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碧薇博士新著《碧漪或南红——诗与艺术的互阐》收录现代、当代诗歌评论和影视、音乐等艺术批评文章，呈现作者近年形成的一套诗学研究路径。其中，既有传统的细读批评的研究方法，又有新兴的文化研究的路数。相对文学的内部研究而言，文化研究更加具有“现代”意味。目前，对于文学审美特质的研究，似乎越来越难挖掘出新意，而文化研究为这种批评状况带来一些解决办法。纵观全书，作者的诗学批评致力于突破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的壁垒，为诗学批评贡献新的途径。

作者对于穆旦、昌耀、吴少东、刘汀等诗人和萧红、林森等小说家的文本分析，指出作品重要的审美艺术特征，以及作家独特的文学风格。这些论文属于文学研究中的细读批评，这种批评方法被人们广泛使用，离不开美国新批评派理论家的努力。布鲁克斯《精致的瓮——诗歌结构研究》注重研究诗歌的语言特征、表达技巧等形式要素。布氏对于名家诗作逐字逐句地分析，并且细致地阐述诗中的一些重要意象，梳理作品行与行、段与段之间的内在关联，展示诗歌批评的艺术魅力。国内一些诗歌研究论著同样使用细读分析法，如孙玉石主编三卷本《中国现代诗导读》、洪子诚主编《在北大读新诗》等。诗歌比小说更具有解读难度，而富有敏锐的艺术洞见力和丰富的理论知识的诗歌批评文章，能够让人过目不忘，如王一川解读于坚《一枚穿过天空的钉子》（出自王一川《大学丛游——王一川文学批评讲稿》）。在书中，杨碧薇对于现代、当代诗人的解读细致深刻、富有见地。细读分析体现出批评者的专业素养，但这还远远不够。文学批评固然需要知识密度和理论深度，但是批评者的问题意识同样不可或缺，诚如作者自序中所言：“文笔无非是基本功，理论也只是基础，更重要的是独特的洞见、深邃的思想、广博而又细致的观察，以及一针见血的揭示、独立的立场、不可复制的学术想象力”。因此，批评者需要在一定的批评立场和问题意识的指引下，发现更多优秀作品，开拓更多的讨论话题，丰富自己的理论体系。在《新诗叙事的核心危机》中，作者考察叙事技巧建构诗意的可能，切中诗学研究的重要议题，对普通读者亦有启发；《现代性之易与难——从一个侧面看中国摇滚与汉语新诗》讨论新诗与现代性之间的复杂关系。在全书的讨论中，如何建构诗歌中的诗意，诗歌创作与研究如何从其他艺术门类那里汲取资源，是作者的研究角度。在此书下篇，作者以敏锐的眼光，发现音乐、电影等艺术作品中的诗意所在。本书虽然是多篇论文的结集，但是其中的问题意识是比较明显的。

诗意、现代性等话题贯穿全书上、下两篇的文章。除此之外，作者在较早的时候，尝试将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相结合。“文化研究”一词的内涵和外延比较广大。简而言之，诸多艺术创作和文化现象被纳入文学研究的视野。同时，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为文学研究开拓新的空间。在书中，《论穆旦诗〈童年〉的主题象征策略》不仅分析《童年》的艺术特征和思想意义，此作在穆旦创作生涯中的特殊地位，而且以“照片场”的概念解读作品，体现音乐、摄影等艺术学科的视野。尽管此文对文化研究方法的使用，还有些生硬的意味，但是表现出作者新的研究走向。同时，这些文章的独特写作风格在于，诗性的语言表达、个人的生命体验与艺术作品的情感资源产生丰富而动人的心灵对话。带有想象力的诗歌语言和作者刹那间产生的复杂感受，以及作者的丰富的生命体验，这三者有机融合在一起，展现了文学批评的魅力和活力。批评者与作品产生的精神共鸣属于文学批评的永恒生命力。尽管作者多年以来，一直接受高水平的学术训练，但是没有让严谨客观的话语风格冲淡文学批评的诗性特征。在这本书中，诗学批评成为了文学的“再创作”活动。此外，作者艺术批评的落脚点，最终回到了文学批评，避免了文化研究与文学本身完全脱钩的学术症候。

在此书中，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传统研究范式与现代新兴“批评武器”，开阔的视野和多元的研究方法得到恰如其分的呈现。作者不仅游走于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两个领域之间，给当前的诗歌研究注入活力，而且还以生动形象的诗性语言写作，展现学术论文通俗易懂、平易近人的一面。对于一篇优秀的评论文章，内行从中能够看出门道，而外行也能感受到其中的味道。总体上看，此书以批评的敏锐、深刻而著称，而且还具备了较高的学理性。作者还有一些高水准的论文没有收入此书，这在我看来，不免有些遗憾。当然，此书存在一些细小的问题，它们主要体现在诗性的构思和表达必然与论文的学理性、规范化要求产生冲突。书中论文《药——对吴少东诗歌的“纾解”分析》主标题仅仅一个“药”字，概括力不足。同时，从文章来看，作者集中笔墨分析吴少东诗歌的情感表达机制。那么，作为学术术语，“纾解”还不够准确。论文《海南视域下的精神归乡——评林森小说〈暖若春风〉》，主标题和三个小标题的拟定，还可以再琢磨。另外，《华语电影中的两种诗人形象》现象描述和原因分析比较充分，但是思想提炼和理论提升还不足，这或许是文化研究的难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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