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期）

【六】

乱臣贼子被清除，国家重回健康轨道。

恰恰此时塞外蛮夷越裳氏向大汉朝进献了一只白雉，再现了周成王时的白雉之瑞。因而，群臣纷纷上书太皇太后，说王莽功比霍光，应赐安汉公爵位。从王莽几次多番的真诚谢绝赏赐看，班固说白雉之献缘于王莽暗使，很带个人成见，逻辑上不通。

王莽不仅自己谢绝封赏，而且上书建议广泛奖赏诸侯王的后代及汉高祖以来的功臣子弟，大者封侯，或赐爵关内侯食邑，然后及诸在位，各有第序。

于是，一大帮已沦为市井平民的昔日刘氏王孙，陡然显赫起来，共计三十六人皆为列侯。又令诸侯王公、列侯、关内侯无子而有孙若同产子者，皆得以为嗣。宗室中尚有后代存在而因犯罪绝户的让其亲属受封。同时颁布新政，凡二千石以上的年老退休者，终身享受以前的俸禄。

他非常注重民生，系列新政中，他对鳏寡孤独在内的普通百姓施以恩泽之政。比如国家曾在元寿二年仓卒时期向百姓横征暴敛，现在一律退还。而且，罢明光宫及三辅驰道，诏女徒已定罪者一并放还归家。“上尊宗庙，增加礼乐，下惠士民鳏寡，恩泽之政无所不施。”

这可以看作王莽慷国家之慨，上取媚王室，下取悦百姓，博邀虚名吗？

不是。请注意一件事，王莽为太傅，加号“安汉公”后，追谥孔子为褒成宣尼公，封孔子嫡派后裔孔均为褒成侯。

他这样做，来自于儒家文化对他的深刻熏陶与影响。孔子的终极理想，就是在礼崩乐坏的时代，通过克己复礼、修身达仁，最终建立一个“均、和、安”的文质彬彬、和谐有序、家给户足的大同社会。

王莽举手投足的行为前面，是孔子的巨大身影。

由此可以看出，少年时代即无比倾心于儒家文化的王莽，要利用自己的身份、权力、地位来身体力行地倡导与弘扬儒家文化。以一个儒家的身份，通过道德的律约实现内圣外王，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目的，也许才是他此时真正的宏愿。

他的一系列举止，都可以由此找到更为合理的解释。

比如，因太皇太后年事已高，王莽劝她除了封爵大事，其他事情皆可由安汉公为首的四辅平决。于是，“州牧、二千石及茂材吏初除奏事者，辄引入，至近署对安汉公，考故官，问新职，以知其称否。”王莽得以“人人延问，密致恩意，厚加赠送，其不合指，显奏免之，权与人主侔矣。”

班固在写这段话前，加上了一句“莽欲专断”。他是为独揽大权吗？

王政君的头脑昏庸及其老迈年龄都决定她不足以肩荷国任，自知天降大任于己的王莽，显然是想将全部精力悉数付诸于认定的事业上。孔子就这样自况过，“夫召我者，而岂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王莽是“考故官，问新职”，而不是滥用亲信，排斥异己，正体现了他选用人时的仔细与认真。

公元2 年，郡国大旱，伴以蝗灾，民众流离失所。王莽告诉太后，应该心忧黎元，衣缯练，颇损膳，用节衣缩食来示范天下。同时，王莽捐款百万，献田三十顷，交付大司农来资助贫民。他又在长安城中建立避难所，宅二百区，以居贫民。从此，国家每有水旱灾害，王莽就不再吃肉，坚决素食。

在他的擘画之下，气息奄奄的西汉王朝，暂时显露出一番百废待兴、欣欣向荣之态。

鉴于前朝汉哀帝继祚后，丁、傅外家大肆扰乱国政，汉平帝刘衎即位后，王莽派人拜平帝生母卫氏为中山孝王后，赐帝舅卫氏爵关内侯，附加条件是，都必须留在中山，不得到京师。

王莽儿子王宇不懂这些，他认为父亲这样硬性隔绝皇帝与卫氏，将来皇帝长大后会怨恨王家，所以自作聪明地偷偷与卫氏通书，让卫氏写信央求前往京师，无效。

出于为家门安全计，王宇又和吴章、吕宽等商议，吴章认为王莽不可直言规谏，但可以装神弄鬼吓他一吓，用这种方式让他归政于卫氏。吕宽于是带着鸡血之类秽物，夜深人静时在安汉公宅第大门上涂鸦。

王莽为此震怒，将儿子送入狱中，王宇饮药而死。王宇妻此时有孕在身，也被捕入狱，产子后杀之。随后，王莽诛灭卫氏，穷治吕宽之狱。为此，王莽喟然愤发，作书八篇，以戒王氏子孙。“为帝室不敢顾私，不以亲亲害尊尊”，这是时人对他的评价。

【七】

与王莽雄心勃勃一心想用礼乐文化来改造世界，建立终极王道乐土的个人浪漫主义情怀相比，此时的西汉王朝上下却呈现出一种集体性狂热膜拜与讴歌热潮。

理性隐退了，质疑不见了，大家可劲颂扬王莽的丰功伟绩，并一再要求为之加封。

这让王莽陶醉。执政四年间，成效斐然，放眼望去，国家在自己治理下，到处莺歌燕舞，一派升平气象。派出去的八路风俗使者，回来后纷纷汇报：“天下风俗齐同，市无二贾，官无狱讼，邑无盗贼，野无饥民，道不拾遗，男女异路之制，犯者象刑。”

公元5年12月，就在王莽加九锡之礼之后不久，年仅13岁的汉平帝死了。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认为是王莽下的毒药，时空距离比他更接近事实真相的班固《汉书》里却并没这样讲。两人倒是都忠实记录了一件事，“平帝疾，莽作策，请命于泰畤，戴璧秉圭，愿以身代。藏策金滕，置于前殿，敕诸公勿敢言。”

王莽这个行为，在周公身上出现过，当时年幼的周成王病重，周公就暗地里这样祷告上天。这说明：一、平帝之死不但与王莽无涉，而且王莽真诚关注平帝健康；二、在遍地讴歌中，王莽已彻底将自己认定为周公，连语言动作都极具模仿性。

公元6年，广戚侯儿子刘婴被立为皇太子，号孺子，国家年号改为居摄元年。从大司马，到安汉公，宰衡，再到摄皇帝，在群众的呼拥与撺掇中，王莽一步步向最高位置逼进。

王莽却一点也没放松对儿女们的约束与管教。司威陈崇奏告，王光为报私仇让执金吾窦况私下里收系仇家，致其法。王莽大怒，严辞切责侄子王光，王光是他从其年幼时就深加疼爱的亡兄之子，视同己出，最后王光母子被迫自杀。加上后来被苛责自杀的太子王临及孙子王宗，王莽一生杀掉三个儿子，一个侄儿，一个孙子及一个孙女，几无后代。

如果他是为了篡位，那篡来的位传给谁？

时代陡然变得荒唐起来。一时间嘉瑞频频，祥兆连连，铜符帛图四处现，谶语狂话满天飞，公元8年的王莽与大汉群臣就陷入这种集体撒癔症之中，不能自拔。

于是新朝皇帝王莽登基了，伴之中国历史政治舞台上最滑稽的一幕也出现了。

精通五经、老谋深算的王莽以白痴头脑来册封他的高层团队。他完全按照哀章所献金匮中杜撰的辅臣数目与名单，拜王舜为太师，平晏为太傅，刘歆为国师，哀章为国将，是为四辅。其余还有三公、四将共十一人。最可笑的是四将中的王兴与王盛，这两个纯系哀章瞎编的子虚乌有人物，还真被王莽派人在民间找到，前者是城门令史，后者职业卖饼，都直接从布衣身份登用。

从这一刻起，他的新朝注定属于沙上建楼，不可长久。公元23年10月6日，王莽被攻进长安的起义军杀死。一场天真的国家浪漫主义表演结束了，一个迂腐的国家改良故事收场了。

【八】

纵观王莽一生，不管他谨身律行、严于家教，还是复辟均田制，大搞夏夷之辨改名易印，抑或他尊崇董仲舒的“受命于天”理论接受禅让，都可以据此公允地说，王莽不仅是一个信奉儒学的狂热倾心者，而且还是一个烂熟五经、遍通经典，坚持用儒家思想来改良社会的忠实身体力行者。

这表现在他幼年即着儒服、敏学好求、折节行仁、克心履礼，也表现在他以安汉公身份执政后，正枉矫俗，确然特立，深执谦退，推诚让位。更表现在他“起明堂、辟雍、灵台，为学者筑舍万区，作市常满仓，制度甚盛。”还表现在他始终对一帮知识分子的倾心以待，以及其备受学者的衷心爱戴，以杨雄、刘歆、桓谭为代表的一大批中国文化史重量级大师死心塌地地追随他，信仰他。

比如杨雄，这位从汉成帝起一直“不汲汲于富贵，不戚戚于贫贱，不修廉隅以徼名当世”的人，怎么到了王莽新朝忽然一改秉性，在王莽代汉后写下《剧秦美新》，为王莽歌功颂德：“臣伏惟陛下以至圣至德，龙兴登庸，钦明尚古，作民父母，为天下主。”在他心中，王莽是以有德之新朝代无德之汉，符合《尚书》“民之所欲，天必从之”的思想，是正统之禅。

难怪钱穆先生说：“莽建设之魄力，制度之盛如此，毋怪汉廷儒生诚心拥戴矣！”

所谓篡汉，只是到了班固这里才有的概念，因为班固要站在东汉统治者的立场上命笔。康有为也认为王莽篡汉。梁启超就此批评老师，说康没有搞懂两汉经学中的“受命”说，即人们不再认为国家为一姓之国，而是君权神授，只有有德之人才配受命为君，当德无道丧，上天就会收回成命，转而授命他人。

王莽是以一个标准儒家的身份自我体认，背负着儒家所赋予的强烈使命走上权力祭坛的。这个抱负，就是内圣外王，复古改制，尊崇周礼，一扫西汉末年的种种积弊陈疴，希冀通过自身的不懈努力最终实现儒家向往的“均、和、安”理想国。

“性躁扰，不能无为”的王莽，高举儒家王道理想的大旗，以《周礼》为理论依据，以“先王之制”为模板，全面改造新朝社会，但这一切，注定是一幅心心念念的灿烂图画，是一座遥不可及的海市蜃楼。

非常可气又可笑，在大势已去回天无力之时，王莽竟然听从腐儒崔发的话，“古者国有大灾，则哭以厌之，宜告天以求救。”王莽于是率群臣到南郊，陈其符命本末，仰天大哭气尽，伏而叩头。

更令人眼镜大跌的是，在农民起义军将他团团围住的生命最后一刻，他还在套用孔子厄于陈蔡时的一句话自励：“天生德于予，汉兵其如予何！”

信儒，信到刻板机械的程度。复古，复到胶注鼓瑟的地步。这个百分百的西汉儒家，这个百分百的书呆子，终于在食古不化中将自己送上了绝路。

怀着这样的思考，吕思勉在《秦汉史》中恳切地说：“王莽为有大志之人。欲行其所怀抱，势不能不得政权；欲得政权，势不能无替刘氏；欲替刘氏，则排摈外戚，诛鉏异己，皆势不能免，此不能以小儒君臣之义论也。即以寻常道德绳之，后人之责莽，亦仍有过当者。”

于王莽，这也许才是持公之论。

把历史的交给历史，把故乡的还给故乡，单凭他开创了一个连接两汉的新朝时代，家乡邯郸就该为他树起一尊高高的塑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