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失在历史中的邺城，曾是曹操的心头肉

来源：国家人文历史（微信公众号）

看中国历史，挖水池、练水军这件事，曹操不是第一人，也不是最后一人。

比曹操更早的是汉武帝。西汉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汉武帝为了攻打南越国和昆明国，在长安城西的沣水、潏水之间，模拟西南地区的滇池开凿了一个“周围四十里，广三百二十顷”的人工湖“以习水战”，并取名昆明池。

与此类似，五代末年到北宋初年（公元957年至公元982年），当时的后周政权以及后来取代后周的北宋政权，也在都城开封的西面接力开凿出了一个叫“金明池”的人工湖，其目的同样是“内习水战”，以征伐长江边的南唐。

当然，说到这里还不能落下位于北京城西的昆明湖。乾隆十五年（公元1750年），因景仰汉武帝在长安开凿昆明池操演水军的事迹，乾隆皇帝下令将颐和园内的西湖赐名为昆明湖，用以操练水军。一百多年后，垂帘听政的慈禧太后还专门成立了昆明湖水操学堂，甚至还动用了数万两海军军费来建设它。

 

颐和园内昆明湖。摄影/仙人板板，来源/图虫创意

既然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开了头，并且后世追慕者络绎不绝，看来曹操在城西挖池子这件事，十有八九也是在效仿汉武帝了。然而，无论是“昆明”还是“金明”，不管是“池”还是“湖”，这些人工水面除了军事训练之外，剩下的后续功能就是休闲娱乐了。后来昆明池变成了汉武帝泛舟游玩的好去处，金明池变成了“中有台榭以阅水嬉”的皇家娱乐场所，而昆明湖及其所在的颐和园更是成了帝后的后花园。那么，修凿了玄武池的曹操是否也会在训练水军之余悠然地荡起双桨呢？

另外，汉武帝是帝王，长安是帝都，而此时的曹操还只是大汉朝廷的司空兼冀州牧，此时的邺城也只是冀州首府，此时去对标汉武帝，曹操又怀了何种心思呢？

如果说挖池子练水军已经有些怪异了，那么更让人疑惑的事情还在后面：远征乌桓（亦作乌丸）回来后，停不下来的曹操竟然打破近三十年来一年数征的惯例，在长达半年的时间里没有展开任何军事行动！这又是怎么回事，莫非“驴友”变“宅男”了？

 

快手缓步

 

回顾近二十年的军旅生涯，曹操克敌制胜的一大法宝就是：快！即以令对手措手不及的速度，实现令人意想不到的战役效果。

以官渡之战为例。战前，曹操北面有强敌袁绍的重压，南面有荆州刘表和张绣的威胁，西面有关中马腾和韩遂的虎视，东面有徐州刘备的复叛，可谓四面受敌，顾此失彼。为此，曹操先是亲自进军黎阳，同时命令臧霸等人进入青州，让于禁屯驻于黄河上游，又分兵把守官渡，早早地为与袁绍的决战设下了黄河与官渡这一前一后两道防线。

随后，曹操迅速回到许都，眼睛紧盯着关中、荆州和徐州。在收降了张绣、孤立了刘表、稳住了关中之后，曹操看准袁绍“性迟而多疑，来必不速”、刘备“新将绍兵，未能得其用”的弱点，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挥师向东，令刘备望风而逃。整个战役，开始于建安五年（公元200年）正月，结束于建安五年正月，前后一二十天的工夫，轻松避免了两线作战的风险，时间的算盘打得相当精准。

建安五年二月，击溃徐州刘备的曹操，迅速奔向黄河岸边，通过白马之战斩杀了袁军大将颜良、延津之战斩杀了袁军大将文丑，进而将袁军带入了预设的决战地点官渡。随后，在双方僵持了两个多月之后，曹操不仅通过奇袭乌巢一把火烧了袁军的粮草辎重，而且迅速回防大本营，彻底击碎了袁绍翻盘的迷梦。所有这一切，都在于“快”。

 

官渡之战示意图。来源/网络

官渡之战如此，北征乌桓同样如此。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针对雨水连绵、行军迟缓的情况，曹操接受郭嘉“兵贵神速”的建议，留下粮草辎重，率领轻兵星夜兼程，出卢龙塞奇袭乌桓老巢柳城，不但斩杀了乌桓首领蹋顿，而且收降了其二十余万人众。不仅曹操，他手下的众将也是一个比一个快，就拿心腹大将夏侯渊来说，打仗时“赴急疾，常出敌之不意”，甚至能够以“三日五百，六日一千”的速度进行长途奔袭、连续作战。在那个快鱼吃慢鱼的竞争时代，曹操享受着战争带来的“快感”，也用速度解决了两个问题：其一是战场主动权问题，通过“说曹操，曹操到”的速度，使敌人猝不及防，实现闪击；其二是人力成本问题，通过快速机动，人马就像货币一样流动起来，一分钱不能掰成两半花，但一个兵却可以当成两个兵用，人力资源的价值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发挥。

因为快，奔波在外似乎成了一种常态。从初平元年（公元190年）开始，除了彷徨等待、寻找方向的初平二年（公元191年）春夏，“半年一征”几乎是曹操的铁律。

讨董卓、击黑山、打匈奴、破黄巾、败袁术、侵陶谦、伐张绣、攻刘表、擒吕布、征刘备、御袁绍、杀袁谭、灭高干、袭乌桓，长期以来，曹操不是在打仗就是在打仗的路上。 

曹操在建安十三年之前的军事活动 

 

 

 可是，当时光之轮走到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曹操征伐的脚步却一下子停了下来。从正月到六月，曹操没有任何军事动作，见诸史书勉强算是军事行为的唯一记载就是那句“作玄武池以肄舟师”了。对此，史学家可以解释为曹操在为南征做准备。可是，如果真要做准备，真是在认真做准备，为什么还要大费周章地挖池子呢？如果真要挖池凿渠的话，难道不应该到南方前线去挖凿吗？

实际上，曹操之前为了军事目的的确挖凿了不少沟渠。建安九年（公元204年），曹操北渡黄河、征伐袁尚时，曾经“遏淇水入白沟”，目的是疏通向北的运粮水道。建安十一年（公元206年），曹操为了征讨乌桓，专门开凿了两条渠，一条“自呼沲入泒水”，取名“平虏渠”；另一条“从泃河口凿入潞河”，取名“泉州渠”。可是，玄武池却不一样，它并不具备运送军粮的功能和价值，用它来操练水军又显得华而不实。那么，曹操开凿玄武池到底意欲何为？

众所周知，曹操是一个相当节俭也相当务实的人。据载，建安年间，曹操为了节省粮食，颁布了禁酒令。因为禁酒，曹操甚至得罪了以“坐上宾常满，樽中酒不空”为追求的名士孔融，为此二人还专门论战了一番。曹操不仅要求部下节俭，自己也率先垂范，据后来成为魏国侍中的卫觊描述，曹操日常“食不过一肉，衣不用锦绣，茵蓐不缘饰，器物无丹漆”，一句话，怎么简单怎么来，怎么实用怎么来。曹操的这种节俭，一方面源于个人性格，一方面源于现实条件，在生存竞争的丛林中，怎么敢好大喜功、铺张浪费？“奢淫肆欲，征敛无度”的袁术一开始也是跨州连郡，好不威风，但到头来怎么样，临死的时候连想喝碗蜂蜜水都成了一种奢望。如此看来，开凿玄武池，曹操必然还有更加实用主义的考虑，那究竟是什么呢？答案就是两个字：建设。种种迹象表明，开挖玄武池只是曹操庞大造城计划的其中一环。在曹操的规划中，他要建的是一座史无前例的新城。

此时，曹操清楚地知道，邺城必须要改变秦咸阳城、汉长安城在空间布局上的杂乱无章，必须要改变之前都城之中处处是宫城的“君贵民轻”格局，必须要改变限制商业活动的“面朝后市”格局。

 

邺城文昌阁。摄影/炫点2012，来源/图虫创意

 

这座城应尽可能方正，不能如前汉长安城和后汉洛阳城那般分散且不规则；这座城要有明确的功能分区，宫室官署、里坊街市各安其所；这座城要兼具军事、商业、园林等多种功能，既利防卫，又利商贸，还利居住；这座城中只需要一座宫城，没必要如前汉的长安城那般，宫城占了全城的三分之二；这座城要有对称的中轴线，主要道路要正对城门，以方便人员、货物进出；这座城城墙四周要有角楼，以利于军事防卫。此时，曹操也许并不知道，正是他开创了城市中轴对称布局的先河，首创了城市干道与皇宫丁字交会的新格局。此后，邺城不仅将成为曹魏、后赵、冉魏、前燕、东魏、北齐六朝的都城，而且会成为中国二世纪至六世纪长安等都城建设的典范，甚至对明清北京城的规划都有很大影响。

了解了曹操关于邺城的宏伟规划后，再来看邺城旁边的玄武池，求解上面的各种疑问似乎就容易多了。

在太行山东麓和河北平原西部的交界地带，发源于太行山的漳水和洹水冲击出了一块更小的平原，邺城就坐落于此。

邺城缘山而建，也缘山而危。初平四年（公元193年），利用袁绍离开邺城的空当，黑山军于毒部借助西山到邺城居高临下、一马平川的优势，与魏郡叛军一起占领了邺城。建安九年（公元204年），听说袁尚循西山而来救援被曹军包围的邺城，曹操的手下还是颇有些担心的。

邺城因水而兴，也因水而困。建安九年，曹操就是在围城挖沟堑、决漳水淹城之后才攻入邺城的。

总之，一句话：有山有水是好事，但也是一件麻烦事。占据邺城后，曹操围绕兴山水之利、除山水之弊费了不少心思，而挖凿玄武池就是这一番思量的成果之一。那么，玄武池又能兴何利、除何弊呢？首先，一旦挖了玄武池，无形中就相当于在流经邺城的漳水上建了一座疏解上游来水的水库，不管是自然洪灾还是人为决灌，玄武池都能予以化解。其次，开挖玄武池也相当于在西山与邺城之间建了一个隔离带，敌人再也不能藏在西山出其不意地攻击邺城了。再次，开挖玄武池，相当于在城边建了一个水军基地，不仅有利于防范来自漳水、洹水等的水上袭击，同时也将构筑起一个水陆结合的城防体系。最后，开挖玄武池所取出来的土，还可以作为城市建设的原材料。虽然不知道此时的曹操是否已经为那座即将建设的高台想好了“铜雀台”这一名称，但用挖出来的土来建设高台的这一想法，估计早已纳入了曹操的整体规划之中，甚至不排除这种可能：曹操先有建设高台的想法，然后才动了挖池取土的脑筋。如果真这样的话，这座高台此时八成已经完成规划设计并选址动工了。

 

曹魏邺城平面图。来源/网络

 

如此看来，除了利用玄武池操练水军之外，曹操开挖玄武池还考虑了水量调节和军事防御等多种功能，不可谓不谋深虑远。

不过，接下来又有问题了：曹操为什么对邺城如此上心？怎么没见曹操对许都、洛阳、鄄城等其他任何一座城想得如此周到？

 

地利人和

 

曹操第一次进军邺城，是在建安八年（公元203年）四月。对此，《三国志·魏书·武帝纪》作了如下记载：“夏四月，进军邺。五月还许，留贾信屯黎阳。”就是说，曹操在四月份进军到了邺城，五月份回到了许都，留下一名叫贾信的将领屯驻在了邺城南面、黄河北岸的黎阳。这段描述，简省到了不能再简省的程度，因此也留下了不少疑问：曹操进军邺城后，有没有发动进攻？进攻的结果如何？为什么迅即回师？上面三个疑问，最容易回答的是第一个。试想，既然都已经兵临城下了，能不打吗？甭管真打假打，仗还是要打的，不然大老远的岂不是白跑了？再说了，当时曹军是“连战数克”的状态，总不可能一到邺城就自己认怂了吧？相对容易回答的是第三个。据《三国志·魏书·郭嘉传》记载，针对节节胜利的大好形势以及将领们“乘胜遂攻”的昂扬心气，郭嘉对曹操说了这样一段话：“袁绍对他的两个儿子都很喜爱，结果到最后也没有确定谁为继承人。加上又有郭图、逢纪分别做他们的谋臣，必定会挑起他们之间的斗争，令其离心离德。我们进攻得急迫，他们就会相互支持；我们进攻得舒缓，他们就会产生争斗。既然这样，我们不如做出向南进攻刘表的样子，等他们之间的关系发生变化后，再进攻他们。”

《三国志·魏书·郭嘉传》后面的记载，呼应了《郭嘉传》中的判断和建议：“八月，公征刘表，军西平。公之去邺而南也，谭、尚争冀州。”就是说，曹操真做出了征伐刘表的姿态，而袁谭、袁尚兄弟也真变成了彼此相争的鹬蚌。

 

郭嘉影视形象。来源/网络

 

如此看来，前面提出的第二个问题就不需要回答了，无论曹操攻邺是成是败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通过撤军来引起袁家哥俩儿的内斗，而撤军的最后理由就是攻城失败。

如果史书上的记载只有上述这些，那么一切都搞明白了：夏四月，曹操乘胜进军到了邺城，原本打算攻下邺城的曹军在郭嘉的建议下，佯装攻城失败，于是回师许都。

可是，曹军真能就这样戛然而止吗？曹操真的就这样知进知退、进退自如吗？曹操五月份回到许都后的两道教令似乎露出了马脚。

第一道教令发布在五月二十五日。在这篇被后世称为《败军令》的教令中，曹操首先引述了古代《司马法》中“将军死绥”，即“将军败退就要处死”的说法，接着又举出了战国时赵括的母亲在长平之战前请求赵王不要让她日后因儿子战败而受连累的例子，进而得出结论：古代为将者如果在外打了败仗，连家人都要跟着受惩罚。

随后，曹操回顾了自己自从领兵以来，对将领只奖赏有功而并从未惩罚有罪的做法，认为这并不符合国家的法度。

最后，曹操宣布：“诸将出征，败军者抵罪，失利者免官爵。”就是说，以后将领出征，军队被打垮的要抵罪，作战失利的要免除官职和爵位。第一道教令发布没几天，曹操又发布了第二道教令。与第一道教令中明确提出的制度性问责相比，这篇被后世称为《论吏士行能令》的教令更像是在讲道理，而所要讲的道理也很明确：“明君不官无功之臣，不赏不战之士；治平尚德行，有事赏功能。”就是说，和平时期看品行，战争时期看能力，现在看的就是功绩和能力。在曹操的众多教令中，这种专门针对将领和吏士并且措辞严厉的教令极为罕见，“两连发”更是绝无仅有。节节胜利、进军邺城、回师许都、训诫将领，如此就需要重新审视邺城之下那些事的前因后果了。试想，邺城是什么地方？那可是袁绍苦心经营了十多年的大本营，如果一举拿下邺城，袁氏兄弟还有多少抵抗的资本？还用得着佯装南征以诱发他们内斗吗？

所有这一切只有一个解释：邺城，曹操是真打了，结果却被打败了。受挫之下，善于脑筋急转弯的郭嘉出了个欲擒故纵的新主意，既给曹操找了个台阶，也为曹军规划了新的策略。

事情搞明白了，邺城的地位和价值也就搞清楚了：作为冀州的首府和袁氏的大本营，邺城绝不是一个曹操想得就能得的城池。

此后的事实进一步印证了这一点。建安九年（公元204年）二月，利用袁尚进攻袁谭、邺城相对空虚这一有利时机，曹操再次展开了对邺城的进攻。

这一次，曹操展开了全方位的立体攻势，既堆土山又挖地道，既亲自扫清外围敌人又放水淹没守城敌军。即使这样，守城的审配还是坚守了半年之久。最后，要不是审配的侄子审荣半夜打开城东门引曹军入城，何时拿下邺城及能不能拿下邺城，还真不好说。

如果说，曹操通过两次攻邺认识到了邺城的价值的话，那么在进入邺城后，他重新认识的就不只是邺城，而是整个冀州了。

入城后不久的一天，曹操高兴地对身边的别驾从事说：“昨天我核查冀州的户籍，竟然有三十多万人，所以它依然还能称得上是大州啊！”一个州三十万人，在治平之世也就相当于一个郡的人口规模，但在“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万姓以死亡”“生民百遗一”的乱世，经过袁氏这样一番折腾，仍能留下这么多详细登记的户籍人口，的确很不容易了，换作谁都要喜上眉梢了。

盘点完邺城内的资产，曹操来到了袁绍的墓前。面对这个自己儿时的玩伴、昔日的盟友以及后来的死敌，曹操感慨万千，泪涕横流，情不自禁地回忆起了过往的点点滴滴：少年时，一起夜闯民宅抢人家的新媳妇；青年时，一起在洛阳奔走解救那些被宦官迫害的士人；壮年时，一起关东起兵讨伐专权的董卓，南北联手合力击败袁术的挑衅……

在这些历历如昨的回忆中，曹操尤其想到了一段十四五年前的聊天。那时，关东的一些州牧、刺史以及郡守们刚刚组成了关东联军，大家正在如火如荼地谋划着如何消灭把持朝廷、残暴肆虐的董卓，但身为联军盟主的袁绍，却与曹操谈到了另一个话题。

当时，袁绍和曹操或许正骑在马上眺望远方，或许正坐在榻上把酒言欢，抑或正立于帐中共商军事，总之气氛相当融洽。

 

 

袁绍影视形象。来源/网络

首先，袁绍挑起了话题：“若事不辑，则方面何所可据？”假如咱们讨伐董卓不成，你准备依托哪里进行据守和发展？

“足下意以为何如？”曹操并未直接作答，而是反问袁绍的打算。

“吾南据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众，南向以争天下，庶可以济乎？”我准备在黄河之北的冀州一带建立根据地，南面据守黄河，北面凭借燕山山脉，逐步兼并收拢戎、狄等少数民族力量，然后向南争夺天下，这样估计离成功就不远了吧！袁绍一股脑抛出了自己的全盘计划。

“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意思是说，我将任用天下有智慧和能力的人，以道义相号召，无论在哪里都能成功。就这样，曹操提出了与袁绍的“地利论”不同的“人和论”。

据载，曹操聊完自己的观点后，还不忘评价一下袁绍的规划：“汤、武之王，岂同土哉？若以险固为资，则不能应机而变化也。”就是说，商汤王、周武王改朝换代难道是凭借着同一块土地吗？仅仅依靠地理上的险固，恐怕不能待时而动、应机而变吧！

 

 

曹操影视形象。来源/网络

一个看重地利，一个注重人和，孰优孰劣，到现在终于见了高下。可是，如今的曹操却开始重新审视起当年彼此的规划来。

自己的“人和论”固然抓根本利长远，但袁绍的“地利论”难道就没有可取之处了吗？

据《尚书·禹贡》记载，大禹将天下分成了九个州时，冀州被排在了九州之首。《史记·夏本纪》说：“禹行自冀州始”，就是说大禹治水这一功业是从冀州开始的。《春秋谷梁传》说：“冀州者，天下之中州，自唐虞及夏殷皆都焉，则冀州是天子之常居。”就是说，冀州是天下的中心，也是天子的常住地。此后，冀州作为九州之首和天下中土的地位被不断强化，《楚辞》《淮南子》《汉书》等典籍对之均有记载。

《禹贡》中冀州下辖范围涵盖了整个黄河以北地区，到了汉代才从冀州分出了幽州和并州，现在冀州下辖的郡国数量虽说从28个减少到了9个，管辖范围缩小到与春秋时的晋国面积大致相当，但冀州仍不失为国之中土和“天下之重资”。

事实上，正是在二人聊天之后，袁绍一路北上，不仅用计从韩馥手中取得了冀州，而且用近十年时间占据了黄河以北的冀、幽、青、并四州之地，居高临下地觊觎着黄河之南的中原地带。可以说，袁绍蓝图的实现率是百分之百，并且也由此成为群雄之中第一个摆脱了生存压力、能够影响历史走向的诸侯豪强。

如此看来，如果后来统一北方的不是曹操而是袁绍，那么北方政权的国号很可能还是“魏”，因为邺城所在的魏郡原本就是袁绍的大本营。只不过，这个“魏”将不是“曹魏”而是“袁魏”罢了。

吃不着葡萄时，你可以说它酸，可把葡萄含到了嘴里时，曹操还会说它酸吗，还能理直气壮地说出那句“若以险固为资，则不能应机而变化也”的轻蔑之语吗？

 

 

 

《建安十三年：后汉三国的历史大转折与大变局》

作者：锋云

化学工业出版社2021年10月

已获化学工业出版社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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