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9月27-29日，由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石窟专业委员会、黄河文化石窟寺联盟、邯郸市文物局、太原市文物局主办，峰峰矿区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响堂山石窟研究院、太原市文物保护研究院承办，河北省文物局、山西省文物局指导的“石窟寺考古与艺术史学术研讨会暨第三届黄河文化石窟寺联盟大会”第一阶段会议在河北邯郸峰峰矿区响堂山石窟召开。
会议进行了为期两天共四场的学术研讨，最后由响堂山石窟研究院学术院长赵立春进行了学术总结。（根据录音整理）
金秋十月，硕果累累。本次石窟考古与艺术史学术研讨会圆满落幕。此次盛会不仅吸引了国内众多专家学者的踊跃参与，更汇聚了众多对石窟考古与艺术史充满热情与追求的青年学者与爱好者。大家围绕石窟考古的新发现、新方法、新技术以及艺术史研究的理论创新与实践应用等核心议题，展开了深入而广泛的交流，共同探讨了这一领域的前沿动态与未来趋势。
会议伊始，主办方精心设计的开幕式便为整场盛会奠定了基调。在庄重而热烈的氛围中，各位专家学者纷纷表达了对石窟考古与艺术史研究的热爱与期待。作为人类文化遗产的重要载体，石窟造像不仅承载着丰富的历史信息，更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艺术价值。因此，深入研究和挖掘石窟的历史、文化、艺术价值、美学价值等对于推动学术进步和文化交融、传承具有重要意义。
本次研讨会历时两天，共完成4场学术报告。发表41篇论文。从内容、方法论、题材等方面上来看，论文大致可分为五个方面。
一、从地理空间分布对石窟的梳理
从地理空间分布对石窟进行梳理是一项复杂而富有意义的工作。它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石窟的地理分布规律和特点，还能揭示出石窟背后的深刻文化内涵和历史文化价值。陈昀的《中国石窟寺空间分布特征研究》与肖波的《长江流域石窟遗产的源流与特征初探》两篇论文，为我们揭示了石窟在广袤中华大地上独特的地理分布规律及其背后的深刻文化内涵。石窟的分布不仅仅是地理空间上的现象，更是文化交流和传播的结果。陈昀在其研究中，首先勾勒出了中国石窟寺空间分布的宏观格局。他指出，石窟的分布并非随意散落，而是呈现出明显的地域性特征。各时期各地域政治环境、经济状况、宗教信仰及自然条件等情况变化与差异，影响和决定着中国石窟寺分布的广泛性和不均衡性、规律性与地带性、辐射性与聚集性以及集中呈现的“一带一片”分布特点。肖波在《长江流域石窟遗产的源流与特征初探》中，为我们介绍了长江流域石窟遗产的独特魅力。这些石窟不仅展现了古代工匠们的卓越技艺，也反映了长江流域地区丰富的历史文化底蕴和宗教信仰，这种文化交流和融合不仅丰富了石窟艺术的内涵和外延，也促进了中华文化的多样性和包容性。
二、从石窟考古、考古调查分期、文献资料的研究
会议的第二部分聚焦于石窟考古的新发现和最新的研究成果。多位学者在发言中详细介绍了近年来在国内外石窟遗址调查普查中取得的重要考古成果。
周兴与刘娟博士的《普陀山佛教摩崖造像的调查、研究及相关问题探讨》不仅详细介绍了普陀山摩崖造像的艺术特色与分布规律，还结合当地环境、民俗信仰等因素，探讨了这些造像背后所蕴含的文化内涵与宗教意义。马楠的《山西长治北朝晚期石窟的调查与研究》一文，通过对长治地区北朝晚期石窟的深入考察，结合历史文献与考古新发现，分析了北朝晚期晋邺古道上石窟艺术的演变过程及其背后的社会文化背景。陈泽彬的《山东东平地区石窟寺考古调查与认识》为我们了解山东区域的石窟遗存提供了新的材料。袁小白《对河北省小型石窟遗址的研究——以唐县库狄干石窟为例》一文详尽地探讨了库狄干石窟的独特魅力，还通过丰富的细节、生动的例子以及深入的实证研究，进一步充实了我们对这一小型石窟遗址的全面认知。
程雨童的《南响堂第7窟调查及相关问题探讨》，应用石窟考古学的方式，通过对石窟个案的调查，对南响堂第七窟的力士像提出开凿于隋代的可能性。
在石窟考古领域，分期是对石窟寺图像最基础也是最重要的课题。张仲明老师的《北石窟寺唐代洞窟分期试论》采用了石窟考古的方式，对北石窟唐代洞窟进行了分期研究，梳理了研究史和各个时期的特点。不仅丰富了我们对北石窟唐代造像艺术的认识，还为我们探索“长安模式”和唐代社会文化、宗教信仰等方面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夏朗云教授的《南响堂北齐石窟布局考述—“太上皇”因素的特殊营造》一文，探索了北齐时期石窟布局设计背后的秘密。他详细阐述了“太上皇”因素如何在石窟布局中体现，通过理论分析和实地勘察，提出了这一特殊营造方式背后深刻的社会政治背景，为我们理解北齐时期的宗教与皇权关系提供了新的思考视角。这是一种有益的探索，期待未来能够有更多的材料来支撑学说。
此外，马怀如的《南响堂石窟名称的演变》从文献和文字学的角度探讨了滏山和滏口的关系，并提出滏山石窟之碑应该为滏口石窟之碑的误读。我很赞成这一说法，今年七月在中国书法杂志刊发了我和张强教授、周松林老师的三篇响堂山石窟刻经书法的文章，在这期文章中，我们首次公开使用了《滏口石窟之碑》的叫法，社科院张总看到后，专门给我进行了讨论，对滏口石窟的叫法表示怀疑。马怀如的这篇文章无疑对滏口石窟之碑一说，提供了更多文献的依据。贺越洋的《龙门石窟北朝碑形造像记研究》则是对龙门石窟北朝碑形造像记的全面梳理与深入分析。他通过对造像记的文本解读与图像分析，揭示了这一时期碑形造像记的独特风格与艺术特色。这一研究不仅丰富了我们对龙门石窟北朝碑形造像记的认识，还为我们理解北朝时期的宗教信仰与艺术审美提供了新的视角。
此外，李婧的《邺城东魏北齐背屏式佛教造像基座中心图案再认识》、杨滨的《克孜尔与响堂山石窟艺术中的摩尼珠形式的比较研究、》段莹慧的《龙门石窟过去七佛图像研究》、汤凤萍的《天梯山石窟的兴起背景以及北凉石窟特点》以及司佳鹭的《山西闻喜毋丘氏系列造像碑的年代及相关问题考释》等论文也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石窟图像进行了深入探讨，提出了许多新认识和新观点。这些学者的研究成果为我们深入了解石窟背后所隐喻的历史、文化、艺术以及精神价值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与借鉴。
三、图像志、艺术史角度的研究
会议的第三部分则聚焦于图像志、艺术史研究的理论创新与实践应用。与会学者围绕石窟艺术的历史渊源、风格特征、艺术价值等方面展开了热烈讨论。他们通过运用图像学、符号学等理论工具对石窟造像或壁画中的图像元素进行解读和分析，揭示了这些图像元素所蕴含的象征意义和文化内涵；引领着我们深入探索图像志与艺术史的奥秘。各专家学者从历史渊源、风格特征到艺术价值，全方位、多角度地展开了深入探讨。
张强教授的《中国造像视觉史体系丛书写作观念——中西方“宇宙观”比较背景下的“视觉史方法论”建构》一文，为我们打开了通往中西视觉艺术比较研究的大门。他通过详尽的史料分析和深刻的理论阐述，揭示了中西方在“宇宙观”差异下形成的独特视觉史方法论。这一研究不仅丰富了我们对中国造像艺术的理解，更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去审视和解读图像的隐喻。近年来，张强教授以响堂山石窟为现场开启的视觉史研究的探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新方法论的启发下，很多学者得到了灵感。
徐亚新博士的《从印度到中国——“燃灯佛授记”图像异时同构中的叙事性》，通过美术学“异时同构”的叙事手法，对“燃灯佛授记”图像在不同历史时期和地域间的演变进行细致入微的分析，揭示了这一图像背后所蕴含的深厚文化内涵和叙事逻辑。这种异时同构的研究方法，不仅为我们展现了图像艺术的独特魅力，更为我们理解古代社会的宗教信仰、文化传承提供了宝贵的线索。李学峰老师的《关于南响堂石窟飞天的几点认识》一文，通过对飞天造型、占比等方面的剖析，来表达和提示我们注意飞天在微妙变化中的地位提升。
此外，莫斯科国立大学博士朱永进《图像学视觉下火焰纹在佛教语境中的流变——以莫高窟249窟为例》一文中，以其敏锐的图像学视角，深入剖析了火焰纹在莫高窟249窟中的表现形式及其背后所蕴含的宗教哲学思想。周松林的《新见唐邕刻经残石研究》一文进一步探讨了唐邕刻经残石在刻经书法艺术上的独特贡献。这些残石上的字迹，历经千年风雨侵蚀，却依然笔力遒劲，结构严谨，无疑是中国书法史上不可多得的瑰宝。黄文智的《从古希腊到平城——云冈石窟佛、菩萨像身高比例关系的建立》则为我们揭示了佛教艺术在不同地域、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演变过程。他通过对云冈石窟佛、菩萨像身高比例关系的分析，指出佛教艺术在传入中国后，逐渐适应了本土的审美习惯和文化传统。孟欣《岩山寺文殊殿北壁东梢间“放焰口”图像考释》一文，详尽剖析了这幅珍贵壁画的历史背景与艺术特色，更巧妙地将之置于广阔的文化语境之中，进行了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
赵立春、孟媛的《初探贤劫佛国世界的建构——以假想观者进入北响堂三窟》则为我们呈现了一个宏大的佛教宇宙观。他们通过北响堂三窟的壁画和雕塑，探讨了贤劫佛国世界的建构方式及其背后的宗教哲学思想。在这个宏大的叙事体系中，作为连接现实与彼岸世界的桥梁，其重要性不言而喻。申晓旭的《绢画“莲上化生童子图”研究》一文也以其独特的视角和深入的研究方法引起了广泛关注。她通过对绢画中“莲上化生童子图”的细致分析，揭示了这一图像背后所蕴含的深刻寓意和象征意义。他们这种将图像与宗教、文化、社会、艺术等多方面因素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全新地解读艺术作品的途径。
孙天慧的《北魏解兴石堂乐舞图像研究》一文，深入剖析了北魏时期解兴石堂中乐舞图像的艺术特色与历史价值，为我们揭示了那个时代音乐舞蹈文化的独特魅力。
安瑞军、李鹏为的《北朝图像中的雷公形象刍议》一文，以小切口进入图像的研究，近年来，各大石窟遗存的宏大叙事研究成果颇丰，而小切口进入图像的研究可能带来更多的线索。安瑞军、李鹏为的这篇文章，以独特的视角深入剖析了北朝时期图像艺术中的雷公形象，为我们揭示了这一神秘角色的多重面貌与文化内涵。北朝时期，政权更迭频繁，文化交流融合加剧，这直接反映在了艺术创作上。雷公作为神话传说中的重要角色，其形象在不同地域的壁画、雕塑、石刻等艺术形式中可能呈现出不同的风貌。
吕晓楠的《北庭西大寺遗址鹿野苑说法图像研究》一文深入剖析了鹿野苑说法图像的构图与细节，还巧妙地将其置于历史与文化的广阔背景之下，展现了其独特的艺术价值与文化意义。
上述论文各具特色，分别从不同角度对北朝时期的艺术风格和表现手法进行了深入探讨。这些研究不仅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视觉资料，更为我们理解当时社会的宗教信仰、文化观念、审美追求等方面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徐国栋的《邯郸成安出土的东魏兴和四年释迦三尊像》一文则以其独特的实物资料为基础，为我们展示了东魏时期佛教造像艺术的精湛技艺和独特风格。他通过对释迦三尊像的详细描述和深入分析，揭示了这一造像作品在造型、线条、色彩等方面的独特之处。杨中林的《图像与文本：库木吐喇石窟窟群区第43、46窟相关问题再论》一文通过对库木吐喇石窟第43、46窟中图像的详细解读和深入分析，揭示了图像与文本之间的密切联系和相互印证关系。王新明的《皖北地区东汉抱鼓石式祠堂艺术空间的文化意象》通过对近年新发现的中国墓地祠堂类型，从空间特征和图像观念来探索图像背后的思想特质。这一研究不仅为我们了解东汉时期的社会文化提供了重要的窗口，也为研究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与历史的演进脉络提供了实物证据。
综上所述，本次会议的第三篇章以其丰富的内容、深刻的探讨和广泛的视野为我们展示了一幅关于图像志与艺术史研究的宏伟画卷。这些研究不仅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学术资料和宝贵的知识财富，更为我们理解古代社会的宗教信仰、文化传承、审美观念等方面提供了有力的支持。我们相信在未来的日子里这些研究成果将继续引领我们走向更加深入的艺术史探索之路。
四、从多学科交叉及建筑空间方面
会议的第四部分是探索多学科交叉视角下的建筑空间与文化艺术。在今天这个时代，单一学科的研究已经难以满足人类对于全面、深刻理解的渴望。因此，多学科交叉成为一种趋势，它不仅拓宽了研究的视野，也为各个领域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在杨漪的《超越尘世——蓝色在佛教艺术中的象征意义》的这篇论文中，蓝色作为宗教艺术或日常生活中的重要色彩元素，被赋予了超越尘世的象征意义，深深植根于佛教的哲学体系与色彩心理学之中。张艳的《从绘画的意境表达谈北朝墓葬壁画的外延研究与当代水墨意境转化展示的关联研究》一文，则从绘画实践的意境表达入手，探讨了北朝墓葬壁画与当代水墨画之间的内在联系。她指出，北朝墓葬壁画作为古代艺术的瑰宝，不仅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还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而当代水墨画追求的是对生活的理解、对人生的感悟以及对生命的郑涵，表达画家内心深处的一种诠释。运用灵动的水墨来表达艺术家内心的灵感与冲动，追求一种更为自由、开放和包容的艺术境界。当代水墨艺术家的这种表达，往往能够从这些北朝画风中汲取灵感，实现传统与现代的融合。这种跨时代的艺术对话，不仅展示了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也体现了艺术创作的无限可能；杨香玲、孟丽萍的《甘肃天水石窟文化对外译介传播的问题与对策研究》则将目光聚焦在了甘肃天水石窟文化的对外译介传播上。她们指出，作为中国古代艺术的瑰宝之一，天水石窟文化在对外传播过程中面临着诸多挑战。如何将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准确、生动地传达给国际社会，成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针对这一问题，她们提出了一系列对策和建议。这些建议的提出不仅体现了作者对问题的深刻洞察和全面思考，也为天水石窟文化的对外传播指明了方向。郑海龙的《甘肃泾川玉都窖藏铜器补考》一文通过对这批铜器的细致研究和分析，反映出当时的物质文化和佛教信仰，出土的“归义侯印”可能为后秦赐予古代泾川的羌族首领，而这批窖藏铜器可能因为 战争原因而掩埋。这一研究成果不仅丰富了我们对这批铜器的认识和理解，还为我们进一步探索古代社会提供了宝贵的资料；谷新春的《复古与革新：雍和宫永康阁、万佛阁、延绥阁营造考》论文，则关注于雍和宫永康阁、万佛阁、延绥阁的营造技艺及其所蕴含的复古与革新精神。他通过对这些建筑的详细考察和分析揭示了它们在建筑技艺上的独特之处以及它们所承载的深刻内涵。“一主二次”山字形建筑组合，无论是建筑形制还是殿堂主供陈设，无论是复古还是革新，都是统治者来说，政治和宗教的追求才是关键。
这些论文通过多学科交叉的视角为我们揭示了建筑空间与文化艺术之间的紧密联系。它们不仅丰富了我们的知识视野，也为我们思考如何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找到平衡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在未来的研究中，我们应该继续秉持这种跨学科的研究精神不断探索新的领域和方法，为图像考古与艺术史的研究贡献更多的智慧和力量。
五、从文化遗产与数字化、文物保护方面
会议的第五部分是关注文化遗产与数字化以及石质文物的保护。王琦、刘晓坡的《文化遗产传承视域下的博物馆馆藏文物深度研究——以邺城遗址出土佛教造像为例》一文中，以邺城遗址出土佛教造像为个案，提出对文物深度解读在帮助观众阅读、文旅融合以及研学方面的重要性。杨子墨的《中国古代石刻数字化保护“在地性”的困境与对策》一文中，作者深入探讨了数字化技术在石刻文物保护中的应用与挑战，指出了中国石刻文物数字化保护在地性的实践障碍和针对性的解决方案。这些方案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保护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更为我们传承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持。
此外，学者们还关注到了石窟艺术在传承与保护过程中所面临的现实问题。他们指出，随着自然环境的变迁与人为因素的干扰，石窟艺术正面临着日益严重的劣化问题。为了应对这一挑战，学者们通过实地考察、实验分析等方式，深入探究了石窟艺术劣化的原因与机制，并提出了相应的保护措施与修复方案。例如，在王颖红、张晖的《盐风化与冻融协同作用对石窟寺及石刻类文物劣化的影响》一文中，作者详细分析了盐风化与冻融作用对石窟寺及石刻类文物的影响机制，为我们理解这些文物的劣化过程提供了重要的科学依据。
在文化遗产数字化方面，学者们也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他们利用数字化技术将石窟艺术转化为数字资源，并通过互联网等渠道进行传播与共享。这种方式不仅扩大了石窟艺术的影响力与受众范围，更为我们传承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供了新的途径与方式。在张萌、何雨暄的《新质生产力赋能文化遗产数字化——以石窟寺为中心的考察》一文中，作者深入探讨了数字化技术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应用前景与潜力，为我们展示了数字化技术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广阔前景。
最后，我们不得不提到的是，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过程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正如张鸿旸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下的邺城地区安阳石窟的保护研究》一文中所指出的那样，只有当我们深刻认识到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财富时，我们才能更加自觉地投身于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之中。这种共同体意识不仅有助于我们形成对文化遗产的共同认知与尊重，更为我们传承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
综上所述，从文化遗产与数字化、文物保护方面来看，石窟艺术的研究与保护正呈现出一种多元化、跨学科、科技驱动的发展趋势。学者们正以更加开放、包容的心态与视野，探索着石窟艺术的深层奥秘与价值。他们的研究成果不仅为我们理解石窟艺术提供了丰富的知识与信息，更为我们传承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供了有力的支持与保障。
在经过了紧张有序的四场学术研讨，我们都得到了很大的收获。但是，相对来讲，我们还是有些许遗憾，比方说，我们的会议主题是石窟考古与艺术史，就是想多学科开展叙述，但一些专家学者的论文还是站在单一的方法论或独立的学科当中，缺少跨学科的研究。有的专家学者的论文还是建立在材料的初级叙述层面，缺少深入的研究等等。不管怎么说，我们今天的会议还是取得了圆满丰硕的成果。我的总结到此结束。
最后预祝大家国庆假期快乐。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