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百家北墓地位于河北省邯郸市后百家村北，属于百家村墓群。百家村墓群位于邯郸市西环内，沁河北岸一带，地形为丘陵向平原过渡地带，原地表有14座战汉时期封土墓。1957年至1959年，北京大学历史系、河北省文化局等单位清理一批战汉墓葬，其中尤以战国时期M3、M57规模大，等级高，出土文物丰富，令人瞩目，百家村墓群成为战国时期赵文化的代表性遗存。
后百家北墓地位置图
2021年为配合基建，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与邯郸市文物保护研究所组成联合考古队，对项目占地范围内涉及的墓葬进行了全面发掘。至2021年底，共计清理战国至明清时期墓葬463座、车（马）坑2座，出土文物达2400余件，获得大量珍贵考古资料，这批文物遗存见证了邯郸城两千五百年的发展兴衰。
本次发掘战国时期墓葬219座，墓葬延续时间长，时代从战国早期延续到战国晚期，墓葬等级从贵族到平民，是研究战国赵都邯郸墓葬演进序列和等级制度的极佳材料。战国墓葬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以南北向为主，东西向次之，以双墓并穴排列为主要形式，或为夫妻异穴合葬。
以葬具形式大体可分为木椁木棺墓、单棺墓和无棺墓三类，少量墓葬有椁外积石现象，或为北方文化因素。随葬陶器多置于棺外或壁龛内，多为一套仿铜陶礼器，主要有鼎、盖豆、壶、盘、球腹豆、高柄豆、鸟柱盘、筒形器，少数墓葬随葬舟、鉴、匜、魁和彩绘鸟尊等。陶器多饰暗纹，有少量彩绘，其中以彩绘陶鸟尊最富特征，与太原金胜墓的青铜鸟尊，同出一源，体现赵文化的特征。
甘丹下库铭文戈（战国）、甘丹下库铭文㦸（战国）
部分墓葬随葬青铜兵器，有剑、戈、㦸、铍、镞等，青铜车马器有车軎、马镳、马衔、游环、铃铛等，青铜容器主要有铜盆，另外出土有丰富的铜带钩，多有错金、错银、镶嵌绿松石等装饰手法。石玉器有玛瑙环、水晶环、玉覆面、玉玦、石圭等。M402出土的铜戈、㦸、车軎上都有“甘丹下库”的铭文，实证邯郸之名的久远不变。
M186（战国）
M248（战国）
出土战国时期遗物龙形玉、水晶环
出土战国时期遗物铜剑、车軎
位于发掘区中部的M186是此次发掘中战国时期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墓葬。M186为南北向土坑竖穴墓，有棺椁，开口南北长4.8米，东西长4米，墓壁斜收，呈斗形，曾遭盗扰。出土陶器有5鼎、4壶、4盖豆、8高柄豆、2鉴等，器表上多有彩绘，铜器有车軎、马镳，玉石器有玛瑙环、水晶、玉环等。
CMK1（战国）
CMK1出土青铜器（战国）
M186西侧有1号车马坑（CMK1），南北向长方形，开口南北长5.7米，东西长3.25米，底部有生土二层台。坑内有两马一车，马南车北，马头在南，面皆向东。车厢置于坑底中北部，箱体散乱，或经拆解，一车轮置于西南部。坑底中部偏北有铜鼎3件，铜鉴、铜匜各1件，车轮上方有一碎铜鼎。车厢附近有18件盖弓帽、2件三通管，说明车顶有伞状盖。车马坑中发现成组青铜礼器是十分罕见的发现。出土的铜鉴与铜洗经过X光扫描，发现内壁有刻纹，题材为射礼图，是邯郸地区首次发现此类题材的刻纹。
CK1（战国）
M186东南有一车坑（CK1），东西向长方形，车衡在南，车厢在北。两轮拆卸，置于车辕两侧。车厢仅余底部，可见车轴。两坑皆不见青铜车饰，而M186可见铜车軎、马衔、马镳，周边再无同期大墓，皆向M186靠拢，因此，这两个坑应属于M186的陪葬坑，体现了赵国贵族的墓葬制度。
两汉至曹魏时期墓葬也是后百家北墓地重要的收获。这一时期的墓葬数量较多，墓葬形制演进显著。西汉早期流行土坑竖穴墓，西汉中期开始流行砖椁墓，西汉晚期开始出现小砖室墓，用楔形砖发券顶，东汉早期出现同穴并室合葬墓，并开始流行斜坡墓道，东汉中期流行前后双室墓，东汉晚期至曹魏出现多室墓，并出现带斜坡墓道的土洞墓，曹魏至西晋出现纵长方形单室墓。随葬器物随时代变化。
M189出土陶器组合（汉代）
出土汉代遗物绿釉壶、铭文铜镜、石灯
西汉早期流行实用器，以罐、壶为主，多素面无装饰，西汉中期仍以罐、壶为主，开始出现彩绘陶器，西汉晚期至东汉早期出现仓、井、灶等生活明器，流行多种釉陶，东汉中期开始出现圆案、方案、耳杯、方奁等模型器，东汉晚期至曹魏，陶器变化不大，流行石灯。墓葬中出土的铜器主要有盆、镜、灯、带钩、铃、璜形器等，其中铜镜出土数量众多，有大量的铭文镜。墓葬中多有动物骨骼随葬，以猪、鸡最为常见，部分墓葬随葬整羊，体现不同的生活饮食习惯，说明汉代城市人群结构的复杂化。
唐代遗物
出土唐代遗物执壶、瑞兽葡萄纹铜镜、胡人俑
后百家北墓地发现隋唐时期墓葬31座，集中分布于发掘区西北部，呈多排分布，有家族墓地的特征。墓葬形制主要有带墓道砖室墓和土洞墓两种。砖室墓墓道位于墓室南端，作斜坡或者台阶式，墓道连接甬道，墓道与甬道间有砖砌封门，墓室作圆角方形，或者近圆形，墓室有棺床，部分墓室带小耳室，耳室内有人骨架，年龄在17~20岁之间，部分男女合葬，应为陪葬或者附葬性质。M460出土石墓盖一方，作盝形，志盖正面有栏格，双阴线篆书“王君墓志”，四刹线刻四神。砖室墓多被破坏，出土遗物较少，陶器多破碎，正在拼对修复中，其他遗物有铜镜、陶俑等。陶俑可见文官俑、胡人俑等。土洞墓皆带竖井式墓道，墓道位于墓室南端，墓室底面为近长圆形，有单人葬也有合葬，合葬有附葬现象。M164出土砖墓志盖一盒，墓志上墨书“李府君夫人吕氏附先冢以为念”，余字不可辨识。土洞墓多数保存较好，随葬品有泥质红陶罐、灰陶罐、红陶碗、红陶瓶、白釉瓷盏、白釉执壶、黄釉执壶、白釉瓷碗、黄釉瓷瓦、铜镜、铁剪刀、铁犁，装饰品有铜蹀躞带饰、铜钗、铜簪和骨栉等。此次发现的隋唐墓葬数量多，排列有序，墓葬形制有明显的演进，对于研究邯郸城隋唐时期的丧葬习俗和物质文化有重要意义。另外后百家北墓地还有少量明清墓葬发现。
本次发掘中，对车马坑等重要遗迹及时搭建临时保护棚进行清理，对彩绘文物及时进行色彩加固，对脆弱文物进行清理加固，取得良好效果。邀请辽宁大学陈山教授团队对人骨进行现场鉴定，并提取大量检测标本，通过进一步科学检测深化对墓地的认识。
邯郸作为战国时期赵国都城和汉代“五都”之一，有漫长的建城史，拥有璀璨的文化遗存，后百家北墓地各时期墓葬见证了邯郸城的繁荣和发展历程。后百家村东距邯郸大北城仅2.3公里，与邻近的林村墓群等区域共同构成赵都邯郸故城外的集中墓葬区。本次发掘是邯郸历年来最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工作，被评为2021年河北考古六大新发现之一。
（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魏曙光 张鹏 张亮 邯郸市文物保护研究所 李永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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