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春天，我从工作了12年的新京报书评周刊离开，和朋友们一起创办了一家叫“乐府”的小小出版公司。同一年夏天，我搬家离开居住了20年的北京，来到大理。
一家新的创业公司，创始人在草创阶段居然离开了自己的团队（虽然那时候团队只有两个人），当然不合情理，同时对公司来说，这也是一件极度危险的事情。
果然，2016年我们只出版了一本书，《寂然的狂喜》。2017年，我们也只出版了一本书，《中国故事》。两本书的反响都不小，销量也不错，但两本书养活不了一个出版公司，2017年底，乐府已经走到了濒临解体的边缘。
回过头来看，乐府最初的两位编辑，对我的信任，几乎可以说是莫名的。我完全不像一个创业者，看上去对我的公司甚至有一点不负责任。但她们最终选择了坚持，或许，这和我一开始，跟她们讲述的故事有关？
寻找不一样的声音，再把它们做成书
那时候，我厌倦了作为话语权力中心的媒体，也厌倦了作为文化高地的北京，我告诉她们，我在书评周刊几乎可以看到当年出版的所有好书，它们真的非常好，但似乎又少了一点什么。
我想去寻找一些不一样的声音，那是这个时代的声音，理应被这个时代听到。我还想去重新唱响一些属于永恒的声音，这个时代太强大了，强大到要把永恒遮蔽，但我们的心灵，却依然扎根于永恒之地。
这就是乐府（LO.VE）这个词的
所以，我必须在路上。乐府成立的第一年，我去上海寻找近30年前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世界童话系列丛书的线索，希望让读者重新读到那些流传了千百年的人类故事；我去广州找一苇，一位花了十年时间
我去扬州找工艺美术大师张永寿先生的女儿，希望再现既传统又现代的剪纸艺术；我去长沙找绘本大师蔡皋，听她讲一位不识字的老奶奶，如何在70岁开始写出一些天残地缺却又惊心动魄的汉字，看她如何把一首悠远的童谣，变成一册清新的图画书；我去无锡和叶嘉莹先生的弟子黄晓丹聊天，她想以心理学作为路径，让真正的古典文学，重新进入这个时代的心灵……
这都是书。这都是了不起的书。但与此同时，它们离真正成为一本一本书，又都还有一段漫长的道路。在书评周刊工作的时候，六点文化的创始人倪卫国先生的一句话对我影响很深，他说，“好书是等出来的”。
那就等吧，等作者，等编辑，也等自己最对的那个状态。现在，乐府已经走到了第五个年头，最初签下的那一批书，有一些终于出了，比如最近堪称火热的《讲了100万次的故事》，而有一些，依然还在路上。
两年只出两本书，好书是等出来的
时间回到2017年的年底，那时候，乐府只出了两本书，却还有几十本书在不同的编辑阶段之中，这些书里面，没有一本有确定的市场前途，但似乎每一本，又都具有可能性。
我们有五个编辑，没有印务（我让一位编辑学习印务），没有营销（我以为我自己可以兼顾营销，但我错了），一切都需要摸索，所有的人，都觉得前路茫茫。最重要的是，草创之初和朋友们一起准备的那一小笔启动资金，用完了。
没有奇迹，只有等待，等待书慢慢做出来。2018年，我开始更多地回到北京，把精力投入生产。这一年，我们和上海贝贝特合作出了两本书，《风落之光：ECM唱片的视觉语言》《为爱朗读》，和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合作出了一本书，《六》。这几本书，对我影响殊深，我想讲一讲它们。
《风落之光》是ECM唱片公司的封套集。ECM的创始人艾歇尔在世界各地寻找新鲜特别又充满活力的音乐，无论是古典的，爵士的，还是实验的，融合的。他为这些音乐提供一种极致的视觉设计，经过50年，无论是在音乐风格上，还是在视觉风格上，ECM都从一个名词变成了一个形容词。
从创作角度来看，ECM和艺术家们合作，把音乐艺术的边界扩大了，从传播角度看，ECM和新的音乐爱好者合作，扩展了商业领域之中的音乐多样性。
做这本书的过程当中，我意识到，我想做的，正是ECM这样的公司——原创的，有活力的，多样性的，极致的，最重要的是，在一个主流之外的领域，和世界发生深刻的关系，最终成为世界的一部分。
如果说ECM扩展了人们对音乐的认知和想象，那么我希望，乐府最终能做到，扩展人们对文学的认知和想象。我们扩展不了文学，文学本来就在那里。但我们可以让更多样的文学样式，以更强烈的形式，呈现于这个世界。
其实，在乐府成立的头两年，我完全没有办法向别人介绍乐府到底是做什么书的。我们的第一本书《寂然的狂喜》充满实验性，是叶芝诗歌和当代版画艺术，还有书籍装帧艺术的结合体；第二本书《中国故事》是民间文学和儿童文学的结合体；第三本书《风落之光》是先锋音乐和视觉艺术的跨界融合；第四本书《为爱朗读》是一个爸爸和女儿持续3218天的共读记录，可以归入亲子阅读领域；第五本书《六》，是对一个日本嬉皮士在大理用自然农法进行耕作的记录。
这些书，和乐府之后出版的很多书一样，看上去毫无关系，但对我来说，它们都是一样的书，它们代表着，在此刻的世界，有一些人，以自己极致的方式，热烈参与生活，并在这个过程之中，创造出了一种神秘之物，这个神秘之物，就是我理解的文学。
记录人们的选择，也为人们的选择提供力量
啊，我跑远了。我刚才想说的是三本书。《风落之光》之后，是《为爱朗读》，这是一个关于阅读的故事，一个爱书如命的父亲，如何把对书的热爱，传承给了自己的女儿。
这是一个奇迹般的案例，3218天持续不断的亲子朗读，它当然是极致的，并且很容易就可以被用于亲子阅读推广的领域，但真正吸引我的，是这本书里面的权力关系——不是爸爸要求女儿听自己读，而是女儿要求爸爸一直读，然后，他做到了。
有阅读机构去找我做讲座讲这本书，我最后总是说，其实阅读一点也不重要，你甚至不需要读这本《为爱朗读》，真正重要的是亲子之间的关系，是更有力量的一方对另一方的尊重，信任和等待。最终，等待会开花。因为一本《为爱朗读》，人家请我去讲阅读，最后我却说其实不需要阅读——这多少有一点尴尬。其实我真正从这本书里面想到的，是乐府到底在做怎样的书。
和中信合作《中国故事》的时候，中信发行部的老师判断，这基本上还是一本强需求的书。这是我第一次真正听见这个词，但我觉得不对。我觉得乐府做的所有书，都是不需要读的书，换一句话说，它们不指向一个强需求。但与此同时，我们的书，它们又是重要的——不仅仅所有人都可以读，本质上，它代表着一种选择，一种对生活，对生命的选择，一种可以选择的选择。
今年我们出版了《讲了100万次的故事》，讲故事的过程，和“为爱朗读”的过程，何其相似。我当然可以理解这些故事是有着“强需求”的，但事实是，过去几十年，类似这样的故事，在我们的生活之中缺席，以至于人们读到这些流传千年的故事之时，第一反应是，这些故事居然如此新鲜，如此与众不同。但人们真的必须读这些故事吗？
是的，它们经典，它们丰富，它们是人类心灵的根源所在，但是我依然觉得，人们不必须读这些故事。把“讲了100万次的故事”，继续第“100万零一次”讲下去，它是一个选择。
陈嘉映写过一本《何为良好生活》，良好生活，本身就是一个选择，它需要勇气，也需要能力。我相信，和“强需求”的时代并行的，还有人们对良好生活的渴望，对选择的渴望，乐府的书，记录人们的选择，也为人们的选择提供力量。
是的，选择。这就是我想讲述《六》的故事的原因。六是人名，一个叫上条辽太郎的日本人，到中国的大理，种了六年地，不杀虫，不除草，不施肥。接受土地给予的一切，而土地，也从来没有让他落空。种地之外，他还酿造，还做音乐，还生养了三个孩子，他在土地上游荡，也把自己回馈给土地。
这是一个简单而丰富的人，他后退一步，接受了所有的艰难时刻，却因此获得了种种意想不到的可能性，包括有人要为他写一本书，拍一部纪录片。夸张一点说，六似乎把自己过成了一部作品，他对此心知肚明，却又浑然不觉。他所做的事情，和他所身处的世界，在这个意义上融为一体。
这是一种关于生活和生命的选择，以及选择之后的承担，苏娅把他写成了《六》这本书，并通过这本书完成了自己的选择。如果说，做书这件事，本身就是一种对观念的表达，那么在六的身上，我看到了我想表达的那些东西。与此同时，在这个人身上，我也学会了接受和等待。
在大地上漫游，遇见新的作者，出版“第一本书”
是的，乐府一直在等。2016年，我们出了1本书。2017年，1本书。2018年，7本书。2019年，12本书。2020年上半年，我们出了20本书。原创性，独特性，文学品质，各种因素加在一起，我想，乐府应该算得上出书最慢的出版公司之一吧。
和最慢相称的，还有最初。乐府的书里面，有很多是作者的第一本书。最初我没有想到我们要面对大量的“处女作”，不过，既然我们一直在大地上漫游，寻找新的关系，遇见新的作者，那么大量出版“第一本书”，在逻辑上也算顺理成章。
我不断遇到有趣的人，不断对他们说，“写一本书吧”，在这个过程之中，构成问题的，是怎样的“第一本书”，才是优秀的文学作品。我对此没有答案，只能说自己运气好，遇见了那么多新鲜的作者，他们都写得那么优秀。
我想说说这些作者们。他们中的一些人，书已经出来了。另一些人，书还没有写完。和这些作者合作的过程，是做书的妙趣所在。
第一个是黄晓丹。2019年，我们出版了黄晓丹的第一本书《诗人十四个》。这本书入围了书店文学奖的年度文学批评，豆瓣的年度书单，黄晓丹也因为这本书登上一席，一席演讲，圈粉无数。
对我来说，这一切一点也不意外，很多年以前我还在新京报社的时候就知道，这是一个能够带来崭新思想资源的写作者。是的，我一直无法界定黄晓丹是学者还是作家，她既是思考者，又是写作者，《诗人十四个》被归入古典文学批评，但我其实把它看作关于人生的散文，只是作者的主题，恰好在古典文学这个领域——就像《六》的主题，恰好在自然农法这个主题一样。
2016年，我和黄晓丹在无锡江南大学外面的一间咖啡馆，聊一个关于“诗与心灵”的写作计划，她说想用心理学的资源，把古典文学作品，把古代诗人，现代化。那一刻我就知道，这将是一本重要的书，它甚至可以开启大众层面，对古典文学一种新的认知。
百年以来，中国传统文化要么被扬弃，要么被使用，要么被吹捧，要么被改造——却一直难有一种仅仅是认同的路径，那是我们的祖先，和我们是一样的人，他们曾经经历和思考的，我们同样也将经历和思考，仅此而已。最初的时候，黄晓丹说要借助心理学资源，把古人请到现代，但最后我们会发现，根本不需要心理学，只需要一颗纯粹的心灵，我们就能够重新与古人发生应和，并且确切地知道，这就是我们的一部分。
说到这里，我想有必要提及乐府的一个基本出版观念。我们希望呈现中国：传统的，现代的，民间的，普世的，真实的。在书评周刊工作期间，我遇到很多出版前辈，他们中的很多人，怀着一种启蒙之心，并且大声疾呼，启蒙仍未完成，常识仍需普及。
我敬佩这些前辈，但我同时认为，所谓启蒙，只有进行时，并不会有完成时——并且也不需要完成。相反，此刻的中国，还有众多的声音可以表达，也需要表达，这些声音和启蒙无关，它们本身，直通普遍的心灵，既是中国的，也是人类的。
我想，《诗人十四个》就是这样的书，它处理的当然是一个最中国不过的主题，但“古典文学有什么用，它是否可以支撑起一个现代心灵，对于我们此刻心中最幽渺的迷惘和疑问，古典文学能否给出答案或者支撑”，黄晓丹在书中提出的问题，其实是一个现代普通人的立足之本，不管我们生活于哪个场域，类似这样的疑问，总会被一再提出。
作者: 黄晓丹
出版社: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出品方: 乐府文化
出版年: 2019-7
不久前，乐府出版了作家何大草以王维为主题的小说《春山：王维的盛唐与寂灭》，首印八千册，上市十天就加印了一万册，算是一本小小的准畅销书。我会把这本小说和《诗人十四个》联系起来看，虽然它们绝不相同。
黄晓丹让古典文学成为现代人的心灵资源，而何大草，则直接以古人之眼，凝视死亡本身，并以一段深刻的关系，为王维生命的最后一年，做了一个绝美的注解——死亡和关系，这不就是文学必须面对的永恒主题吗。
另一个我想提及的作者，是胡冰霜，四川大学心理学教授，也是一位全科医生。她的第一本书《与病对话》在疫情期间，被樊登推荐，现在已经发行了5万册。
而这本书在过去的几年之间，曾经被拒绝了很多次，拒绝的原因非常理性而正确：作为一本医生的书，这本书不谈治病方法，不指向实际的需求；作为一本西医的书，这本书对于包括中医在内的传统医学持宽容态度，立场不够鲜明；作为一本医学散文，这本书好像也谈不上文笔优美？
作者: 胡冰霜
出版社: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出品方: 乐府文化
副标题: 全科医生手记
出版年: 2019-3-31
我是在看完第一篇样稿之后，就决定要做这本书的。胡冰霜足迹遍天下，行医四十年，是少有的大地上的医者，她处理的是疾病，看见的却是一个个人本身。与病对话，与病人对话的过程，其实正是这位全科医生自己的成长之路。作为医学书，不确定性和多元性，可能是一大弱点，但作为一个人的成长道路，怀疑和怀疑之后的选择，正是最动人心魄之处，甚至，那些没有琢磨的文字本身，也充满一种
这本书提供的不是面对疾病的解决方案，而是对患病之身的理解与支撑。这样的书，我想献给所有的父亲母亲，所有的老人。很多时候，我们以为给老人一些关于养生和健康的确定性知识，是对他们负责，其实，老人更善于思考，更敢于怀疑，胡冰霜医生对现代医学既坚持又怀疑，既怀疑又坚持的过程，对于一位老人来说，可以构成巨大的安慰，而那些在怀疑之后的选择，更让人读来心安。
胡冰霜医生是四川人，看完书稿之后，我特意跑去成都，和胡医生见一面——我觉得只有看见这个人，我才能想象出这本书该是什么样子。结果一见面，她就要送我书，史怀哲，德兰修女，高尔泰——从来都是我给作者送书，作者给我送书的，这是头一次。三本书里，很容易读出胡医生的济世之心，她对医学抱持谨慎的态度，却对人心的内在力量，深信不疑。
这本书的书名，目录结构，每个章节的标题，以及封面文案“看病，看人，看见生命的希望与光亮”，都是在那次见面之后确定下来的。整本书朴实无华，它就是我看见的胡医生本人。
听作者们讲故事，然后想象一本书的模样
说到胡医生，我忍不住想说说成都和大理两个地方。搬家到大理之后，我遇到了很多大理和成都两地的作者，对这两个地方呈现出来的文化多样性和先锋活力，更是惊叹不已。
不久前我们出了一本书《仿佛若有光：大理访谈录》，黄菊，行李公号的主编，一位住在成都的写作者，对现代大理的探访——社区建设，教育探索，艺术实践，乡村建设，生活方式，这本书记录的大理，为此刻的生活，呈现了一种不同的可能性，更提供了一种充满活力的思想资源。
作者: 黄菊
出版社: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出品方: 乐府文化
副标题: 大理访谈录
出版年: 2020-5
大理如此活跃，其实是题中应有之义，毕竟，十多年来，来自全国甚至世界各地的新移民，在这里扎根，也带来了文化融合的可能性。相比之下，成都的先锋性，让人有些意想不到。我印象最深刻的，是A4美术馆的创始人李杰。
他去年在一席有一场演讲，讲如何协助和支持孩子们做展览，以及更多的艺术项目——注意，不是带领，是协助和支持，那么多的艺术项目，从主题到实现，都是由孩子们来完成的。这个观念让我耳目一新，趁着去成都拜访何大草老师的机会，我约了李杰半天时间，讨论写一本叫做《童年美术馆》的书。
《童年美术馆》还没有写完，我只能说，就已经写出来的八万字来说，这是一本激动人心的书。不过更让我激动的，是那个在A4听李杰讲故事的上午，他讲孩子们各种天才的创意，讲美术馆的各种可能性，讲艺术和教育，特别是公立教育发生关系的各种路径。那个上午，我有一种要把编辑部搬到成都去的冲动。
是的，作为出版人，最幸福的时光，是听作者们讲故事，然后想象一本书的模样。我的编辑同事说我会讲故事，其实我的那些故事，都是从作者那里听来的。
最后，第三位我想提及的作者，是杨本芬，一位80岁的老人，我们刚刚出版了她的小说处女作《秋园》，写她已逝的母亲。
作者: 杨本芬出版社: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出品方: 乐府文化出版年: 2020-6-1
关于这本书，我在豆瓣写了一条短评，我想全文抄在这里：去年差不多前后脚，我同时签下了《春山》和《秋园》两本书。《春山》写王维，书稿我是一个晚上读完的，之后一遍一遍，回味不已。《秋园》则不然，虽然只读了一章我就决定必须要出这本书，但这本书稿，断断续续好多天才最终读完——命运之重和作者下笔的温婉淡然，让我没有办法一口气读下去。我跟别人说，这是母女版的《平如美棠》，这更是女性版的《活着》，但其实，《秋园》就是《秋园》，这本书是不需要这些比拟的，一个比拟可以让读者快速对陌生的书产生联想，但最深挚的那些东西，不在这些形容里。
这是一本怎样的书呢。签下它的时候，我甚至害怕被编辑批评，说我又签了一个无人知晓的陌生作者，更担心没有编辑会对这样的题材感兴趣。但无论如何，我就是想出这本书，哪怕它只能印五千本。并不是因为作者已经八十岁了，还没有出过一本书，也不是因为这本书写了母亲，而母女之间，是人类面对着的一个永恒问题。
真正吸引我的，是语言。我确信，这位在厨房里抽空写几笔最终完成这本书的老人，是真正的写作者，她不仅仅是女儿和母亲，她用写作，直面了自己的人生，直面了家国的历史，直面了命运的
一位朋友说，这是一本高贵的书。我想说，这本书里，还有一个平凡而高贵的人，一个女人。
秋园，一个女人。一个承受了命运，又扛起了世界的勇者，和她的诸多女性同胞一样。
去年看了季丹的纪录片《芭雅》，芭雅也是一位母亲，一次次直面男性家庭成员的死亡，却像大树一样，把家族继续支撑了起来。读着秋园的故事，我会想到芭雅。我们这些男人，欠她们的。我想我们至少可以做到的，是记住她们普普通通的名字。
所以，这本写母亲的书，不叫《关于我母亲的一切》，这本写乡村的书，不叫《乡间生死》。她就叫《秋园》。我希望，人们能记得这个美好而高贵的名字，也能记住这本真正的书。它是回忆，它是和解，它是历史的记录，它是女性的倾诉，但它首先，是写作！它是一个有着足够天才的作家，以生命为积累，在70岁开始动笔，到80岁才得以出版的，处女作。
今年是乐府的第五个年头。在漫长的等待之后，我们在艰难的2020年慢慢走上正轨，也终于开始有了一点正经出版公司的样子。我们今年有很多好书，比往年多，比起往年，也更多地被读者看到——虽然我们以往的书也同样好。
这个行业，永远只会做锦上添花的事情吗？
今年我们出版了五年以来最重的一套书，8卷12册的《讲了100万次的故事》。我想以关于这套书的故事，作为这篇文章的结尾。
前面我已经说过，这套书是在2016年签下的，我相信这些永恒的故事，对于此刻的读者，可以带来心灵的滋润——乐府的书从心灵出发，一方面坚信这个时代有着无数丰盈的心灵和写作，一方面也认为，在公共领域，存在着心灵的干涸，我们希望自己的出版物，可以为当代心灵提供一点点支持和慰藉。
但事实上，这套书在出版之前，被合作方拒绝了很多次，我们听到最多的一个质疑是：如果市场上没有这样的书，那可能是根本没有需求。是啊，谁会对一个挪威或者非洲的民间故事感兴趣呢？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自己是读着故事长大的，我相信，孩子们依然需要读着故事长大。
对我来说，做这套书的过程，其实是讲述一个关于故事的故事的过程。我们这个时代，人们轻易就可以获得很多思想资源，但我想，对非常多的人来说，故事，这个最古老的精神宝库，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新的思想资源。每个时代有不同的主流故事，比如灰姑娘类型的故事，比如好运气类型的故事，比如像“猎人海力布”那样，被禁言却依然要说出真相，不惜化成石像的故事。对我们这个时代来说，最重要的故事是什么呢，我个人认为，就是关于故事本身传承的故事。巨变的时代，我们要记得回望来处。
这套书做了4年，一边编，一边想。我们在第三年，想到《讲了100万次的故事》这个书名，一下子在古老的故事和永恒的心灵需求之间，建立了关系；我们在第四年，找到了现在的封面设计方案，用古老的石头意象，结合故事里那些让人想象无限的句子，隐喻故事的力量和心灵归属感。
这是一套让我欣喜不已的书。作为出版人，你会无数次想象一本书的样子，而最终那本书居然比你想象到的最好的样子还要更好，这就是我拿到这套书时候的感觉。在那一刻，我再次想起倪卫国先生那句话，“好书是等出来的”。
回想起来，乐府做的绝大部分书，其实都是在说选择这件事，也都是在说一个人和世界是如何建构关系的，再确切一点，一个人是如何成为一个人的。这些书从心灵出发，最终也归于心灵。每一个人成为人的路径，都不可复制，所以，每一本书都不是必须读的，但每一个人的道路，都充满启发，充满力量，暗夜行路，我们需要的，或许就是这种同行者的力量吧。
我相信，乐府的每一本书都是有瑕疵的，但世上怎会有没有瑕疵的人呢。既然我们选择记录人的道路，我就接受这个瑕疵吧。这也回到了我所理解的乐府，我们做的所有书，都是文学，而文学的尺度，在每个人那里，都是不同的。我喜欢多样性，乐府的书本身就充满多样性，那么我当然也接受，读者多样的评判。
对我来说，把这些书做出来，就是我参与这个世界的道路，它无法正确，也不需要正确，我只能说，这条道路，无比美丽。我是个做书的人，我不写书，如果有一天我会写一本书的话，我想，它可以叫做《出版说明》——写到这里，我突然意识到，我好像真的想为我的作者们写一本书。
今年我会出一本漫画家俞昆的小书，同样也是她的第一本书。我是在一个展览上看到她的作品的，喜欢得不得了。我说我们做本书吧，她很谨慎地回答，你是认真的吗？我投给过两个出版社，都说喜欢，但都拒绝了我，因为我“不出名”！可是，难道，你们这个行业，永远只会做锦上添花的事情吗？
不是这样的，一个做书的人，永远记得，要走在前面一点点，要为这个世界，增加一点点不一样的东西。
慢慢来，路还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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