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光与岸：钟文诗论集》译林出版社，2020-12
钟文(1944-2017)，浙江绍兴人，毕业于上海师范学院中文系，曾在成都大学、深圳大学任教。1980年参加定福庄《诗歌理论座谈会》，与谢冕等一同为朦胧诗辩护，并与北岛、顾城、杨炼结为好友。1990年代赴法国经商，回国后重拾笔墨，从事诗歌评论。著有《诗美艺术》《那趟从不停靠的列车》等。图：1981年冬，钟文(右二)赴京开会染病住院，北岛、杨炼、牛波、顾城、唐晓渡等人来医院探视
诗是什么？答案可能是恒河之沙之数。数千年，古往今来多少思想家、哲学家在他们的著作中都提到诗歌，但那是一种什么提法？或者把诗歌称为一种文体，视为一种写作方式，由此会认为是一种高级的写作方式。或者把诗歌称为抒情或者浪漫的行文体，由此诗就成了浪漫或者抒情的代名词。有的人在谈到诗歌文体的时候，又总是集中于这种文体的分行和押韵等特征。分行、押韵似乎就是诗。这个世界读诗的人很少，写诗的人大凡窘迫，处在边缘状态。这一切仿佛都是诗造成的结果，诗真成了一个不祥之物。
有一个人，与以上这些人的看法迥异。他竟然认为诗歌不尽然是一种文体，不是一般的文学生产。诗歌是人类语言的发源处，诗是一种高贵的生活方式。只有诗才能描写出人类理想的生活境界。由此，作诗之人必须是高贵的人、神圣的人。发这个高论的人就是海德格尔。
海德格尔 肖像画 Woodrow Cowher 2018
在海德格尔整个哲学大厦中，诗歌是这个大厦的一根顶梁柱。海德格尔所思考的全部内容可以归纳为四大主题：人的存在、人的思、语言、诗歌。诗歌就是一个哲学主题，这种前所未有的理论绝对是人的思想的一大创造。这一创造可能会波及很多延伸很远，但最有力的是对我们的诗歌研究有巨大的推动力。诗歌有幸了，诗人有幸了。
当我们沉浸在海德格尔对诗的这种美好的、崇高的描述之中的时候，再回过头去看，现实的场面是否还有如此这般的诗情诗意呢？连海德格尔都在哀伤：“诗歌或者被当作玩物丧志的矫情和不着边际的空想而遭到否弃，被当作遁世的梦幻而遭到否定；或者人们就把诗当作文学的一部分。”但不用着急，一切伟大的思想家所创建的地平线都远在天际间，要真正地、全面地认识它们，一定需要时间，甚至需要几代人的时间。下面我们就做这个充满欣喜，但也不要抱着满载而归的想法的眺望。
约翰·克里斯蒂安·弗里德里希·荷尔德林（Johann Christian Friedrich Hölderlin ，1770—1843），是一名德国浪漫派诗人。他将古典希腊诗文移植到德语中。其作品在20世纪才被重视。被认为是世界文学领域里最伟大的诗人之一。
海德格尔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把荷尔德林引为他的哲学研究的中心人物。他称荷尔德林是“诗人之诗人”。他对荷尔德林感兴趣，不是因为荷尔德林在诗歌的活动中做了什么了不得的事，他认为荷尔德林的诗是对诗歌本质规定性的引证。荷尔德林整个诗歌创作高度地表现了一个诗人的责任和使命。由此，他认定荷尔德林的诗歌是同时代其他诗人都无法比拟的。海德格尔当然也引了里尔克等一些德国诗人来作为他的哲思的内容。但他却从来没有引证、评价过席勒、歌德这些当时被充分肯定的大诗人。他只是对荷尔德林情有独钟，他把自己的研究和荷尔德林的诗歌比喻为一种“非此不可的关系”。当然，他更多是把荷尔德林看作他思想的一个方向指引或者是一个参照系统。海德格尔与荷尔德林的关系，与其说是海德格尔发现了荷尔德林，不如说荷尔德林也表现了海德格尔。他们通过诗歌，在思的领域里建立起了互相关联、不可或缺的联系。
海德格尔在《荷尔德林和诗的本质》一文中，关于诗是什么，他用了荷尔德林的五句诗作归纳：
1. 作诗是最清白无邪的事业。
2. 因此人被赋予语言，
那最危险的财富……
人借语言见证其本质……
3. 人已体验许多。
自我们是一种对话，
我们能彼此倾听，
众多天神得以命名。
4. 但诗人，创建那持存的东西。
5. 充满劳绩，然后人诗意地
栖居在这片土地上。
以上的这五点，是海德格尔思想中诗之本质的最概要、最基本的五点。我后面讲到海德格尔的诗歌观的时候肯定会联系到这几点。在开始之前，我想先分析最让人深思的两点，那就是“作诗是最清白无邪的事业”“那最危险的财富”。这两句话显得突兀而矛盾。这两句话的含义是什么？
海德格尔说：“作诗是‘最清白无邪的事业’。何以作诗是‘最清白无邪’呢？”海德格尔是这样解释的：“作诗显现于游戏的朴素形态之中。作诗自由地创造它的形象世界，并且沉缅于想象领域。这种游戏因此逸离于决断的严肃性；而在任何时候，决断总是要犯这样或那样的过错。所以作诗是完全无害的。同时，作诗也是无作用的；因为它不过是一种道说或谈话而已。作诗压根儿不是那种径直参与现实并改变现实的活动。诗宛如一个梦，而不是任何现实，是一种语词游戏，而不是什么严肃行为。诗是无害的、无作用的。还有什么比单纯的语言更无危险呢？”这段话是海德格尔对“作诗是最清白无邪的事业”的一个比较全面的解释。但是，海德格尔又在后面补充，自己的表述只是暗示，只是让这个暗示供人去探寻诗的本质。海德格尔上述这段话要表达的意思无外乎是如下几种：第一层意思，诗是一种创造，是用想象来做的创造，它是一个梦，它所创造的是一个形象世界。这个梦与现实是没有太多关联。第二层意思，诗歌具有逸离于决断的严肃性（这一点，海德格尔是把诗歌和哲学与社会科学的研究进行区分的重要一点）。第三层意思，诗歌是不会直接去参与改变现实的，所以它是无害的，甚至可以说是无作用的（当心，这个无作用是指社会行为方面的无作用）。所以，他又反过来说，诗歌是用语言来做一种“道说”，这是诗的最本质的社会意义。“道说”就是说一种“本质的语言”“真理的语言”。这跟那种“对现实无作用”的说法表面上是一种背离，实际上是另一种契合。在行为上是无害的，在思想上却说出了真理的本质。第四层意思，海德格尔认为，诗歌是一种语言游戏，一种语词游戏。“游戏”这个词汇，我们要把它与海德格尔的另一种说法“作诗是一种筹划”联系起来，“游戏”与“筹划”在海德格尔的语言当中是相似的。所谓“筹划”是一种严肃的行为。
为什么说诗歌又是一种最危险的行为，或者说最危险的财富呢？海德格尔认为“诗歌是最危险的行为”，其主要原因是因为诗歌和语言有关联。为什么这样讲？“因为语言首先创造了一种危险的可能性。危险乃是存在者对存在的危胁。而人惟凭借语言才根本上遭受到一个可敞开之物，它作为存在者驱迫或激励着在其此在中的人，作为非存在者迷惑着在其此在中的人，并使人感到失望。惟语言首先创造了存在之被危胁和存在之迷误的可敞开的处所，从而首先创造了存在之遗失（Seinsverlust）的可能性，这就是——危险。”海德格尔这段话说得很晦涩，实际上他只是说出了一个事实，即语言是可以让人的存在被敞开，但也有可能因为语言的运用不恰当，人的存在会被遗失。由此，语言是危险的。这是“诗歌是最危险的行为”的第一种原因。第二种原因，海德格尔又这样说：“在语言中，最纯洁的东西和最晦蔽的东西，与混乱不堪和粗俗平庸的东西同样地达乎词语。”海德格尔认为，语言因为是这种纯洁的东西和粗俗的东西的同时存在，他们一并在词语中表现出来，所以，这就是一种冒险的行为。海德格尔要求：“语言必然不断进入一种为它自身所见证的假象中，从而危及它最本质的东西，即真正的道说（Sagen）。”在这里面，海德格尔讲了诗作为最危险的语言的第三个原因。这个原因非常重要，因为诗的语言并非一般的言说，应该是道说，而道说又不是那么容易，这就会构成种种假象。第四个原因，他这样讲:“词语一旦被道出，就脱离了忧心诗人的保护，所以，对于已经道出的关于被隐匿的发现物和有所隐匿的切近的知识，诗人不能轻松地独自牢牢地把握其真理性。因此，诗人要求助于他人，他人的追忆有助于对诗意词语的领悟，以便在这种领悟中每个人都按照对自己适宜的方式实现返乡。”诗人所写出的诗歌是需要求助于读者、他人来理解，要被他人所领悟，诗才能够实现道说的彰现。诗人说出的语言必须在被保护中才能够达到目的。海德格尔说：“诗从来不是把语言当作是一种现成的材料来接受，相反，是诗本身才使语言成为可能。”诗歌作为一种危险的东西那就是“诗歌语言和现成的语言是隔绝的”道理。如果做不到把诗的语言摈弃于人云亦云之中，诗就不能称为诗。海德格尔认为，今天的人在说语言的时候有太多的“非本质的词语”，“悬空阔谈，人云亦云”，而这些东西和诗歌的道说相去太远，这一切的一切就必然使诗的活动成为一种“危险的活动”。
海德格尔说“诗歌是最危险的行为”，是从两个层面来表达的。第一个层面，是纯粹语言表达上的问题，以上四个原因说的就是。第二个层面，他认为语言表达的困难性和人的生命的升华是联系在一起的。诗歌面对人类深渊最大的恐惧也就是这点。因为语言是涉及人的存在生命的东西。人对语言的运用从表面上说就是可说和不可说，要说和怎么说的问题。诗歌所要达到的是“道说”，是一种“不可说”，但恰恰要进行“可说”的表达。诗的语言表达也就是“可说”“不可说”，用“可说”说出“不可说”，让“不可说”成为“可说”。这种“可说”的“不可说”对于每个诗人来讲都是最大的考验。要让生活的本质和真理无蔽地敞开，而这种敞开是把那种不可说的东西，一种微妙的神秘的奥妙展现出来，所以必定要自行遮蔽，在遮蔽与彰现、显与隐的两层矛盾与运动中艺术地表现。这确乎是语言的考验，但更是生命的考验。这种“可说”又“不可说”的东西，实际上是一种生命体验。生命的体验，惟是在命运的撕裂、生命的升华中才会有的。所以，它不尽然是一种语言表达，它更是人的存在在隐蔽之处被诗意地发现，让说不可说的神秘深入到那种隐秘的大道之中，深入到那个遮蔽的中心去了，诗才成为诗。海德格尔说的危险之最危险就是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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