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育我菁莪”牌匾

捐资兴教育菁莪·安秋生         

在上个世纪，武安的大商家们多数都有捐助家乡教育事业的举动，其中房锦云最为著名，他在武安现代教育上的开山之举具有划时代意义。

公元1905年，清政府诏令废除科举制度，与此同时，学校教育这一新生事物在中国大地上迅速成长。许多有识之士投资兴办新学。

房家原来常年办有私塾，延师训教子弟。19世纪末兴起西式教育，房家便送子女到开封、苏州、北京等地求学，读小学、中学以及大学。

房锦云认为培养人才必须兴学。他决定在伯延办一座新式学校。他找到一个人商量此事。这个人叫徐文德，其曾祖徐兴仁是徐和发的创始人，其父徐春光是徐和发的当家人，徐家在伯延家大业大生意大，地位举足轻重。徐文德又是伯延有名的饱学之士，清朝末年曾以岁贡出身，做过河南新蔡县的教谕。两人一拍即合，又找到徐文炤商量此事，徐文炤也欣然应允共同出资。“三人同心”，他们便择定校址开工建设，同时开始选聘教师，购置教具。他们决心盖最好的校舍，请最好的老师，办最好的学校。

小学校校址选在元宝坑东侧，伯延镇大街文武庙后，出资人房锦云(字尚絅)、徐文德、徐文炤为校董，商定校名从房尚絅、徐文德两人名字中各取一字，命名为尚德学校，于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正式开学，定名两等小学校，后改为初级小学校，民国六年改为国民学校。此后，伯延小学便一直是房家精心经营的主要事业，房锦云1926年去世后，该校由其侄子房续元接办，添设高级班，更名为“私立尚德小学校”。20世纪20年代，该校有教职员10人，学生分六级，共227名，均系单式编制，学生每人每年交学费4元(包含书籍费)，分两期交清，做为学校办公用。全年经费2840元，除由学田房租收入710元及学费1040元外，不敷之数，无论多寡，概由房家垫补。

尚德学校的教师多从苏州、保定等大地方聘请而来，学校费用供应宽绰，各种设施应有尽有。小学校舍齐整，教室、宿舍、办公室计70余间，礼堂宏大，操场宽阔有近万平方米。校内有伙房，供老师和寄宿同学膳食；设小卖部，供应学生日用纸张笔墨。学校面向全镇招生，也有外村慕名来求学的，在学校寄宿。1940年版《武安县志·教育志》记载：该校“讲室校舍宏大整齐，操场尤其宽阔，运动器具无一不备，设备完善可为小学之冠。”

尚德小学的课程设置与时俱进，进入民国后，初级班设置国语、算术、公民常识、手工、图画、体育、唱歌等课程，高级班设置国语、算术、自然、历史、地理、公民、说话、手工、图画、体育、唱歌等课程，开始还设有英语课，开设公民课讲授“三民主义”。学校对教师实行聘任制，招聘具有师范学历、且在专署一级应考合格的人员任教。学校校长实行聘任制，历任校长均为当地名人。

尚德小学非常重视组织学生开展文体活动，还注意让学生参加社会活动。每星期一上午，学校进行“纪念周”，统一学习“总理遗嘱”。学校统一制作了童子军制服：上身制服、下身半截裤衩、头戴布做的大帽，每逢节假日(例如双十节)，学生便身着童子军服，扛起军棍，敲洋鼓，吹洋号，上街游行。尚德小学还常组织学生讲演，到县里参加讲演比赛；经常向学生进行时事教育，了解国家大事。北伐时期，学生都知道“南来革命党，北伐张作霖”。九一八以后，学校对学生进行抗日教育。比如，让学生看日本人骑在中国人身上的图片，控诉日本占据东北后对中国人的奴役，激发学生痛恨外国侵略者，对同学进行爱国教育，也很有影响。

房家创建的伯延小学，百余年来一直是武安教育的旗帜，一直是精英之才的摇篮，为伯延、为武安、为国家造就了无数的栋梁。为了这所小学，房氏几代人40年里一共付出多少金钱和心血，谁也没有办法计算清楚。

清末民初，武安还有很多商人出资建设学校。1925年，大贺庄创建崇实小学，宏顺德东家胡演元、万兴常东家常浩然各捐款1000块大洋。胡应元自费从上海商务印书馆购进小学校全套理化实验仪器具，价值大洋850元。崇实小学后改为武安县第二高小，学校不论规模、师资，还是教具、藏书，都属全县一流，村人无论男女贫富皆可入学，方圆几十里的求学者纷纭而至，培养了大批的政商精英。民国二十一年《胡氏家谱》载：

“胡演元热心教育，在村创建小学首捐千金为全村倡，迄今日渐发达，学生济济，几至三百余人，皆公之功也。"

积盛和大东家、大洺远村富商尹懿堂为本村捐建女子小学，学校聘请专业教师，购买风琴等乐器，开设音乐课，领一时风尚。

——鼓山无言，洺水有情，只有它们能够见证这些商人家族造福桑梓的无量功德！

20世纪20年代初的某日，中华民国大总统派人来到伯延，将一块巨匾送给房家，高高悬挂在房家门楣之上。匾上四个鎏金大字“育我菁莪”，由教育界泰斗蔡元培先生亲笔书写。

查阅词典，“育我菁莪”出典于《诗经·小雅》：“菁菁者莪，乐育材也，君子能长育人材，则天下喜乐之矣。”后因以“菁莪”指育材。

大总统“旌匾其门”，这在民国时期是巨大的荣誉。房家人何以获此殊荣呢？这来源于房锦云两次向远在北京的大学捐款。

大学教育的规模和水平，标志着国家现代化的进程。中国出现大学是在清末，而真正的发展则是进入民国之后。20世纪初年，国立大学、私立大学、教会学校等各种性质的大学，在中国大地上如日初升。据网上看到的资料，1922年北京有私立大学4所，占全国总数的1/3，民国大学、中国大学名列其首。

当时的私立大学普遍面临着一个严重困扰：经费不足。北京民国大学的情况便是这样。这所学校由蔡公时等人1916年在京筹办(其时北京一共只有7所大学)，1917年4月在北平宣武门外储库营四川会馆开学，设文、法、商三科及专门部各科。1920年9月蔡元培任校长，拟改学校为经济科大学，1922年6月奉北京政府教育部令，核准立案。

房锦云“以巨金助民国大学”，“巨金”究竟是多大数额，捐款动议的初衷和过程，也没有资料记载，但时间上就在1920年蔡元培就任校长到1923年他辞去校长一职这一段。

另一次捐助行为是对中国大学。中国大学最初由孙中山先生仿照日本早稻田大学在北京创办，时间是1912年(孙先生10多年后又创办黄埔军校，所以有“先有中大，后有黄埔”之说，一文一武，一北一南)，宋教仁为第一任校长(在学校即将开学时遇刺身亡)，黄兴为第二任校长，中山先生自任校董。学校初名国民大学，1914年1月与上海吴淞中国公学合并，改成中国公学大学部。1917年春天，经董事会决定改名为中国大学，此时在校学生达到1000余人，狭小的校舍无法适应需要，经校长与董事会多方努力，于1925年买下西单二龙路口袋胡同郑王府房产，学校迁入这个新址。

房家大院牌匾

王府的宅院用来办学毕竟不完全合用，改造维修又缺少资金，例如学生宿舍的改建，就需要花一大笔钱。房锦云的第四个儿子房续璟此时正在这所学校就读，将这个信息带给了房锦云。房锦云慷慨援手，出资将这所大学的第一宿舍修葺一新，学生住进了宽敞舒适的宿舍。“吃水不忘挖井人”，中国大学师生钦仰房锦云，一致同意用房锦云的表字来命名宿舍，曰“尚絅斋”。

一个僻处太行山区的布衣，慷慨解囊捐助远在北京的大学，其热情，其眼光，足以“感动中国”。因为我们都明白，支持教育发展，就是支持中国的人才培养；支持人才培养，也就是支撑中国的未来。正因为此，民国大总统为他两次颁发嘉禾奖章，蔡元培先生为他亲笔题匾。

中国的富商很多，比房锦云更有钱的所在多有，类似房锦云这样的举动，恐怕并不多见。但对这青史留名的事，现有材料并未记载其细节，如时间、金额以及由来等，以至于网上和民间的讲述多有舛误，例如，把房锦云捐献的中国大学误记为北京大学，还煞有介事地说捐建的是北大红楼等等，以讹传讹，流传甚广。但不管如何，终是一段佳话。

（未完待续）

作者简介　

安秋生，又名安隆，字季三，号神钲散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河北省散文协会副会长，邯郸市散文学会主席，神钲书院院长。有散文、诗歌、纪实文学、传记等著作多种。研究武安商帮20年，著有《药鬼子记事》《武安商帮史话》《大商风华》等，曾受邀赴日本明治大学、大阪市立大学和国内多地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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