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安山区

人繁地狭当如何·安秋生          

武安明清时期归属河南省管辖，是河南的 96个县之一，为彰德府所属磁州的两个属县（武安、涉县）之一，处于河南与京畿地区的交界位置。对武安的地理交通形势，嘉靖《武安县志》之《地理志》有如下记载:

县在府西北一百六十里。其境东西延一百里。南北袤一百八十里。(陆)路至南京一千八百九十里，北京一千一百一十里。东至广平府邯郸县界牛照村二十八里。西至本府涉县界马铺八十里。南至本府磁州界流泉铺五十里。北至顺德府沙河县界西家庄五十里。东到邯郸县六十里。西到十八盘一百二十里。南到磁州九十里。北到沙河县九十里。东南到馆陶县一百二十里。西南到涉县一百三十里。东北到永年县一百二十里。西北到辽州二百二十里。

由此可见在明代嘉靖年间，武安已经形成了四通八达的商业交通网络，不仅与邻近地区交通便利，而且与南京、北京、山西辽州等距离较远地区也建立起商业交通的联系。

武安作为太行山东麓的交通要塞，特别是武安西的十八盘，是山西进入河北平原的交通要道，既是军事战略要地，也是商业交通的孔道。明朝末年农民起义爆发后，武安也成为双方争夺的战略要地，李自成义军便是通过十八盘翻越太行山，从武安进入华北平原的。

到清代，从山西到河北平原也须经过武安，“潞城、黎城间有孔道，循太行东出武安，密迩临洺”。①

中国在明朝时期先后诞生了多支商帮,他们的兴起多与朝廷的某项政策有关，例如陕商和晋商，他们的学会经商，“有裨于明太祖朱元璋所赐”。②明王朝为了解决对西北地区用兵的军需问题，洪武三年(1371年)开始实行“开中制”，即运用朝廷手中的食盐专营权，吸引广大商人运粮至边境，以保证80万大军的粮食供给。具体办法为：商人按照官府要求将粮食运到指定的地方换取盐引(明代由官府发给盐商支取食盐的凭证)，最后到相关的售盐地去销售。因为在封建时代，食盐一直由政府专营，而食盐又为老百姓之生活必需，所以是只赚不赔的买卖。山西、陕西由于离边塞很近，得地利之便，使他们凭借盐业和粮食业贸易，迅速集聚起大量财富，为其后的数百年辉煌揭开了序幕。而徽商之兴起，则是由于“开中制”在推行100多年后暴露出许多弊端，明弘治五年(1492年)开始实行“开中折色”，即盐商可以纳银向相关机构领取盐引，不必再开中纳粮，这样距离边塞远近便不再是问题，而徽商则利用离盐区更近的优势，迅速崛起，与晋商形成双峰并峙之势。晋商、徽商等商帮的崛起，表明中国商人以群体的身份登上历史舞台，并且出现了商人敢与官僚叫板的倾向。从山西民谚“有儿开商店，强过做知县”，到徽商“商居四民之末，徽俗则不然”，都证明在这些地区经商氛围相当浓厚，商人群体处于强势地位。这是历史的重大进步。

但武安商人没有这种福气，他们没有得到官府任何特殊政策的眷顾和庇护，也不具备任何特殊的地理优势。他们没有任何理由居于“强势”地位。

谈到一个地方，特别是谈起自己的家乡，许多人爱用物华天宝、地灵人杰来形容，其实许多时候这只是一种乐观的说法。就武安而言，至少在漫长的农耕时代，资源禀赋并不算太好，尽管不好用“穷山恶水”一句话来简单概括，至少没有什么“物华天宝”可言。

武安属于山区县份，境内多山，西北、西南、北部岗峦起伏，太行山余脉纵横绵延，山地和丘陵占去县域面积的2/3，正如康熙《武安县志》所言:“实中州岩邑耳。”

众所周知，山区及丘陵地带土地缺少且瘠薄，而且缺水。武安大部地区水源奇缺，缺少灌溉条件，千百年间，部分乡村依赖旱池、水窖收蓄雨水，解决人畜饮水之需，一旦遇到连续干旱，天雨不降，那真是滴水贵如油。历版《武安县志》无不充斥着“旱”“大旱”“亢旱”之类的记载。这样的自然条件，土地上的产出可想而知。一方面，县内少数农业条件较好，或有商业传统的村庄“俗尚繁华”;另一方面，不少单纯依靠农业，而土地水利条件差的地方则生计艰窘。“糠菜半年粮”，在其他地区或许是偶然，但在武安许多村庄则是一种常态。吃糠吃久了，或许也会“上瘾”?“三顿不吃糠，心里就发慌”的谣谚曾广为流传。想一想，其实并不荒唐：吃糠咽菜长大的人，对奢华的日子总有一种虚幻感，觉得它难以巩固，难以持续，内心深处有几分恐惧也未可知！

其次，就是人口的增加。在古代很长的时段里。武安 2000 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人口规模一直在1万到2万之间；明朝以洪洞大移民为起点，人口持续增长，嘉靖年间增加到40213口(见嘉靖版《武安县志》)。而进入清朝以后，相对安定的社会环境，使得武安的人口持续快速增加。据史料记载，乾隆元年(1736年)，人口为 12 万，至民国十七年(1928 年)，人口已为 36.5 万。400年间增加8倍；将近200年间，又增加两倍，人均耕地由乾隆元年的8.47 亩下降为 2.78 亩，人地矛盾日益突出。在以农耕为主要生活来源的时代，武安人民面临的生存压力与日俱增！

要想活下去都很艰难，何况想过更好一些的日子的梦想总是在向人们招手。

胡氏宗谱

大贺庄村现存胡氏民国版《家谱》，其总结胡氏家族外出经商的原因曰:“八世以下，人繁地狭，逐渐归商……”③没别的，就是因为“人繁地狭”，不去经商，活不下去。

“穷则思变”，“活人不能让尿憋死”。不同地域的人会想出不同的活路，体现不同的地域人格。山东人因为穷而“死逼梁山下关东”，他们会上梁山打家劫舍，去别人碗里抢饭吃；还因为离关东相对近便，而去那片土地上找饭吃。武安人不一样，他们自古信奉中庸之道，勤俭持家，安分守己，骨子里没有犯上作乱的基因，不与王法对抗，又死要面子。与程朱理学倡导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近似，武安民间谚语“饿死不要饭，穷死不做贼”，便是他们祖祖辈辈恪守的信条。连要饭都被认为是给祖宗丢脸，死后进不得宗祠入不了祖茔，怎么会做其他出格的事?

①《清史稿》卷三百九十二《讷尔经额传》

②参见周伟主编《寻找晋商》，光明日报出版社。2003 年版，第7页

③参见胡伟成《安定堂家族商号的兴衰》，《神钲书院年鉴 2019》第 225 页》

作者简介　

安秋生，又名安隆，字季三，号神钲散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河北省散文协会副会长，邯郸市散文学会主席，神钲书院院长。有散文、诗歌、纪实文学、传记等著作多种。研究武安商帮20年，著有《药鬼子记事》《武安商帮史话》《大商风华》等，曾受邀赴日本明治大学、大阪市立大学和国内多地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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