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生，复旦大学中文系博士，苏州大学文学院博士后，现为《南方文坛》编辑部主任。近年在《南方文坛》《文艺争鸣》《现代中文学刊》《小说评论》《当代文坛》《文艺报》《中国艺术报》等发表文章数十篇。曾获广西文艺花山奖、广西文艺评论年度奖、《广西文学》年度评论奖等奖项。出版专著《跨文化视野下的晚清小说叙事——以上海及晚近中国现代性的展开为中心》、评论集《人间集——文学与历史的生活世界》、人物传记《面向世界的对话者——乐黛云传》等，参与主编《广西多民族文学经典（1958—2018）》《百年广西多民族文学大系（1919—2019）》等丛书。 曾攀
一
我一直认为，朱山坡的文学坐标，不仅仅在南方，他的叙事，也不局限在小镇。这在《蛋镇电影院》中得到了更深切的印证。通过蛋镇的建造，朱山坡试图从南方散向四方，从边地探向世界。在此过程中，蛋镇成为一个传统与现代交叠的文化装置，其因虚构而实在，完成想象性的文学生产。蛋镇以朱山坡的家乡小镇为原型，但他赋予了它更为丰富的意味，“蛋镇，意味着封闭、脆弱、孤独、压抑、焦虑乃至绝望、死亡，同时也意味着纯净、肥沃、丰盈、饱满，孕育着希望，蕴蓄着生机，一切都有可能破壳而出”。人们往往以为，朱山坡在《蛋镇电影院》中试图重写一个南方，然而在我看来，蛋镇叙事已然不是浮于浅表的小镇故事，更非落于窠臼的南方写作，其以“一切都有可能破壳而出”的开放形态，意欲孵化的是一个现代中国，更是循此走向无远弗届的世界。
从《跟范宏大告别》《陪夜的女人》《灵魂课》再到《马强壮精神自传》《懦夫传》《风暴预警期》，朱山坡一直留意的是南方蛮荒之地的心灵光泽；而在《蛋镇电影院》，朱山坡实现了他小说美学上的破壳，那是一种叙事形态与文化意旨上的新的孕育。实际上，朱山坡从人性的深处，走向了历史的纵深，抑或说，在蛋镇，人性与历史同时得以昭彰。
小说集《蛋镇电影院》看似散乱，实则勾连密切，其中之人物、场景、结构、物事，往往互有牵动，语言的形态与叙述的基调亦是一致的，在纷繁复杂的叙事线头中，《荀滑脱逃》可以说是一个最重要的引线。其一方面通过荀滑串联起整个蛋镇世界，南方小镇的精神伦理与虚实情境的文化构筑于焉得以成型，并透露出多重线索的交织与多元价值的交错；另一方面则以荀滑意料之外的奇诡脱逃，将蛋镇牵引出既定的前现代轨迹，将叙事的藤蔓伸向具有现代意义的中国乃至世界。从这个意义而言，朱山坡从传统的南方一隅，走向了国族的现代经验，于封闭的地域中“脱逃”，以一种匪夷所思的速度和状态奔赴世界，形塑了南方小镇的现代性映射。
二
综观朱山坡的《蛋镇电影院》，表面割裂的故事与人物之间，却有着同一的旨归。小说集一以贯之的是直白坦率的语言，不做过多的修辞，只是不断陈述、叙说，就像一只鸡蛋，在心无旁骛的孵化中，凸显生命的沉重与无言。而这正是“生成”的真正过程。朱山坡也以这样的笔触，孵出了他的蛋镇。那么问题在于，蛋镇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地方？那里有双宿双栖若有若无的凤与凰，有矢志不渝赴美圆梦的胖子章，有锲而不舍感人至深的深山来客，有说一不二有始有终的越南人阮囊羞，还有奇异失踪又离奇返回的荀滑，等等。通过蛋镇，朱山坡完成了从奇观到日常的表达，并试图超越技艺的趣味和地域的局囿，探寻更为遥远的地方。
在这其中，《荀滑脱逃》更像是一个古典小说，荀滑是一个“可爱”的略带古典主义气息的盗贼，有他自己的中庸之道，“他从不希望通过窃取他人财物发家致富，只求一日三餐，从不大吃大喝，每顿都像乞丐一样吃得很节俭，有时候一碗稀饭就足矣”。而且，盗亦有道的他“内心柔软，即便是欺负乡下人也留有余地”，其身上自有一套偷窃的伦理，明明截取的是不义之财，却时常表露出某种古道热肠。整个小说存在一种多重伦理的叠加：荀滑毫无贪婪的中和伦理、蛋镇宽恕容忍的地方伦理，以及电影所代表的超越世俗的精神伦理。具体而言，尽管荀滑以盗窃苟存，但他始终秉持原则，怪诞的是，只要他不出格不越界，全蛋镇都默认且容忍之，“连派出所都默许了”，且荀滑从不在电影院行扒窃之事，在他看来，看电影是一种庄严而不可亵渎的仪式。在这诸种伦理当中，荀滑与蛋镇构筑了一个遗世独立的南方乌托邦。然而，越在传统的世界中，便越能清晰辨认现代性的中国脉络与世界元素，在此过程中，电影的存在，成为小说最隐秘同时也是最显豁的变量。
小说的转折发生在电影院里的行窃案件，荀滑的命运由此发生变化，迅速被推到风口浪尖。此后不断有人报案，扒窃频频发生，从作案的特征来看，似乎不是荀滑，然而他并不能解脱嫌疑，“荀滑委屈得像一只即将被宰杀的母鸡”。最终，一个养鸡的乡下老头一年的收入被窃，悲伤至极，头触电线杆而亡，民众积怨开始爆发，涌向电影院对荀滑兴师问罪。十万火急之际，荀滑竟然完成了一次出人意表的终极脱逃——跳进电影屏幕，消失在众人的眼前，也从此在蛋镇销声匿迹。无疑，这是一次穿越。但是朱山坡还算节制，不是为了穿越而穿越，更准确地说，这仅仅为一次“脱逃”，荀滑既逃避怒火中烧的蛋镇人的抓捕，同时逾越现实，逃离蛋镇，更重要的，他逃向了不可知的远方，从那里“盗”回了蛋镇的未来。
需要指出的是，荀滑的脱逃术一方面是从父亲那里继承的，借以在日常行窃中避开抓捕和惩罚；另一方面则是一种形而上的脱逃，直接逃离现实的蛋镇而跃入虚构的电影场景。后者无疑凸显了叙事的难度，那就是荀滑如何脱逃，难度在此，巧妙也在此，荀滑竟然由“实”入“虚”，钻进了电影当中，从20世纪现代中国的长历史来看，这无疑是蛋镇的一次变革自身的现代“脱逃”。
不仅如此，从小说的角度，《荀滑脱逃》实际上也是朱山坡的脱逃术，那就是新的返虚入实，新的意义转轨。在朱山坡那里，只有在蛋镇能够实现这样的脱逃，因为除了存在多种伦理的重合，蛋镇还存在着多种虚构的叠加，也即小说的虚构、电影的虚构、人物的虚构等相互交织，架构了蛋镇的不同层级，从中可以见出一个纵深的文学世界。除此之外，朱山坡还试图将蛋镇抽离既定的轨道，置入现代中国的国族经验乃至世界主义的话语之中。换言之，在《蛋镇电影院》中，蛋镇成了现代中国的独特象征，也同时构设了蛋镇走向中国与中国走向世界的双重隐喻。
三
《荀滑脱逃》的故事最后，荀滑跳进银幕中的火车得以脱逃，更出人意表之处在于，十一年后，他又搭乘《东方快车谋杀案》中的火车回到蛋镇。这看似荒诞滑稽，然而其中叙事之诡谲又或者说荀滑内心之轨迹，需要回溯至我们和荀滑到陆川县看火车的情景：
坐在铁轨旁边，从中午一直等到傍晚，才有一列绿皮火车从北面徐徐而来。残阳的余光照在火车身上，车厢通体金黄。我们被长得几乎看不到尽头的火车吓得目瞪口呆，又莫名兴奋，拼命向火车招手。出乎意料的是，火车并非想象中那样比闪电还快，而是开得很慢，好像它是故意慢下来让我们看个究竟的，甚至让我们跳上去，带我们前往遥远的地方。
自此以后，荀滑的内心开始萌生随火车远行的念想，直至被怒不可遏的蛋镇人逼到绝境，他终于如愿以偿，跳进了火车，奔向“遥远的地方”。事实上，这是荀滑，甚而是蛋镇人的一种现代想象，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样的脱逃，需要奇谲的想象与诡秘的逃脱，本身就说明了蛋镇走出自身传统因袭之难，甚或说在区域发展不平衡的中国，其现代化的路径中透露出了无处不在的多元与多变。
在这其中，火车不仅代表着现代化的进程，而且还喻示了远方与未来，其中更不为人所察觉的是，那是一列从“北方”缓缓驶来的火车，打破了南方人的生活，搅动了无数南方的灵魂。而荀滑内心所循向的北方列车及其所指示的无法测定的远方，那里代表着多元现代的中国，亦是无边无垠的世界。正如荀滑所言，“如果不绊倒，我早应该到了广州”，他甚至深感遗憾地说道：“那是我离世界最近的一次。”可见，荀滑的定位不仅是中国（广州），而且在于更为邈远的世界。
而最终帮助荀滑摆脱妄想走向世界的，是蛋镇的另一核心元素——电影院。“既然有了‘蛋镇’，那么，必须有一座电影院。在我眼里，蛋镇最有价值的建筑物当属电影院，如果没有了它，蛋镇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电影院在蛋镇不单单是一个娱乐场域和一种文化地标，其更是心灵的寄托和精神的慰藉，这一点如朱山坡自述所及，“只要我进了电影院，一切都变得如此美好。当片头曲响起，连最悲伤的事都可以忘记。而当响起片尾曲，不得不从座位上站起来，离开电影院时，我总是犹如从梦境中醒来，怅然若失，依依不舍”。电影院矗立于朱山坡以及他的蛋镇内部，成为一道景观、一重心绪与一种想象。其间不容忽视的是，蛋镇的“电影院”联结着蛋镇内外，沟通了虚实世界，是地方性叙事中欲望与情感的装置，是现代中国的重要镜像。宕开一处说，《蛋镇电影院》中涉及的中外电影及其所映照的历史情绪、所生产的话语形态与所诱发的界域想象，俨然成了小镇之世界主义的文化中介。
四
蛋镇意味着什么？而且，一个南方小镇，为什么需要电影院？这是朱山坡《蛋镇电影院》里最重要的命题。在小说《荀滑脱逃》中，荀滑从蛋镇跳进了电影屏幕，跳上了如蟒蛇般的火车，但是我们忘了，蛋镇原本就是虚构的所在，那么或许可以如此理解，荀滑就是从虚构跃入虚构。于是，小说事实上探讨的不是荀滑的脱逃，而是他跃入虚设之境后怎样，这是颇有意思的地方。从蛋镇到远方，从南方到中国以至世界，小说以一种后现代的叙事，对照着自前现代到现代的南方轨迹，也凸显了从寓言时代到消解时代的文化征兆。而从虚构跃入虚构，是为了捕捉这样的转圜，完成形而上的对接。
值得一提的是，荀滑离奇脱逃之后，没有一去不返。回来之时，他乘坐的是《东方快车谋杀案》中的东方快车，那是一列往返于欧洲和中东的豪华列车，很明显，荀滑实现了他的世界之旅。而且当他归来之际，从游手好闲的小偷，摇身一变为翻云覆雨的实业家，从蛋镇的索取者，变成了回馈者与贡献者。小说中，虚构的转圜与场景的切换，不过是为了重塑蛋镇的当下和未来。更重要的，脱逃之后归来的荀滑，走向了“遥远的北方”，那是南方之外的另一部分的中国，荀滑沟通了南北，甚或说，荀滑从蛋镇而连接了整个中国。而且，“有朝一日，他要建设一条长长的铁路，起点就在蛋镇，让所有的人都有机会到世界去”。自此，朱山坡明显超越了单纯的小镇叙事与南方书写，在他那里，蛋镇蠢蠢欲动，意欲抽身“脱逃”，寻向更广阔之境。
荀滑栖身的蛋镇，是一个封闭的地域，他的脱逃而去，既是一种历时性的时空变幻，同时也是其本人的内在蜕化。小说末尾，作为他者的荀滑再次出现了，值得注意的是他归来时的形象：“此人西装革履，风度翩翩，像一个谦谦君子。”这里透露出两个信息，一个是他的衣着——西装革履，另一个则是他的风度气质及形象。相对于以往偷盗维生且遭众人唾弃的荀滑而言，这无疑是野蛮与文明的强烈对照，前现代的蛋镇人物也因此获致了一种现代之“象”。
重新梳理小说《荀滑脱逃》，可以见出，从传统的蛋镇，到充满现代意味的电影与电影院；从前现代的荀滑等人物形象，到扭转局面的工业化象征——火车，再到荀滑归来时操持发展的实业：香蕉林、煤炭业等，令小说充满了悖论和张力，这一切最终通过荀滑匪夷所思的脱逃到达顶峰。如是这般的碰撞涌动，正是蛋镇得以破壳而出的关键。但是，小说力量的释放来源于荀滑那充斥着后现代意味的脱逃，蛋镇的电影院需要释放出无边的魔法，才得以将荀滑送向中国和世界，这似乎是一种叙述的困窘，也是现代南方的困境。
小说最后有一个细节，“然而，人们不但没有撤销对他作案的嫌疑，反而还怀疑他扒窃了全世界”。这里的“扒窃”，如若再做深一点的理解，可以将之视为百年来“开眼看世界”与“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经过，对应的是20世纪中国的现代历程。对于蛋镇而言，这样的进程是有迹可循的，如朱山坡所言，蛋镇“基本上是以家乡小镇为蓝图绘制的，并给它赋予了深刻的寓意”。如果联系到他的家乡北流，一个地处亚热带的南方小镇，那里不仅盛产香蕉，在铁、铝、锌等矿藏上也有着独特的资源，荀滑以一种魔幻现实主义的方式归来之后，却以现实主义的因地制宜，寻求现代化的切实响应，从而将蛋镇联系到了更为真切辽阔的外部世界。
五
荀滑的脱逃以及脱逃之后带给蛋镇的巨变，俨然是前现代的蛋镇背离自身形态的表征，更进一步说，其更是20世纪以来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一个历史镜像。小说中无处不在的“电影”，也是20世纪初从西方引入中国的，第一部国产电影是1905年拍摄的《定军山》，任庆泰执导，谭鑫培主演，在清代的中国引起了轩然大波。时间再往前推十年，则是电影的最初发明者，法国的卢米埃尔兄弟的《工厂大门》《火车进站》等影片问世的时代。《蛋镇电影院》的叙事便发生在现代电影工业蓬勃发展的百余年间，铺设的是现代民族国家向前推进的历史时刻。
不仅如此，在朱山坡《蛋镇电影院》集中构设的“蛋镇”中，不断通过各种形式，将隐含的现代性时间或世界性讯息透露出来：《越南人阮囊羞》中时常透露出来的南方战事及其在蛋镇人中留下的后遗症；与战争相关的，还有《凤凰》中的章卫国，小说最后的烈士陵园，他的墓上写着1979年3月29日，文本中杳无踪迹的谜题，终而为确凿的历史所证实；《胖子，去吧，把美国吃穷》中特意提到的香港电影《胭脂扣》，以及胖子章念兹的美国情结；小说《深山来客》中，身患绝症却至死不忘看一场电影的鹿山人，最后定格在了国营照相馆；《荀滑脱逃》中，荀滑的脱逃，乘坐的是象征着工业文明的火车往返于蛋镇与世界；此外，《在电影院睡觉的人》中的电影《布谷鸟》，《骑风火轮的跑片员》里面提到的电影《小花》，等等。不得不说，蛋镇内部涌动着丰富复杂的外在元素，已然胀破了南方小镇的狭小局域，走向更为深广的境界。在此意义上而言，朱山坡通过《蛋镇电影院》，完成了从心灵—地理向地理—心灵的转圜。也就是说，小说叙述的中心是阔大的界域中的内部世界，而不是特定时空的内心呈现，朱山坡由是练就了如荀滑般的“脱逃术”，以此破除标签化的文学地方性叙事，走向更为广袤的天地。
1979年生，广西昭平县人，现居北京，长期从事编辑出版工作。 贝为任
小镇电影院往事
“在短篇小说极可能领先一步式微的这个小说苍老年代”（唐诺语），朱山坡通过一组短篇，讲述了“蛋镇电影院”往事，这些来源于真实的虚构之地的故事——年岁越长，我越笃信虚构万物必源于真实。写短篇，关于小镇，小说家需要双倍的勇气。小说读者（尤其是短篇小说读者），会不会跟某一时期的蛋镇电影院观众一样消失得无影无踪而后不知何时又悄然潜回呢？
这不是一个歌颂小镇的年代。在我出生的地方（跟小说里的蛋镇及书写者朱山坡的家乡小镇很像），人们尽其可能往县城里跑，往市里跑。还有些人，会一不小心跑到大城市，比如我。年事已高，或无心继续往更大的镇里跑的人，才停留在小镇。小说里的每一个人，几乎都在逃离蛋镇：飘然而去的脱俗女神，划着一只小木船终于“偷渡去了美国”的胖子章，组织了蛋镇话剧首演的“莎士比亚”，有着神秘假腿的战斗英雄，唯一的艺术家白美工……为了逃离，人们几乎可以赌上一切。20世纪90年代，南方山区小镇，我听到跑江湖的术士们为招揽大家过来瞧一瞧看一看，通过破音喇叭用广东话喊：“博一博啦，单车变摩托；博一博啦，移民到美国……”后来我猜，这个“博”，也是“拼搏”的“搏”。
十七篇小说“既独立成篇，又构成一个整体”，里面的人物，既比虚构人物多一些怯懦、绝望、庸俗、钩心斗角，又比真实人物多一些丰盈、纯净、滑稽、可笑，甚至神秘地不知所终——这不就是我们吗？我们何尝跟这世上的人群和万物建立分明的界限、确定的关系，哪一天不是在这样的暧昧与无知混沌中度过？我还想起一个曾被过度提及的词组：“魔幻现实”——突然驾临蛋镇的稚嫩、娇气并带点羞赧的越南女子，酷热中西装革履、暗中寻访莫须有文物的来历不明“麻风病人”，坚持在电影院生孩子、与电影院“生死与共”的阉鸡匠老婆，热爱电影、羸弱多病的乡下鹿山文艺女青年，如魔术中的脱逃大师一般神秘消失的小偷……
中国当代小说家“魔幻现实”一课的老师是加西亚·马尔克斯，马孔多是马尔克斯虚构在拉美大地的魔幻现实之乡。跟蛋镇一样，马孔多也有一座电影院，人们刚刚为一个人物不幸死亡悲痛欲绝，没想到转眼间死者在第二部电影里再次生龙活虎地出现。这还了得！人们无法忍受这种闻所未闻的嘲弄，怒不可遏地毁掉了电影院。
蛋镇的人们也多次扬言要砸了电影院，事实上要包容得多。小镇上，总要有一座电影院，以及它面前的广场，供人们辩论、攻讦，公开表达敬佩或不屑。讲究的人们体面地争夺影响力，写不出诗的诗人发表冷评论。有了电影院，电影院院长跟文化站站长争夺蛋镇史略的话语权时，底气十足，难分伯仲。蛋镇人民共同回忆起杨玉环、李宗仁驾临这个僻乡的种种传说，心安理得，坚信这真的发生过，试图让后人和外面世界遗忘它时可以慢一些再慢一些——蛋镇人们纯朴的妄念啊，遗忘都在一瞬间，记忆才需要缓缓地轻柔地召唤。
真正被遗忘的是乡下。乡下人自始至终没有登上蛋镇广场生活的舞台，哪怕小镇步行一刻钟就会到乡下。乡下人是蛋镇子承父业的小偷合理合法（甚至被派出所认可）的作案对象，在小偷神秘脱逃多年后带回外面世界的功名，甚至无须洗刷过往名声之时，又争先恐后成了他的雇员。乡下（更准确地讲，是深山）鹿山来的男人，每次把妻子背进电影院后，“随即出来了，蹲在海报墙墙脚下卷烟叶，一直在烧烟叶”。他是小说家给予笔墨却又不看电影的人。“电影跟戏一样，全是骗人把式，我不爱看。”这很实在，实在到让我想起一个同样来自乡下的同学，他父亲曾对他说：“抽中华不算牛，抽别人送的中华才算牛。”
讲到乡下人，我想正儿八经地跑题。
20世纪90年代，在距离现实蛋镇（它“无疑”就在广西北流）约三百公里的乡下，一个十二岁的孩子来到县城。长大离开县城多年后，他才想起，他曾在那里听说过、见到过一生中最初的书写者偶像。日后，他们也离开县城来到城里，成了专业或半专业的书写者，不过换了场景，领导讲话稿、法庭辩护词，关于浪漫旅途、新能源汽车、商业品牌、梦想生活的文案。在一个大家离开多年后重逢的聚会上，众人举杯向一位昔日少年作家道贺，祝福这个冉冉升起的政界明星。有人以我们所在的新城为主角，说要讲好城市故事，顿时众声赞和。我不合时宜地走神。我们称兄道弟、勾肩搭背、推杯换盏，关于故事的理解却大相径庭。故事来源于旁观者从漫漶的时间之河里打捞、梳理、沉淀并记忆。对于新城及组成新城的众小镇（上一时代的乡下，下一时代的城市）来说，故事是确定的、面向未来的、只争朝夕生怕一个打盹就错过一个时代。如果故事呈现如此轰轰烈烈的开放性，谁会做一名旁观者，谁又可能只做一名旁观者？
蛋镇连接着乡下与外面的世界，每一个离开蛋镇的人，几乎都不知所终。年纪越大，累计碰到擦肩而过的人越多，反而更明确一点，我们对彼此今后的命运一无所知。我们毫不犹豫地遗忘，偶尔，有小说家替我们记忆。小说家的记忆负累已经沉重不堪，纸笔（如今更多的是电脑）是现实中的局限工具，写成的文字就是一道立此存照的人为的边界记号。我期待那些在县城见过、听说过并曾投以仰慕目光的书写者们，有一天好像记起些什么，捡起他们青春时代的锐气和荣光，重返文字的迷宫，讲述他们探索到的广阔世界之边界。犹如在奔腾不止的时间之河里劈出巨大断点，至少有那么一刻，书写者静立其中，承受虚空。
这种期待过于严苛，甚至刻薄，因而注定落空。或者，他们比我领先几个身位地、更透彻地领悟博尔赫斯所说过的：“这种事只有在现实中才有可能发生。”他们早明白书写者的困境、徒劳和颓唐。既然有那么多现实才有可能发生的事，等待我们“历史性”地亲历，停下来书写过往不是很无趣很矫情吗，尤其是一个小镇一座影院一群张三李四？我们都害怕那种暗夜里四下无人的寂静，不敢面对我们以为有人在听可只有自己在说的尴尬，不是吗？
逃逸到外面广大世界，又返回这个中国南方马孔多的蛋镇人，只有一个，“生而为贼，非常抱歉”的小偷荀滑。他重返蛋镇，并扬言，“要建设一条长长的铁路，起点就在蛋镇，让所有的人都有机会到世界去”。“到世界去”，表明蛋镇的身份，它从世界裂解出来，确凿无疑就是马孔多。蛋镇人看到，他身上洋溢人们自身命运的一部分，给予人们连接世界的希望。或许，这是人们待他如此宽容和仁慈的原因。
读完全书，我忽然惊异，广西北流，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地方，跟高坡寨所在的昭平一样，曾长期是县城，竟然诞生过两位小说家（当然不止两位，其他的我没听说）。上一位是20世纪90年代写出《一个人的战争》的林白。它也许没有诞生首富，却诞生小镇往昔的书写者。就像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前的电影院院长的职务令人向往一样，这足以让人羡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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