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泰玉流水账

 

身股分红共盛衰·安秋生          

 

出资者和管理者，实行分红制。股东投资为银股(或曰钱股、财股)，包括大掌柜在内的员工(当年称柜伙)出力经营为人股(也叫身股、身俸)。结算分红按照一定比例进行，人力股不承担亏损责任。银股与人股的分红比例各家有所不同，按照约定行事，有的“银七人三”“银六人四”，也有的“银五人五”，特殊的也有“银四人六”的。总的趋势是人股分红的比例越往后越高。

 

 

 

武安商帮的药号和绸缎庄很少用外地人，一般都从武安老家招录，都是老少爷们“子弟兵”，尤其是药店，基本不用外地人(一家药店十几个人几十个人，只有坐堂先生和厨师可以在当地聘用，坐堂先生按药方拿提成，厨师相当于临时工，挣工资，不得走进药店的柜房和库房)。这里可能有多重考虑，有便于管理的因素，有保守商业秘密的因素，也有照顾家乡父老子弟的初心(例如大药商尹懿堂晚年在北京撰写廊联总结自己一生的事业为：沈地创药肆一心提携亲与友，燕京立筱院全力诱教子侄孙)。从员工角度讲，吸引他们甘于抛家舍业赶赴外地千辛万苦做生意的，主要就是身股分红制。

 

 

 

按照商号的规定，商号内所有“伙计”(学徒除外)，从掌柜到劳金，都可以参与分红，即拥有身俸。对此，“万金账”都有明确约定，且是一个账期结束、清账分红后，即对下个账期做出约定，记录在案。“有东有伙”，就是从这里说起的。既然是“有东有伙的买卖”，大家都必须照章行事，按制度运作。

 

 

《绥远元泰和药店万金老账记录》记录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的银股身俸情况为:

 

 

桐荫堂入本金宝银4500两，为2.25股

积德堂入本金宝银4500两，为2.25股

侯德修公捐俸1股

孙苇书捐俸9厘

郄茂芳值身俸9厘

范旺田值身俸4.5厘

张银昌值身俸4厘

张恕昌值身俸3.5厘

郭连成值身俸2.5厘

杨法然值身俸2.5厘

牛田值身俸1.5厘

张培珍值身俸1.5厘

桐荫堂经理俸5厘

统共银股身俸玖股捌厘

 

 

大掌柜的身俸一般为1股，二掌柜、三掌柜的身俸9厘、8厘不等。如果总股份为10股(元泰和不到10股)的话，意味着大掌柜的分红是总利润的10%(这是一个中等商号的比例。有的大商号比例可能要低，但分红绝对额要高)，说白了就是：商号挣10块钱，就有1块属于大掌柜自己；挣1万块，将有1000块装到大掌柜自家兜里。

 

 

 

商号人力股的分配，主要依据是掌柜、劳金们各自的年功、责任和贡献，由大掌柜统筹掌握。就是说，你在该商号工作的时间越长，经验越多，能力越强，贡献越大，你拥有的身俸就会越高，可以分到手的红利也就越多。经营者的报酬与经营业绩(红利)紧密挂钩，以利益为纽带，把大家紧紧捆在一起，形成一个高效运转的利益整体，店兴我兴，店衰我衰。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元泰和药店的分红情况如下：

 

△桐荫堂银股2.25股该得余利6300两

△积德堂银股2.25股该得余利6300两

△侯德修公捐身俸1股，该得余利2800两

△孙苇书身俸9厘，银2520两

△郄茂芳身俸9厘，银2520两

△范旺田身俸4.5厘，银1260两

△张银昌身俸4厘，银1120两

△张恕昌身俸3.5厘，银980两

△郭连成身俸2.5厘，银700两

△杨德然值身俸2.5厘，银700两

△牛田值身俸1.5厘，银420两

△张培珍身俸1.5厘，银420两

△桐荫堂经理俸5厘，银1400两

 

三年时间，大掌柜的收入为2800两银子。其中拥有身俸最少的牛田、张培珍是入职不久的新人，也得到了420两的红利。

 

而下一个三年到期，即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元泰和药店分红情况则为：

 

△桐荫堂银股2.25股余利9000元

△积德堂银股2.25股余利9000元

△侯德修公捐身俸1股，4000元

△孙苇书身俸9.5厘，3800元

△郄茂芳身俸9.5厘，3800元

△范旺田身俸5厘，2000元

△张银昌身俸4.5厘1800元

△张恕昌身俸4厘，1600元

△杨法然身俸3厘，1200元

△郭连成身俸3厘1200元

△牛田值身俸2厘，800元

△张培珍身俸2厘，余利800元

△侯顺琴身俸1.5厘，600元

△韩秉文身俸1.5厘，600元

△曹成章身俸1.5厘，600元

△郝春荣身俸1.5厘，600元

△桐荫堂经理俸5厘，2000元

 

民国三十年(1941年)元泰和药店的分红情况是：

 

△桐荫堂银股2.25股，该得余利12060元

△积德堂银股2.25股，该得余利12060元

△侯德修公捐俸3厘，余利1608元

△孙苇书身俸9.5厘，5092元

△郄茂芳身俸9.5厘，5092元

△范旺田身俸5厘，2680元

△张银昌身俸4.5厘，2412元

△张恕昌身俸4厘，2144元

△杨法然身俸3厘，1608元

△郭连成身俸3厘，1608元

△牛田值身俸2厘，1072元

△张培珍身俸3厘，1608元

△侯顺琴身俸1.5厘，804元

△韩秉文身俸1.5厘，804元

△郝春荣身俸1.5厘，804元

△郭树森身俸1.5厘，804元

△曹成章身俸1厘，536元

△桐荫堂经理俸5厘，洋2680元

 

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元泰和药店再一次分红，情况是：

 

桐荫堂银股2、25股，45000元

怀德堂银股7厘，14000元

福寿堂银股3厘，6000元

崇寿堂银股6.25厘，12500元

五合堂银股6.25厘，12500元

孙苇书身俸1股，20000元

郄茂芳身俸1股，20000元

范旺田身俸7厘，14000元

张银昌身俸6.5厘，13000元

张恕昌身俸6厘，12000元

杨法然身俸5厘，10000元

牛田身俸4厘，8000元

张培祯身俸6厘，12000元

侯顺琴身俸3.5厘，7000元

韩秉文身俸3.5厘，7000元

曹成章身俸3厘，6000元

郝春荣身俸3.5厘，7000元

张士杰身俸3.5厘，7000元

郝树森身俸3.5厘，7000元

刘荫堂身俸3.5厘，7000元

韩有年身俸1.5厘，5000元

马科年身俸1.5厘，5000元

张树云身俸1.5厘，5000元

桐荫堂经理俸5厘，10000元

 

掌柜和劳金三年时间里付出的心血和汗水，变为成堆白花花的银子(银元)，进入了自己的腰包。不用说，没有什么别的东西比这更具有实在的激励作用。

 

1956年，内蒙古元泰和药店的股票

 

 

 

劳金身股起步很低，1厘或1.5厘，甚至只有0.5厘，然后缓慢提高，每个账期(3年)调整一次，每次调整可以调高1厘、2厘，也可一次调高3厘。调整的依据是员工在字号内的工作表现和贡献，有无重大失误等。正常情况下，一个员工熬到掌柜层级，需要四到五个账期，即十几年时间。这种正常的晋级机制，吸引着劳金一步步向上攀爬，期待着某日熬成大掌柜，享受到大掌柜的权力荣耀和优厚待遇。但也有例外，个别特别优秀者可以得到较快晋升，成功的大门随时为他们敞开。龙泉村武伦凯16岁(1925年)到辽宁法库和发昌药局学徒。和发昌药局是伯延镇徐家积庆堂的生意，是一家百年老店，管理好，名气大，龙泉村的白鹰在此做大掌柜，武伦凯之父托白鹰介绍，才有机会来到这家药店。武伦凯上进好学，很受东家掌柜的器重，逐渐担当起下柜的主要业务。他第二转住家回柜后升为1.5厘掌柜，三年后又升为3厘掌柜，成为法库县城小有名气的人物——武小掌柜。半个多世纪后，其子武序增沿着父辈走过的道路专程来此寻访，并写成一本《武门家史》，才使我们有机会了解这家老药店和“武小掌柜”的创业史。

 

 

 

员工的身股参与分红，不承担亏损，人在股在，人走股灭(部分人员在退休后，仍可参加若干账期的分红，但逐步减少)。在红利的支取方式上，同样体现厚待店伙的原则：店伙所得红利“本账即开”，立马到手；而股东的红利，则是“下三年均支”，即下个账期三年内每年支取1/3。店伙分得的红利，一般是通过在武安老家的老柜，通知其家人前去直接领取。

 

 

 

“顶身股”制度的优越性，是把员工的收入与字号的经营成果联系起来，商号经营得好，赚得多，大家都可以得利，都可以吃肉喝汤；经营不好，甚至亏了本，大家都白干，两手拍光光，落个“干瞪眼”。通过这样调动大家积极性，使大家都来关心商号的盈亏，都为商号多赚钱而流汗出力，而出谋划策。同时，也为了自己顶更多的身股，分更多的红利而发奋上进，严格要求自己，完善提高自己，变得更为优秀。

 

 

 

从一百多年的实践看，顶身股是一种很好的制度，而且其基本理念至今不落后。它体现和尊重了员工的劳动价值。员工辛勤工作，不止是为效忠老板，也是为了自己增加收入。从分红角度说，他们都是商号的主人，同时由于有了共同利益，在商号内部也形成一定的监督，“有东有伙的买卖”，“大家都有股有份”，所有人都须按照章程办事，不可任性乱来。现代企业管理的“股权激励”“阿米巴经营”等，实质上都是“顶身股”制度的继承和发展。

 

 

 

顶身股制度可以造成东伙的双赢或共赢。从《绥远元泰和药店万金账》的分红记录看，新入职的青年员工，身股从1.5厘起步，民国二十四年，民国二十七年，民国三十年，民国三十三年4次清账分红，他们分别拿到银420两、600元、804元、5000元。即以有据可查并具有可比性的民国三十年(1941年)分红804元看，月均超过22元，而当时武安县警察局的警察每月薪水12元，杂勤人员每月薪水6元。在药店工作的年轻人，收入水平远远超过同期的警察。若是资深员工，身股达到5厘的话，其分红达到2680元。这在当年，的确是不菲的收入。外出苦干三年，几千块大洋分到手，回到家里足可以起房盖屋，为儿子娶媳妇。常言说“钱难挣，屎难吃”，单单为了这白花花的银子，也没有不敬业不舍力的道理。

 

 

 

在武安人的商号里，经常可以听到这样的话:“咱可是有东有伙的买卖。”此言包含的丰富内容，商号内每个人都听得明白，这对他们既是压力，更是动力。

 

（未完待续）

 

作者简介　

安秋生，又名安隆，字季三，号神钲散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河北省散文协会副会长，邯郸市散文学会主席，神钲书院院长。有散文、诗歌、纪实文学、传记等著作多种。研究武安商帮20年，著有《药鬼子记事》《武安商帮史话》《大商风华》等，曾受邀赴日本明治大学、大阪市立大学和国内多地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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