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新伟：仰韶遗址发掘和中国考古学的诞生
李新伟
1918年11月29日，安特生带着助手刘长山来到新安县，重逢瑞典传教团负责人玛利亚·皮特森，在其陪同下对渑池县城北部进行了考察。1920年秋，安特生再命刘长山去洛阳以西地区寻找第三纪古脊椎动物化石，但叮嘱他也要收集石器时代的物品。
1919年夏，中国地质调查所技师朱廷祜到河北北部做地质调查时，安特生已经要他同时注意石器的采集。考古类型学鼻祖、瑞典学者蒙德留斯1920年5月31日为安特生工作争取经费的一封信中提及，中国像世界其他文明古国一样，“铺天盖地的历史文献传统湮没了那些看起来无足轻重的史前时代的记忆”，“上述西方国家早期文化历史的史实，在不懈的搜求、特别是科学的发掘之后，已经昭然若揭。如果安特生教授能按照他提出的计划开展收集和发掘工作，中国的问题也可能解决”，瑞典科学家也可以“把阳光洒在文明古国中国的远古历史上”。看来安特生当时很可能已经有了探索中国史前史的兴趣。12月底，刘长山返回北京，带回数百件相当精致的石器，绝大部分收购于渑池的仰韶村。这意外的收获终于将仰韶村带入了安特生的视野。
1921年4月18日，安特生从渑池县城北行到达仰韶村，在黄土断崖剖面的灰土层中发现石器和彩陶片共存，并初步确认这是一处大规模古代居址。但他认为精致的彩陶的时代会很晚，又因为事前没有申请发掘许可，便很快结束了考察。回京后，他在中国地质调查所看到土库曼斯坦安诺遗址发掘报告，惊喜地发现其彩陶与仰韶相似，时代属新石器时代晚期，敏锐地认识到仰韶遗址的重要性，遂开始了发掘工作的筹备。
1921年秋，安特生得到他受聘任职的农商部和中国地质调查所的支持，获得发掘许可，也得到河南省政府的许可和渑池县政府的帮助，重回仰韶村，10月27日开始发掘，至12月1日结束。袁复礼自始至终参加。1923年，安特生发表《中国远古之文化》，报告了发掘和研究成果，提出仰韶文化的命名。
仰韶遗址发掘的意义可以从以下三点来认识：
首先，这是得到中国政府许可、以探索中国史前文化为目标的第一次科学考古发掘。虽然安特生是瑞典学者，经费也来自瑞典，但他的身份为中国农商部雇员，也是当时中国最早的科研机构中国地质调查所的成员。
发掘文物的归属在当时是颇为敏感的问题。1924年12月31日，瑞典王子和“中国委员会”的两位成员致信中国地质调查所负责人丁文江和翁文灏，提出安特生考古发掘品中的人骨资料全部留在中国；陶器和动物骨骼等遗物先全部运抵瑞典进行研究，此后本着“最慷慨的精神”，挑选有代表性者，最多返还总量的一半。1925年2月2日，丁文江和翁文灏复函，基本同意瑞典方的方案，提出选择返还遗物的工作要本着尽量公平的原则在两年内开始。这是学科草创、举步维艰的困境下的无奈妥协，不宜苛责。
其次，因仰韶遗址发掘而命名的仰韶文化，是第一个依靠现代考古学技术、方法和理论确立的中国史前文化，在万众瞩目中，开启了以科学方法探索和重建中国古史的历程。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中华民国成立，黄帝是中华民族共祖的观念被大力宣扬，成为维护国家统一和“五族共和”的重要依托。正当此时，新文化运动蓬勃而起。以顾颉刚为首的“古史辨派”提出：“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发生的次序和排列的系统恰是一个反背”的论断，否定了整个三皇五帝时代，传统古史系统崩溃。与此同时，自十七、十八世纪即初露端倪的中国文化西来说渐有兴旺之势，“文化西来说种种，在二十世纪初年灾难深重的中国知识分子当中引起很大反响。在强大的西方资本主义文明面前，一种交织着爱国主义和民族虚无主义的悲凉情绪支配着大多数知识分子。”（陈星灿：《中国史前考古学史研究》）。在此情况下，中国上古有什么样的人文和政治景观成为国人热切期盼解决的问题。
仰韶文化的确立，安特生关于仰韶文化为中华远古文化之论证，令学术界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了现代考古学。1926年，顾颉刚在《古史辨·自序》中明确指出：“我知道要建设真正的古史，只有从实物上着手的一条路是大路，我的现在的研究仅仅在破坏伪古史的系统上面致力罢了。”胡适在致顾颉刚的《自述古史观书》中也提出：“大概我的古史观是：现在先把古史缩短二三千年，从诗三百篇做起。将来等到金石学、考古学发达上了科学轨道以后，然后用地底下掘出的史料，慢慢地拉长东周以前的古史。”中国考古学的基本任务和学术地位在此时已经奠定。
第三，仰韶的发掘，引发了第一代中国考古学家主持的一系列对中国考古学发展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发掘。安特生提出的仰韶文化西来的假说，并未影响对以考古学“科学地”重建古史的信心，反而更激发出中国学者“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以考古资料构建中国文明的史前基础的热情。
1926年，李济与美国佛利尔美术馆合作，在晋南开展调查，随后对西阴村遗址进行发掘，中国学者目标明确的对中国古史的考古学探索应以此为肇始。李济在谈及西阴村发掘的缘起时，指出安特生的工作证明了中国北部存在一种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这文化的来源以及它与历史期间中国文化的关系是我们所最要知道的。”
1928年，新成立的“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对殷墟进行发掘，这是中国学术机构组织的第一次田野发掘，其目的用李济的话说是：“希望能把中国有文字记录历史的最早一段与那国际间甚注意的中国史前文化联贯起来，作一次河道工程师所称的‘合龙’工作。”
西阴村发掘后，李济即提出“我们还没得着十分可靠的证据，使我们断定在中国所找的带彩陶器确发源于西方。”1930－1931年，史语所对城子崖进行正式发掘，证明除了彩陶文化外，中国文化另有一强大根系，“替中国文化原始问题的讨论找了一个新的端绪”。
1945年5月，夏鼐在甘肃宁定县阳洼湾齐家文化墓葬填土中发现“仰韶式的彩陶”，中国史前文化西来的假说从此烟消云散。但上述早期考古工作中不是削弱、而是更加凸显了仰韶遗址发掘和仰韶文化确立的开创性意义。
中国考古学从仰韶遗址的发掘启程，一路走来，漫漫百年，逐步建立起史前考古学文化的时空框架；以越来越丰满的笔触描绘中国史前社会发展，文化交流，中华文明的形成和发展的画卷，不断以坚实的考古资料开辟古史记载的鸿蒙混沌，重建我们的多民族一体国家形成和发展历程的初心从未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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