惜违背祖制，废掉太子，以次子杨广取而代之。

这些足以说明杨广的智商很高，能力也很强吧？

既然智商高，能力强，怎么把一个富裕强大的国家快速地给折腾没了呢？

第一，他急于向世人证明自己的能力，也过于热衷树立个人的名声。杨广是通过阴谋手段成为储君的，上台前又经历了被废掉的凶险，他急迫间快刀斩乱麻，采取了弑父杀兄的残忍措施，才得以安然登上皇位。因为这些经历，他迫切地要做一番宏伟的事业，要让天下人认识他的超凡能力，颂扬他的伟大功绩。他不但想要超过他的父亲，他甚至要超过秦皇汉武。他太过急迫了，没想到的是，急功近利的结果反而是适得其反。

第二，他出身富贵，不懂得百姓疾苦，更不懂得尊重百姓的财产和生命。他的高贵出身，他一帆风顺的人生经历，使得他的眼里只有君主的无上威严，国家的宏图大业，而老百姓，只不过是一群蝼蚁罢了，或者只是完成自己目标的一把棋子而已，自己可以根据需要随心所欲地进行调配运用。

第三，他的权力完全没有制约，甚至连劝谏和真话都被他屏蔽了。他残酷地处死说真话和提意见的人，于是劝谏的人没有了。他重用说好听话和无原则服从的人，于是身边就只有奴才而没有能人了。于是乎，他可以独居深宫，肆意畅想，为所欲为，连一丝杂音都听不到，何等畅快！何等美妙！

唐太宗李世民的个人出身、经历和资质与隋炀帝非常相似，甚至有很多人认为隋炀帝资质还要高于李世民。李世民之所以能够留下美名，在于他和杨广有一点区别：他能够吸取杨广失败的教训，他让人说话，并且是说真话；他能够虚心听取各方面的批评和意见，这样一来，避免了很多个人难以避免的错误。

所以，全世界都已经形成了一个共识，也可以说是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常识中的常识：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不能把希望寄托在个人能力和品格上，国家的下层要全面发挥所有人的智慧和能量，国家的上层要形成合理的分工负责和互相制约与协调，这样的国家才能稳固长久，稳步前进。如果无视这个常识，那只能在治乱中不断循环，永远无法摆脱历史的周期律。

多难可能兴邦，多难未必兴邦。兴邦的前提条件是，这个民族，至少是其中的大部分人，能够吸取历史的教训，认识普遍的常识，尊重普遍的规律，设置合理的规则。否则，多难只能证明自身的低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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