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当年邯郸专署的艰苦岁月
日期:2023-12-22 16:04:21  点击:

                                                          

                                                       

 

 

 

 

 

邯郸于1993年实行市管县,原邯郸地区行政公署与邯郸市政府合并,统称邯郸市人民政府。近20年的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科学发展,带来了城乡面貌的巨大变化。欣慰之余,抚今追昔,深切地感受到,邯郸行署的演变过程是国家发展、社会进步的一个缩影。解放后进城之初,专署机关的工作与干部生活,充分凸显了我党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历史事实证明,没有过去的艰苦奋斗,就没有今天的幸福生活。

 

 

演进历程:四十多年六次变革


 

 

 

 

 

修缮后的邯郸专署大楼

 

 

 

 

地区行政公署最初称“专署”。1946年解放战争时期,在原大行政区中开始设立分区 (专署),各分区 (专署) 按番号冠名。冀南三专署(三分区) 首脑机关驻肥乡,专员温光中;管辖肥乡、大名、魏县、成安、临漳、广平、曲周、鸡泽、永年、邯郸等县和邯郸市。当时冀南一专署驻临清,西辖现邯郸市的邱县、馆陶;太行五专署驻河南林县,北辖现邯郸市的磁县、武安、涉县。战时的行政区划是为军事需要服务的,专署的主要任务是支“前”固“后”。

新中国成立前夕的1949年3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决定党的中心工作转向恢复生产,重新调整行政区划。同年8月华北政府通令:撤销冀东、冀中、冀南、冀鲁豫、太行、太岳、太原行政区,划分为河北、山西、察哈尔、绥远省,新建平原省。在这次调整中建立邯郸区,成立了“河北省邯郸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专员孙森甫。区辖以原三专署的全部县、市为基础,将东邻冀南一专署的临清县、邱县、馆陶县修缮后的邯郸专署大楼峥嵘岁月和临清市,西邻太行五专署的磁县、武安、涉县并入邯郸区。原邯郸市、临清市改为县级镇,归专署领导。时辖16个县、两个镇、5668个村,350万人口。之后于1952年11月,国务院从地理、行政角度考量,将临清县、临清镇、馆陶县划归山东省管辖。1964年10月又将馆陶划归邯郸。冀鲁以卫河为界。

中共八届二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发动“大跃进”运动。1958年4月,邯郸、邢台两区合并为邯郸专署,专员刘琦。邯郸市归专署领导,邢台专区的宁晋、新河县划归石家庄。合并后的邯郸专署区辖包括邢台、沙河、临城、内丘、柏乡、隆尧、任县、南和、南宫、巨鹿、广宗、平乡、威县、清河、大名、武安、涉县、磁县、成安、肥乡、广平、鸡泽、邱县、曲周、永年、临漳共 26 县,邯郸、邢台两市辖区范围为历史最大。

邯、邢专区合并后推行过市管县,实行大县制。1960年5月,专、市合并为邯郸市政府,市长刘琦,专署退位。

当时,市管县的客观条件并不成熟,在管理上鞭长莫及,出现许多疏漏和薄弱环节。在“三年困难”时期,为贯彻国民经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邯郸市于1961年5月又“一分为三”,恢复了1958年前的区划建制,专署复位,专员逄志明 ( 兼 )、周吉福。

在十年“文革”中,于1968年1月成立了“邯郸地区革命委员会”,主任徐士信,专署被取消。

 “文革”结束后,拨乱反正,正本清源。1978年7月撤销地区革命委员会,恢复地区行署。首任专员刘俊孝。行署与专署名称虽有不同,实质都是省级派出机构,行使一级政府的权力。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改革开放逐步从农村转向城市。为了充分发挥城市优势,扩大以城市为中心的区域经济,逐步实现城镇化,1993年7月邯郸地、市合并,实行市管县。新的邯郸市管辖武安市,峰峰、邯山、丛台、复兴 4 个区,磁县、涉县、大名、魏县、永年、曲周、邱县、鸡泽、广平、肥乡、成安、临漳、邯郸、馆陶14个县,人口800多万。从最初的“专署”最后过渡到真正意义上的“市管县”,历时43年。每次区划变动,机构改革,都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和众多社会评说。深感“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

 

进城选址:地委住“旧衙” 专署住“破庙”


 

 

 

 

 

 

 

 

修缮前的邯郸专署大楼

1949年3月,中央由西柏坡迁往北京。毛泽东同志高瞻远瞩,进京前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发出号召:“必须警惕党内的骄傲自满情绪,必须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进攻,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和艰苦奋斗的作风。”

主席号召有雷霆万钧之力,邯郸地委书记王发武、专员孙森甫约法三章:进城不兴土木、不占民房、不挤商业。当时邯郸市区很小,南关外和平路是商业街,自然不能占用。因此,选址城内,地委机关驻旧衙门,专署机关驻城隍庙,既不扰民,又不离民,体现了艰苦奋斗的作风。

古老的城隍庙位于城内中街东侧,北至现人民路,南至北斜街,东至城东街。其中还有慈禧行宫、伪军留下的仓库和早期没收地主、官僚的宅院。破庙北殿堂日伪时期建成了平房,解放后,边区政府领导人曾在此小住。专署进市后,专员、副专员、秘书主任住庙院北屋,秘书室、民政科、教育科分住东西两廊,机关大门朝南开,从北斜街进出。财政、建设、工商、卫生等职能部门分住庙院周围的仓库、宅院和行宫。后来,机关大门朝西开,从城中街出入,时称“专署大院”。税务局、法院、招待所、直属库 ( 即后来的粮食局 )、干部业余学校等都在外围。食堂在大院内,吃井水,烧锅炉,供开水。

多个部门住进这块小地方格外拥挤。科长住两间,宿办合一,科员集体办公、集体住宿,大办公室内加张床。家属来了住招待所或借住民房。不过,大家在农村过惯了也不觉咋的,反而觉得方便。机关开会一广播都来了,与市民为邻互相认识,进出自由,相互关照,有些事情机关不好办,群众就帮助解决了,如同一家人。历任专员信守“官不修衙”,也不愿离开这里,守望了20多年。期间对破屋危房有所翻新,但原始格局无大变化,直至20世纪70年代初才迁至城外。

邯郸专署旧址有承前启后的历史意义,建议今后无论如何改建,都应留个标志,以昭示后人不忘过去。

 

办事机构:人员少 精神好 效率高

1949年12月,省里为专署定编,专员2人,8个职能科室68人,其中秘书室包括服务人员就占24人,另7个科共计44人,平均每科 6.3人。卫生科人最少,只有3人;财政科人最多,12人(行政业务部门定编较多,如税务局20人,粮库30人)。全机关配自行车14辆,电话机6部。人员、装备受省里控制,只许出缺,不准超过,超过了不发供给。随着形势的发展,对行政事业单位编制有所扩大,职能科室虽有分设,但增人很少。8年后,1957年省编委下达《行政机构编制方修缮前的邯郸专署大楼峥嵘岁月案》,仍限定邯郸专区级人数515人。精干的行政部门,对应偌大的区辖范围,真称得上是“小政府”管大社会。

革命战争时期,专署的主要政务是征兵、征粮、支援前线。建国后,百废待兴,情况就不同了,兴修水利,推广农业技术,兴工办商,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办学扫盲,修路建桥,城镇建设等等都上了台面。上有部署,下有期待,不办不行,办不好也不行,“逼上梁山”,怎么办?专员抓中心推新政,对日常政务切块管理,分解到科。民政科包括民政、人事,教育科包括教育、文化,工商科包括工商、劳动,卫生科长兼医院院长。授权科长全权负责,独立工作,开会部署、调度指导、解决问题,说话算数,有需要跟专员通气的问题吃饭 ( 同吃中灶 )时说,科长成了“专员助理”。科长给科员放权,凡是符合制度规定的事儿自主办理,“先斩后奏”,拿不准的问题请示科长。在那特定的条件下,专员给科长授权,科长给科员放权,是对干部的充分信任和紧紧依靠,干事多的受尊重,埋头苦干被举荐,说话办事不实在的遭冷落,从上到下,有股“争”劲,干部精神焕发,效率以一当十。民政科长周更一是“老资格”,他带7名干部管民主建政、拥军优抚、兵站服务、退伍安置、社会救济、收容遣返、工资福利、人事等十几项工作,都干得很好。专员夸他“老当益壮,老将出马,一个顶仨”。供给制的财政体制,全区吃“大锅饭”,财政科尤其繁忙,粮、款、物要编造预算,代省下拨;开支经过审计,向省报帐;还管农业税收、财政监察、清理“小公家物”。科长王玮让大家“办事当家”,效率很高,受到省厅嘉奖。

“临战姿态”是当时的作风特色,急事急办不讲条件。有一次,专员刘琦去馆陶,副专员刘晓波去肥乡,一部美制“吉普”因病待修,事又不宜迟,专员只好骑摩托牵引着副专员的自行车一同前往。由于车速太快,栽到沟里,他俩浑身沾满泥巴进的县政府,回到邯郸才换衣服。这件事当时在机关传为佳话,影响很大。副专员常直管水利,哪里出险情哪里有“老常”。领导带头是无声的命令。1953年6月5日凌晨1时50分,人们正在沉睡,机关广播“花纱布公司东仓库突发特大火灾” (烧毁皮棉800多万斤 ),大家闻声而起,急行4公里投入灭火战斗,不顾身处险境,奋力抢救,成了救火的模范单位。搞好农业生产是中心任务,干部经常下乡帮助抗旱春播、抢收小麦、排水除涝,领导有动员干部就请缨。下去的同志背着行李与老百姓同吃、同住、同劳动,从大处立意,从帮扶着手,群众满意。有此经历的老干部经常回忆说,“好作风是领导带出来的,领导离群众近,干部就跟群众亲。”

 

干部生活:待遇微薄 生活艰难


 

 

 

 

 

 

 

 

邯郸近代实业家王铭鼎故居,解放后曾为邯郸专署招待处

新中国成立后,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实行了6年的供给制 (其中一年大包干制)。供给制是在革命战争时期实行的一种分配制度,因为物资供应困难,为减轻人民负担,对党、政、军人员和部分家属,按最低生活需要,直接供给基本生活资料。这种制度,在新中国建立后继续沿用。①吃饭。分大、中灶,一般工作人员吃大灶,伙食标准每月9元,专员和资历长的科长吃中灶,每月12元;常年吃素,吃肉少,喝汤多,过年过节才改善生活,实际上是温饱水平。②穿衣。单衣1年1套,棉衣3年1套,出缺用旧军装补充。③津贴。以实物计价,每月发4元左右。④治病。公费,“感冒发烧,阿司匹林一包”。⑤生育。妇女干部生孩子发幼儿补助费。⑥优属。无劳力家属凭“工属证”享受当地代耕费。

供给制说白了就是“管吃管穿发点零钱”。1953年后实行大包干制,取消服装津贴等,分等级发给生活费,多数人每月可领到30元左右,吃饭按供给制不变。1955年7月在大包干的基础上改为工资制,工资级别分科长、科员、办事员,级差很小,多数人每月可领到三四十元。之后30多年增幅很小,直到到1984年,行署大院人均月工资才涨至67元。

供给制的干部实际上是由两家供养:国家供给不足,自家补助。试想,当年有谁不是扛着行李出来的?有谁不穿家人做的衣服鞋袜?不是干部接济家庭,而是家庭补助干部。在机关大院如有人偶尔穿上“皮底鞋、洋袜子、绸褂子”,就会招惹人们的眼球。改工资制后,才陆续有购买自行车的,谁若是买了日产“僧帽”,就如同现在人拥有“宝马”轿车一样喜不自胜。

多年的干部带不出家属,丈夫在外妻子在家。人有七情六欲,长相思,情感连,只好“相思相见知何日”、“恨到归时方始休”。家属进城探亲,由办公室介绍到招待所,免费食宿5天,不能久留。有了工资后,有些同志开始把家人接到身边,但农民家属不能享受市民待遇,领不了粮、煤、副食证,依然困难重重。“农转非”是若干年以后的事。所以,当年的干部子弟出来的并不多。

年轻人结婚置不起嫁妆, 婚礼很简单。必备的铺盖父母做,家里送,一用就是一二十年。有位党务干部举行婚礼花了7块钱,2块钱买枕巾,5块钱买喜糖,新土布被子是参加工作时姥姥给做的。现在感到寒酸,当时觉得很幸福,很美满。

后来,干部陆续建家,住房由机关安排,给一间或一间半,多至两间;两代或三代人同住一室,用帷布隔开。没有家底穷凑和,铺板做床,谷草做床垫,小椅子,小凳子,小桌子,参差不齐。铁锅、铁壶、铁桶是厨具。竹皮暖瓶属高档茶具。这些原始的东西现在大多不见了,有心人刻意留下的成了“传家宝”和时代的见证品。

做饭取暖靠火炉,煤泥作燃料。供煤在南郊,煤土在西山。每到周日有些干部拉车购煤带锨挖土,家属到城外挖野菜。实践出真知,久而久之,大家对煤质特点、煤土代用有了体验,“阳泉煤上火快,郭庄煤烧得耐”、“棕色土有粘性,就地取材也能用”,还有如何吃野菜的顺口溜,都广为传播。

在这般艰苦的生活中,见异思迁、“跳槽”的人极少,倒下的没有。为什么?因为党有向心力,机关有凝聚力,领导有亲和力。实际心情是大家都能为国家着想,体谅国家困难,给多给少都觉得温暖。再说,工资级差不大,我少你少咱都少,心里平衡,心平气顺就知足常乐了。

 

干群关系:同心同德 关爱亲近

为人民服务,志同道合是共事的政治基础。干部来自“五湖四海”,同吃同住是革命的缘份。按传统观念,都把机关当成大家,把部门当成小家,大家小家同是一家,你、我、他都是兄弟。

领导关爱下属。在生活上关照:每次发救济,副专员常直都给人事科打招呼:“要宽一点,多一点。”并说:“干部没困难不说话,申请救济都是鼓着勇气张开口的。”因而有一些同志领到救济后感激涕零。在政治上保护:如财政科有位干部出身富农家庭,土改时村里有人向上写信要他回村参加运动。大家心里清楚,回去了肯定没好果子吃。科长许明不答应,说“他若有问题我们处理”。科长挡“箭”,科员免灾。在工作上包容:对工作中发生的纰漏,科长承揽责任,纠错不究责,不找“后账”,不“抄后路”,让干部大胆工作,不怕纠错。逢年过节领导还请部下做客,以示慰劳。做政治思想工作用“个别谈话”方式,推心置腹,沟通交流,以理服人。专员对大院干部都能点出名来,如他看到或者听到谁的情绪不高,就叫科长找他谈谈,打通思想,放下包袱,润物细无声。

干部关系纯朴、亲近,“君子之交淡如水”,“寒夜客来茶当酒”,一人有事,互相帮助。如结婚大伙儿筹办婚礼,重病住院轮流看护,调动工作都来搬运行李,在两地工作的互相探望、通信问候,做了大“官”的不忘战友情,热情款待同事或下属,帮助解忧。虽经多次政治运动风雨,但同志间的友好感情依然如故并传给后代,相亲相济,真是一朝共事百年友好。后来有少数干部忘乎所以,犯了错误,实在可惜。看来,传承好党风是何等的重要 ! 何等的迫切 !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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