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一百年前，人们在探讨什么叫中国文学史的时候，开宗明义，第一句话，总要谈“什么是文学”。如果认真追问：什么是文学？评价文学的标准是什么？文学史研究的途径和目的在哪里？经过一百年的探讨，似乎已成定论，现在却都成了问题。我们研究文学史，不仅要问这个问题，还要追问：我们为什么总是这样没完没了地研究文学史、撰写文学史？文学史怎么了？

刘跃进：追问文学史研究的意义

文学史研究的两种属性

在我看来，文学史研究具有文学与历史的双重属性。既是文学研究，又是历史研究，是文学与历史的结合。因此文学史研究具有特殊性。

作为文学属性的文学史研究，应当具备基本文学要素：一是艺术感受，二是文献积累，三是理论素养。

一个研究文学的人，如果没有艺术感觉，如果对自己的研究对象麻木不仁，那么，他的文学研究基本就已经走到绝路。文学创作是需要才能的，同样的，文学欣赏也需要才能。如果让你读一千首诗，你能否在这一千首诗里挑出最感动你的诗？每一个年轻人都有艺术感觉，都有激情，都会被感动。但为什么有的人可以从事文学创作或研究，有的人却不行，能否把感觉的东西用理性的语言表达出来，这是关键。这就涉及另外两个问题，即，仅有感觉是不够的，还需要有文献的积累和理论的素养。

什么叫文献的积累？我们常常感叹自己读书不够，大千世界，自己理解能力不够。怎么来读呢？埋头苦读并不能解决问题，很多情况下，只是记住了一些地名和人名，或了解一个大概，仅此而已。即便不吃不喝，把图书馆的书都读完了，又能怎么样？如果不思考，很可能就是两脚书橱。尤其是现在，电子技术那么发达，一个硬盘，容纳那么多知识。用不着去背诵，去炫耀，里面什么都有了。可见，光有文献积累和艺术感觉还是远远不够的。

于是就迎来了第三个问题，研究文学史，总得有一种理念来指导，这理念，其实就是基本理论素养。什么是理论？是否有一种立竿见影、拿来即可为我所用的理论？到今天好像也没有这样一种现成的理论。问题是，搞文学史研究的人，当失去了一种理论方向的时候，应该怎么办呢？回顾20世纪学术发展的历史，我们发现，贡献最大的，或者说，推动一个时代学术潮流变化的那些学者，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从旧的学术营垒中冲杀出来，接受了现代西方文明的洗礼，他们在新旧之间，在中西之间，寻找到自己的立脚点。这个事实告诉我们，理论的思考，是推动学术发展的强大动力。只是一种思考，不是任意粘贴的标签，而是融化在血液里的观念。

从历史属性来看，文学史是文学史家研究的产物。历史上的文学，是有不同层次的，反映了不同阶层的生活，而文学史很难反映各个阶层的文学状况。

什么是阶层？其实就是人在社会中的不同地位。不同阶层自有不同的文化需求，因而也就有不同的文学形态。其实，这已经进入了社会学的观察范围，即研究一个社会的结构性变化。所谓社会的结构性变化，就是各种社会角色和社会地位之间的比例关系变化，社会互动关系形态变化，以及规范和调节各种社会互动关系的价值观念变化。宏观上，对整个社会影响极大的结构性变化，包括人口结构、家庭结构、城乡结构、区域结构、所有制结构、就业结构、职业结构、阶级阶层结构、组织结构、利益关系结构以及社会价值观念结构等11种重要结构的深刻变化。理论上，可以把这11种结构分为5组：1.社会基础结构，包括人口结构和家庭结构；2.社会空间结构，包括城乡结构和区域结构；3.积极社会活动结构，包括就业结构、职业结构和组织结构；4.社会关系结构，包括所有制结构、阶级阶层结构和利益关系结构；5.社会规范结构，也就是社会价值观念结构。社会阶层发生重大变化，不再是过去的两分法，而是变成了若干个阶层，就这涉及非常重大的理论问题。

我们的文学史长期以来只关注一个阶层，即所谓的精英文化。虽然不用这个词，但实际所叙述的主要是这个阶层的文学。事实上，文学发展是多样性的，不可能只有一个阅读群体。例如我们关注曹植，阅读和介绍的，无外乎像《赠白马王彪》、《送应氏》这样的作品。如果我们开放视野，可以看到在曹植创作中，还有另外一些作品，譬如《鹞雀赋》、《骷髅赋》、《令禽恶鸟论》等，文学史似乎从未关注，这些作品很怪异。近年，江苏连云港地区一座汉墓出土了一篇《神乌赋》竹简，作品叙写了一对公鸟和母鸟的对话，用鸟语说的又都近于传统儒家的话语。这使我们想起了汉乐府中的《枯鱼过河泣》、《战城南》等，或借用动物的语言，或通过人与禽鸟的对话等方式来表达人的感情。而这，正是当时下层文学的一个特点。显然，曹植的创作，多少也反映了下层文化的某些特点。

《三国志》记载，曹植为了见当时著名的小说家邯郸淳，要焚香沐浴，赤膊上身，与其彻夜“诵小说家七千言”。从一个“诵”字看，这里所说的“小说”应当不是案头小说，而是带有一定表演性的作品，可能就是民间作品。曹植怎么会对下层文学这么感兴趣呢？我们知道，曹操有25个儿子，曹彰、曹丕、曹植都是卞太后所生。卞太后原本是“倡优”出身，来自社会底层。这样的生活背景对于曹植不可能没有影响。锺嵘《诗品》评价曹植是“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所谓的“情兼雅怨，体被文质”，就是有俗有雅的东西。雅，自然是上层的特征，而怨，则代表了下层的情绪。《文心雕龙·时序》篇说建安文学“风衰俗怨。”俗与怨相联系，可见两者的关系。

我们的文学史在写到建安文学时，总是这样说：建安文学为什么感人呢？一是它描写了时代的离乱，二是它展示了知识分子建功立业的情怀。其实，中国历史上真正统一时间并不多，多数是处在一种战乱的状态，那为什么只有建安文学描写战乱就感人？还有，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文学事业就是立言的事业。因此，这两个结论远远不能用来概括建安文学的成就。我觉得，建安文学所以感人，主要还是因为这个时代的作家用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文学形式反映了社会底层的心声。也就是说，当时的精英阶层和下层民众对文学的理解和欣赏确已达到高度的默契。

这就需要我们走近历史，真正了解作家的生存环境，了解一个时代的社会状况。一个人的生存状态如何，一个社会的经济状况如何，直接影响到一个作家的思想感情。

文学史研究的基本途径

不论是社会阶层研究，还是物质环境研究，终究与文学史研究尚有距离。面对着我国丰富的历史文化遗存，我们该如何整理文学史的文献资料，是非常重要的问题。

我们都知道，说有易，说无难。钱穆曾经认为《老子》这部书不可能成于先秦，顶多成于汉初。但上个世纪70年代在长沙马王堆汉墓中就出现了《老子》帛书；1998年，在湖北郭店竹简也有《老子》。由此来看，钱穆的观点就站不住脚了。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提出十二条辨伪的方法。比如说，这本书在目录上从来没著录过，也从未有人提及，后来突然冒出来，甚至加入很多后世的材料等，这书一定是伪书，如此等等。今天来看，这十二条所谓铁门限，条条都可以提出相反的证据，因此，也是靠不住的。中国古书的流传很特别，往往经过了一代又一代的传抄和改造，这就涉及了一个问题：众多的文学史现象说明，根据现有的资料，对某些作品硬性做时代的界定，往往容易顾此失彼，很难周全。可见，研究文学史，应该有一种通达的观点：首先要还原历史，进入历史，同时还要走出历史，站在一个更高的角度看待历史的发展。

走近历史，文献学是一条必由之路。

文献学不是学问，是一种读书的方法，是进入历史的一种重要途径。进入的历史不仅仅是古代，还有近代、当代。长期以来，学科划分越来越细，把传统的学科分为文、史、哲三个大系；中文系又分为语言和文学；文学又分为古代、现代和当代；古代又分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唐、宋、元、明、清；唐代又分成初唐、盛唐、中唐、晚唐。研究初唐的又继续分“四杰”、“沈宋”；研究“四杰”，又具体分王、杨、卢、骆，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一个活生生的历史就被肢解得七零八落。这怎么能研究得好呢？现在的问题是，没有整体观念，路越走越窄，一个完整的历史，一个活生生的人被肢解成了毫无生命力的标本。

现在人文教育中大家都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开始探讨综合教育问题。但是很多学校搞的只是拼盘教育，似乎什么都学一点。其实，要真正进入中国传统学术领域，自有一套中国的读书方法，我把它概括成文献学的方法。现代人往往看不起传统的文献学方法，结果也就常犯一些常识性的错误。所以，研究中国古典文学有一个基本的途径，就是文献学。我甚至说过一个极端的话，谁如果绕开文献学，学术界一定绕开他。

文献学包含两部分内容，一是古典文献学，二是现代文献学。

古典文献学的内容主要包括：目录、版本、校勘、文字、音韵、训诂等相关知识。目录学是关键。目录学有什么用？目录学其实就是我们的学术导游图。没有目录学的知识，在图书馆里找资料就像大海捞针，而受过目录学训练的人可以把它原原本本、清清楚楚地找出来。所以中国人讲学问，第一条就是目录学。那些僵硬的、毫无生气的一个个书名，背后其实有着很多的文化信息。

版本学问题是需要大家到图书馆去解决的。清华图书馆藏有一部宋人马括编《类编标注文公先生经济文衡》，每半页十三行，行二十二字，黑口双边，双鱼尾。前集二十五卷，后集二十五卷，续集二十二卷，凡十八册。书端有注释。首册卷首有淳祐新海黄晷序，继之为马括记编刻此书经过。前集总目后有“时景定甲子梨于梅溪书院”牌记，图印右上方钤有朱印。景定是南宋理宗年号，但是，著名版本学家魏影儒先生根据行紧字密，且又是仿赵体刻字等特点，判断为元代后期(至少大德以后)刻本。再说，这枚印章也颇可怀疑，因为印章多在目录的第一行下方或正文第一页第一行下方。但是乍看起来，又找不到破解此谜的途径。如果在阳光下透视此页，就会发现其作伪的痕迹，原来，牌记为“时泰定甲子梨于梅溪书院”的“泰”字，书商挖改成“景”。泰定系元代年号。泰定与景定，相差整整六十年。而且，梅溪书院是元代大德年间才成立的，见《书林清话》。因此，由元版冒充宋版的骗局就这样被戳穿了。

校勘学不仅仅是古籍整理的基本方法，也是阅读古籍的基本方法。从事古代文学研究的人，往往要接触到很多古籍和出土资料。清代学者研究学问，首先从校勘做起，在比较异同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如果没有文字学的知识，读书常常受阻。长沙马王堆的帛书，各家释文多有出入，如何鉴别取舍，就需要文字学的知识。我们今天读古书，常常异体字、别体字很多，稍有不慎就会出错。

音韵学也是绕不开的学问。当年，姜亮夫先生要编《经籍纂音》，后来又知道，吴承仕先生也要编这样的书，取名《经籍旧音》，可惜均未成书。听说《古音汇纂》正在进行中，我充满期待。所谓训诂学，近于现在意义上的注释学。对于古人来说，训诂学属于小学，而今快要成为绝学了，是一门很深奥的学问。虽然深奥，但艺不压身，也不要以为离得很远。

除上述所谓小学内容外，还有传统的史学，也是文献的重要内容。

这里所说的史学，主要是指了解历史的辅助学科，如历代职官、历史地理、年号名讳等。《中国官制大词典》和《中国历代职官别名大辞典》，是很有用的书。历史地理，实际上特别有用。中国如此之大，名山大川，地域风情，各不相同。每个地方的人都有不同的性格和性情，而这些会体现在文学作品之中。

年号，名讳也是阅读古书必须关注的内容。中国古代从汉武帝才开始使用年号，以前的纪年往往是上推而得的。中国人的避讳有些不近情理。陆游的《老学庵笔记》里就记载了很多避讳的东西。比如桥名和他父亲的名字同字或同音，他就不能走这座桥。还有大家所熟知的李贺，因为父亲名字中有“晋”音，与进士考试的“进”同音，也不能参加考试。当时的文坛领袖韩愈为他写了《讳辩》也没有用。因为避讳，中国古书常常被迫改字，甚至改得面目全非。为皇帝避还好办，有时还得为家人避。如《淮南子》，淮南王刘安的父亲叫刘长，他在书中就不用“长”，而是全都改成了“修”。可他不避皇帝的讳。由此也可看出当时地方诸侯王权力很大。有时还得避当朝的大臣。《世说新语》里记载，有个文士写了篇文章，想送给某个名士看看，去之前得想想这名士家人的名讳，以防触家讳，为此还得改文章。这就是所谓的入乡问俗，入门问讳。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一本《六朝文絜》，是清朝的人编的。目录上有一个叫“萧緯”的作者。我以前没有听说过这个作者，以为有了新发现，非常兴奋，就去问曹道衡老师。曹老师说应该是“萧纲”。当时大臣替皇帝写文章，抄写的时候，临文不讳，但拿出去就要避讳，因此“萧纲”字不敢写，就成了空格，后人传钞的时候就在空格里加了“諱”字，再传抄时又由此“諱”字变成“萧緯”。这种例子在中国古代真是比比皆是。

有上述知识作基础，再给自己制定一个读书计划，就可以打下较好的学问基础了。最近30年，学术界涌现出一批学术新锐，他们有学术抱负，又有学术眼光。就像20世纪初期从旧阵营中杀出来的学者，将来一定会有出息。这也引起了我的思考，学术研究是一代不如一代呢，还是每一时代都有每一时代的学问，不可超越，不可替代？正确答案当然是后者。

我在《清华大学学报》发表过一篇文章，叫《古典文献学的现代生成》，主要论述了文献学研究的现代优势，或者说现代特点。第一是电子文献。现在，拥有《二十四史》，拥有《十三经》，甚至拥有一部《四库全书》均不在话下。这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幸运的一点。我相信，随着科技的进步，出版方式、流传方式、阅读方式，乃至做学问的方式，都将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第二是出土文献。最近30年来可说是改天换地的时代。王国维先生在1925年左右在清华做了一次演讲，题目是“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集中到一点，他认为，新学问大都由于新发现。王国维主张新发现，黄侃主张新发明。学术研究的真谛是新发现还是新发明，这是另外一个重要的问题。王国维特别注重发现，可是黄侃不以为然。今天来看，新资料的发现，可以引领一个时代，当然还有新的观念。最近30年，已经到了地不藏宝的阶段。关于出土文献，不仅是考古学的意义，对文学研究也有重大推动意义。

第三是域外文献。我们赶上了一个开放的年代。所谓域外文献包括两个方面的内涵，一是域外的原始文献，一个是域外的研究成果。关注域外的研究，我曾有过深刻的教训。上个世纪90年代，我写过一篇文章，叫《从补课做起》。我补的第一课，是古典文献学；我补的第二课，是国外文献学。我还曾专门撰写《别求新声于异邦》，专门介绍这些年来西方关于声病理论的研究成果，对于自己过去的偏见进行了反思。

这是我们这一代文学史研究者的时代优势。

研究文学史的目的

今天研究文学史，该如何突破以往，首先就要反思文学史研究的目的问题。萨特就曾经提出过这样的问题：“对于饥饿的人们来说，文学能顶什么用呢？”其实，还可以扩大一点说，整个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对于饥饿的人们来说，能有什么现实的用处呢？如果是现实的理解，确实没有任何用处。但是人文科学的研究，最终体现在对于人的终极关怀和探索。清代学术史上有汉学、宋学之争，在清代汉学内部，又有吴派与皖派之争。我曾写过《段玉裁卷入的两次学术论争及其他》(《文史知识》2010年第7期)，最终归结到学术研究的目的以及由此决定的方法上来。从学术层面看，论争的焦点只是一字之差，而在这背后，似乎又涉及古籍校勘原则的根本分歧。段玉裁等人认为“照本改字”并不难，难的是断定“立说之是非”，也就是作者“所言之义理”。由义理而推断古籍底本之是非，不失为校勘的一个重要途径，也就是后来陈垣先生归纳的所谓“理校”。段、王之学最为后人推崇的，往往在这里。而顾千里则强调“不校之校”，宁可保持古籍原貌，也不要轻易改动文字。顾千里为惠氏学，信家法，尚古训，恪守汉人做法。而段玉裁为戴氏学，认为汉儒训诂有师承，有时亦有附会，他们从事文字训诂和典章制度的研究，最终的目的还在义理的探究。这义理的背后，是人。

回顾学术史，我们还发现，文学研究的意义和价值的实现，最终取决于研究者的思想境界。如果把学术研究仅仅视为满足好奇心，或者是为了稻粱谋，追求在小圈子内分享的文学研究，那是没有生命力的。其结果必然会使理想缺位，自我边缘，与现实社会，与人民大众越来越远，就走不出徘徊的困局。真正优秀的研究者，要站在历史的高度，深刻地理解人民大众的理想和追求，密切地关注时代的变迁与社会的发展，把自己的研究工作与人民大众的需要和国家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才能获得发展的生机，才能提升学术的品位。上世纪30年代，著名音乐家冼星海在法国留学时，看到祖国的危难，在悲痛里“起了应该怎样去挽救祖国的危亡的思念”，为人民留下了不朽的音乐作品。“九·一八”事变之后，著名学者姜亮夫先生的思想受到强烈冲击，异常激愤，于是决定从“民族性”、“民族文化特点”入手，探索“民族贡献与今后出路”，于是发表《殷夏民族考》，首次提出“龙”图腾命题。此后，历经众多学者的接力，将龙图腾与实现中华民族“团结起来救国”的理想联系起来，成为时代的最强音。正是这种勇于担当的精神，他们拓宽视野，获得了广阔的研究空间，他们的研究成果本身也具有了深刻的人民性和现实感，真正发挥出启迪民心、凝聚力量的作用。这是前辈学者留给我们的最深刻的精神启迪。

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九大声呼吁文章必须“有益于天下，有益于将来”。今天，我们确实应当认真地想一想当代学者的使命是什么，这个时代的主题是什么，我们追求的终极目标是什么。做学问，题目可以有大有小，但是，必须要有宽广通透的学术视野和关注现实人生的精神境界。否则，我们的学术只能越做越技术化，而缺少人文情怀；越来越脱离社会，而引起人们对于文学研究的误解乃至排斥。由此看来，解决研究者的思想境界问题，这才是问题的本质。

作者：刘跃进，著名学者、文学家，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党委书记、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兼任《文学评论》杂志社社长、《文学遗产》杂志主编。著有《秦汉文学地理与文人分布》、《秦汉文学编年史》、《中古文学文献学》等论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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