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夏天，大理古城，人民路上段西藏咖啡馆门前，坐着一对情侣。
他们刚刚从怒江回来——一次可以讲到老的蜜月旅行。腿上带着数不清的蚊虫叮咬过的痕迹，脸上挂着打败蚂蝗毒蛇、战胜饥饿、不惧一切的骄傲神情，女孩因不能洗澡而临时剃的光头正在疯狂地长出新发。
富足的大理，让他们感觉回到了天堂。
尽情享受可以安抚人的大理阳光时，他们忽然意识到，还有两天就必须回到上海的格子间，重启常规的都市生活。而男人的工作环境更恶劣一些，“四壁都是墙，没有窗户，头顶上是白炽灯”。那一刻，他们一起做了一个决定：既然这里的天这么蓝，东西这么好吃，为什么不留下来呢？
就这样，这对坐在巷口的情侣迅速辞职，跟房东结账，把所有的家当放在开往大理的火车上。从此再也没有回头。
他们就是万可、万哲生。
十几年间，他们养孩子，开咖啡馆，做果酱，搞翻译，还出书。脚踏实地生活在大理。
大理激发了万哲生的艺术灵感，这些年他一直不停地画大理，无论是那里的草植，还是网络流行的大理地图。更多细碎的想法都放进了这本《大理外传：一个英国人的速写本》。
对于国人来说，看外国人用中文写这样一本书，都会不自觉地带着点儿宽容。这种尴尬的“好客”姿态完全不必用于此书。万哲生说，他用中文来写这样一本书，纯属情之使然，大家大可不必以文采引人入胜去苛求或者形容他。但是此书的绘画却如石涛当年教导“搜尽奇峰打草稿”，大理之木刻、山水，英式幽默、漫画，冰棒包装纸、烟盒，教堂里的宣传册，目之所及，好奇心抵达之处，都被他画到了纸上。这或许是“异域”眼光叠加一份赤子之心的结果。
万哲生画的“隔山打牛”。
1972年，中英建交。两年后，万哲生（那时他还叫Jason Pym）出生在剑桥附近的一个乡村。
在他小学到十几岁的时候，万哲生的父亲一直保有学习中国文言文的爱好，“这在英国算一个比较奇怪的爱好，但是他有点独特，喜欢做自己喜欢的事”。
万哲生父亲1991年送给奶奶八十一大寿的礼物。上面的汉字是他亲手绣的。“老鼠”是奶奶的一个昵称。图片由万哲生提供。
万哲生的父亲以前在美国读书，后来在英国从事计算机工作。万哲生现在已经完全记不清跟随父亲阅读的第一本中国古书是什么，但是他们生活在一个比较容易接触到文言文书籍的环境里。剑桥大学一直是英国乃至欧洲的重要汉学中心，持有的中文书籍包括甲骨文、拍摄在微缩胶卷上的敦煌资料、北京图书馆的善本书等，李约瑟研究院亦坐落在剑桥西。毗邻这样高段位的学术机构，“在图书馆、书店很容易找到很多文言文的东西”。
小环境中，中文更是无处不在，万哲生在家里常常看到印有汉字部首的海报，目力所及的冰箱、椅子、柜子、马桶、水池等日常用具上，全被父亲贴满了汉字便利贴。平日里家人一起玩的桌游还有麻将，跟其他桌游相比，麻将牌上的花纹让他觉得中国文化看上去的确更高级。因此万哲生选择去利兹大学读中文显得理所当然，虽然那时他的父亲已经不再把中文当作自己的爱好。
1993年，万哲生来到天津师范大学做交流生。那是失望的一年。满脑子都是张艺谋的电影、中国传统文化的异域想象，来到的却是一个朝气蓬勃的工业城市，他的心理落差特别大。“但那不是中国的错，是我的印象出了偏差。”
1994年，一部纪录片名为《云之南》（ China: Beyond the Clouds ）的纪录片在英国播出，它悄悄改变着万哲生的命运。
纪录片由英国导演菲尔·爱格兰德拍摄，在英国4频道播出，这部关于云南丽江的纪录片在英国引起轰动，继而波及整个欧洲。爱格兰德是1989年6月获批进入丽江拍摄的，在那之前他用了三个月时间周游中国，最终选定了丽江。
该片成为“后1989时代，最先传播到西方世界的中国心跳声”，豆瓣网友鱼鹰评论说，“这部纪录片为中国的对外宣传带来了无法估量的影响，包括挪威国王和王后在内，全世界数以万计的人寻着《云之南》的故事来到中国、来到丽江。这部电影直接帮助丽江古城成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在申遗投票的现场，它被放映给评委们看。”
这部纪录片也无形中成为万哲生人生中的一个拐点。“《云之南》当时在留学生中特别红，在英国影响非常大，虽然讲述的是丽江。我印象非常深的是里面的鱼鹰文化，鱼鹰孵出来，在船上陪伴孩子一起长大。给我的印象就是云南风景特别美，文化也很丰富，很异国性的东西。”
于是很多留学生涌入云南，“现在昆明金碧路是大的高楼商场，那时候都是木头的房子，好看的石板路。与天津完全不一样”。
利兹大学毕业后，万哲生就把自己的中国第一站放在了云南昆明。
那时工作难找，他只好栖身民间组织、杂志，翻译、写作，也因为工作关系认识了现在的妻子万可。“因为需要香格里拉、西藏的照片，有人认识万可就说她有。通过朋友认识，不过都是很多人在一起。”
那时万哲生已经心动于万可，但是对方完全不知道。后来她先一两年去到上海，万哲生也因为工作关系去到上海，“所有中文、英文媒体都去的咖啡馆，我们又在那见了面，还是跟很多人在一起”。
因为万可，万哲生与云南再次建立了联系。
连着两次的遇到，让万哲生坚定且鼓起勇气约万可出去约会。只是一个人觉得特别浪漫，另外一个还没察觉，还以为只是工作餐。但是确定恋爱关系一个月后，两个人就闪婚了。
婚后，Jason Pym跟随万可的姓成了万哲生，而万可变成了Cecilia Pym（CC）。
CC 说，万哲生很纯粹，天蝎对天蝎，看人不走眼。“他很敦厚老实。那时刚好三十，工作了那么多年，该玩也玩过了。如果我一直在昆明长大没走出去，可能还想出去看世界。再早几年，会是独身主义，只爱别人家的小孩，哭了给他妈妈还回去。但是那时候正好想安定下来了，碰到这样一个憨憨的人。发现他是一个可以和你共度余生的，一起养孩子的。他会是一个好丈夫、好爸爸。我被他的呆萌打动了。”
其实开始回忆那场盛大浪漫的户外婚礼时，CC是挂着爽朗笑容的，全部自己布置，音乐啊、挂在树上的羽毛做的蝴蝶啊，妈妈和妹妹带来的两千多玫瑰花啊，没有婚车，骑着单车入场，陷入回忆的幸福在再次肯定地说出那句“发现他是可以和你一起养孩子”的时候，还是忍不住泪盈于眶。
一个是自由奔放，从小大错不犯小错不断，熟悉西方文化的hot girl，一个是学中文，憨萌热爱中国传统文化的谦谦君子，就这样在一起了。
上海浪漫婚礼、昆明中式婚礼之后，是属于两个人的蜜月旅行。
有主意的 CC 决定去怒江。“云南三江并行，澜沧江、金沙江都已经去过，只剩下怒江。”那是一次可以一辈子都讲不烦的旅行，虽然“没有那么浪漫”，但是足够“独特”。
他们走了独龙江公路这条魔鬼路，那是从贡山到独龙族居住地必经的盘山路，几十公里，走了十几个小时，大雪封山，硬是从雪堆里开出一条路，“如同雪中隧道”。巨石挡在路上，便下了车与司机一起用炸药将石头炸开，再往前走。就这样，清晨出发，晚上抵达那个小卖铺时，已是又饥又渴，刚好进去便有水喝、有东西吃，电视里播放的李宇春与《童年》就成了再也抹不去的记忆。
就这样一个村子走到一个村子，全是土路，走到农户家就敲敲门，然后帮他们劳作，拔杂草、收苞米，换吃的。“走到哪儿都是吃洋芋，不管烤的还是烧的还是煮的，我现在还记得独龙族吃洋芋怎么说，洋芋放前面，动词吃在后面，何必、盖，走到哪都是何必盖、何必盖。”
吃不好也睡不好，夜里只能在独龙族乡亲火盆边将就，与猪、牛、狗同住，被蚂蝗、蚊虫、跳蚤叮咬。至于洗澡，只能是中午最热的时候就着雪山水迅速擦一下，头发十几二十天没法洗，CC 就让万哲生给自己刮了一个光头。
去怒江之前，万哲生与万可是打算待旅程结束就老老实实回上海工作的。
怒江这样一段如同原始人刀耕火种的蜜月之后，他们来到了大理。还有两天就要回到上海，“天这么蓝，东西这么好吃，可是我就要回到办公室，继续像机器一样运作了”。而万哲生也不想回到上海，晒过大理太阳的人，如何回到上海呢？
一拍脑门，在大理定居吧。
这个决定，万可与万哲生说不仅是因为上海的节奏，还因为独龙江生活与大理的反差，“忽然就觉得那里是天堂”。
这个看似拍脑袋的决定，事后回想也有着必然的缘由。
万哲生生长在剑桥附近的一个古雅的小村庄，“那个村庄除非仔细看，否则你搞不清到底是哪个世纪的，犹如陷入了琥珀的侏罗纪甲壳虫”。
但是“在厮杀般的上海乘车上下班，在缺乏新鲜空气和太阳光线的办公室坐在荧光灯下盯着一个小屏幕”，这种生活真的是自己要的么？结婚后，两人的上班时间还意味着可能彼此没时间相见。“怎么总是为别人而勤劳自己却没得到什么报酬？”
那时的万哲生已经不自觉地想念小时候认为落后闭塞的英国小村庄。“我做白日梦，带着我的小孩儿去小溪捞蝌蚪呀、在森林里遛狗呀，或者夏天坐在酒馆花园里闲聊。就是那种简单的家庭生活，那种我曾经迫不及待想要摆脱的生活。”
万哲生的家乡其实无法满足他的这种生活。他的小村庄已经不存在了。地方与建筑只是一个假象，却没有生气。那里靠近伦敦，在上下班距离之内。“所以本地人纷纷把房子卖给伦敦的银行经理、会计、手机公司高管及金融中心的家伙。便利店、面包坊、肉铺、酒馆这些曾经代代相传的家族老字号，就跟英国的其他所有存在一模一样。整个地方退化成又一个冷漠郊区。”
大理不一样。这里可以提供田园的极乐天堂——孩子可以爬树钓鱼的地方。而那个走过云南三大江，提议把怒江行做蜜月旅行的 CC 是可以陪他一起过这样生活的人。因为 CC 也在怀念三十年前的昆明。
心怀这样渴望的人来到大理定居后才会那么欣喜。CC 说，如果瞻前顾后，就不会行动了。当时两人的生活费完全依靠万哲生为上海一份杂志撰写英文书评、乐评，“每月三千元左右，也不多，但是够我们住下来买菜吃”。
之后，他们有了儿子小龙，开了“墨龙咖啡馆”，虽然一开始两人更想做独立出版——墨龙书局。咖啡馆除了售卖 CC 自制的果酱，也会租售一些外文书。平时两人也会接一些翻译的活计，万哲龙开始继续他在上海时期养成的爱好——画画。
说自己喜欢大理时，万哲生提到了很多细节。而这些细节最终都变成了他创作的一部分，那就是生活里那些不为常人注意却又须臾不可分的人间烟火气。
他称之为让生活运转之物，让人的生活有价值之物。“艺术啊哲学呀都是娱乐，关键是你早餐吃了些什么，漫步到小卖铺是不是一种享受，你的邻居会不会点头打个招呼。”
万哲生期望的生活细节是：早餐好吃还稍微有点异国性（而不是加工的玉米产品），走到小卖铺的路是一种探险（而不是雨中毁灭灵魂的跋涉）。而在大理，他走十分钟就会看到一个没看过的事物，“离奇很有魅力的游乐园小车，个性十足的本主庙雕塑，家庭经营的餐厅、裁缝店、茶厂，手工自制而不是机械制造的饵块、面条等”。
观察、热爱以及想表达是第一步，何况万哲生已经为这种表达准备了太久。他自幼儿园开始喜欢画画，大学中断了一个时期，在上海时又把这一切给捡了起来。他的画没有学院背景，这反倒让他可以博采众长，变得自由舒展。
万哲生有一个特别大的资料本，里面贴满了他的灵感。有《花样年华》的小贴纸，有船票，有报纸上的插画，有香精纸，包罗万象。他会认真地在空白位置写文字，有的是小说摘抄，他觉得很搭配那个图像的就会放在那里，是故事的素材。
万哲生在很多场合表达过对几个画家的喜欢，西方的是彼得·德·塞弗（Peter de Sève）和乔希·卡比（Josh Kirby）, 前者曾为《纽约客》画过很多插画。中国的，他喜欢谢友苏与叶毓中，爱前者画中人物的性格，喜欢后者能用一个色调表达情感讲述故事。传统画家里他喜欢老勃鲁盖尔（Pieter Brueghel the Elder） 。这些画家与不断积累的素材本成为他画作的精神来源。
最重要的是万哲生并没有停止练习。展示他的作品时，他说：“有时我会练习素描，真实地画出一个人，有时我会试着把这个人漫画化，抽象出他幽默的一点。”在他的个人网站可以看到他这些年的一些画作，包括为企鹅出版社画过的插画、给妻子果酱画的漫画，以前出版的《三个和尚和一个烂苹果:英汉同义习语》里的插图，还有大理相关的速写，若按年份一一看过去，会看到很多进步，幽默与人情、想象力一直存在。
为企鹅出版社画的插画中，他常常将企鹅拟人化，穿上白族的衣服，穿越在大理的街市上，或者让它们行走在狄更斯的世界里。莎士比亚与汤显祖逝世400周年之际，他又将《牡丹亭》与《仲夏夜之梦》绘在一幅图里，制成丝巾，成为企鹅出版社的衍生品。
这都是万哲生的画作，是否发现了《大理外传》中的素材呢？
不过万哲生最重要的作品还是与大理有关。刚到大理时样样好奇，面对那么多从来没见过甚至没听过的奇珍异宝，他创建了英文网站“彩云之南”，把所见到的东西都写了下来：吃大麻种子的老太太，在抚仙湖游泳吃烧烤，粪便神，在洱海放生乌龟等等。这一切也都被他画了下来。所以《大理外传》里我们看得到做零食的蝉，屠宰的猪头摆在地上，白族的建筑、本主、神话故事等等，他把这一切，不分青红皂白地都放进了速写本里。
作为一本书，前半部分信马由缰，“瞎猫碰到死老鼠”，到后来就开始更讲究。
万哲生查更多的资料，做很多笔记，慈善郎中许迈青先生，是他采访得来的故事。《白族甲马纸》成为他书中很大一部分图画的风格。《五华楼》、《白族本主》等等，“我想把本地人好的文化介绍给外地人”。
但是有些他喜欢的，再三考虑下还是舍弃了，“我是书呆子，自己喜欢的，别人不一定喜欢，所以好玩的才放进去。洱海对面有个小半岛，曾经发现了一个宝座、几把剑，有人说是四千年前的东西。但是不知道哪个部落的，我也没有找到照片。虽然自己很喜欢，还是没有放进去。”另外一个遗憾则是故事。他希望下一次出的书可以讲一个完完整整的故事。
《大理外传》里如资料本一样包罗万象的风格，看似杂乱其实兼收并蓄，这与他这个人的性格也脱不开关系。他是一个十分善于倾听与学习的人。他岳母讲“文革”时武斗的故事，他听得非常入心，而且他会对照现在与过去发生的历史。采访中，听到任何一个可能对他创作有帮助的画家，他都会认真地将名字记下来，准备找来看看。
万哲生的画和他的人一样，还在野蛮生长中，他试图归拢并发展出属于自己的风格。正如书中说的，“技巧不如领悟，笔法技术固然重要，关键是要理解一幅书画的灵魂和你自己想要表现的；不要因追求手法而丢失要点。”同样他也参透了西方两个矛盾的习惯：一是抛弃临摹前辈的学习方式，有作弊的成见；另一个是把前辈大师都崇拜到他们是完美无瑕，都从人间隔离掉的仙人。他选择的是：我们可以从任何一个大师的作品里学到对自己有用的东西。
但是无论如何，“纯粹”又“博杂”的万哲生都不会丢失他故事里的幽默感与人情味。因为以大师为师之外，他同样在“搜尽奇峰打草稿”，以山川人世为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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