爷爷死时，父亲只有12岁，下面还有三个妹妹，最大的7岁，最小的1岁，奶奶虽年轻，但长着“三寸金莲”的小脚，无法下地干活，也算不上利索女人，父亲一下子就担起了养活全家的责任。当时村里已搞过土改，家里有几亩地，父亲天生能吃苦，脑瓜也灵，人又实诚，没几年就成为远近有名的好庄稼汉，熬了个好威信，到结婚年龄，家虽穷，还是娶到了来自殷实人家的母亲。外祖父看重的是父亲的人品。

当时的农村，孤儿寡母免不了受人欺负，特别是同家族人的欺负。爷爷死后不久，家族的几位长者就逼着奶奶改嫁，但奶奶放心不下几个孩子，没有立马顺从。直到母亲过了门、大姑和二姑出嫁后，奶奶才带着三姑改嫁到五十华里外的绥德农村。之后，父亲每年正月去看一次奶奶，我小时候走的最长路就是跟随父亲去看奶奶时走的那条路，那是一条从吴堡县出发、穿过佳县、再进入绥德县的山路，中间要爬几次山，我走累了，就得父亲背着。

父亲16岁那年，共产党的军队攻打国民党占据的榆林城，久攻不下，需要农民工到前线抬担架，村里分配到三个名额。即便抬担架，毕竟要在枪林弹雨中奔跑，还是有生命危险的。按理说，父亲是“独子”，这事摊不到他头上，但村委会偏偏派他上前线抬担架。当时的村主任是父亲没出五服关系的爷爷，也是那个逼着奶奶改嫁的人。父亲的外祖父可怜自己的外孙，怕他丢了命，七凑八凑借了6块银元交给政府，把父亲赎回来。

农村人起名，同一辈分人的名字有一个相同的字，这样，从名字就可以知道一个人的辈分和族人的长幼排序。父亲是他那一辈中，惟一无法从名字读出辈分的人。原因是，辛庄村张姓家族没有固定的辈分谱，通常是年龄最长的起名后，其他同辈的人跟随。父亲是他那一辈中最年长的男性，他给自己起名“福元”，但没有人跟随“福”字起名，他之后的同辈人都用了“建”字。到我这辈，我是最年长的，我给自己起名“维迎”后，其他同辈人的名字多从“维”字了。父亲说，我比他有出息。

但不知为什么，父亲小的时候，村里的外姓人不欺负他。不仅不欺负，而且还关照，所以他的异姓朋友很多。父亲的朋友圈，也影响到我小时候的交友。我的小朋友中，异姓孩子多于同姓孩子。

02

父亲担任生产队队长时，队里曾偷偷开过瓜园，种了些西瓜和甜瓜到集市上卖，给队里搞点副业收入。说“偷偷”，是因为按照上面的说法，这是搞“资本主义”，不被允许。我曾随父亲照看瓜园，晚上睡在庵子里，每当此时，我可以大饱口福，但父亲只允许我吃熟过火或被野兔、松鼠糟蹋过的，也就是没法卖出去的瓜。遗憾的是，瓜园也就开了两年，到第三年，公社来的干部把瓜苗拔了，只好再种晚作物。秋收的时候，队里会搞承包，也就是把庄稼包给个人收割，按亩记工分（类似计件工资），这样不至于把庄稼烂在地里。这事上面的态度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提倡，也不禁止。

队里有个社员霍常金，是有名的石匠，但不安心干农活，喜欢做点投机倒把的事。他老婆是个巫婆，有病在延安治疗，他向一些村民借了些布票去延安偷偷倒卖，赚点路费，走时也没有请假（请假肯定不批准），生产队就把他的口粮扣下。夏天他回到村里，家里没一粒粮食，队里有余粮，父亲决定把口粮分给他，但遭到了大队党支部书记王世招的阻拦。队长要给分，支书不让分。在双方争吵不休的时候，霍常金就把已经装好的一袋子粮食扛走了。支书曾是吃国库粮的干部，原则性强，就打电话给公社书记，说霍常金盗窃仓库。公社马上就安排了批判大会，但他没有到场，另一个批判对象逃跑了，会没开成。公社副书记专门来到村里调查此事，在我们家吃饭。父亲说：霍常金外出不请假、借布票倒卖，这都是事实，但说他盗窃仓库，不对。应该分给他的口粮不给他，又要他下地干活，他没办法，只能如此；是人总得吃饭，否则会饿死，你们要批判就批判我，不要批判霍常金。公社副书记听了父亲话，不仅没有批判霍常金，反倒训斥了大队支书：“如果饿死人，你们谁负责？”类似的冲突，父亲和支书之间发生过多次，其原因，用父亲现在的话说，是“他左我右”。

但在我的印象中，父亲和王世招的私交还是不错的。“文革”开始后，王世招成了村里的头号“走资派”，村里很多人站出来批斗他，有仇的报仇，有气的出气，很快就把他赶下台。但无论会上还是会下，父亲从始到终没说一句话。王世招比父亲大一岁，48岁病逝。病逝的前几天，父亲专程从几十里外的工地跑回来看他，俩人聊了很长时间，依依惜别。我高中毕业回乡务农期间，王世招的儿子担任大队党支部副书记，对我很关照。可惜，他后来因车祸身亡，死的时候也是48岁。

1972年，霍常金从县引水渠工程承包了一段工程，大概是念及父亲曾经对他的好，允许我暑假期间在他的工地打工。我打工一个月，赚了52元钱，中秋节那天，霍常金冒雨把工钱送到我家。那年我13岁，正在上初中一年级。

1969年，父亲被选为大队革委会主任，但他执意要去一百里外的国防公路（现307国道）工程跟工。他想去跟工，一是工程上能吃饱饭，二是也可以给家里人省下点口粮。工程以公社为单位组织施工，全公社工队为一个营，下设三个连。父亲去后第一天垒灶台，第二天被任命为二连二排排长，第三天又被任命为二连连长。当连长活轻，每顿九两玉米面蒸的圪梁（长条窝窝头）吃不完，父亲就把剩下的晾干保存起来，回来时带给家里人吃。所以，父亲每回家一趟，我就可以饱食几天。

父亲所在工程的主要工作是凿石开路，每次上百米的路段20多个炮眼同时炸裂，工伤事故时有发生。父亲出发前，母亲哭了，怕再也见不到父亲了。父亲说，这是母亲为他哭过的唯一一次。同村去的另一位社员王居升，有文化，曾在西安工作过，担任三连连长，一次放炮炸石，一块拳头大的风化石砸在他的脸上。父亲送他去医院抢救，他的命保住了，但鼻子没有保住，政府给他在县医院安排了个炊事员的工作，后来又安排在乡卫生所卖药，算是对他失去鼻子的补偿。王居升的儿子现在是西安有名的外科医生，他学医与他父亲有关。

我读高中时，父亲是大队党支部副书记，村里的插队知青就是父亲去县城接来的，他对他们的生活做了精心安排，还经常请他们到家里吃饭，知青们现在还念叨他的好。

我高中即将毕业回乡时，村党支部换届选举，父亲被选下去了。有人说父亲落选是因为我要回来了，这属于农村政治学。公社书记说，这个人大队不用，公社用，就安排父亲到县黄河引水上塬工程领工。直到我上大学的头两年，父亲一直在工程上。我第一次暑假回家，中途下车先到工程总部所在地看望父亲，发现他在那里生活得像个公社干部。

人民公社解体后，生产队没有了，父亲准备捡起他的老手艺——弹棉花。我小时候见过父亲用“梳棉弓”弹棉花。文革初期，父亲和他四舅及另一个人合伙买了一台梳棉机，在离我们村25华里的佳县螅镇镇上租了一孔窑洞，每到赶集的时候就去镇上弹棉花。每次干两天活，每人可以赚到三四块钱，这在当时算一笔不小的收入。可惜好景不长，后来开展“割资本主义尾巴”运动，他们的生意就做不成了。1980年，我暑期回家，发现父亲把那台梳棉机从镇上搬回家了，他高兴地对我说，包产到户了，又可以弹棉花赚钱了。但父亲的预测完全错了。没过多久，村里人都开始买衣服穿了，没有人纺纱织布了，连棉花也没有人种了，他的老手艺也就废了。

1993年，父亲62岁时被选为村党支部书记，我当时还在牛津读书。当村支书三年，他为村里干了两件事，一是打了一口水井，解决了村民生活用水问题；二是给村里拉上了电，解决了村民的照明和电气化问题。村里通电后，石磨和碾子都不用了。拉电的钱是我向几位朋友筹集的，但有几个村民说不拉电，要分钱，父亲不许，还闹了不小的矛盾。

1996年换届时，父亲又高票当选，但他坚决不干了，让给了得票第二的人。

父亲不干了，也是我的坚持。为拉电的事，他差点被人打。我不想让他再受别人的气。农村是一个很复杂的社会，有老实本分的人，也有流氓无赖。没有能力的玩不转，有能力但心地善良的人只能自己吃亏。父亲属于后一类。

父亲当村干部期间，没有沾过公家的便宜，倒是为招待下乡的干部贴过不少顿饭。人民公社时期返销粮、救济款的分配，我们家总是排在同类家庭的最后。

但80岁之后，倒有机会得点好处了。父亲是49年之前入党的老党员，现在每年能拿到一万多元的“老党员生活费补助”（包括节假日慰问费）。全村（及全乡）有这种资格的只有两人。父亲很满意，说差不多够他的酒钱。父亲每晚睡觉前自斟自酌二两白酒，多不喝，少不行，很有原则。

父亲是个乐观的人。2009年和2016年动过两次手术，手术前躺在手术台上，他还和大夫开玩笑，手术后麻醉一过，他又和大夫说说笑笑。大夫说，很少见到这么开朗的病人。

我很小的时候，父亲就领着我认树，“这棵树是咱家的”，“那是别人家的”。村里有一小沟，一大沟，成丁字形交汇。小沟就在我家窑洞坡下，沟里的树大部分是父亲栽的。大沟里的树也有不少是我家的。1971年生产大队在大沟上游打坝堰，一下子就掩埋了我家20多棵还没有成材的树。那时候，没有什么赔偿。

父亲栽的树对我家的生活和我本人的成长有着特殊的意义。家里人多、劳力少，每年下来都要欠生产队大几十块的粮钱，不是卖粮就是卖树。卖树的钱也是家里日常开支和我上学用钱的重要来源。当时，一棵树大致能卖二、三十元，最高的卖过40元。有一次父亲外出，村里来了买树的，母亲就自作主张卖了一棵。父亲回来后说，卖便宜了，母亲难过了好几天。

每卖掉一棵成材的树，父亲就在原来的地方再栽一小棵。当然，这是指水桐树。柳树不同。柳树树干上长十几根椽子，有首陕北民歌中唱道“青杨柳树十八根椽，心里头有话开口难”，“十八根椽”就是这个意思。椽子是箍窑頂的好材料，也可以做门窗格。父亲卖柳树，只卖椽子不卖树干，这样卖了一茬，过几年又长出一茬，可以继续卖，就像从银行取利息一样。

1980年家里修了三孔新窑，做门窗用的木材全部来自父亲栽的树。

除了木材树，父亲也栽果树。我上小学时暑假的大部分时间，都在自家的杏树和红果树下度过，这让我至今对杏和红果有特别的偏好。我曾挑着杏（或红果）到邻村卖过，但由于害羞，不愿喊叫，不是很成功。

家里的红果树在一个比较偏僻的犄角旮旯，果实快成熟的季节，需要有人照看，一是防止松鼠糟蹋，二是防止人偷摘。但我做得也不成功。我中午回家吃饭，饭后再回到果树下时，总会发现果子不是被人偷过，就是被松鼠啃过。学过博弈论后我明白，这种情况下我应该用“混合战略”，即随机监督，让想偷果子的人不知道我什么时候会出现，但我当时用的是“纯战略”。我以为我在监督别人，其实是别人在监督我。现在一些政府监管部门犯着我当年一样的错误，所以监督难以达到预期效果。

父亲对自己的树有着很深的感情。前几年他和一位邻居发生了纠纷，因为一棵榆树的产权归属问题。父亲对此一直耿耿于怀，我每次回家看他，他总要跟我唠叨这事。我说，爸呀，这树也不值几个钱，他说是他的就让他拿走吧。父亲很恼火，说这不是钱的问题。我相信父亲说的是实话。去年村里搞填沟工程，小沟里的树都得砍掉，其中多一半是我家的。村主任电话里和父亲商量补偿问题，父亲说不要补偿，你们把砍下的树堆放整齐就行了。村主任办事心急，用铲土机把树铲得乱七八糟，把我家的树和别人家的混在一起，父亲就当作笑话给我讲。

当然，父亲不在意补偿，也与树木现在不值钱有关。自上世纪90年代后，农村人用木材，多选择进口的加拿大木材，质量好价格又低；本地木材卖得价格，连人工砍伐和运输成本也难以支付。不独木材树，果树也一样。上世纪80年代中期，父亲栽了一大片苹果林，他信心满满地说，等挂果之后每年可以有不少收入，没想到，挂果后没几年，果子根本卖不出去，没人照看也不要担心谁会偷。看到红红的苹果烂得满地，父亲也懒得再打理了。去年村里平整土地，推土机轰隆隆把一大片果树连根拔掉了。

不识字被人低看，父亲一直难以释怀。有次到集镇上卖粮，对方知道他没文化，给少算了几毛钱，父亲说你算错了，对方说没错，父亲坚持说错了，僵持了半天，对方最后不得不承认确实算错了。从此之后，这个收粮人再没有算错父亲的粮钱。

父亲对我上学寄予厚望。记得三四岁的时候，我发现家里柜子里有一支墨水笔，就拿出来玩。父亲看到后厉声斥责道，这是为你以后上学准备的，现在不能玩，玩坏了以后上学就不能用了。大概在1964年“四清”期间，有天晚上我在睡梦里听到父亲对母亲说，今晚会上我把水笔的事说了，明天就交了吧。后来我知道，原来，生产队曾买了几支笔，每个队干部一支，父亲当时是保管，虽然不识字，也分到一支，想留着我上学时用。运动来了，父亲担心这属于经济问题，就上交了。

我小时候挨过父亲不少打，其中两次与上学有关，我至今记忆犹新。第一次是我到上学年龄，第二天就要报名，我哭着喊着说不去上学，父亲很生气。当时我坐在门栏上，面朝里，父亲在门外，一脚就把我踢到三米远的后脚地。第二天我就乖乖报名上学了。

另一次是我小学一年级的下学期，父亲买回几种不同的菜籽，包括白菜籽和萝卜籽，装在不同的小白布袋里。白菜籽和萝卜籽肉眼看上去区别不大，为了避免下种时搞错，须在布袋上写上菜籽的名字。这样的事过去他是找识字的叔叔做，但现在自己的儿子上学了，他觉得应该由儿子写。他也想看看儿子上学是不是学到了点真本事。吴堡话“白”发音类似“撇”(pie)，如白菜叫“撇菜”，白面叫“撇面”，瞪白眼叫“瞪撇眼”，等等。父亲要我在一个袋子上写“pie cai”，我说，爸爸，pie cai就是白菜吧，我会写“白菜”，不会写pie cai。父亲很生气，说“什么白菜，pie cai 就是pie cai。你这一年学给老子白上了。”说着就打了我一巴掌，把我打哭了。第二天，小学老师告诉父亲我是对的，pie cai 就是白菜。父亲向我道了歉。从此后，父亲就比较相信我说的了。

开学需要报名费，母亲总是催父亲早点准备，但父亲从来都是不慌不忙，直到报名的前一天晚上才去借钱。我不知道父亲是胸有成竹，还是一筹莫展。倒是从来没有误事。

父亲没文化，但记性好，喜欢给我讲故事。当然，他讲的故事都全是从别处听来的，有些故事讲过多遍，基本上都是“好人有好报，坏人跑不掉”之类的。但有一个故事比较特别，好像是在去探望奶奶的路上讲的，让我实在忘不了。故事情节大致如下：

很久很久之前，有位老父亲送儿子到山里拜师学艺。学徒期是三年，中间不能回家。老父亲把儿子交给师傅后，就走了。老父亲走后，师傅把徒弟领到一个湖边，告诉徒弟：从今以后，你每天要做的事就是趴在湖边对着湖水吹，吹上三年，湖水能翻过来的时候，你就算学成了。徒弟信以为真，每天一大早起来，就老老实实按师傅说的做。但一年半过去了，看到湖水还丝纹不动，徒弟泄气了，不辞而别。

儿子回到家里，老父亲非常生气，说你真是个没出息的东西，学徒期还不满就跑回来，这算怎么回事啊！儿子也很沮丧，闭着眼睛长叹了一口气，就再听不到屋里有任何动静了。睁开眼睛一看，发现父亲不见了。他一声叹息，就把老父亲不知吹到哪里去了。

我相信，父亲给我讲这个故事的时候，他自己并没有理解其中的含义。我当时听了，也就咯咯一笑，好玩而已。但牛津大学毕业后，我开始悟出了这个故事包含的哲理。到北大当老师后，我经常给学生讲这个故事（好多年不再讲了），我想告诉他们的是：功夫是不知不觉中练出来的。读书、做学问，就像这个徒弟吹湖，需要信念，需要耐心，持之以恒，功到自然成，不要急功近利，不能每天都想着有看得见的效果。

自上研究生后，我有时反倒庆幸父母不识字。如果他们识字的话，一定会看到我写的文章，免不了为我担心，会告诫我这不能写，那不能写。这样的话，为了不让他们为我提心吊胆，我写文章时就会谨小慎微，锋芒全无。但随着新的通讯技术的使用，这个文盲屏障现在不完全有效了。

三年前的一天早晨，我还没有起床，突然接到父亲的电话。父亲很少主动给我打电话，除非有特别的事情。父亲在电话里说，听说有人把我告了，他一整夜都没有睡着。

原来，在北大国发院召开的有关网约车管理政策的研讨会上，我做了个发言，批评了有关部门和出租车公司维护既得利益的倾向。随后，三十多家出租车公司联名给北京大学领导写了告状信，我一笑了之，北大领导也没作任何反应。但告状信被放在网上，我姐夫看到了，告诉了父亲，父亲就紧张起来。我反复给他解释我没事，他还是似信非信，直到我专程回去一趟，见到我确实好好的，父亲才放下心来。父亲说，你现在不愁吃不愁穿，人家领导不喜欢的东西你就不要写，千万不要惹麻烦。

这让我想起另外一件事。1989年夏天，有人说看到一辆拉犯人的车从绥德路过，我就在车上。这话传到村里，传话人说的活灵活现，父亲在焦虑中抽起了烟。在这之前，他从来没有抽过烟。我小的时候，父亲在自家窑前坡地种过烟草，但只是为了卖几个零花钱，自己舍不得抽。

看到父亲这么大年纪，还要为我操心，我感到有些内疚。我现在倒希望父亲是一个文化程度很高的人，这样，即便我有个三长两短，被污名化，他也能理解我。

我对父亲说：爸，你放心吧！为了你活过一百岁，我不会惹麻烦！

我的母亲

母亲走了，永远地走了。时间是2008年农历五月初三下午2点50分，离端午节还有两天，离她老人家七十三岁生日还有整整半年。母亲早走了两个多小时，没有让我见她最后一面。此为我终身遗憾。

母亲去世几天前姐姐与我通电话，说母亲已不愿意下炕，但病情与之前相比并没有显著恶化。姐姐问我什么时间可以回去一趟，我说学期很快就结束了，结束了我就回去。因为家乡的窑洞里收不到移动信号，姐姐打电话必须站在院子里，我也就没有办法与母亲说几句话。我本以为她还有一段时间的人间生活，一定会等我回去。但她，没有等。

母亲在临终前也没有催我回去。只是在她去世的前一天，清晨5点，姐姐打来电话说父亲希望我回去一下，我突然预感到母亲真的快要走了。因为这一天工作上已经有些安排，晚上还要主持一个重要讲座，我问姐姐第二天回去是否可以，姐姐说不急，晚一两天没关系。我取消了之后几天的工作安排，第二天早晨七点开车从北京出发，下午5点到家。一下车，周围气氛凝重，弟弟低声对我说：你回来晚了。我就这样失去了最疼我爱我的母亲。

母亲对自己的离去是有预感的。去世几天前她曾对父亲说，看来她熬不过去了，等过几天老院子的大门修好了，吃了合吉（龙）糕，她就走。她在这个院子里生活了几十年，含辛茹苦把儿女拉扯大，希望在她即将离开人世的时候，看到修缮一新的大门。她还嘱咐父亲把土院子用水泥硬化一下，这样下雨天走起来就不会泥泞。这也是她一贯爱好（美）的表现。

我不知道母亲为什么走得这么急，没有兑现自己的承诺，也没有留下什么遗言，但我清楚，她临终前没有催我回去见她一面的原因：怕耽误我的工作。在母亲的心目中，没有什么事情比她儿子的工作更重要了。她几次到北京看病，来时就不很情愿，来了没有几天就嚷着要回去。她的理由很简单，一是心疼花我的钱，二是怕耽误我的事。为了安抚她，我常常不得不把很贵的药说得很便宜。即使这样，她仍然唠叨我赚几个钱也很不容易，不应该在她身上花这么多。有一次我生气了，脱口而出：你再唠叨我就把钱都烧了！母亲流泪了，她觉得说这样的话不吉利。这令我内疚不已。

母亲没有文化，没有办法理解我现在做的事情，但她知道我很忙，忙的是“大事”。我无须向她解释什么，无论每次回家看她，还是在她北京住院期间去病房探望她，来去匆匆，她看得出来。住院期间每次与她告别时，我说：“妈，我走了”，她总是一句话：你忙你的去吧，不要担心我。她从来不问我在忙些什么。即使我一天都没顾上去病房，她也不会叫我过去。

母亲不是不想我。事实上，她非常希望我一直在她的身边。只要我在她身边，她的情绪就显得好些。但她不想耽误我的事。只是在住院的最后几天，她有点反常。有一天早晨5点不到，她就让姐姐打电话要我过去。我赶快起床去病房，她说她很难受，如果不是怕我分心，真想放声大哭。她说要马上出院，回村里去。我哄她说，再治几天就好了。当天上午9点我有课，8点半与她告别时，她问：你为什么那么忙？就不能多待一会吗？母亲的反常给我一种不祥的征兆。

记得在我很小的时候，母亲与村里同龄妇女一起做针线活的时候，喜欢唱当地的山曲，那一曲优美动听的《兰花花》我至今还记忆犹新。但自我上小学后，再没有听到过母亲的歌声。她不唱了，可能是看到儿子大了有些不好意思，也可能是生活的艰辛使她失去了唱歌的兴趣。

为了儿女的成长，母亲吃过太多的苦，受了太多的委屈。记得有一年春天，青黄不接，父亲因为是党员不能搞“投机倒把”，解决吃饭问题的责任就落在母亲身上。夜深人静的时候，母亲起身离开家，天蒙蒙亮的时候背回了一斗高粱。这一斗高粱是她用还长在地里的小麦青苗从邻村换来的，比价是1:1.1，即春天借一斗高粱，夏天还一斗一升小麦。她为此爬山下沟，摸黑走了近十华里的路。那是一条到了晚上连男人也不愿走的路。

父亲在修国防公路和引（黄河）水上塬工程领工期间，母亲虽然身体不好，但必须干男人们才干的苦力。担水送粪，掏地背庄稼，修梯田打坝堰，没有她没做过的农活。家里人口多劳动力少，为了多挣几个工分，少欠一些粮钱，母亲承包了为生产队饲养四头牲口（毛驴）的任务。这四头毛驴是生产队最重要的生产工具，耕地、运输全靠它们，必须精心照料。

农忙季节，母亲白天上山干活，收工后铡草拌料，夜里还要起来四五次为牲口添加饲料，睡眠时间很少。我当时不懂事，母亲和姐姐没明没夜地干活，而我总是帮着别人家干活，不管自己家的事情，好像我是母亲为别人家生的儿子,但母亲从来没有责备我。父亲回家后有时会为此训斥我，但母亲总是护着我。她说，只要别人说我好她就称心如意。每当想起这些，我心里就不是滋味。

母亲是个心地善良，又热情好客的人。小时候家里生活困难，一年难得吃上几顿白面，但家里来了客人，母亲总是以最好的饭菜招待。所以上面来的干部派饭时，都喜欢被派到我家。即使因“犯错误”被“下放”到村里的干部，母亲也热情招待。

1974年村来了十几个插队知青，母亲觉得他们可怜，逢年过节家里吃一顿像样的饭，她总是请他们一起来吃。而且，越是家庭困难的知青，她越疼爱，越照顾。母亲入土时，有七个当年的知青驱车几百里来为她送行。

母亲还变卖了她结婚时戴的一对银手镯。那是她唯一的饰物。

从我们一懂事起，母亲就教育我们与人为善，做诚实正直的人，不干偷鸡摸狗的事，不要沾别人的便宜，也不能沾公家的便宜。

人民公社吃大锅饭时期，生产队的粮食就放在我们家，但母亲没有多吃一粒。所以村里人都知道，公家的东西放到我们家最安全。“文革”初期村里乱得没人管，许多小孩子成群结伙，砍集体的树木背回家当柴烧，但母亲绝不允许自己的孩子干这样的事情。而当我把自家的萝卜和梨拿去喂学校的兔子时，她不仅不责备，而且引以自豪。小学一年级时，当听说我把拣到的一把裁纸刀交给老师，受到表扬时，母亲还专门为我做了一顿好吃的奖励我。

由于母亲的言传身教，我们兄弟姐妹五人从小就在村内老小中有很好的口碑。我十一岁时就成为全公社的“好人好事标兵”，被挑选出在三级干部会议上给几百人讲自己的“先进事迹”。

母亲心直口快，不会对别人耍心眼，不搬弄是非，不在背地里说别人的坏话，也不妒忌别人。每当别人家有什么好消息，她总是很高兴。所以村内老小都喜欢她。

母亲不记仇，但谁对她有恩，她会牢记一生，有恩必报。

母亲对我们管教甚严，但并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儿女。十七岁我高中毕业后回村务农，同公社一个生产大队要聘请一位民办教员，选中了我，每月40元的报酬，这在当时相当于一个公社正式干部的工资。父母非常想让我去，除了经济原因，还怕我干农活太受罪。但我当时一心想着“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不愿去。对方派人到我家请，父母把铺盖也准备好了，还请来人吃了一顿饭，但临行前，母亲见我眼泪汪汪，就对父亲讲，孩子不想去，就别去了吧。父亲也就顺了我心愿。但后来看到我在农村受苦时，母亲又后悔当时没有强逼我去教书。

母亲为儿女操尽了心，但从不愿意儿女为她操心。在我上大学期间，母亲有一次去赶集，从拖拉机上摔下来，在炕上躺了两个多月，但她一直不让家里人写信告诉我。在过去几年里，她身体不好，但我打电话问她时，她总是说自己很好，要我别担心。

母亲最疼爱我的另一个原因是，从小到大，我的学习成绩一直很好，她总是听到别人夸奖我，觉得我为她争了脸面，让她脸上有光。我考试后拿回的奖状，她总是整整齐齐地贴在墙上。但母亲自己从不在别人面前夸奖我，因为在她看来，儿子是别人夸的，不是自己夸的。

小时候我嘴馋，经常会偷吃母亲为喂养幼小的妹妹准备的馒头饼子（当时买不起奶粉），母亲即使知道了，也不闻不问，好像这里面本来就有我的一份。而每次家里来客人吃饭，母亲总是多做一份，让我陪客人一起吃。所以，我特别喜欢家里来客人。姐姐和妹妹从来没有享受过这样的待遇。

母亲是个坚强的人，但为我流过不少眼泪。记得在我上小学的时候，有一天中午放学回家没有饭吃，母亲说，孩子你如果实在太饿，就去自留地摘几个嫩南瓜，妈给你煮煮吧。摘完南瓜回家的路上，天下起了雨，我滑倒了，一篮子嫩南瓜满坡乱滚，小腿上被石棱刺了一个两寸长的口子，流血不止，白生生的骨头也露了出来。母亲哭了，哭得那么伤心。这个伤疤至今留在我的腿上，成为永久的纪念。

我十三岁那年的暑假，因为生计所迫，母亲很不情愿地同意我到六十里外的引水工程打工，干的活是凿石放炮，非常危险，常有工伤事故发生。我走时母亲泪流满面，一个月后我平安回来，母亲又哭了。她哭，不仅是因为高兴，更是因为心疼。

自幼母亲就对我充满信心，对我的前途好像比我自己更有预感。听说在我两三岁的时候，村里来过一位算命先生，一见到我就对母亲说，这孩子长大一定有出息，至少当个县长。算命先生或许只是讨好她，但母亲却很当真——或者说很愿意当真，一直把这句话记在心上。所以无论家里生活多么拮据，她一心供我上学。而且常对我讲，我上到哪里，他们就供到哪里。

我读初中时，有一次在去学校的路上，我们一起步行的几个孩子爬上一辆过路的拖拉机，其他孩子因为有熟人说情，坐上走了，而我被开拖拉机的人拉下来。晚上回家后我伤心地哭了，向母亲诉说了自己的委屈。母亲说，孩子，别哭，咱不坐拖拉机，以后坐小卧车。

记得考大学那年，母亲对我说，你一定能考上。正月十五过后，大学的录取通知书都发过了，很快大学也开学了，我自己已经彻底绝望，开始上山干活。母亲曾为我上大学时酬人留了一些萝卜和软糜子，我建议卖了，还上欠生产队的粮钱，但母亲就是不卖，说还要为我上大学准备着。后来扩招，我真的收到了西北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母亲高兴得流泪了。母亲是对的。如果没有母亲的预感和耐心，家里不可能在农历三月中旬还能招待全村人吃上一顿米糕烩菜。

大学四年期间，每次假期回家，我都用省下的助学金买一袋子白面、一箱子挂面带回去，希望改善一下父母的生活。但母亲总是用来改善我的生活，在我在家期间用各种方式把我带回来的白面和挂面吃完。

自十九岁那年上大学之后的三十年里，我与母亲在一起的时间很少。但她时时刻刻都在挂念着我。每次回家看父母，我都不敢事先告诉母亲。因为告诉了她，她就会几天几夜睡不着觉等待着我回来。我到家了，她高兴得睡不着。我走后，她又想念得几天睡不着。为享受见到儿子的快乐，母亲以牺牲睡眠为代价。

母亲活了七十三岁，我没有给她祝过寿。但我知道，她不会抱怨。

母亲在世时，我总觉得自己尽了孝心，但她走了之后，我突然觉得有太多的遗憾。如果当时把手头的事情推掉，多陪陪她老人家，会少一些遗憾。当然，我知道，如果我那样做，母亲会更加不安。

我所经历的三次工业革命

人类过去250年的经济增长，是三次工业革命的结果。第一次工业革命大约从1760年代开始持续到1840年，其标志是蒸汽动力的发明、纺织业的机械化和冶金工业的变革；第二次工业革命大约从1860年代开始持续至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其标志是电力和内燃机的发明和应用，还有石油化学工业、家用电器等新产业的出现；第三次工业革命大约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直到现在，其标志是计算机的发明、信息化和通信产业的变革。

但三次工业革命并不是在所有国家同时发生的。英国引领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美国和德国引领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美国接着又引领了第三次工业革命。有些国家虽然不是引领者，但在每次工业革命发生后，能很快追赶上，而另一些国家则被远远甩在后面，其中有些国家至今还没有完成第一次工业革命。这就是富国与穷国差距的原因。

西方发达国家像我这样年龄的人，当他们出生的时候，前两次工业革命早已完成，只能经历第三次工业革命，但作为中国人，我有缘享受“后发优势”，用短短的40年经历了三次工业革命，走过了西方世界十代人走过的路！

在人类漫长的历史中，生活就是衣食住行、柴米油盐，生产就是春种秋收、男耕女织。在我年幼的时候，我穿的衣服和鞋都是母亲手工纺线、手工织布、手工缝制完成的。我至今仍然能回想起，我睡梦中听到的纺车发出的嗡嗡声和织布机发出的吱咔声。

纺织业是人类最早的工业。手摇纺车在汉代就普遍使用，母亲使用的纺车看上去与汉画像石上的纺车没有什么区别。母亲用的木制脚踏织布机是印度人在公元500年至1000年间发明的，大约在公元11世纪传入中国（也有专家认为是中国人发明的）。英国人约翰·凯伊于1733年发明了飞梭，在接近1760年的时候，飞梭在英国已经普及开来，但200年之后，母亲仍然不知道有飞梭，所以不仅织布速度慢，而且只能织出窄幅匹的布，一条被子需要好几块布料拼接而成。

美国人艾萨克·辛格早在1851年就发明了缝纫机并很快投入商业化生产，但我小的时候，缝纫机在我们那里仍然非常罕见。在我10来岁时，村里的一位复员军人带回一位山东媳妇，按母亲一方的亲戚关系，我叫她嫂子。这位嫂子心灵手巧，会用缝纫机做衣服，我穿的第一件“制服”就是她做的。

上大学之后，我就不再穿母亲用土布缝制的衣服了。后来，家里的纺车和脚踏织布机也被当作柴火烧了。

纺和织是棉纺织业的两道主要工序，但在原棉变成能纺纱的原料之前，还需要一些其他工序，其中一项是梳棉。梳棉就是通过疏松、清理和混合，将棉花纤维变得连续可纺的工艺。母亲纺纱用的棉卷是父亲用梳棉弓梳理的。根据李约瑟的考证，梳棉弓(carding bow)是印度人在公元2世纪发明的。梳棉弓在我们当地被称为“弹花弓”，弹花算是一门小小的手艺，能赚点小钱，父亲是从他的四舅那里学到这门手艺的。

“文革”初期，父亲和他四舅及另一个人合伙买了一台梳棉机，存放在离我们村25华里的镇上，逢集的时候就提前一天去镇上弹棉花。梳棉机比梳棉弓的效率要高好多，每次干两天活，每人可以赚到三四块钱，这在当时算一笔不小的收入。可惜好景不长，后来政府搞“割资本主义尾巴”运动，他们的生意就做不成了。

1979年，村里搞起了“包产到户”。父亲把那台梳棉机从镇上搬回家，以为又可以弹棉花赚钱了。但父亲的预测完全错了。没过多久，村里人都开始买机织布了，连棉花也没有人种了，他的那点小手艺也就废了。根据我脑子里的印象，父亲他们的那台梳棉机，就是1748年刘易斯·保尔发明、1775年理查德·阿克赖特改进过的那种梳棉机！

改革开放后，父亲的另一项手艺也废了。我小时候冬天穿的袜子，都是父亲自己捻毛线、自己编织而成。父亲捻毛线用的捻锤，是新石器时代的发明。我上大学后，就不再穿父亲织的袜子了，他也就不再编织了。其实早在1598年，英国剑桥大学的毕业生威廉·李就发明了织袜子机。

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另一项重要进步发生在冶金工业。冶金工业也是一个非常古老的产业，人类掌握冶炼技术已有5000年，炼铁业也有3000多年的历史。但即使进入“铁器时代”，铁仍然是一种稀有的贵金属，中国宋代曾用铁做过货币。

但铁的稀缺性被第一次工业革命改变了。1710年，英国企业家亚伯拉罕·达比发明了焦炭炼铁工艺，使得大规模廉价铁的生产成为可能。1870年代，英国海军采购代理人亨利·科特发明了搅拌炼铁法。不久，搅拌炼铁法便在全大不列颠境内成为生产熟铁的通用方法，千百万吨铁就这样制造出来，人类真正进入铁的时代。1856年和1861年又相继出现了贝塞麦转炉炼钢法和西门子平炉炼钢法，钢的生产成本大幅度下降，从此，钢逐渐替代铁和木材，成为机器设备和车船的主要制造材料。钢不仅架起了跨江大桥，而且托起了摩天大楼。1889年巴黎埃菲尔铁塔的建成，标志着铁时代的结束和钢时代的开始。

进入钢铁时代，也是新中国领导人的梦想。在我出生的前一年，中国搞起了全民大炼钢铁运动。但遍地土高炉圆不了举国钢铁梦。我在农村时，钢还只能用在刀刃上，全村没有一把全钢制的斧头、镰刀、菜刀。不要说钢，铁也很稀缺，最值钱的就是做饭用的锅，所以“砸锅卖铁”就成为人们陷入绝境的隐喻。锅是生铁铸造的，空锅烧热时一沾凉水，就会裂缝，我们家的锅不知补过多少次了。当时农用工具基本都是木制的，门窗上唯一的金属是锁环。由于这个原因，尽管几乎每个村都有一两个木匠，周围数十里才有一个铁匠。

但改革开放后，随着现代化冶炼技术的引进，中国终于进入钢的时代。1996年，中国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一大钢铁生产国。现在再回到农村，发现犁、耙子、扇车都已经变成钢制的了，木制工具已成为古董。

煤炭在工业革命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不仅炼铁需要大量的煤，蒸汽机也要烧大量的煤。中国和英国都是煤炭资源丰富的国家，但英国的煤炭助燃了工业革命，中国的煤炭则长期躲藏在人们看不见的地方。经济史学家彭慕兰用煤炭资源的丰富性解释英国工业革命的起源，看来说服力不是很大。我的老家榆林市现在已成为中国的煤都，其产量占到全国的十分之一。但在我小的时候，村民做饭、取暖用的燃料主要是柴草、树梢和秸秆，大部分庄户人家用不起煤，尽管那时候每百斤煤的价格只有4毛钱（现在的价格是20元左右）。今天政府已经开始禁止老百姓烧煤取暖了，但那个时候是烧不起煤。

在漫长的历史中，人类生产和生活需要的动力主要是人自身和大型动物的肌肉，这一点直到蒸汽机出现之后才得到根本性改变。但蒸汽机发明200年之后，我在农村的时候，动力仍然是人力和畜力。农村人看一个人是不是好劳力，主要看他肩能扛多重，背上能揹多少斤。我们村没有马，因为马太贵，饲养起来也麻烦，仅有的几头驴，是生产队最珍贵的生产工具，耕地、驮碳、拉磨、娶亲，都靠它们。如果一头驴死了，就是生产队最大的损失。

我小的时候不爱干家务活。当时农村磨面用的是石磨，碾米和脱壳用的是石碾。据说，石磨在公元前二世纪的汉代中国就有了，而古罗马在公元前160年也已广泛使用；石碾也是从汉代开始就被人们用来碾米和脱粒了。逢年过节或有红白喜事的时候，由于需要碾磨的量大，通常使用畜力驱动石碾和石磨，但平时小量的碾磨，只能使用人力。母亲要我帮她碾米推磨时，我总有些不情愿，围着碾盘或磨盘转圈圈让人觉得枯燥无味。

蒸汽机最初只用于矿井排水。在瓦特把蒸汽机转变为旋转动力之后，蒸汽机就逐步替代人力和马力，成为石磨旋转的动力。1786年，瓦特和博尔顿在伦敦建立了大不列颠面粉厂，两台蒸汽机推动50对磨石，每周生产435吨的面粉。这个面粉厂的开设轰动了整个伦敦，来这里参观成为一种风气，搞得瓦特很不耐烦。

我老家的石磨和石碾从来没有被蒸汽机推动过，但在我离开家乡三十年后，石磨和石碾基本上都被废弃了。村民们跨越了蒸汽机，直接进入内燃机和电动机时代，这或许就是人们说的“弯道超车”吧！

在黄土高原，能种庄稼的地都是些沟沟峁峁的山地，祖祖辈辈都是靠天吃饭。但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村民们还是用石头在沟里垒起了一些水地。

水地在当地被称为“园子”，只有少数园子可以引水灌溉，大部分只能靠人工浇灌。零散的小块园子靠挑水浇灌，稍大块的园子则使用一种叫“橘槔”的装置提水浇灌。橘槔是这样一个装置：在一个架空的横木中间垂直钩一个长木杠，长木杠的一端固定一块很重的石头，另一端用一个活动连杆挂着一个柳编水桶。提水的时候，操作者站在石墙半空突出来的台阶上，用力将连杠向下拉，等水桶到达下面的水池灌满水后，再将手松开，靠着长木杠另一端石头的重力，水桶被提到适当的高度时，操作者将桶里的水倒入引水沟。如此往复不断，就可以灌溉大片的园子。

橘槔工作的时候，从远处看起来，酷似托马斯·纽科门于1712年发明的蒸汽机水泵，只是它的原动力来自人力，而非蒸汽。橘槔的英文名字叫shaduf，早在公元前1500年前，埃及人就用它提水了。至于橘槔何时引入中国，不得而知。但从古埃及人最初发明到我们村的人弃之不用，有3500年之久，真是不可思议！

柴油机是内燃机的一种，它是由德国人鲁道夫·狄塞尔（Rudolf Diesel）于1893年发明的，被认为是自瓦特分离式冷凝器之后动力生产方面最重要的发明。狄塞尔死后，柴油机经过一系列改进，在许多应用领域（包括火车、轮船、农业机械等）代替了蒸汽机，至今仍然是移动机械的重要动力。

大约在我上初中的时候，村里有了一台6马力的柴油机。柴油机配上一个水泵，就可以把沟里的水扬程到园子地里，轰动了全村人。只是这台柴油机老出问题，并没有立马替代橘槔。

后来公社又给我们村奖励了一台12马力的手扶拖拉机。这个英国人赫伯特·阿克伊德·斯图尔特于1896年发明的东西，八十年后，终于出现在我们这个偏僻小村。手扶拖拉机马力不大，但又好像无所不能，农忙时耕地、脱粒、抽水，农闲时带动磨面机磨面，或者跑运输。

包产到户后，拖拉机被拆成部件分了，我以为农业机械化没希望了。但没过多久，村里好几户人家自己买了拖拉机，其中还有人买了面粉机和脱粒机，开始商业化运营。慢慢地，到上世纪90年代后期，石磨和石碾被淘汰了，橘槔也被弃之不用，牛驴也没有人养了。

内燃机的最大影响发生在交通运输业。1886年，德国人卡尔·本茨和戈特利布·戴姆勒同时发明了内燃机驱动的汽车；22年后，美国人亨利·福特用自动组装线生产出了廉价的T型车，使得普通工薪阶层也能够买得起。到1930年，汽车已进入60%的美国家庭，美国由此成为“骑在轮子上的国家”。

但我小的时候，方圆几十里内见过汽车的人还屈指可数，全村没有一辆自行车，人们出行的方式仍然是步行。我既兴奋、又恐惧的是每年正月初二跟随父亲去探望改嫁远村的奶奶，虽然路程不过五十华里，但好像有翻不完的山峁、走不完的沟壑，早晨出发傍晚才能到达。

1973年公路修到我们村，起因是五里外的邻村变成了全国农业学大寨的先进大队，省委第一书记要去视察，必须从我们村路过。当26辆吉普车队尘土飞扬经过时，全村男女老少都站在硷畔上观看，真是大开眼界！

我到北京工作之后，每次回家探亲，县政府总会派车把我送到村里，走时又派车把我接到县城。据说这是对在外地工作的县团级官员的待遇，我虽然不是县团级干部，但他们觉得我有点名气，又在中央机关工作，所以就视同县团级对待。我自己也欣然接受这种安排，因为，从县城到我们村八十华里路程，没有班车，找顺风车也不方便。

在牛津读博士期间，我花了一千英镑买了一辆福特二手车，从此有了自己的小轿车。回国后，我又用免税指标买了一辆大众捷达车。记得直到1999年，光华管理学院大楼前平时还只孤零零停着我的一辆车，没想到几年之后，大楼前已是车满为患了。

据统计数据，中国城市人口中每百户拥有的家用汽车在1999年只有0.34辆，2015年则达到30辆。虽然普及率还不及美国1930年全国水平的一半，但在汽车发明130年后，大部分中国城市居民总算享受到了这个第二次工业革命的重要创新！

电力，是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另一项重要创新。1882年，美国人托马斯·爱迪生在纽约曼哈顿建成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集中供电的照明系统，为电气化时代打开了大门。到1930年，美国近70%的人口都用上了电，1960年这一比例已达100%。列宁曾说过，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电气化，但在我的家乡，虽然苏维埃很早就捷足先登，电气化却是姗姗来迟。

从出生到去县城上高中之前，我没有见过电灯，村里人照明用的都是煤油灯或麻油灯，有些家道贫困的人家连煤油灯也用不起，一到晚上就黑灯瞎火。有个流传的笑话说，一位客人在主人家吃晚饭，主人舍不得点灯，客人不高兴，就在主人家小孩的屁股上狠狠拧了一下，小孩顿时嚎啕大哭，客人说，快把灯点着，孩子看不见，把饭吃到鼻子里了。

父母鼓励我读书，说愿意为我多费二斤油钱。确实，村里好多人家就是因为怕花油钱，不让孩子晚上看书。为了省油，煤油灯的灯芯都很小，晚上在灯下看书的时候，头必须尽量靠近灯光，有时候打瞌睡，第二天上学的时候，头上就顶着一缕烧焦的头发，被同学们取笑。当时全村最亮的灯在生产大队的公用窑，是带玻璃罩的罩子灯，比小煤油灯费油好几倍。

1993年我在牛津读书期间，暑期回老家看望父母，听说两公里外的村子已经拉上电了，我们村因为县上没人说话就没有拉上。知道我认识县委书记，村民们专门到我家，希望我给县委书记说说，给我们村也拉电。我说了，但没有管用。想到村里人对我的期待，这事成了我的一块心病。几个朋友愿意帮忙，一共筹集了四万多块钱，1995年，我们村终于通电了！

此时距离第一台大型数字计算机的发明已有33年，微型计算机产业正处于顶峰，比尔·盖茨和保罗·艾伦的微软公司已经成立4年，斯蒂芬·乔布斯和斯蒂芬·沃茨尼亚克的苹果II个人计算机也已经上市两年了，但直到进入大学后，我才第一次听说计算机这个名词。一开始，我以为计算机就是用于加减乘除运算的，可以替代我当生产队会计时使用的算盘。算盘是中国人和埃及人在公元前400年前就使用的东西。但后来我就知道自己错了，计算机将替代的远不止算盘。

经济系一年级的课程有一门“计算机原理”，记得第一次上课的时候，看到硕大无比的计算机感到很新奇。后来知道，1945年宾州大学研发的第一台计算机ENIAC重量接近30吨，长100英尺，高8英尺，占地面积相当于一间大教室。我们还学过二进位制、打孔卡原理和BASIC语言。但除了拿到考试成绩，整个本科四年和研究生三年期间，计算机对我的学习和生活没有发生任何影响。

我第一次使用计算机是1988年在牛津读书的时候。我把自己手写的两篇英文文章拿到学院计算机房输入计算机，然后用激光打印机在A4纸上打印出来。激光打印出来的字体真是漂亮，像印刷出版的书一样，让人无比兴奋。

1990年9月，我回到牛津攻读博士学位时，买了一台286个人电脑，从此就告别了手写论文的时代。1994年回国时，我还把这台电脑托运回北京。但个人电脑技术的发展是如此之快，很快出现了486电脑，这台旧电脑的托运费也白交了。后来又有了桌面激光打印机，这样我就有了自己的桌面出版系统。之后还换过多少台电脑（包括笔记本电脑），自己也记不清楚了。

计算机从公共教室那么大，变得办公桌上放得下（个人电脑）、书包里装得下（笔记本电脑）、甚至口袋里揣得下（智能手机），从而使得像我这样的普通人也能买得起，全仰仗于因特尔公司于1971年发明的微处理器。有了微处理器，个人电脑才成为可能。而微处理器建立在诺伊斯和基尔比于1969年发明的微芯片（集成电路）的基础上，微芯片又以晶体管为基础。所以有人说，晶体管对数字时代的意义，相当于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的蒸汽机。

晶体管是贝尔实验室的三位科学家于1947年发明的，不仅比真空管体积小、成本低、能耗少，而且不易损坏，其在消费设备上的第一个应用是德州仪器公司于1954年生产的袖珍收音机。在牛津读书期间，一位台湾来的同学送了我一个台湾产的袖珍收音机，像香烟盒大小，但音质非常好，让我爱不释手。回想起我在农村时滋滋啦啦的有线广播，真是天壤之别。

对大部分人而言，一台孤立的电脑不过是一个文字处理机，我当初买个人电脑的目的就是为了写论文方便。但多台计算机连接成一个网络，用处就大了。1969年，第一代互联网——阿帕网诞生了。1972年，阿帕网的第一个热门应用——电子邮件诞生了。1992年后，我自己也开始用电子邮件了，但当时国内的人还无法使用电子邮件。1993年在筹办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时，我们向北京大学校领导提的一个要求就是，给我们通电子邮箱。这个愿望被满足了。但没过多久，北大所有的教员都可以使用电子邮箱了。几年之后，中国就进入互联网时代了。

记得1993年12月我儿子在牛津出生的消息，我还是先通过国际长途电话告诉国内亲戚，然后再由这位亲戚发电报告诉老家的父母。电报是美国人戈登·摩斯于1844年发明的，最初一条电报线只能发送一个频率，亚历山大·贝尔想让一条线路同时发送多个频率，结果于1876年发明了电话。到1930年，美国家庭电话的普及率已达到40%，但至1978年的时候，除了少数政府高级官员家里装有公费电话外，中国普通老百姓家庭的电话普及率几乎为0。我在农村的时候，生产大队的公窑里有一部手摇电话，一根电话线串着好几个村，通话时必须大喊大叫才行；往不同线路的电话需要人工交换机转接，全公社只有一个交换机，接线员是很让人羡慕的工作。

转盘拨号电话是西门子公司于1908年发明的，按键拨号电话是贝尔公司于1963年发明的（必须有晶体管电子元件）。上大学之前，我没有见过转盘拨号电话，更没有见过按键拨号电话，因为连县长办公室的电话都是手摇的。我第一次使用转盘拨号电话是1982年上研究生期间，在校门口的一个公用电话上，还是过路的一位老师教我怎么拨号的。在牛津读书期间，偶尔给国内家人打一次长途电话，心跳的比电话上显示的英镑数字蹦得还快。当时国际长途电话很贵，从牛津到北京，每分钟的费用在3英镑以上。

我第一次安装家用电话是留学回国的1994年，也就是贝尔发明电话118年后。当时安装电话要先申请，缴纳5000元的初装费后，再排队等候。后来初装费取消了，但我早已缴过了。1999年，我开始使用移动电话，家里的固定电话就很少用了。

但很长时间，我还是没有办法和老家的父母通电话，直到老家农村也可以安装电话为止。我最后一次收到姐姐写的家信是2000年。

2006年之后，老家农村也有移动电话信号了。我给父母买了一部手机，母亲高兴得不得了， 可惜她的信息时代来得太迟了。2008年母亲下葬的时候，我把她心爱的手机放在她身边，希望她在九泉之下也能听到儿子的声音。

自从用上iPhone智能手机，短期出差我不再带笔记本电脑，也不带相机了。有了智能手机，我与父亲不仅可以通话，还可以用微信视频。父亲现在住在榆林城里，春节时能与村里的乡亲们手机拜年，他很开心。

2017年8月，我带几位朋友去了一趟我们村。朋友们有心，给村里每户人家带了一条烟、一瓶酒。我正发愁如何通知大家来领，村长告诉我，他可以在微信群里通知一下。傍晚时分，乡亲们果真都来了，烟和酒一件不剩领走了。回想起我在农村时，村支书需要用铁皮卷成的喇叭筒大喊大叫很久，才能把全村人召集在一起，真是今非昔比。

我祖父于1943年去世，当时只有三十岁，父亲刚刚12岁。祖父出生的时候（1913年），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绝大部分新技术和新产品都已发明出来并投入商业化使用，他去世的时候，西方发达国家已经进入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尾声，但他连第一次工业革命也没有经历。他短暂的一生中吃的、穿的、用的与他的祖父时代没有什么区别。

父亲比祖父幸运，他和我一起经历了三次工业革命。他下半辈子吃的、穿的、用的与祖父在世时大不相同，也与他自己的前半辈子有很大不同。他坐过火车、飞机、汽车，在我写这篇文章时，也许正在看着电视、用着手机。

我比父亲更幸运，因为每次工业革命我都比他早几年经历。我坐火车比他早，坐飞机比他早，坐汽车比他早，看电视比他早，用手机比他早。我还会上网购物，他不会。

我的幸运是托中国市场化改革开放的福。正是改革开放，使得像我这样的普通中国人有机会享受到人类过去三百年的发明和创造，即便我自己并没有对这些发明和创造做出任何贡献。这或许就是经济学家讲的创新的“外溢效应”吧！生活在世界经济共同体，真是一件好事。

据说第四次工业革命已经在美国的引领下开始了。如果中国晚四十年改革开放，我就得从后半生开始，和我儿子一起同时经历四次工业革命。如果那样，我敢肯定，未来40年中国经济增长率会比过去40年的实际增长率还要高，更让世界瞩目。但我还是庆幸，历史没有这样进行。

作为经济学家，在享受三次工业革命成果的同时，我还是期待着我们的国家，能在未来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做出原创性的技术贡献，而不再只是一个搭便车者。我知道，九泉之下的杨小凯先生会立马警告说，这要看中国能否走出“后发劣势”陷阱。

（本文写于2017年12月9日，修改于12月30日。全文发表于《经济观察报》2018年1月8日观察家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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