邯郸：子夏“西河”设教地
韩玄璇
作为人文渊薮之地、文教昌盛之所，邯郸自古以来就俊才奔竞，济济多士。
上迄战国末年，以荀子、慎到、公孙龙为代表，赵地学者即已人物璀璨、名贯诸子百家；继之秦汉时期，毛亨、毛苌以《诗经》传世，戴德、戴圣以《礼记》驰声，董仲舒以《春秋》享誉，儒家《诗》《书》《礼》《易》《春秋》五经中的三部，赖赵地学者接衲传灯，得以斯文遍布，俎豆散香。
很少有人问，这片文化土壤何以如此肥沃，早期儒家宗师何以扎堆在这里，产生这个文化现象的地域性学术根源又是什么？
答案也许听来很清奇。那就是子夏设教西河时播下的文化基因，在这里泽被后世，春风化雨。
今天的邯郸东部，战国时期黄河故道西岸，就处于子夏的教学之地——“西河”。
孔门弟子散枝四方
凡为一代宗师，必有开宗立端的创始意义，且有着极高的专业学术成就，其身影也必耀古烁今。但这也附带形成了宗师的不幸，他磅礴的学术体系、巍峨的学术高度，都使其衣钵传承人难以悉数承接和完整传递。
释迦牟尼于前486年在裟罗林中入灭，佛教开始分裂为上座和大众两部；基督升天后，基督教分化为希腊正教和罗马公教，15世纪时又从罗马公教中分裂出信义宗（路德教派）、圣公宗（英国国教派）以及归正宗（加尔文教派）等。
儒学也逃脱不了这种宿命。
原因不难理解。孔子在世时，他创立的儒学呈现出博大、开放的气象，孔子对弟子十分讲究因材施教。老师在讲授中，尽管有着基本的共同原则和大体相仿的教学内容，但因弟子之间个性与天赋的差异，孔子会有针对性区别对待。
如《论语·先进》中，子路问：“闻斯行诸？”孔子说：“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冉有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公西华对此不解：“由也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赤也惑，敢问。”孔子解释道：“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冉有性情谦退，遇事畏缩，因此要他听到一件该做的事后立刻去做；子路性勇敢前，做事轻率，所以要他在听到一件该做的事时，先向父兄请教，然后再去做。老师因人而异的学术传授，弟子个人领悟力的不同，造成了学生们学有所专、各有侧重，客观上使孔门后学在学术上走向分化之路。
前479年，孔子谢世。以此为分水岭，儒学发生了两个重大变化：
一是儒学学术分裂化。孔子殁后，儒分为八。韩非在《韩非子·显学》里说：“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当然，这只是韩非个人的学术观念，他不仅视子夏为法家而剔除了子夏一脉，还将孔子及门人弟子与再传、三传弟子并列，这都缺乏严格的学术界定意义，但从中却可以看到儒学被支离的总体样貌。
二是儒学流布广阔化。孔子在世时，文化在齐鲁之地，不出洙泗流域。仲尼死后，弟子四散，儒学随之被他们带到更为遥远的地方。《史记·儒林列传》载：“自孔子卒后，七十子之徒散游诸侯，大者为师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隐而不见。故子路居卫，子张居陈，澹台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贡终于齐。如田子方、段干木、吴起、禽滑釐之属，皆受业于子夏之伦，为王者师。”
从中可以看出，走向卫、陈、楚、齐及西河的孔门弟子中，以在西河传教的子夏学生最广，影响最巨。正是子夏，使得儒学在孔子未曾跨越的黄河之西地区得以蓬勃发展。子夏弟子在魏国多占据要位，更有话语权，李悝为法家代表，吴起为兵家代表，禽滑釐则是墨家代表，田子方、段干木等或为魏氏重臣，或被魏文侯礼敬，子夏的百草园可谓百花齐放，品类繁盛，洋洋大观。
子夏教衍“西河”
子夏，名卜商，温邑人（今河南温县西），为“孔门四杰”（子张、子游、曾子、子夏）之一，出生于前 507年，担任过鲁国莒父宰（今山东莒县），晚年设教于“西河”。
15岁时，子夏离开温邑前往曲阜，追随孔子学习。孔子生前开设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子夏是文学科目的杰出代表。早在学生时代，他就才思敏捷，常因独到见解而屡屡得到孔子夸赞。如其问《诗经》的“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孔子答以“绘事后素”，子夏立即得出了“礼后乎”的结论，即礼乐产生在仁义之后，孔子为此表扬道：“起予者，商也！始可以言《诗》已矣！”（《论语·八佾》）
在《论语》中留有子夏很多格言，如“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百工居其肆以成其言，君子学以致其道”“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可谓好学也已矣”“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等等，从这些格言中，也能看出子夏卓越的领悟力与独创性。
知弟子莫若乃师，孔子针对子夏过于重视功利和器用，曾告诫子夏：“汝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子夏为莒父宰时，孔子又告诫他：“无欲速，无见小利。”而重视功利，则是法家的鲜明特征。
子夏对“势”也格外重视，《韩非子·外储说右上》记载有子夏的话：“善持势者，早绝奸之萌。”而法家学说的核心就是法、术、势，法家代表人物、赵国人慎到，他的思想应该直接受到了子夏的影响。
子夏还格外讲究“信”，他说“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论语·学而》）， “君子信，而后劳其民”（《论语·子张》），这种示民以信的思想，在后来法家、兵家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如商鞅变法前立木为信，如吴起治兵前立车辕为信。儒之外，法、墨、兵诸家的学说里都有子夏的余唾。《墨子·兼爱下》中就说：“言必信，行必果，使言行之合，犹合符节也。”孔子是反对这种浅薄之“信”的，所以早在与子贡对话中，孔子就说：“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抑亦可以为次矣。”（《论语·子路》）
孔子死后，七十子之徒在老师冢墓前筑庐而居，服丧三年，然后各奔东西。
前476年，子夏来到“西河”，开始聚众授徒。因他，此后几十年间，“西河”之地大雅传诵，弦歌不绝，西河学派人才辈出，蔚为大观。
在承袭仲尼之学的基础上，子夏加以自己的独特见解创立了“西河学派”。他不再像孔子那样毕生致力于恢复周礼，而是更加关注由春秋向战国转变期中诸侯征战、纷争不已的现实，结合实际，主张经世致用。他将儒家从单纯注重“学理”，向更为重视“日用”的方向转变，重视功利，提出善待“持势者”，提倡“守信”，开创了儒家实用主义的先河。同时，也为法家、墨家等学派的产生提供了理论先导。
因子夏学术理念更具现实针对性，故而，魏文侯（尚未执政前）曾拜子夏为师，受业于子夏的段干木、吴起、田子方、禽滑釐等一干政治、军事改良者，将从老师那里得来的理论，运用到魏国的系列改革中，由此使得魏国实力大增，在战国诸侯中率先成为超一流强国。
由此，子夏及其学术也在西河地域广为流传，声名显赫，西河之人甚至将子夏视为孔子。曾参就很生气地当面斥责子夏：“吾与汝事夫子于洙泗之间，（汝）退而老于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疑”通“拟”，作者按）汝于夫子，尔罪一也！”子夏投其杖而拜曰：“吾过矣！吾过矣！吾离群而索居，亦已久矣。”（《礼记·檀弓上》）
子夏是文学科的佼佼者。孔子设立的文学，不同于今天的文学概念，而是指研习儒家经典的功力。子夏在经典阅读与研究方面确实造诣非凡。《吕氏春秋·察传》载：“子夏之晋，过卫，有读史记者曰：‘晋师三豕涉河。’子夏曰：‘非也，是己亥也。夫己与三相近，豕与亥相似。’至于晋而问之，则曰：晋师己亥涉河也。”子夏的“三豕己亥”是中国文献校勘学的开山之作。
正是凭借自己深厚的学力，才奠定了子夏必然要担负起为孔子传经的大任。今天，随着考古的不断发现，已经实证了孔子删《诗》《书》、赞《周易》、定《礼》《乐》、作《春秋》，对早期儒家古典文献的整理之功。而在孔子身后，这些经典主要靠谁流传下去的？
孔子弟子三千，贤者七十二，不少学生可以独当一面，但子夏在其中于传经、讲经最为卓著，厥功至伟。
东汉徐防说：“《诗》《书》《礼》《乐》定自孔子，发明章句始于子夏。其后，诸家分析，各有异说。”（《后汉书·徐防传》）南宋洪迈在其《容斋续笔》中说得更为具体：“孔子弟子，惟子夏于诸经独有书，虽传记杂言未可尽信，然要为与他人不同矣。于《易》则有《传》；于《诗》则有《序》，而《毛诗》之学，一云：子夏授高行子，四传而至小毛公，一云：子夏传曾申，五传而至大毛公；于《礼》则有《仪礼·丧服》一篇，马融、王肃诸儒多为之训说；于《春秋》所云‘不能赞一辞’，盖亦尝从事于斯矣。公羊高实受之于子夏。榖梁赤者，《风俗通》亦云子夏门人；于《论语》则郑康成以为仲弓，子夏所撰定也。”
洪迈的说法未必句句合实，但也绝非无稽之谈。起码在荀子之前，儒家经典的各个传授系统中，大都能看到子夏的身影。就连批评子夏门徒为“正其衣冠，齐其颜色，嗛然而终日不言、是子夏氏之贱儒也”（《荀子·非十二子》）的荀子，其《诗经》之学也辗转来自子夏。刘师培在《经学传授考》中说：“《诗经》之学，由孔子授子夏，流传而至荀卿。”
因子夏所处的春秋战国时代，还不像汉代经师那样重视师门，讲究师承有序，所以由子夏下传的授经谱系，在今天看来并不十分清晰，但不能因图谱模糊而否定图源的真实性，子夏传经之功功不可灭。
迷失在历史烟云中的“西河”
对于“西河”地望，向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唐玄宗时，子夏被追封为魏侯，宋代时又被加封为河东公。从其封号看，“西河”地理归属就含混不清。自唐代至清朝，子夏教学“西河”之地大体为二说：一是山西汾州，一是陕西韩城。
唐人张守节《史记正义》说：“西河郡今汾州也，子夏所教处。”后来诸如《困学纪闻》《郡国利病书》《读史方舆纪要》《校水经注》，均从《史记正义》之说，认为“西河”在汾州。
唐人司马贞为《史记》作《索引》说：“西河在河东郡之西界，盖近龙门。刘氏云：今同州河西县有子夏石室学堂是也。”他认为“西河”在今天黄河之西、渭河之北的陕西韩城一带。郦道元在《水经·河水注》中说：“细水东流注于崌谷侧溪，山南有石室，东厢石上犹传杵臼之迹，似是栖游隐学之所。昔子夏教授西河，疑即此也，而无以辨之。……河水又南迳子夏石室，东南北有二石室，临侧河崖，即子夏庙堂也。河水又南迳汾阴县西，又南迳郃阳城东。”子夏石室在今合阳县界，其北为韩城。
其实，汾州在黄河之东，地处汾河之西，“河”是黄河的专用名词，将汾河之西的这里定位“西河”，显然说不通。北魏时汾阳一带曾设立过西河郡，唐时这里又曾设西河县，也许这是张守节错将汾州认为是战国时期西河郡的原因。最早否定“西河”汾州说的，是清代《汾州府志》主撰、大儒戴震。
钱穆先生对汾州与韩城之说予以全部否定。他在《先秦诸子系年》中提出：“孔子弟子不出鲁、卫、齐、宋之间。孔子死，而子夏居齐、卫，子游、子张、曾子在鲁。何以子夏独僻居汾阳、韩城，黄河之西教授其地，事殊可疑。则韩城、郃阳之石室，犹之谒泉之石室，谓子夏居之者，胥出后人附会，不足信也。”
是的，因慕先贤的高风亮节，后世之人往往为其立墓冢、建祠堂，甚至将地名都附会到先贤的生平故事中，但这些只能说明当地百姓对先贤的敬仰怀念之情，却不能证明此地与先贤的地望关联。
将韩城定位为“西河”，所根据是这里曾为魏文侯命吴起建立的河西郡。但魏国于前408年才占取秦国地盘建立起河西郡，而早在前476年，31岁的子夏就已经开始“居西河”讲授，子夏设教的“西河”与魏文侯建立的河西郡，二者之间不存在任何关系，更何况一个叫“西河”，一个叫“河西郡”呢。
再来看看《汉书·儒林传》中给定的一张秦末汉初儒学文化地图：“汉兴，言《易》自淄川田生；言《书》自济南伏生；言《诗》，于鲁则申培公，于齐则辕固生，燕则韩太傅；言《礼》则鲁高堂生；言《春秋》，于齐则胡毋生，于赵则董仲舒。”
汉初最接近先秦，此时的儒学大家全部在太行山以东，散布于齐、鲁、赵、魏、韩、燕之地。远离这片文化沃土的晋陕之地，却一个也没有，若子夏曾设教于河西郡一带，那里岂能没有他的门徒余绪，又焉能皆籍籍无名？
司马迁就是韩城人，但他从没说过子夏的“西河”就在韩城或汾州。
邯郸东部、邺城一带就在“西河”
“西河”究竟在哪里？
因黄河流了一个大大的“Ｕ”型，所以“河西”就有南流黄河（今陕西）之西，与北流黄河（今河南河北）之西两个区域。
前602年，周定王五年，黄河下游于宿胥（淇河、卫河合流处）决口酿成改道，黄河经濮阳、南乐、大名、馆陶，东北流向天津入海，这是有史记载的黄河首次改道。今天邯郸的临漳、魏县、广平、邱县、大名、馆陶，就位于北流黄河的西岸。
子夏籍贯温邑（地处今河南偃师东北）。西周至春秋初年，这里是王畿内的温国都邑；前650年，狄灭温；前635年，晋国打跑狄人，周襄王将温邑封给晋；其后，温邑先后为晋国狐溱、阳处父、郤至、赵氏、魏氏领地。子夏的故乡温邑，就处于济水南岸、黄河北岸之间，即“河、济之间”。
《尚书大传》载：“子夏读《书》毕，见夫子。夫子问焉：‘子何为于《书》？’对曰：‘《书》之论事也，昭昭若日月之明，离离若参辰之错行，上有尧舜之道，下有三王之义。商所受于夫子者，志之弗敢忘也。虽退而穷居河、济之间，深山之中，壤室编蓬，为户于中，弹琴咏先王之道，则可发愤慷慨矣。’”
从这里可以看到，尚在跟随孔子求学时的子夏，在向老师言自己未来之志，谈到将来要“退而穷居河、济之间”。这个“退”相对的是“出”，针对赴曲阜求学前的故乡而言，是退而还乡、退归老家的意思。而温邑的地理位置就处在“河、济之间”，与此十分吻合。
《礼记·檀弓》载：“子夏丧其子而丧其明，曾子吊之曰：‘吾与汝事夫子于洙泗之间，退而老于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汝于夫子，尔罪一也。’”这里指的是，设教西河的子夏，因晚年丧子而哭瞎眼睛，曾子前来吊唁，针对子夏当下所居地的事实，而言“退而老于西河之上”。
钱穆先生曾深有见地地指出，无论汾州还是韩城，文教之所不及，儒泽之所未被，根本谈不上这里的人会将子夏等同与夫子。况且，如若子夏在汾州、韩城老而丧子，居于鲁地的曾子此时也已风烛残年，他不可能不远千里前去吊唁。子夏乃温人，他何不退老于故乡文物之邦，而大老远跑到偏僻荒芜的河西郡一带筑石室而居，此岂“退老”之所堪？故而钱穆认定，子夏退老在龙门附近的河滨石窟之间者，皆后世之妄说也。
子夏设教的“西河”示意图 高峰制作
需要说明的是，子夏当初向夫子言志所说的“退而穷居河、济之间”，是指退还温邑。事实上他并没有回到老家，而是“退老于西河之上”，即“西河”地区。
因“西河”地跨魏、赵、卫、齐等国，故而《史记·儒林列传》说：“自孔子卒后，七十子之徒散游诸侯，……子路居卫，子张居陈，澹台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贡终于齐。” 子路、子张、澹台子羽、子贡等人都以国界定地标，独子夏以“西河”而称，说明“西河”不是一国或两国之地，以具体国名难以准确说明。
在子夏之前，“西河”这个地名就已在典籍中频频出现。
《史记·孔子世家》载：“卫灵公问孔子：‘蒲可伐乎？’对曰：‘可。其男子有死之志，妇人有保西河之志。吾所伐者，不过四五人。’”公叔氏在蒲地叛乱，卫灵公问孔子可不可以讨伐，孔子说这里的男子都欲死战，而不跟从他；女人虽然恐惧，但有以黄河西岸为屏障的决心，故而可以讨伐，所讨伐的对象不过公叔氏同党四、五个人而已。蒲，即今河南长垣，就位于北流黄河之东的卫地。可见，“西河”指的就是北流黄河的西岸地区。
《管子·小匡》载：“西征攘白狄之地，遂至于西河，方舟投柎，乘桴济河，至于石沈。县车柬马，逾大行与卑耳之貉拘秦夏，西服流沙西虞。”翻译成今天语言是：齐国西征占领了白狄土地，于是到达西河，置备船只和木筏，渡过黄河，直抵晋国石枕。悬吊起兵车，勒紧马缰，翻越太行山和被貉人控制的拘夏峡谷，征服西面的流沙和西虞。齐桓公率齐军向西渡过黄河，到达西河地区，然后翻越太行山继续西征。齐桓公的征讨路线也明确无误地告诉人，“西河”在太行山之东，是北流黄河的西岸区域。
田子方是子夏的学生，后因魏成子（魏文侯弟弟）举荐，才与子夏、段干木一同到了魏国。《史记·魏世家》载：李克谓翟璜曰：“魏成子以食禄千锺，什九在外，什一在内，是以东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当时，魏国都城在安邑（山西夏县），魏成子“东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说明子夏、田子方、段干木在被魏成子得到之前，是在安邑之东的地方栖居，而汾州、韩城却在安邑之西，所以子夏讲学的“西河”，一定不会在汾州、韩城。
《史记·魏世家》载：魏文侯“十七年伐中山，使子击守之，赵仓唐傅之。子击逢文侯之师田子方于朝歌，引车避，下谒。田子方不为礼。” 前408年，经翟璜推荐，魏文侯派乐羊领兵伐中山国，两年后魏攻下中山，太子魏击（后来的魏武侯）驻守在中山。其后，魏击在朝歌路遇出仕前的田子方，朝歌即今淇县，就在“西河”区域之中，这也能说明子夏师徒讲学所在。
《说苑·臣术》载：“田子方渡西河，造翟璜，翟璜乘轩车，载华盖黄金之勒，约镇簟席。”《韩非·外储说左下》对此事也有记载：“田子方从齐之魏，望翟璜乘轩骑驾出，方以为文侯也。”比照来读，可见田子方是渡“西河”，从齐国来到魏国造访翟璜。那么“西河”一定在齐、魏之间，而齐、魏之间的西河，正是北流黄河的西岸。
《史记·魏世家》中明确记载：魏文侯二十五年（前400年），“文侯受子夏经艺，客段干木，过其闾，未尝不轼也……任西门豹守邺，而河内称治。”在前439年，晋敬公将邺邑封给魏文侯，文侯将其作为魏国河内重镇予以打造，后经西门豹之手实现大治。前400年后，邺邑成为魏国在太行山东部平原的战略桥头堡，魏文侯的身影，此时自然常常会出现在这里。也正是在这里，魏文侯受子夏经艺，拜田子方为师，每过段干木之门而自觉礼轼。
前396年魏武侯继位，为继续在中原扩张，他在邺城东部魏、赵、齐三国交界地带设立别都——魏武侯别都，并将这里作为公子元的食邑，这也是元城的缘起。
郦道元在《水经注·淇水》记载：“淇水，又北径问亭东，即魏县界也。魏县故城，应劭曰“魏武侯之别都也”。城内有武侯台，王莽之魏城亭也。”说明在北魏郦道元时，武侯台遗迹依然存在。
《水经注图》（清·杨守敬、熊会贞）中魏武侯别都位置。
大名城南密集存在的战国地表遗迹，加之近年来大名“未城遗址”出土的大量战汉文物，都可以直接证明，战国时期“魏武侯别都”、西汉的魏县故城、王莽时所叫的“魏城亭”，就在今天大名县城南的未城村一带。
而就在大名未城村附近，卜子祠、段干木故里、段干木墓等与子夏设教西河相关的历史遗存紧密环绕。
据《馆陶县志》载：“汉武帝元光年中河决馆陶，成帝时复决馆陶，今河绝，故道存焉，在县西南西河寨西。” 当地人春秋致祭，礼祀子夏。又据光绪三十四年编《馆陶县乡土志》载：“西河寨有卜子祠，庙貌巍巍，河堤皆古，后世谒祠堂者，未尝不叹文学之教，上之如日星经天，下之如江河行地矣。”1936年版《馆陶县志》载：“城西南七十里西河寨村，有一庙即卜子祠，其貌巍巍，内有尊经阁，即子夏设教西河处。”
《馆陶县志》中的卜子祠，位于馆陶县西南的河寨村原名西河寨，村里原有卜子祠，春秋致祭，礼祀子夏，古志云“其貌巍巍，内有尊经阁”，可惜今天已荡然无存。
段干木故里碑，原立于邱县郝段寨村五圣堂庙内，上横书“段干木故里”五字，现存卧式碑，高0.4米，宽0.9米，厚0.15米，清光绪十三年（1887年）出土。
光绪本《邱县志》载：“段干木故里，在邱县邱城东二十五里郝段寨。寨内路北旧有五圣堂庙一座，清光绪十三年重修，从庙院中掘出石碑一方，上横书‘段干木故里’五字，年月已不可辨。该村将此石嵌庙门东侧壁上，以保存之。本县旧属魏地，该村既以段名，此石不为无因。”馆陶县东北曾有段干木墓，也备为一考。
《隋图经》载：“安阳有西河，即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所游之地，以赵、魏多儒，在齐、鲁、邹之西，故呼西河。”隋朝时，邺城已经被焚，邺县及邺地百姓南徙45里至安阳，隋唐之人于是常以安阳来指邺，或以邺指代安阳。杜甫《石壕吏》中“听妇前致词，三男邺城戍”，即如此。
但“西河”不会仅指大名或邺城或安阳的具体一地，否则《史记·儒林列传》中的叙述，应该如“子路居卫，子张居陈，澹台子羽居楚……子贡终于齐”一样，直接说“子夏居于魏”即可。之所以说“子夏居于西河”，就因为“西河”是个跨国区域。子夏教学的“西河”，应该是今天的淇县、汤阴、安阳、邺城、魏县、大名、馆陶一带。邯郸东部广大区域，就在“西河”域内。
经子夏设教，播种文化，普洒雨露，终于使这片土地涵养成肥沃的学术土壤。于是，战国时期走出了魏文侯帝师段干木，集先秦诸子之大成的荀子，逻辑学鼻祖公孙龙，法家创始人之一慎到，秦汉之际诞生了开中国经学时代的儒宗董仲舒，《毛诗》作者毛亨、毛苌，《礼记》传承着戴德、戴圣……
文脉有源，文脉悠远。
从前476年子夏设教“西河”，迄今已2499年之久，明年，子夏教衍这片沃土就整整2500年了！邯郸会以什么方式来隆重纪念这一悠远的文化盛事，又会以怎样的礼仪来祭奠远古的文化宗师子夏呢？
一切值得期待。
主要参考文献：
１、钱穆：《先秦诸子系年》，商务印书馆；
２、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
３、高培华：《子夏家乡地望与国籍归属考》，郑州大学学报；
４、大鸟：《中国大儒》，贵州人民出版社；
５、韩鹏：《毛亨、毛苌：为诗经插上翅膀》，赵都文化第２期
凡注明来源邯郸文化网的文章，属邯郸文化网原创
请尊重作者，转载注明作者、文章出处
（更多好文 请加小编微信h311585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