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9月7日，由北京师范大学中华文化研究院丨京师书院主办，历史学院、文学院、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古代都城文化与古代文学及相关文献研究”课题组提供学术支持的“京师学术前沿”系列工作坊第七期在北京师范大学海淀校区顺利举行。本期工作坊的主题为“重塑古都：历史、考古、文学交叉视域下的都城文化、空间与形象”。
北京师范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康震教授首先在开幕式上致辞，点明本次工作坊的目的是以古代都城为舞台，进行跨学科的对话。他提出，都城研究的焦点是都城的形制和形象，涵盖了物质、制度、精神等多维度，进而引申出都城是什么、应该是什么、需要成为什么三方面问题。从多学科角度研究都城，有助于全景式地探究古代都城文化和形态。随后13位从事历史学、考古学、文学研究的学者围绕都城主题先后进行发言。
与会者合影
工作坊前半场的主题是中国中古时期的典型都城，由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中文教育学院郭晨光、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廖靖靖、清华大学建筑学院郭璐等学者共同主持。与会学者选取长安城和建康城两座古都进行了重点讨论。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韩建华研究员以“长安未远——隋唐长安城考古现状及未来趋势”为题进行发言。他指出隋唐长安城所处的地理环境相当优越，构成了“城塬一体”的空间格局。长安城、城郊、都市圈及联系各地的水陆交通网络，共同构成了长安这一空间范围。在中国古代城市发展史上，隋唐长安城具有划时代意义，是中古时代世纪都城系统的典范。从中国考古学史来讲，隋唐长安城堪称“古今重叠型”城市考古的肇始。近70年来的隋唐长安城考古，基本秉持“以学术为导向，以配合基建考古为主体”的原则。2018年以来，国家提出 “先考古后出让”政策，隋唐长安城考古迎来新的机遇，发掘了不少重要的遗址，对隋唐长安城空间及形制布局有新的认识，增强了对隋唐长安城考古的信心。未来，可以预见的是，长安城的考古会迎来“大考古”时代，整合不同单位的发掘资料，共建、共享考古一张图。要开展学科交叉方面的研究，借鉴历史学研究成就，深化隋唐长安城考古研究，通过文献、考古、历史地理等方面研究，从城市空间、社会流动、物质文化、艺术史等多种角度来考察隋唐长安社会。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张天虹教授以“从长安到幽州：唐代城市人口研究方法的新探索”为题进行发言，他指出，由于资料稀缺且零散，学界对唐代城市人口数量的估算主观性很强，得出结果自然相差很大。这集中体现于对长安人口数的估算上。一种是按人群统计法；另一种或可暂且称之为“以人属地”法。吸收以上两种方法的优点并考虑流动人口，对研究唐代其他城市人口的规模有方法论上的启发意义。对唐后期（即藩镇时代）以今北京为中心的幽州城人口数量估测，需要考虑其城市性质，抓住城市的主要人群，并考虑城市的空间范围。“高度军事化”是藩镇时代幽州城的最典型特征，军人及其眷属应该是其人口最主要的构成部分。唐幽州城内坊数尚不能最终确定，因此不能采取以坊为单位的估测法，而是考虑城内面积和功能分区，增加约束条件之后进行估算。最后，还要把得出的结果与同时期其他城市的人口数据以及后世北京城市人口的一些数据进行比较，以避免得出违背常识的结论。这样估测下来，藩镇统治下的幽州城，一般有常住人口8万多人。
中华女子学院文化传播与艺术学院王聪老师以“《两京新记》《长安志》《唐两京城坊考》长安引文对读与著述视角考索”为题进行发言，她指出，作为唐长安空间书写的经典著作，《两京新记》《长安志》《唐两京城坊考》各有特点。三书关于唐长安宫殿里坊布局的行文结构十分相近，但在引文的选择与叙述上存在不同倾向。《两京新记》今只存残篇，为唐人韦述开元天宝年间所作，与真实的长安城最为接近，除介绍铺陈里坊空间位置外，侧重描摹坊间的传闻趣事与都城的社会风情，具有很强的现场感。宋敏求《长安志》成书于宋代，注重文献考证，增编了与长安有关的历史实录、传记、家谱、古图、碑刻、笔记等内容，删除了《两京新记》中不可考的传闻逸事，为兼具博物传统与现实公用干治施用功能的长安地志。清徐松《唐两京城坊考》为唐代都城文献集大成之作，分为西京长安与东京洛阳两部分，分门条举宫殿苑亭公私廨宅，附笺释考证于下，作为“吟咏唐贤篇什之助”，引用的不但有史书、有碑志、有文章、有诗作，同时也将唐人笔记小说和传奇场景归到各个里坊，试图再现唐都的文学盛况。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周剑之教授以“中国古代都城形象研究的基本内容及可行路径”为题进行发言，她指出，中国有许多重要的古都，它们大都拥有鲜明的形象特征，能够唤起人们对其历史过往、城市风物及风土人情等各方面的想象。古城形象的生成，固然有赖于都城原本的自然条件和城市建设的面貌，但赋予古都形象以鲜活血肉和饱满精神的却是文字的记述。古都形象本质上是一种独特的文学形象，来源于文学书写的多维度塑造。这种形象既有直观可感的部分，又有许多非直观的深层内蕴。古都形象研究的意义在于，能够将社会发展史与个人心灵史紧密联系起来，有助于深入理解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互动互促，思考传统文化的古今存续与历史变迁。古都形象研究的开展应以文学为重心，但又不能局限于文学，还需要从历史、考古、地理、艺术等学科中汲取养分，通过跨学科的视野与方法，实现对古都形象发展史的综合考察、对古都形象生成机制的系统探究。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吴沂澐老师以“建康‘错位’——晋室播迁的文学书写”为题进行发言，她指出，东晋南朝时期，都城的迁移影响着文人对于晋室播迁的书写，使得相关文本不断变化，其深层则指向了文人如何尝试让洛阳文化在异地延续的问题。从“东迁”到“南渡”的文本变化过程中，文人经历了文化“记忆”“重构”与“制造”三个阶段。首先，东晋文人试图在建康“还原”洛阳文化，重建他们在洛阳的集体记忆，于是他们移植西晋的洛水为东晋的新亭，其用意是弥合西晋、东晋地理环境与国家运势的错位，凝聚认同感。其次，由于建康、会稽在政治、文化上的分离态势，使得洛阳记忆无法完全凝聚于一处，而是分散在两地。因此，东晋文人尝试在文本空间进行“重构”，他们将对于洛阳的记忆“文本化”为名士图谱，希望借助文本的力量来塑造出一个“恒定”的洛阳文化。然而无法避免的是，南朝文人在书写洛阳时必然会逐渐代入建康的文化生活，建康文化被“制造”出来，进而遮蔽、取代了文人的洛阳记忆。在这一过程中，建康与洛阳的“错位”逐渐统一，这标志着新的文化秩序正式确立，仓皇渡江的生活终于回归“常轨”。
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系陆帅副教授以“南朝建康的‘新侨民’与区域变动”为题进行发言，他指出，长期以来，六朝建康的宫城（台城）、御道、城墙等核心设施平面布局复原聚集了绝大多数研究者的目光。近年来，研究者试图跳出城市核心区，进一步关注都城圈内的社会，探索更为立体、生动的六朝建康城市图景。在六朝建康，不断涌入的侨民群体及其引发的持续性区域变动，深刻影响了这座城市的历史。南朝时代，随局势变化先后进入建康的“新侨民”们，相继在建康城东及东郊定居，这深刻影响到了建康都城圈的区域规划和城市景观，“新侨民”所带来的庶民文化、军人文化，也引发了新、旧侨民间的文化冲突。“新侨民”的不断涌入，关乎六朝士族社会、身份制社会的秩序变迁；新、旧侨民文化冲突与融合的背后，则是江南地域文化演进的历史过程。上述问题的深入，除了依靠文献史料的搜集解读，更有赖于不断出土、眼见为实的文物考古资料。相信通过这些工作，能够更为精细地切分六朝建康都市空间的历史断面，深入把握人群流动与城市范围盈缩变迁的动态进程，并进一步思考南北文化、士庶文化在六朝江南地域的融汇实态。
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耿朔副教授以“中古时代的都城与葬地——以汉魏洛阳城和六朝建康城为例的讨论”为题进行发言，他指出，中古时代的都城与葬地存在着紧密联系。活人生活和死者穷壤间的模糊界限，营造了一种“生与死，零距离”的视觉体验。在汉魏洛阳城，城北邙山陵墓群与城市的空间关系，就是视觉景观影响时人心理的一项例证。此外，从东郊西晋陵区的地形特征出发，不难发现，“不封不树”并不意味着墓葬难以寻见，魏晋帝陵多采取“依山为陵”的葬地选址规则。在六朝建康，生死间的界限同样模糊。区别于上坊这一高级墓葬区，在三国两晋，作为公共墓地的石子冈，还埋葬了不少政治失意者和家势不显之人，并由此演绎出不少灵异故事；刘宋前废帝“华林园射鬼”故事，或许也与华林园毗邻东晋帝陵区这一空间因素有关。古代城市并非平面式的结构，而是立体的空间；它也并非只是遗迹的立体，而是记忆的、感受的立体。葬地与都城空间的关系，影响了古人对生与死的认识，影响到了社会观念和历史事件的生成。通过思考葬地与都城空间的关系，或许可以为多维度理解中古都城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特质提供些许一点启发。
工作坊后半场的主题是都城布局与空间结构，与会学者围绕宫城宫殿和城市空间等话题展开了对话，由中国历史研究院《历史研究》杂志社管俊玮老师、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史学部武雪彬老师共同主持。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沈丽华副研究员以“东魏北齐邺城宫城布局新识”为题，对东魏北齐邺城宫城布局进行再省思。他指出，都城规划是中国古代国家礼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曹魏邺城开始，中国古代的都城形制发生了重大变化，孕育出了一套被称为“中世纪都城”的规划设计理念。在这一都城规划理念的发展过程中，东魏北齐邺城具有承前启后的意义；作为都城的核心，邺城宫城集中反映了这一规划理念。综合考古发现和文献记载来看，东魏北齐邺宫直接继承了六朝建康宫殿和北魏洛阳宫殿的多重宫墙结构和宫城诸门命名，宫城设计和功能分区更为规整谨严，这也直接影响了唐长安太极宫的规划布局；考古发现的206号大殿及其所属院落与北侧相连的209号大殿及其所属院落构成了一处建筑组群，应系帝、后寝宫，可见文献关于后寝东西二院并立的记载并不可信。东魏、北齐虽然通过禅让完成了政权交替，都城也未曾搬迁，但宫城格局在政权交替之际还是发生了较大变化，在轴线上，外朝-阊阖门、中朝-太极殿、内朝-昭阳殿的三朝之制得到确立；前朝后寝也由于昭阳殿的兴建出现了明显分界，形成了对半分割宫城的格局。
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李永教授以“兴庆宫的营建与唐都长安三宫制的形成”为题进行发言。他指出，唐都长安的宫城由“三大内”——“西内”太极宫、“东内”大明宫、“南内”兴庆宫组成。其中，兴庆宫兴建于唐玄宗开元年间，为“三大内”出现时间最晚者，在长安城宫城体系的形成演变中具有重要地位。受地势条件、地理位置的限制及营建历程的影响，兴庆宫形成了西门为正、南北分区的布局特点。与此相应，南北中轴线以及 “三朝”组合模式在兴庆宫内不复存在，宫内行政机构设置也体现出帝王的私人色彩以及实用主义倾向。以上因素让兴庆宫无法独立承担宫城的全部功能，仍有不少活动需要唐玄宗返回大明宫来完成。为便利两宫交通，玄宗修建了夹城。新夹城的修建，加上之前太极宫、大明宫间的夹城，让三者连为统一的整体，共同构成唐都长安特有的三宫制。“三大内”的地位、功能在安史之乱以后逐渐固定，彼此之间互相配合，联为整体，共同发挥着宫城在王朝统治与礼仪秩序中的重要作用。中国古代都城，从曹魏邺城、北魏洛阳城开始，逐渐由多宫制向单宫制演变。隋唐长安城最初也是单一宫城，后来演变成了三宫制。唐以后，中国古代都城内部均为单宫制，多宫制不复出现，由此可见唐代宫城制度在中国古代宫城制度演变过程中的历史地位。
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王征宇研究馆员以“南宋德寿宫遗址：基于文字、图像与实物史料的遗址复原研究”为题进行发言。他指出，德寿宫处于南宋临安城东部，本为秦桧府邸，后转变成太上皇和皇太后居所，宋高宗和宋孝宗退位后都曾居住于此。2001—20200年，杭州市文物部门经过四次考古发掘，发现德寿宫遗址东、南、西三面宫墙和便门、大型夯土台基、庭院、道路、水池、水渠、水闸等重要遗迹。德寿宫遗址的发掘为研究南宋德寿宫的建筑布局、用材、构筑方法等提供了重要的实物例证。发掘过程中，考古工作者坚持最小干预原则，对遗址采取有效的保护措施，在“保护第一”的前提下充分挖掘其价值和有效利用，在对遗址进行科学复原的基础上，采用原址展示、本体模拟展示、数字化展示和传统室内展陈等手段，呈现复原场景，走近历史真实，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果。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王子奇副教授以“隋唐长安城东市考古发现及其反映的里坊内部布局”为题进行发言。他指出，隋唐长安城东西两市分列皇城东南与西南，是隋唐首都的经济活动中心，还是当时丝绸之路和中外经济交流的重要场所。但在过去，隋唐长安城里坊区的工作开展较少，两市考古工作也主要集中在西市，东市则由于被埋压在现代城市之下，开展工作较为困难。2016年以来，唐城考古队针对东市东北隅开展工作，取得了不小收获，如揭露出了以往未能探勘出的东街，确认了部分以往考古工作中未能了解的东市格局信息。在区域内发现了以南北向的道路和水渠为主的线性遗迹，之间分布店铺房屋及若干作坊。遗址初步可分为两期，早期的部分道路在晚期已遭废弃，为房址和作坊所侵占。这为坊市的管理制度及其演变动态提供了最新的考古资料；此外，从发掘揭露的遗迹与出土遗物情况看，晚唐五代以后，东市遗址即遭废弃。东市遗址中还发掘出土了数量众多、种类丰富的遗物，这凸显出东市遗址作为隋唐长安城手工业商贸中心和丝路起点的特殊地位。唐长安城东市东北隅考古工作的开展，有助于加强了我们对遗址内部空间规划及其变化的认识，并为我们探索唐长安城里坊的内部布局提供了重要线索，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
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史睿副研究馆员以“萧颖士见李林甫：长安城中士子与宰相的三种空间关系”为题进行发言。他注意到唐人萧颖士以道学馆“庙庭之右”的樱桃树为喻，创作《伐樱桃树赋》，讥讽宰相李林甫阻挡贤人上进之路，必欲伐之而后快。而白居易诗“好是映墙花，本非当轩树”，正好与之相印证。研究历史人物，除了关注各种亲属关系、政治关系之外，特定人物在都市空间中所处的位置，同样值得关注。萧颖士在长安的交游历程，刚好可以反映空间位置在人物研究中的重要价值。具象化呈现萧颖士当时的交游网络，可以看到，这些活动均位于皇城外的坊市当中，这背后或许反映出，在唐玄宗主要居住在兴庆宫的时代，政治中心出现了从宫室向坊内转移的趋势，外郭区的官员私邸承担了更多政治职能。关于萧颖士见李林甫这一故事，流传出了三种不同的文学叙事，主旨虽然是批评李林甫，皆关系到士人与宰相交往的礼仪和空间问题。开元、天宝年间政治集团的分野，同样可以从长安政治空间关系的变化中找到答案。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辛晓娟副教授以“通天之路的实书与想象——唐诗中的‘道路’书写”为题进行发言。她指出，文学作品中的“长安道”主题，起源于六朝乐府。诗人基于对汉代长安城的回忆与向往，并融入南方都城的影子，创造出亦幻亦真的都城道路景观。其表现方式则呈现出程式化、辞藻化、虚拟化的特点。隋唐复都长安后，“长安道”主题再度兴盛，初盛唐时期一度成为都城文学的重要内容。唐人在“长安道”主题中融入了高亢昂扬的时代风气，以歌咏奇观、点缀盛世的心态，描摹道路景观；并将显身扬名的自我期许融入了道路书写中。“长安道”也有了全新的内涵。从现实中的城市道路，引申出一条充满了政治隐喻的人生之路，链接起故乡与他乡、来处与归处，从时空上形成了完整闭环，丰富并发展了这一主题的内涵。
主题报告结束后，工作坊进入圆桌讨论环节，讨论主题是“跨学科都城研究的可行性路径”。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马东瑶教授强调，在研究层面，都城首先是一个物质的都城，继而涉及人类活动而构建的制度、政治、秩序等话题，再到对都城的书写，这三个层次，都需要考古学、历史学和文学的共同参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徐畅教授提出，跨学科的都城研究是一个宏观的期许，在具体实践中，可以尝试寻找各学科有共同话题的模块或主题词切入，比如城市空间就是一个很好的话题。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余丹老师认为，本场四位文学方向的学者分别从文化、空间、形象、文献四个方向，展示了中国古代文学跨学科都城研究的四种可行性路径。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张保卿老师指出，对都城的研究不能局限于城市本身，也要关注城市空间以及城市景观，对其进行复原研究。
最后，康震教授对工作坊进行总结。他指出，古代都城的跨学科研究开启了都城研究的新领域、新视角、新方法，培育了相关学科新的研究增长点。希望围绕古代都城的跨学科研究和学术交流能够持续开展，成为北京师范大学人文社科学科交叉、融合发展的特色品牌，并在此基础上培育跨学科的创新团队，激发优秀青年学者的学术潜力和活力，推动包括古代史学、文学、文献、古代都城文化在内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持续走向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助力当下的首都与国家中心城市文化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