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把稿纸、钢笔、香烟、打火机称为自己的“文房四宝”，喜欢听打印机工作时“唧唧哝哝”的声音，还戏称自己在家里“地位低”——老大是妻子，老二、老三是两个女儿，其次是家里的大黄猫，最后才是他。

 

视频里的老人华发苍颜，坐在电脑桌前，单手敲击键盘，不时瞥一眼屏幕。伴随“嗒嗒”的按键声，一个个汉字，在文档中蹦了出来。

 

这位老人是作家赵大年。他费劲“爬格子”的场景，小女儿赵文华再熟悉不过。自15年前退休后，赵大年的日常便是：吃饭、睡觉、用电脑写作。

赵大年的家，在北京市文联宿舍楼内。它被称为“作家楼”，住过刘恒、李克、刘绍棠等作家。多年来，他们或搬走或故去，只剩赵大年一人。

7月1日，赵大年因病逝世，享年88岁。

 

赵大年年轻时照片。家属供图

晚年时的赵大年。家属供图

 

天桥上的文艺学徒

 

赵大年家卧室墙壁上挂着一张他的晚年照。

 

照片里，赵大年一张国字脸，戴黑色半框眼镜，顶着蓝色毛呢帽。他左手夹一根烟，冲镜头微笑。在诸多亲友印象里，赵大年温和沉稳，平易近人。

 

赵大年生于九一八事变后两个月，正是家国丧乱之时。在回忆性散文集《人生漫记》中，他自述清晰记得七七事变卢沟桥的隆隆炮声，跟着父母辗转逃难。14岁时，已跑遍半个中国。

 

逃难途中，他频频辍学，吃过草根树皮，住过山洞窑坑，见过饿殍遍野。而这，也是他后来投笔从戎，参军抗美援朝的缘故。

 

赵大年父亲是大学教授，母亲是小学校长，他自幼与文艺结缘。在重庆南开中学就读时，每逢假日他便钻进书店，靠着书架站立读书，一看就是好几个钟头，“不知道饿”。

 

随军开赴朝鲜时，赵大年是部队文工团成员。那时的他，求知欲旺盛，省下每月津贴，汇到国内书店买书。

 

在前线，部队夜间行军，白天隐蔽在山林，赵大年借机看书；战事修整期，他坐在小油灯下，一天就能读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为随身携带书籍，他把被子偷偷扔掉。朝鲜冬季最低气温达零下30摄氏度，这样的冬天，他过了三个。

 

在朝鲜4年，赵大年读了200多本书。这段经历，后来被他戏称为“我的抗美援朝大学”。

 

1958年，赵大年复员回京，父母皆已过世。因为“家庭成分不好”，他读书、工作皆受限制，曾一度失业一年。那时候，他以卖文糊口，小说、剧本、诗歌、相声，什么都写。由于祖辈与老舍一家是世交，他称老舍为“二爹”，写完稿后，常请“二爹”看稿指教。

 

一次，他写了首长诗，却被老舍泼冷水：“你没有诗才，今后甭再写诗啦。”老舍建议他写短篇小说，让他带着小板凳到天桥“去当文艺学徒”，看老百姓怎么说话，以让文字更具韵味。

 

“这年我28岁。长期当文艺学徒，跟老百姓学说话——先生的肺腑之言，让我终生受益。”赵大年在回忆文章中写道。

赵大年生前著作。截图

 

爱抽烟熬夜 是C罗粉丝

 

此后，赵大年先后去了北京市农机研究所、北京市农机局工作。“文革”期间，他被下放农村，不得不搁置笔墨。

 

恢复创作是在“文革”结束后。那时，他机缘巧合写起电影剧本，所创作的《琴童》《车水马龙》《当代人》，被拍成电影搬上银幕。1980年，加入北京市作协，成为职业作家。

 

大女儿赵文燕回忆，上世纪70年代住光彩胡同时，家中只有一张圆桌。白天它是餐桌，晚上赵大年下班回来，餐桌便成了书桌，常常写作到天亮。

 

上世纪90年代，一家人搬进文联宿舍楼，赵大年独占一间约12平方米的房间书房兼卧室，放置一床、一桌、一书柜，后来又添置两台电脑。赵大年用其中一台写作、存资料，用另一台看新闻、发文章。

 

“在我印象里，父亲几乎每天都在写东西。”赵文华说，“有时他在客厅看着电视，忽然有了灵感，就起身进屋写去。”

 

有时赵文燕写了文章拿给父亲看，赵大年看后不满意，让她修改六七遍。“他对我说‘文章不厌百回改’，他的文章都是这样改出来的。写文章文责自负，下笔就要认真。”

 

赵文燕回忆，父亲曾说夜深人静之时，自己往往文思泉涌。熬夜的习惯延续至晚年，有时他晚上写饿了，就“偷吃”家里的沙琪玛、巧克力。“我母亲知道了很生气，因为他有糖尿病，不能吃甜。后来我们给他煮好方便面，半夜饿了，热一下就能吃。”

 

赵大年还有烟瘾，一天抽一包。日久年深，书房屋顶都被熏黄了。作家李金龙记得，2016年赵大年因病住院，李金龙前去探望，赵大年犯了烟瘾，穿着病号服、披一件坎肩，和李金龙跑到马路边，坐在树荫下抽烟，聊过去作家的逸事趣闻。

 

家人们曾劝赵大年戒烟，他尝试过，但没成功。后来他开玩笑：“我戒烟，烟从楼上扔下去，还没落地，我就跑下去把它接住了。”他常常戏称，抽烟、熬夜、打麻将是他的“长寿秘诀”。

 

在亲友眼里，赵大年言语幽默，爱开玩笑。赵文燕回忆，早年家里穷时，父亲说他只过冬夏两个季节：五月底脱掉棉鞋换凉鞋，迎接夏天；快到十一月的时候，就穿上“毛裤”——用腿毛御寒。他把稿纸、钢笔、香烟、打火机称为自己的“文房四宝”，喜欢听打印机工作时“唧唧哝哝”的声音，还戏称自己在家里“地位低”——老大是妻子，老二、老三是两个女儿，其次是家里的大黄猫，最后才是他。

 

赵大年喜欢体育，到老仍兴致不减。家人说，他经常熬夜看足球，谈起球星、比赛规则头头是道，一遇世界杯、欧洲杯等重大赛事，往往整宿不睡。2017年，赵大年还给媒体写了一篇球评，夸葡萄牙球星C罗天赋高、球技好，自己是“C罗的粉丝”。

赵大年一家合照。从左至右：妻子范季华、大女儿赵文燕、赵大年、小女儿赵文华。家属供图

“作家楼”最后一位作家走了

每年春天丁香盛开时法源寺都会举办丁香诗会，赵大年都去参加。一年诗会结束后，作家吴亚开车送赵大年回家，路上聊起自己正计划创作一部长篇小说，“赵老师很支持，一路都在和我探讨这件事。”

 

2010年，吴亚的长篇小说出版。他把书送到赵大年家，邀请他在作品研讨会上发言。那是世界杯踢得火热的时候，赵大年熬夜看球睡眠很少。在这种情况下，他还是把吴亚40余万字的小说读了一遍。参加研讨会发言后，他还把稿子打印出来送给了吴亚。

 

在女儿们眼里，赵大年不懂得搞关系。比起交际，他更愿意在家写东西。但和熟人交往，他很热情，常常把熟悉的作家请到家中，一人一茶，坐着聊天。他还要亲自掌勺，做饭接待客人。

 

“他挨过整，但从没整过别人，是一个老实人。”赵文燕说，“他这辈子做着自己喜欢的事，经常乐呵呵的。”

 

2018年5月，赵大年的妻子范季华去世后，他变得沉默寡言，重播的新闻一天看好几遍，常常一个人坐在客厅，眼睛直愣愣地看着妻子遗像，一言不发。

 

赵文燕说，父母二人感情很深。父亲患有糖尿病，母亲是护士，照顾他无微不至。一次赵大年生病住院，范季华回家时，摸着他的脸说：“大年啊，我明天再来看你啊。”赵大年笑嘻嘻地说：“好啊，明天见。”赵大年忙于写作，女儿想带范季华外出旅游，被她拒绝：“不行，赵大年要打针！”

 

随着年岁渐增，赵大年的身体也不如从前。他听力变差，需要佩戴助听器；有时看着电视，头就低下打起盹来；2018年初摔断胯骨后，伤一直没好。

 

李金龙最后一次见到赵大年，是今年3月底。赵大年“精神没以前好，声音不再洪亮”。在赵家，两人坐下拉着手聊天，谈宣南文化、京味文学和老作家们的往事。

 

北京市文联宿舍楼住过许多作家，也因此被称为“作家楼”。这些作家搬走的搬走，故去的故去，只剩赵大年一人。小女儿赵文华记得父亲曾对她感慨：“‘作家楼’就剩我一个作家啦，很寂寞。”说这话时，他眼神有些失落。

 

已至迟暮之年，赵大年并不避讳死亡。一次和女儿聊天，他忽然自顾自地说：“这人要是快走的时候啊，是有预知的。”

 

今年6月中旬，赵大年生病送医抢救，后查出患有肺癌已是晚期。7月1日上午，他与世长辞，终年88岁。

 

“作家楼”最后一个作家走了。他创作的小说、散文集，仍静静地躺在家中书柜里。“爸爸曾说，文学伴随他一辈子，像生命一样，离不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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