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兆光
本来，我也提出是不是用“跳出三界”这个词？因为我觉得我们思想史的跨界，其实，就是跨出三个自我设限的“界”，一个是学科之界，另一个是国别之界，再一个是古今之界。不过他们不赞成，觉得“本无畛域”更好些，我也只能听从大家的意见。
不过，今天我想讲的主要内容，就是如何“跳出三界”，请让我一个一个说来。
最容易理解的，就是思想史要跳出“学科之界”。
这些年“跨学科”的说法喊得很响，不过，学科之界不是想跨就跨的，究竟怎么一个“跨”法？还要仔细琢磨。二十年前，我曾经提出思想史要重视“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其实，这不止是一个针对精英哲学史的口号，也有沟通不同学术领域的意思。当时为此想了很多，这里不妨讲三点：
第一，如果思想史不仅仅关注精英和经典，也要看看他们背后的普遍思想世界，就是丸山真男讲的主旋律背后的“执拗低音”，上层观念下面的“顽固古层”，或者是安丸良夫他们讲的“民众思想”。如果发掘这些东西，那么，思想史就和在座的常建华教授、刘永华教授他们研究的社会史、生活史，也许能够互相沟通。
第二，思想总是有知识背景的，过去讲思想，常常很抽象很高级，但是思想背后的知识很重要，我总觉得，天文知识提供宇宙观念和政治合法性，地理知识提供世界认识和国族认识，物理化学生物知识对你讲的“天理”是否天经地义有影响，而医学知识是对“小宇宙”也就是身体的认识和理解，思想史如果注意“知识”，那么，就可以和知识史或科学史，甚至在座的王东杰教授研究的“国语运动”也就是语言学史互相沟通。
第三，思想史里面研究的精英思想和经典知识，不是躲在少数人的玄想里的，它要影响社会，就要成为制度、成为常识、成为风俗。比如儒家，它怎样成为两千年主流形态，除了上有皇帝支持，下有儒家“学随术变”之外，如果讨论这个问题，又得讨论秦汉以来法律的儒家化，科举制度和官僚养成，公私教育和教科书，这样，思想史就得和法律史、教育史、制度史发生关系。像陈宝良教授最近研究的明代秀才阶层的观念世界和生活世界，也就和思想史互相沟通了。
但是，这显然不够，跨得还不远不大。那么，怎样才能把思想史的视野变得更宽更广，让更多的史料，更多的历史进入思想史？这是想向大家请教的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就是思想史要跨出“国别之界”。
大家都知道，现在“跨国史”“国际思想史”很火，这是很有意义的趋向。大概十年前，我曾经对哈佛大学大卫·阿米蒂奇教授提倡的“国际思想史”提出一点儿质疑，为什么？这是因为我特别小心，东亚和中国的政治权力太强大，族群与帝国很早就成型，所以，很担心传统帝国政治对思想的影响和限制被轻轻忽略。但我并不是反对研究“跨国”的思想，其实，我也一直在关注这种超越帝国、王朝和国家的思想史现象。特别是历史上比较明显的东亚各国之间宗教和思想交流，我这个学期还在给研究生们讲这门课。我可以举出很多例子，比如，中国土生土长的道教，怎样遥远地影响到日本，甚至和日本文化核心的神道、神代史以及天皇的神圣性发生关联，以至于日本学界对中国道教的影响有多大，讨论了一百多年还没完；又比如，佛教从印度到中亚西域，再到中国、朝鲜，再到日本，这一路发生了什么变化？日本佛教和中国佛教就不一样了，这一方面有鉴真、最澄、空海的特殊作用，一方面有日本本土文化的影响，一个“神佛习合”、一个“檀家制度”，对日本影响很大，可别的地方就没有。同样，如果我们看1893年芝加哥万国宗教大会留下的两三千页文献，进入近代门槛早晚不同的天主教、东正教、伊斯兰教、印度教、佛教、神道教等，他们对于一个“宗教”概念的理解千差万别，为什么？你不“跨”国，就无法解释这些复杂的世界性的思想史现象。
可是，在中国学界，这种“跨国”研究还不够，世界史和中国史好像还是井水河水，泾渭分明。这一点，在座的陈恒教授和李宏图教授，大概也会有感觉。
第三个就是思想史是否可以超越“古今之界”。
如果换句话说，超越“古今之界”，就是能不能把现在思想世界出现的问题，与历史上的思想观念连起来讨论？不必把一些问题算成“古代思想史”，一些问题划归“现代思想史”。
我想举一个例子。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近年来国际关系或者国际政治领域，有一个“历史学转向”。2013年就有人提到这一点，有人说，要理解现代国际关系，要回看传统，挖掘历史，还要从古代思想资源中寻找重新理解国际关系的中国理论。其实，从亨廷顿对文明冲突的分析，到福山对国家治理能力的研究，西方国际政治领域的学者从来都没有离开过历史。中国现在面临的周边与国际环境，除了外部原因之外，与传统中国的朝贡体制、天下观念、华夷之辩，究竟有什么联系？思想史固然是讲过去的历史的，但也不妨研究研究现实的问题是怎样从过去的历史那儿来的。
我总是讲，历史学家虽然不会开药方动手术，但它能够诊断病源，思想史能不能给今天的问题找出历史的来源？比如“皇权”“专制”“等级”这些根深蒂固的观念，古代和现代没有关系？像今天不能到场的鲁西奇教授研究的“乡里制度”，他曾用了“皇权下县”这个概念，其实，就是指出中国的皇权像毛细管渗透到社会基层。这造成了中国和日本、欧洲政治文化很不一样的地方，难道思想史研究者就不考虑这些至关重要的问题吗？我今年在日本八个月，一直在看日本历史学家的著作，他们对历史的研究，是很有现实责任感的，像丸山真男的《极端国家主义的逻辑与心理》，里面讲的很多历史问题，都是为了诊断日本的“国体”如何导致二战日本走上极端道路；他写的《忠诚与叛逆》，实际上也是在谈日本有关忠诚和反叛的政治伦理标准，在德川时代到明治时代到昭和时代，怎样发生变化，以至于最终刺激出“一亿玉碎”这样的极端主义情感，甚至成为极端国家主义的民意基础。
我不是说思想史要走“古为今用”的实用主义道路，但是思想史也不能逃避责任，把自己锁闭在“古代”这个象牙塔里面。
思想史论坛，这是第二届，我希望思想史学者能扩大视野，和其他领域的学者携手，让传统的思想史研究，有更大的空间，更多的话题，也融入更多的资料和主题。
本文为葛兆光教授在第二届复旦大学思想史高端论坛开幕式上的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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