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子恺与徐力民结婚照
丰子恺在上海寓所日月楼与幼女丰一吟合译《源氏物语》
2020年元旦过后，我与几位朋友到浙江桐乡石门镇，参观了丰子恺故居。参观后，我出门来到丰子恺故居门前的石桥上，望着从桥下潺潺流过的运河水，眼前仿佛浮现出当年丰子恺离开故乡、去上海的那些艰辛履痕。而丰子恺七十七年的生命，最后也定格在了上海。
把新婚妻子送到上海学习
丰子恺出生于1898年11月9日，浙江桐乡石门镇人，是我国现代著名漫画家、散文家。他父亲曾是晚清举人、当地名士，后来意志消沉，以诗酒自娱，不管家事。丰子恺九岁那年父亲离世，从此把数亩薄田、一间染坊及家里其他所有的担子都彻底甩给了母亲。当时丰家姐弟共有六人，可见母亲肩上负荷不轻。丰子恺后来在《我的母亲》一文中写道：“我十七岁离开母亲，到远方求学。临行的时候，母亲眼睛里发出严肃的光辉，诫告我待人接物求学立身的大道；口角上表（露）出慈爱的笑容，关照我起居饮食一切的细事。她给我准备学费，她给我做一个小线板，上面插两只引线（针）放在我的箱子里，然后送我出门。”丰子恺在这里讲到了母亲对他关爱的极细微处，但有件大事他没有提及，那就是他离开母亲，“到远方求学”前，母亲帮他主持完成了他与徐力民的定亲大事。而他所说的“到远方求学”的地方，就是他所考取的坐落在杭州的浙江省规模最大、设施最好的五年制省立第一师范学校。
徐家是当地望族，徐力民的父亲徐芮荪曾任崇德县督学。多年前，他在任上时曾读到丰子恺参加崇德县小学会考时写的作文，很是激赏这个有才华的少年。后来经过进一步了解，他知道这个少年原来是当地名人、晚清举人之子，便愈加对他产生好感。接下来，徐芮荪便专程去了一趟丰家所在的石门湾，面见了丰子恺。知道自己要见一个“大人物”，少年丰子恺不免流露出腼腆却不失礼貌的笑容，这就更引起徐芮荪对他的好感和喜欢。于是就有了不久后徐家托人到丰家说媒，希望两家联姻——徐家女儿徐力民和丰家儿子丰子恺永结秦晋之好的故事。当时比丰子恺大两岁的徐力民已在崇德县一所学校任教，丰子恺母亲钟云芳一方面觉得儿子尚未自立，再则认为自家条件不如徐家，担心会因两家门第不当影响今后小两口相处过日子，便婉言谢绝了徐家请托的媒人。谁知徐芮荪毫不气馁，过了些日子，再次请媒人到丰家提亲。最后，他的诚意终于打动了钟云芳。就这样，在丰子恺赴杭州求学前，时年十八岁的徐力民和时年十六岁的丰子恺定了亲。
《丰子恺年谱》记载，1919年3月，丰子恺临毕业前，“奉母命回故乡石门，于农历二月十二日花朝日（即百花生日），与徐芮荪长女徐力民结婚”。丰子恺显然很看重并追求夫妻间精神层面的和谐与默契，婚后仅一个多月，他就把新婚妻子徐力民带到上海，把她送入他的老师李叔同的好友杨白民于1903年创办、坐落在南市王家码头竹行弄的城东女学专修科学习。城东女学设有文学、音乐、图画、手工等艺术课，目的主要培养女学生的才艺，还附设国画专修馆。
这年7月，丰子恺从浙江省立一师毕业。接着便应同校高等师范图画手工专修科毕业的同学吴梦非及从日本研究音乐归国的同学刘质平之邀，一起在上海小西门黄家阙路一弄内租房，创办了上海专科师范学校。吴梦非任校长，丰子恺任教务主任，并教授西洋画等课。此时丰子恺与妻子徐力民虽然都在上海南市区，王家码头竹行弄与小西门黄家阙路相距也不远，但两人还是经常分居，各住宿在校内，只是每逢周末才在旅馆相聚，一起度过属于他俩的美好且宝贵的时光。当时丰子恺已经意识到自己的美术观念有所局限，为求拓宽视野，决定赴日本求学。此时尽管他和妻子已有了女儿，但徐力民不仅支持丈夫，还在他到东京后，帮他向父亲贷款，以助其完成在日“游学”。
在上海参与创办“立达学园”
1921年冬，丰子恺回国，在上海专科师范学校任教。此时妻子又生下次女麟先。养家的压力，使丰子恺只得同时在地处上海吴淞的中国公学兼课。但这样的奔波毕竟太过劳累，正好此时他在浙江一师时的国文老师夏丏尊邀请他到新建的上虞春晖中学担任美术、音乐和英文课老师，于是丰子恺便应邀前往。
1923年春，春晖中学教员住宅甫一建成，妻子女儿就和他一起入住，丰子恺还为住宅取名“小杨柳屋”。他在写于“小杨柳屋”的《山水间的生活》一文中直抒胸臆：“我的家庭在山水间已生活了一月多了……我觉得上海虽热闹，实在寂寞，山中虽冷静，实在热闹，不觉得寂寞。就是上海是骚扰的寂寞，山中是清静的热闹。”第二年，丰子恺在朱自清、俞平伯合办的刊物《我们的七月》发表漫画《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这也是他第一次在正式刊物上发表漫画作品，并引起《文学周报》主编郑振铎的关注。可是世事难料，这年冬季，春晖中学匡互生、朱光潜等老师因教育主张与校方不合，离开了春晖中学。据《春晖纪念册》记载，该校“在教育思想上也不是没有斗争的”。“如1924年间，就有人企图以一套陈腐的封建伦理道德观念来约束师生的言行，结果立即遭到以匡互生、夏丏尊、丰子恺、陈薰宇为首的进步教师的激烈反对，并与之展开了多次针锋相对的说理斗争。”
尔后夏丏尊、丰子恺等便离职去了上海，与中国公学部分师生相结合，一起筹建“立达中学”。丰子恺后来在《立达五周年纪念感想》中写道：“1924年的严冬，我们几个漂泊者在上海老靶子路（今武进路）租了两幢房子，挂起‘立达中学’的招牌来……不久我们为了房租太贵，雇了一辆榻车，把全校迁到小西门黄家阙的一所旧房子内，就开学了……在那房子里上了半年课，迁居到江湾的自建的校舍——就是现在的立达学园——里，于兹四年半了。”“立达”二字，乃取《论语》中“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之意。此后丰子恺正是在上海，确立了他作为现代著名漫画家的地位。就在他到上海参与创办立达学园时，郑振铎主编的《文学周报》正需要用画作插图，郑振铎便通过胡愈之向丰子恺索画，陆续发表于广有影响的《文学周报》上。郑振铎还给这些画冠以“漫画”的题头。其时《文学周报》还作为《时事新报》副刊随同发售。郑振铎及其同仁不愿意放弃作为大众革命力量的文化市场，特别是他们感到当时已处于五四基础上创建新文学和新文化的前夜，既不被一时的潮流左右，也不屈从于商业需求。宣称他们“所要走的是清新的，活泼的生路”。1925年上海发生 “五卅惨案”，7月19日，丰子恺抱着对遭受苦难的学生和上海工人的同情之心，在《文学周报》发表画作《表决》，画面虽然只是突出表现“抗议集会中举起的表示支持（或反对）的手臂”，却被澳洲丰子恺研究学者白杰明理解为这或是丰子恺“公开的政治表态，很可能被视为描绘上海忧虑的民众、教育界和文学团体举行组织集会，抗议英国近期暴行的场景之作”。
令人耳目一新的“子恺漫画”
这年岁末，丰子恺接受了郑振铎的建议，以文学周报社名义，出版《子恺漫画》集，引起很大反响。这也是丰子恺出版的第一部漫画集。从此不仅“漫画”之名广为人知，“子恺漫画”也名传遐迩。作品或借助古诗意境，表达新的社会内容，给人耳目一新之感；或以描绘日常生活和各种人间世相，以对社会进行批判。当然，其中分量更重、影响更大的当数他的儿童画，因为这些画中融注着丰子恺内心满满的大爱。他说，“我当时对于我的孩子们，可说是‘热爱’。这热爱便是作这些画的最初的动机”。“这些画的本身是琐屑卑微，不足为道的。只是有一句话可以告诉读者：我对于我的描绘对象是‘热爱’的，是‘亲近’的，是深入‘理解’的，是‘设身处地’地体验的。”也是在这年夏天，鉴于立达中学学生人数猛增，在匡互生的倡议下，立达中学同仁决定在上海北郊江湾镇自建校舍，并改“立达中学”校名为“立达学园”。为方便校务工作，丰子恺不久也在学校附近的江湾同安里租房居住。
1927年秋天，丰子恺在上海自己家里，接待了已在杭州出家多年、如今法名弘一法师的昔日老师李叔同。《弘一大师年谱》记载，弘一法师初到上海时，就住在丰子恺家里。据陈星《君子之交》记载：“1927年秋天弘一大师在丰子恺家里的这一个月的时间实在非同寻常，除了前述的种种因缘之外，他两（俩）还蕴酿了一个弘扬佛法、鼓吹仁爱、劝人从善的大计划，这就是编绘《护生画集》。”众所周知，《护生画集》从此即成为丰子恺用自己生命来完成的“名山事业”。受老师影响，丰子恺在三十岁时皈依弘一法师，并定住宅名为“缘缘堂”。
拜访鲁迅
秋天过去，冬天来临。对丰子恺来说，最难忘的是这年11月27日上午，他和学生陶元庆等人前往虹口景云里拜访鲁迅。此前丰子恺与鲁迅曾在内山书店经内山完造介绍相识，此次拜访，二人相谈更见愉快。聊谈间提到两人同译并出版日本美学家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中译本一事，丰子恺不由向鲁迅抱歉道：“早知道你在译，我就不会译了。”鲁迅听罢，则客气地笑道：“早知道你在译，我也不会译了。其实，这有什么关系，在日本，一册书有五六种译本也不算多呢。”他俩这番互相谦虚的对话，一时成为文坛佳话。
丰子恺的美术创作，也受到鲁迅的鼓励。事实上此一时期丰子恺在上海发表的许多漫画，影响也是越来越大。1933年，春晖中学一位名叫魏风江的毕业生在印度学习，有一次他向印度大诗人、哲学家泰戈尔展示数幅丰子恺的古诗新绘作品。泰戈尔看后即认定这些画作表现了一个难以言喻的世界，并对魏风江说了这样一段话：“艺术的描写，不必详细，只要得到事物的精神即可。你老师这几幅画，就是用寥寥的几笔写出人物的个性。脸上没有眼睛，我们可以看出他在看什么；没有耳朵，可以看出他在听什么，高度艺术表现的境地，就是这样！”泰戈尔的这番评论，可谓抓住了丰子恺画作的神韵和精髓。而丰子恺画的儿童，这样的特点尤其明显。为何如此？丰子恺说：“我初尝世味，看见了所谓‘社会’里的虚伪矜忿之状，觉得成人大都已失本性，只有儿童天真烂漫，人格完整，这才是真正的‘人’。于是变成了儿童崇拜者，在随笔中漫画中，处处赞扬儿童。现在回想当时的意识，这正是从反面诅咒成人社会的恶劣。”他还说，“成人世界有不可超越的大自然的定理，有不可破犯的人为的规律，而在孩子的世界里没有这些羁网。”当然，这已是后话。而此前几年，丰子恺却经历了他一生中至为灰暗的时期，他的母亲去世，而此前不久他几个兄弟姊妹，以及他的孩子也不幸相继去世，这让丰子恺、徐力民夫妇深受打击。
1928年暑期，立达学园因经费不济，丰子恺不再任职，专心著译，成为自由职业者。但他一直关注着立达学园的建设，直到抗战时期，他都兼任立达学园校董。他们回到石门湾。后来他们一家又几经迁徙，往返沪浙两地。随着抗战爆发，丰子恺一家差不多十几个人又开始离家踏上逃难之途。而此时徐力民正怀着她和丰子恺的最后一个孩子。1938年，丰子恺在全家住在桂林期间写的《教师日记》中，记录了他们家日常生活的种种考验与磨难，尤其是最后一个孩子的出生使徐力民病倒，身体极为虚弱，以及她后来缓慢康复的过程。由此亦可看出丰子恺对妻子的关爱。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已入住上海陕南新村的丰子恺担任了上海市文史馆馆员。但在后来的历次运动中，丰子恺因其漫画被别有用心的人抓住把柄而受打击。丰子恺七十二岁那年，为妻子安全计，他曾想让徐力民回石门湾，那里或许可以少受干扰，但被徐力民拒绝。也许在妻子看来，她留在上海，就是陪伴在丈夫身边，至少在心理上、情感上，可以给丈夫一些精神慰藉。所以后来丰子恺在给儿子的信中写道：“我真经得起考验。”“好在我有丰富的精神生活，足以抵抗。”
1975年9月15日，丰子恺因病在上海逝世，享年七十七岁。骨灰安放于上海烈士陵园革命干部骨灰室。
（照片由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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