邯郸于1993年实行市管县，原邯郸地区行政公署与邯郸市政府合并，统称邯郸市人民政府。近20年的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科学发展，带来了城乡面貌的巨大变化。欣慰之余，抚今追昔，深切地感受到，邯郸行署的演变过程是国家发展、社会进步的一个缩影。解放后进城之初，专署机关的工作与干部生活，充分凸显了我党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历史事实证明，没有过去的艰苦奋斗，就没有今天的幸福生活。 演进历程：四十多年六次变革
修缮后的邯郸专署大楼
地区行政公署最初称“专署”。1946年解放战争时期，在原大行政区中开始设立分区 (专署)，各分区 (专署) 按番号冠名。冀南三专署(三分区) 首脑机关驻肥乡，专员温光中；管辖肥乡、大名、魏县、成安、临漳、广平、曲周、鸡泽、永年、邯郸等县和邯郸市。当时冀南一专署驻临清，西辖现邯郸市的邱县、馆陶；太行五专署驻河南林县，北辖现邯郸市的磁县、武安、涉县。战时的行政区划是为军事需要服务的，专署的主要任务是支“前”固“后”。 新中国成立前夕的1949年3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决定党的中心工作转向恢复生产，重新调整行政区划。同年8月华北政府通令：撤销冀东、冀中、冀南、冀鲁豫、太行、太岳、太原行政区，划分为河北、山西、察哈尔、绥远省，新建平原省。在这次调整中建立邯郸区，成立了“河北省邯郸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专员孙森甫。区辖以原三专署的全部县、市为基础，将东邻冀南一专署的临清县、邱县、馆陶县修缮后的邯郸专署大楼峥嵘岁月和临清市，西邻太行五专署的磁县、武安、涉县并入邯郸区。原邯郸市、临清市改为县级镇，归专署领导。时辖16个县、两个镇、5668个村，350万人口。之后于1952年11月，国务院从地理、行政角度考量，将临清县、临清镇、馆陶县划归山东省管辖。1964年10月又将馆陶划归邯郸。冀鲁以卫河为界。 中共八届二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发动“大跃进”运动。1958年4月，邯郸、邢台两区合并为邯郸专署，专员刘琦。邯郸市归专署领导，邢台专区的宁晋、新河县划归石家庄。合并后的邯郸专署区辖包括邢台、沙河、临城、内丘、柏乡、隆尧、任县、南和、南宫、巨鹿、广宗、平乡、威县、清河、大名、武安、涉县、磁县、成安、肥乡、广平、鸡泽、邱县、曲周、永年、临漳共 26 县，邯郸、邢台两市辖区范围为历史最大。 邯、邢专区合并后推行过市管县，实行大县制。1960年5月，专、市合并为邯郸市政府，市长刘琦，专署退位。 当时，市管县的客观条件并不成熟，在管理上鞭长莫及，出现许多疏漏和薄弱环节。在“三年困难”时期，为贯彻国民经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邯郸市于1961年5月又“一分为三”，恢复了1958年前的区划建制，专署复位，专员逄志明 ( 兼 )、周吉福。 在十年“文革”中，于1968年1月成立了“邯郸地区革命委员会”，主任徐士信，专署被取消。 “文革”结束后，拨乱反正，正本清源。1978年7月撤销地区革命委员会，恢复地区行署。首任专员刘俊孝。行署与专署名称虽有不同，实质都是省级派出机构，行使一级政府的权力。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改革开放逐步从农村转向城市。为了充分发挥城市优势，扩大以城市为中心的区域经济，逐步实现城镇化，1993年7月邯郸地、市合并，实行市管县。新的邯郸市管辖武安市，峰峰、邯山、丛台、复兴 4 个区，磁县、涉县、大名、魏县、永年、曲周、邱县、鸡泽、广平、肥乡、成安、临漳、邯郸、馆陶14个县，人口800多万。从最初的“专署”最后过渡到真正意义上的“市管县”，历时43年。每次区划变动，机构改革，都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和众多社会评说。深感“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 进城选址:地委住“旧衙” 专署住“破庙”
1949年3月，中央由西柏坡迁往北京。毛泽东同志高瞻远瞩，进京前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发出号召：“必须警惕党内的骄傲自满情绪，必须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进攻，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和艰苦奋斗的作风。” 主席号召有雷霆万钧之力，邯郸地委书记王发武、专员孙森甫约法三章：进城不兴土木、不占民房、不挤商业。当时邯郸市区很小，南关外和平路是商业街，自然不能占用。因此，选址城内，地委机关驻旧衙门，专署机关驻城隍庙，既不扰民，又不离民，体现了艰苦奋斗的作风。 古老的城隍庙位于城内中街东侧，北至现人民路，南至北斜街，东至城东街。其中还有慈禧行宫、伪军留下的仓库和早期没收地主、官僚的宅院。破庙北殿堂日伪时期建成了平房，解放后，边区政府领导人曾在此小住。专署进市后，专员、副专员、秘书主任住庙院北屋，秘书室、民政科、教育科分住东西两廊，机关大门朝南开，从北斜街进出。财政、建设、工商、卫生等职能部门分住庙院周围的仓库、宅院和行宫。后来，机关大门朝西开，从城中街出入，时称“专署大院”。税务局、法院、招待所、直属库 ( 即后来的粮食局 )、干部业余学校等都在外围。食堂在大院内，吃井水，烧锅炉，供开水。 多个部门住进这块小地方格外拥挤。科长住两间，宿办合一，科员集体办公、集体住宿，大办公室内加张床。家属来了住招待所或借住民房。不过，大家在农村过惯了也不觉咋的，反而觉得方便。机关开会一广播都来了，与市民为邻互相认识，进出自由，相互关照，有些事情机关不好办，群众就帮助解决了，如同一家人。历任专员信守“官不修衙”，也不愿离开这里，守望了20多年。期间对破屋危房有所翻新，但原始格局无大变化，直至20世纪70年代初才迁至城外。 邯郸专署旧址有承前启后的历史意义，建议今后无论如何改建，都应留个标志，以昭示后人不忘过去。 办事机构：人员少 精神好 效率高 1949年12月，省里为专署定编，专员2人，8个职能科室68人，其中秘书室包括服务人员就占24人，另7个科共计44人，平均每科 6.3人。卫生科人最少，只有3人；财政科人最多，12人(行政业务部门定编较多，如税务局20人，粮库30人)。全机关配自行车14辆，电话机6部。人员、装备受省里控制，只许出缺，不准超过，超过了不发供给。随着形势的发展，对行政事业单位编制有所扩大，职能科室虽有分设，但增人很少。8年后，1957年省编委下达《行政机构编制方修缮前的邯郸专署大楼峥嵘岁月案》，仍限定邯郸专区级人数515人。精干的行政部门，对应偌大的区辖范围，真称得上是“小政府”管大社会。 革命战争时期，专署的主要政务是征兵、征粮、支援前线。建国后，百废待兴，情况就不同了，兴修水利，推广农业技术，兴工办商，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办学扫盲，修路建桥，城镇建设等等都上了台面。上有部署，下有期待，不办不行，办不好也不行，“逼上梁山”，怎么办？专员抓中心推新政，对日常政务切块管理，分解到科。民政科包括民政、人事，教育科包括教育、文化，工商科包括工商、劳动，卫生科长兼医院院长。授权科长全权负责，独立工作，开会部署、调度指导、解决问题，说话算数，有需要跟专员通气的问题吃饭 ( 同吃中灶 )时说，科长成了“专员助理”。科长给科员放权，凡是符合制度规定的事儿自主办理，“先斩后奏”，拿不准的问题请示科长。在那特定的条件下，专员给科长授权，科长给科员放权，是对干部的充分信任和紧紧依靠，干事多的受尊重，埋头苦干被举荐，说话办事不实在的遭冷落，从上到下，有股“争”劲，干部精神焕发，效率以一当十。民政科长周更一是“老资格”，他带7名干部管民主建政、拥军优抚、兵站服务、退伍安置、社会救济、收容遣返、工资福利、人事等十几项工作，都干得很好。专员夸他“老当益壮，老将出马，一个顶仨”。供给制的财政体制，全区吃“大锅饭”，财政科尤其繁忙，粮、款、物要编造预算，代省下拨；开支经过审计，向省报帐；还管农业税收、财政监察、清理“小公家物”。科长王玮让大家“办事当家”，效率很高，受到省厅嘉奖。 “临战姿态”是当时的作风特色，急事急办不讲条件。有一次，专员刘琦去馆陶，副专员刘晓波去肥乡，一部美制“吉普”因病待修，事又不宜迟，专员只好骑摩托牵引着副专员的自行车一同前往。由于车速太快，栽到沟里，他俩浑身沾满泥巴进的县政府，回到邯郸才换衣服。这件事当时在机关传为佳话，影响很大。副专员常直管水利，哪里出险情哪里有“老常”。领导带头是无声的命令。1953年6月5日凌晨1时50分，人们正在沉睡，机关广播“花纱布公司东仓库突发特大火灾” (烧毁皮棉800多万斤 )，大家闻声而起，急行4公里投入灭火战斗，不顾身处险境，奋力抢救，成了救火的模范单位。搞好农业生产是中心任务，干部经常下乡帮助抗旱春播、抢收小麦、排水除涝，领导有动员干部就请缨。下去的同志背着行李与老百姓同吃、同住、同劳动，从大处立意，从帮扶着手，群众满意。有此经历的老干部经常回忆说，“好作风是领导带出来的，领导离群众近，干部就跟群众亲。” 干部生活：待遇微薄 生活艰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