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是一种乡愁，是一种在任何地方都想要回家的冲动。——诺瓦利斯（Novalis）
据说从游牧生活到定居生活的转变，是文明开始的标志之一。
很快，所有在城外生活的人被认为是尚未开化。但在有狼群靠近的山上，却是另一回事。
也许在过去的一个半世纪里，发生了同样重要的转变。之前从来没有这么多人背井离乡。移民——无论是被迫还是自愿——跨越国界，从村庄到城市，成为这个时代的典型经历。工业化和资本主义需要空前规模的人口迁移，16世纪开始的奴隶贸易预言了新型暴力的产生。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集结了大批军队的西线，后来证实了同样的做法，在“无人区”上演人口的离别、集结、运输和集中。后来世界各地的集中营延续了这套操作的逻辑。
从马克思到斯宾格勒，所有的现代历史学家都已经认识到了这种当代移民现象。为何要多说几句？为了找寻失去的东西。不是因为怀旧，而是因为希望正是在失去的地方产生。
“家”这个词（古挪威语为heimr，德语为heim，希腊语为kōmi，意为“村庄”）长期以来被两种道德派所用，这两派均与掌权者关系密切。“家”的概念成为家庭道德准则的基石，保护家庭的财产（包括妇女），同时“家园”的概念成为爱国主义的信条——为了少数统治阶级的利益，说服男人们战死沙场。这两种说辞都隐藏了“家”的原意。
最初，家指世界的中心——不是指地理意义上的世界中心，而是指本体论意义上的世界中心。米尔恰·伊利亚德展示了家如何成为构建世界的起始之地。他说，家建立“在现实的中心”。在传统社会中，一切构筑世界的事物都是真实的；周围存在的混乱具有威胁性，但它之所以具有威胁性，是因为它并不真实。没有位于现实中心的家，一个人不仅失去庇护，而且会迷失在虚无和虚幻之中。没有家，一切都变得支离破碎。
家是世界的中心，因为它是一条垂直线和一条水平线相交的地方。垂直线向上通向天空，向下通向阴间。水平线代表了世界的交通，代表所有可能通向其他地方的道路。因此，在家里，一个人离天上的神最近，离阴间的逝者最近。这种“近”保证了既可通向天上也可到达地下。同时，家是起点，但愿也是陆地之旅的归宿。
电影《奇迹》剧照
两条线相交，这种相交承诺的慰藉，可能在游牧民族的思想和信仰中就已萌芽，但他们像背负帐篷杆一样背负着“垂直线”。也许20世纪末人类史无前例的迁徙中，数百万流离失所的人心中仍有一些难以言喻的慰藉。
迁徙不仅包括漂泊离开、跋山涉水、流落异乡，还意味着参透世界的真正意义，用一种极端的方式将自己放逐在荒诞的虚幻中。
迁徙如果不是出于枪口下的胁迫，也许是出于希望或绝望。例如，对农民儿子来说，父亲的传统权威可能比其他纷扰看起来更让人压抑且难以接受，村庄的贫穷可能比都市的犯罪更让人难以接受，遭受同胞的迫害或折磨比身处异乡、客死他乡更让人难以接受。所有这些都可能是真的。但迁徙总是意味着拆解世界的中心，从而进入一个支离破碎、迷失无措的世界。
波德莱尔最早定义并描述了新城市人群无家可归的状况：
“就像游荡的流浪鬼/在顽强地哀叹。”
然而，评判——不是诗歌——过于笼统。正是这种失落感使人充满期待。人们很容易忽视历史上暗藏的东西，就好像人只活在历史中，再没有别的什么了！
大众的聪明才智往往是看不到的。这种才智偶尔聚集到政治行动中时，才会为人所见。剩下的时间中，人们借此默默生存。在生活中，他们四处躲闪、重拾活力、匆忙劳碌；在心理上，他们为了保持自己的身份而兜兜转转。尽管生活和工作条件恶劣，尽管流离失所，人民群众，必需且无名的劳动力，仍然坚持作为一群个体而存在。每个人保留个性，个性的立锥之地就像是一个家。
“家”与建筑没有关系。头上的屋顶，四面墙，已经变成了世俗的东西：这不是内心所想的神圣之所。这种世俗化直接由经济和社会条件导致：租赁、贫困、过度拥挤、城市规划、财产投机。但归根结底，这是缺乏选择的结果。没有选择，任何住宅都不可能是家。
就作为家的传统住宅而言，这个选择可能是祖先的选择，甚至超出了人们的记忆。每一次维护或改进都认可并重复了第一个选择，这不是品味的选择，而是对选择两条生命线相交之所的深深理解。如今男人和女人——即使是那些弱势群体——也许拥有着比过去更多的选择，但有一个选择却无可挽回地丧失了，那就是说出：这里是世界的中心。
然而，流离失所的人们通过兜兜转转保持自己的身份，临时搭建一个庇护所。用什么建？我认为是用习惯，用那些重复的原材料，打造他们的庇护所。这些习惯暗含着言语、笑话、观点、手势、行动，甚至是戴帽子的方式。实物和地点——一件家具、一张床、一个房间的角落、一个特定的酒吧、一个街角——提供场景，提供习惯的场所。这些场所并非受到人的保护，而是受到习惯的庇护。把这些临时的“家”连在一起的是记忆（对孩子亦是如此）。里面排列着看得见、摸得着的记忆——照片、奖杯、纪念品，而保护人们的屋顶与四壁是看不见也摸不着的，与人生相关。
对于弱势群体来说，房子不代表家，某种或是一系列实际行为才代表家。每个人都有各自的行为方式。这些行为并非强加于人，而是由人们自行选择。这些行为不断重复，不断流动，更持久，和暂时的居所相比，更接近庇护所。家不再是一个住所，而是一个无法言喻的关于生命存在的故事。在最残酷的情况下，家只不过是一个名字，而对大多数人来说，家没有名字。
天空深蓝
椋鸟展开翅膀
离开山形墙
去写一封
回信。
落日
让牙齿填满黄金。
恰如碎肉一片
我借宿在这镇上。
新移民的经历不同于已经长久立足的“本土”无产阶级或亚无产阶级。然而，移民所经历的流离失所、无家可归、悲惨遗弃是一种更普遍、更广泛经历的极端形式。“疏远”一词表明了一切。（甚至可以说一位中产阶级移民“无家可归”，即使他有城市别墅、乡村别墅、三辆汽车、几台电视、网球场和酒窖。但我对这一阶级不感兴趣，因为其中没有什么可待未来发掘的。）
移民离开家乡后，就再也找不到两条生命线交会的地方了。垂直线不复存在；他和故土逝者之间不再有延续，逝者消失；神不可及。垂直线缠绕成个人经历的种种，个人经历的兜兜转转最终也是无所归宿，自我封闭。至于水平线，因为不再有任何固定的支点，被省略成纯距离的平面，事物一扫而空。
在这片失落的土地上还能长出什么呢？当每个村庄都是世界的中心时，人们也许未曾料想到这样的情形。自19世纪初以来，至少有两种期盼——为建立新庇护所带来希望——成为越来越广泛的共识。
第一种是期盼热烈浪漫的爱情。（比起在图书馆，这样的爱情更多发生在后街。）从某种意义上说，在恋爱男女之间发生的事情超越了历史。在田野里，在路上，在工作车间里，在学校里，转换持续不断地发生：拥抱并没有改变什么。然而，被赋予激情的建筑却发生了变化。不一定是因为感情不同，而是因为感情周围的因素——社会态度、法律制度、道德、末世论——都发生了变化。
浪漫的爱情，在现代意义上，是一种将（或希望将）两个漂泊的人联结起来的关系。友谊、团结、共同利益也可以把人们联结起来，但人们往往依据经验和周围环境才那样做。人们通常都有经验基础。但是浪漫的爱记得开始和起源，最重要的是交往之前的经历。正是这种经历使爱情在现代具有特殊的意义［从诺瓦利斯到弗兰克·辛纳屈（FrankSinatra）］。
一开始，这种爱会记住，两性的划分使生活两极分化。男性和女性构成了一种分离，一种新的不完整形式。性本能是两极之间吸引的能量。人类的想象力和记忆力一旦存在，抓住并保持这种吸引力的欲望就演变成爱。这样的爱带来了“圆满”的希望，认为自己的能量属于真实的心。想要“圆满”的期盼随着家庭的建立同时发展，但却不是一回事。在现代，当我们被剥夺了建立家庭的希望之后，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烈地感受到圆满的共鸣。
另一种预期是历史性的。每个移民心里都知道，自己不可能再回来了。即使身体能够回来，也不会是真正的回归，因为他已经被迁移深深改变了。每个村庄都是世界中心的历史状态也同样不可再现。现在重建一个世界中心的唯一希望，就是让它变成整个地球。只有全世界的团结才能超越现代的无家可归。
博爱这个词太简单了。忘掉该隐和亚伯，博爱以某种方式承诺所有的问题都可以解决。在现实中，许多问题是无法解决的——因此永远需要团结。
现在，幼年时代一结束，房子就不再是（像其他时代的）家了。尽管人们坐拥财富和通信系统，20世纪依旧是一个被放逐的世纪。最终，也许马克思的伟大预言将会实现，取代住所的不仅是我们个人的名字，还有存在于历史中的集体意识，我们将再次生活在现实的中心。不管怎么说，我都能想象到。
与此同时，我们不仅活在自己的生活中，也活在对我们这个世纪的期盼之中。
PS：以上内容摘自《简洁如照片》一书，经出版社授权刊发。标题图片及文中图片均来自爱丽丝·洛尔瓦彻执导的电影《奇迹》。影片的主角是一对养蜂人夫妇和他们的四个女儿，他们原本依靠养蜂在海边的小农庄里过着自给自足的独立生活，但一纸规范化生产蜂蜜的行政命令、一位需要重新融入社会的德国少年以及一档花哨的真人秀节目打乱了他们宁静的生活，城市的繁华、金钱的魔力、化学农药的威力都让人憧憬。这部电影也许能让人进一步思考“家”、土地和故乡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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