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一十六年前的今天，沈从文在湖南凤凰出生，二十岁的时候他离开湘西，来到北京。湘西的一切滋养了他，也构成他文学创作的重要背景和来源。
沈从文在年轻时对文学满怀热情，但新的时代到来后，他不再知道需要他的“人民”在哪里，尽管他努力地调转船头，却失败。他承认：“世界发展得太快，我已经落后。”他的文字与时代格格不入，兜兜转转，最终不得不放下文学，投身于文物研究之中。八十年代，沈从文受邀去美国做讲座，讲座中他一半谈文学一半谈文物，
今天，正值沈从文诞辰，主页君分享李静睿的《沈从文的后半生：总而言之
沈从文的后半生：总而言之
1.
我在纽约见过一次金介甫（Jeffrey C. Kinkley），在张新颖的《沈从文的后半生》之前，他写出了最好的沈从文传记。那本书细致得近乎啰唆，甚至考证出翠翠的原型：一部分是沈从文第一次离家时在芦溪遇到的当地开绒线铺家的小姑娘；还有一部分是1933年他和张兆和在崂山溪边洗手，看到对岸一个穿孝衣扫庙的姑娘，沈从文说“那穿白衣的姑娘，我可以给她写个小说”，后来就有了《边城》。
金介甫当时在纽约皇后区一个小大学里教书，办公室大概只有四五个平方，开着极小的小窗，我在排山倒海的资料中勉强坐了下来。他六十几岁，离婚后再婚，住在新泽西州，每次往返学校需要六个小时，开车转火车转地铁再转公交车，他几乎秃了顶，和我拍照前，却还是拿出一把梳子，认
金介甫1980年第一次来中国，与沈从文、张兆和的合照
2.
《沈从文的后半生》从1948年起笔，中国大变在前，老朋友们大都兴奋乐观，只有沈从文，在杨振声的霁清轩中消夏时，还写了篇《中国往何处去》。后来，沈从文被郭沫若划定为“粉红色作家”，他精神失常，自杀未遂，又给远在香港的黄永玉写信：
“北京傅作义都已成瓮中之鳖。长安街大树均已锯去以利飞机起落。城，三四日可下，根据过往恩怨，我准备含笑上绞架……”
黄永玉觉得表叔真夸张，又觉得自己比他见识高，知道什么是“人民战争”。没多久，解放军真的进城，沈从文忙不迭夸他们“威严而和气”，劝黄永玉赶紧回来，“参加这一人类历史未有过之值得为之献身工作”。这种抗拒与顺从的矛盾，几乎贯穿沈从文的后半生，他在时局的长河中顺流而下，自有逆流反抗的直觉，却又不断否定自己的直觉，他拿不准，又是独自一人坐在船上，更觉彷徨孤独。
沈从文凡事都有一股让人讶异的真诚，连改造自我都是如此。《沈从文的后半生》里写到1949年9月，沈从文给妻子张兆和写信，说自己在把“一只大而且旧的船作调头努力，扭过来了”，后来他写诗，又说自己“已得到一个完全新生”。但一个人无法全情投入自己本就怀疑的狂热，所以在开国大典那天，沈从文完成长诗《黄昏和午夜》：
“神武门城楼上大钟大鼓灰尘蒙蒙
沉默喑哑相对已半个世纪
帝国封建的种种，早成传说故事
慢慢在时间下退尽颜色
惟剩余点滴片段，保留在老年人记忆中
当作生命迟暮的慰藉。”
与之对比的是，何其芳在几乎完全相同的时间段里，写了《我们最伟大的节日》，沈从文没法和自己的情感世界做这样彻底的告别，他的确努力把船调头，却撞上暗礁，他失败了。
妻子热烈地献身于“新中国建设”，连读初中的儿子都疑惑他为什么“老不进步”，觉得他“到博物馆弄古董，有什么意思”，家人爱他，却不理解他，沈从文只好从肖邦和贝多芬中寻找慰藉。他深夜写作，第二天又完全扔掉，既因恐惧，也因自卑，他当然不再是过去那个乡下人，连标点符号都不会用却觉得自己会超过契诃夫，但他也没有成为另外一个人，他留在了不能被改造的自我里，微弱抗拒，微弱挣扎。《沈从文的后半生》中有他在革命大学改造时的一段话：
“天已接近黄昏，天云如焚如烧，十分美观。我如同浮在这种笑语呼声中，一切如三十年前在军营中光景。生命封锁在躯壳里，一切隔离着，生命的火在沉默里燃烧，慢慢熄灭。搁下笔来快有两年了，在手中已完全失去意义。国家新生，个人如此萎悴，很离奇。”
他不大明白这个世界，也不大明白自己。1952年沈从文去四川内江参加土改，在信里向儿子描述当时批斗地主的情形：
“实在是历史奇观。人人都若有一种不可理解的力量在支配，进行时代所排定的程序……工作完毕，各自散去时，也大都沉默无声，依然在山道上成一道长长的行列，逐渐消失到丘陵竹树间。”
沈从文自己其实也是如此，被不可解的力量支配，进行时代所排定的程序，与当时大部分人尚处于政治昏睡状态不同的是，他捕捉到了这一点。
在那个时代，对当下政治有更准确判断的，恰恰是两个似乎和政治隔得最远的作家，一个是他，一个是张爱玲。在《赤地之恋》中，张爱玲说“眼前明摆着的事实，这只是杀人越货”，书中两个心存疑虑的年轻人相爱，“他吻她，那恐怖的世界终于像退潮似的，轰然澎湃着退了下去”。张爱玲也早早看到，那些以为这一切与自己无关的中国人，将会面临更残酷的命运：“……那样巨大的变动还没有临到他们身上。迟早要轮到他们的，他们现在只是偷生。”多年前沈从文就在自传里写过，自己不想明白道理，却永远为现象所倾心，他的文字准确描述了政治风暴之中众人的茫然麻木，却全无判断，因他本就糊涂，不知如何判断，现在看起来，这些零碎文字成为了那个时代的脚注，不重要，但有总是比没有好。
一九六九年十二月，沈从文下放湖北咸宁“五七干校”，先期下放的张兆和赶到沈从文借宿的452高地看望。（沈龙朱摄）
3.
我不喜欢试图从一个人身上总结时代，因为任何时代里都有格格不入的人，在我看来，1949年之后，中国大陆并没有第二个和沈从文一样有着剧烈自我冲突的知识分子。
在五十年代中晚期，他写了一些赞颂的文章，新政权真心让他兴奋，但好友丁西林和张奚若请他申请入党时，沈从文还是说自己“没兴趣”。上头曾经鼓励沈从文重新写作，1961年他在井冈山住了三个月，雄心勃勃要写一篇关于共产党员的长篇小说，但是什么都写不出来，灰溜溜下了山。“人民”这个词语被作家们高度偶像化，让向来书写“个人”的沈从文无所适从，1949年后他写过一个短篇小说叫《老同志》，写一个炊事员，沈从文改了七稿，最后的结尾是“在任何地方……都有和老同志一样的劳动人民，在无私无我的为建设国家而努力”，如果抹去作者名，这可能是当时任何一个作家的作品，但这不是写翠翠在梦中被歌声托起、爬上高崖摘虎耳草的沈从文。
当被限定为必须为“人民”写作的时候，沈从文丧失了他迷人的文字天赋，后来他也感慨过，自己并不知道需要他写作的“人民”到底在哪里。他不了解人民，也不知道国家，
1956年沈从文写给大哥的信里说：“写小说算是全失败了，不容许妄想再抬头。近来文物工作也搞得不好，如又弄错，还不知再换什么工作会对国家有用一些。”他无比积极热心要为国家做点贡献，但在那一年的局势之下，他的“贡献”却是忙着给《红楼梦》写了几百条注释，倾心于研究诸如妙玉的茶具之类可能“国家”和“人民”都会觉得可笑的问题，历史博物馆的副馆长说他“终日玩花花朵朵，只是个人爱好，一天不知道干些什么事”。沈从文在历史博物馆待了二十几年，最后要调入社科院，馆长的意思是“要走就走”，无人留他，他的单位就像国家的缩小版，其实并不需要他。
身边的人则有更让人难以下咽的背叛，当年他帮助范曾解决在历史博物馆的工作，但1966年范写出大字报恶毒批沈，1975年沈从文纠正范曾画商鞅时的知识性错误，则被当面奚落“你过了时，早没有发言权了”，沈从文气得发抖，几乎哭了。
然而沈从文的特别之处在于，在总是遭遇这些屈辱的后半生里，他并没有
考古学家王㐨与沈从文的忘年交长达三十五载，是沈从文晚年工作中最得力的合作者。（王亚蓉摄）
4.
在沈从文最后和诺奖错过的1987年，得奖者是诗人布罗茨基，他的演说词名为《美学高于伦理》：“个人的美学经验愈丰富，他的趣味愈坚定，他的道德选择就愈准确，他也就愈自由—尽管他有可能愈不幸。”沈从文稀里糊涂，说不出这样道理清明的话语，但这无疑是他的人生，早在三十年代蔡元培提出“以美育代替宗教”的口号时，沈从文就为这条口号加上附款：“也要代替政治”。
在1949年前夕，革命吸引不了他，他喜欢的那些词语，是美感、博爱、道德、自由与和平。因为美应该凌驾一切，沈从文和布罗茨基一样，并不愿意展示自己的苦难。
布罗茨基流亡美国后，从来不愿意提及苏联以社会寄生虫的罪名对他进行指控，判处他去俄罗斯北方劳改的经历，他还在课堂上建议自己的学生“要不惜一切代价避免赋予自己受害者的地位”。沈从文并不这样理性地论证道理，但他总有一种直觉，在八十年代访美的三个半月里，他做了二十三场讲座，明知听众更希望听到他个人的经历，那些关于苦难的证词，但他的讲座依然一半关于文学，一半关于文物，通通关于美，这才是沈从文的灵魂所在，和
1957年5月1日，沈从文在上海，画了一幅速写《六点钟所见》，画旁写着“艒艒船还在
在众生昏迷于一些大而化之的概念之海时，沈从文选择沉浸在自己的小小世界里，他总而言之不醒，这就是沈从文的后半生。
沈从文八十岁重访自己出生的凤凰旧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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