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脑子有病吧”，这句话怎么听都像在骂人。但用此形容徐渭，却极为贴切。因为，他的脑子确实有病。对，不加双引号的那种有病。

本文无意赘述徐渭那跌宕起伏又沉重坎坷的人生经历，亦无意闲谈其数次自杀，最终因杀妻而锒铛入狱的八卦新闻。本文想要探讨的是，徐渭的精神病对他造就的“大写意”风格到底有没有影响？

徐渭画像

要讨论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先来看一下，徐渭的精神病。

在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之前，徐渭虽然生性有些偏激，但还不至于到精神疾病的程度。真正让他“发狂”的是胡宗宪的被捕入狱。胡宗宪原为闽浙总督（清朝九位最高级的封疆大臣之一，总管福建、浙江的军民政务），这一年，胡宗宪再次被捕，并死于狱中，多名幕僚受到牵连。

徐渭的“老领导”胡宗宪

《明史·卷二百八十八·列传第一百七十六》对于徐渭第一次发狂是这样记载的：“及宗宪下狱，渭惧祸，遂发狂，引巨锥剚耳，深数寸，又以椎碎肾囊，皆不死” 。这一年，徐渭44岁。

如果说44岁是徐渭身体状况分水岭的话。那么，我们似乎可以说，这一年，也是其精神状况的分水岭。因为，从这一年开始，他越来越放浪形骸，不事礼教。

徐渭 驴背吟诗图轴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44岁之前的徐渭，虽然生性放纵，但还不至于到逾越礼法之步。这一点，在与其共事过的领导同事的态度就可看出。

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徐渭考中乡试的初试，并受到浙江提学副使薛应旂的赏识，拔为第一，增补为县学廪膳生（科举制度中生员名目之一，由公家给以膳食，故得名）。

徐渭作品局部

在“老领导”胡宗宪手下，徐渭顺风顺水。他是先为领导创作了《进白鹿表》，受到明世宗的赏识；又因“知兵，好奇计”，为胡宗宪擒获倭寇首领。胡宗宪被弹劾后，应礼部尚书李春芳的聘任，徐渭前往京师。虽然次年就与新领导性格不合，辞归故里。但领导依旧对其念念不忘，甚至威胁徐渭要他再次归附门下。

即便这些事例无法证明徐渭遵从礼教，但起码可以说，即便逾越礼教，徐渭也并不过分。不然，“眼睛里容不得沙子”的领导怎能三番两次容忍他造次。

反观这一阶段徐渭的艺术，虽水平不错，但还不能说登峰造极。而且，这一时期，他的艺术成就还主要集中在书籍与诗词中。

徐渭作品局部

私以为，徐渭备受后人称道的“大写意”达到巅峰，也许正与其每况愈下的精神状态有关。

要想论证这一点，我们必须看一下徐渭晚年的精神状态。

晚年，徐渭情绪郁愤加剧，蔑视权贵，与好友交恶。60岁时，他曾应张元忭之招去北京，但不久两人就分道扬镳。据张岱记述：张元忭性格严肃，恪守礼教，而徐渭不受礼教约束，放浪形骸。徐渭曾对张元忭说：“我杀人当死，也不过是颈上一刀，你现在竟要把我剁成肉糜！”这一经历，加上与官僚交往受到不公正对待，徐渭旧病复发，从此长居山阴。

徐渭 榴实图 台北故宫博物馆藏

此后，徐渭的情绪越来越不稳定，他越发厌恶富贵者与礼法之士，常常“忍饥月下独徘徊”，杜门谢客。据说有人来访，徐渭不愿见，便手推柴门大呼：“徐渭不在！” 但当张元忭去世时，徐渭前往张家吊唁，抚棺恸哭，不告姓名便离去，真乃真性情之人也。

徐渭的不事礼法与其精神状态未必有必然关系，但似乎可以说，他的精神状态是其精神越发自由，愈发超越世俗礼教的助推剂。这在某种程度上，也让他多少得到了同时代人的宽容与谅解。毕竟，谁会和一个精神状态有问题的人计较呢？

徐渭 黄甲图

这一时期，徐渭创作了一系列绘画，包括其代表作《墨葡萄图》。《荷蟹图》中、《牡丹图》中黑牡丹，皆一挥而就，一切尽在似与不似之间。他对笔下的四时花木运用勾、点、泼、皴等多种笔墨形态，将牡丹之雍容、紫薇之隽秀、竹子之萧疏、霜菊之孤傲、寒梅之挺洁的神韵刻画的入木三分，分别舒展九尺与五尺的梧桐和芭蕉，直冲画外，不见首尾，与密如骤雨的葡萄、虬如蟠龙的藤蔓构成了巨大的张力，充溢在画面中的纵横之气和豪放境界前所未有。

徐渭 墨葡萄图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他的的艺术终于走上了巅峰。

后记：徐渭成为文人界的“大名士”，是他死后的事情。明末，袁宏道极力推崇徐渭，其知名度大大提高，但这时，对他的关注主要集中在散文。直到清乾嘉年间，他的绘画和书法才开始逐步受到关注，并成为真正的“名士”。

回望徐渭的老年，窘迫潦倒，卖画为生，被门生及晚辈好友或骗或抢的作品不计其数，所蓄书籍千卷变卖殆尽。73岁去世时，身边唯有一狗与之相伴，床上连一铺席子都没有。

知晓了这些，再来看所谓“名士”，不禁有些刺眼。贫富贵贱，于晚年的徐渭都是过眼云烟。也或许，糟糕的精神状态，已让他无暇想及这些。他连年应试未中的郁愤、不肯低首乞食的狷狂、豪饮酒肆的酣畅淋漓，都倾吐成了一幅幅字，一张张画，一首首诗，一粒粒葡萄，在微风中不断摇曳。

当今日的我们再来看徐渭时，也许，剥离掉美学的、艺术的、文学的知识，单单用“心”去感受他那画中诗中之境、之情，已然足以让人动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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