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府古城胡氏“一门三杰” 

广府古城东门（摄于20160429）

胡景桂所书的“养怡之福”匾额

胡景桂，直隶广平府永年县老城南仓门街人，清光绪九年（1883）二甲第二十三名进士。初任国史馆协修、会典馆详校官、授御史编修、擢监察御史；光绪十九年（1893）担任《广平府志》主笔，由于勘验准确、辞藻优美、门类齐全，被列为名志之一，直隶总督李鸿章亲自为之作序；光绪二十二年胡景桂弹劾袁世凯“尅扣军饷，诛戮无辜”，得罪袁世凯，埋下悲剧伏笔；光绪二十三年（1897）任宁夏知府，以治水有功擢宁夏道尹，升山东按察使、布政使，著有《使甘奏版》一卷、《西台谏草》一卷、《山左公版》一卷、《求是斋文稿》、《求是斋杂著》等文留世。身处清末，风雨飘摇，每当看到江河日下、列强跋扈，他痛心疾首、夜不成寐。他拥护康梁变法维新；山东布政功成而返，回京后受到慈禧太后的褒奖，提升为山西巡抚，赴任途中袁世凯及其同伙设计陷害他，假传诏书诈言其子在京乱宫已被惩处。本意以身许国，以天下为已任，竭尽全力为朝廷分忧，不想后院起火，儿子在京乱宫获罪朝廷，自己觉得再无颜见人，于赴任途中坠金而死。

民国时期民社党领袖胡海门老照片（源于李俊宇微信）

胡海门（1881-1948），名源汇，字海门，胡景桂之侄。早年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和日本裕仁天皇和冈村宁次是同学。在日期间追随孙中山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辛亥革命后1922年任财政部印刷局局长，之后参加反对袁世凯的窃国活动；1933年后任河北省政府委员、建设厅长等职，1935年6月去职；“七七事变”后，胡海门力主抗日，并以民主社会党常委的身份参加国民政府，成为政府要员。至今在广府古城还流传着“胡海门智救救广府”的故事。说的是1937年9月13日，日寇侵占广府城，为了使广府百姓免于战火，胡海门与其日籍妻子，赶至广府古城南门，用日语对强盗进行交涉，并出示与裕仁天皇合影照片，吓退了日本兵，保护了老百姓；1938年后胡海门因反对汪精卫曲线救国，不再参与政事，在北平隐居。1947年，胡海门以民社党领袖身份出任国民政府委员；1948年出席行宪国大后回北平不久去世，年仅68岁。

胡金铨导演在拍摄中

胡金铨（1931—1997），胡景桂之孙，祖籍永年，生于北京，1949年移居香港。曾任永华影业公司广告师、长城影业公司美工、美国广播公司制片人、编剧；1958年进邵氏公司当演员、编剧和助理导演；1963年与李翰祥合导《梁山伯与祝英台》获台湾金马奖；1964年独立执导《大地儿女》一举成名；此后执导了《大醉侠》、《龙门客栈》、《侠女》等新派武侠片，奠定在港台和东南亚大导演地位；1978年他被英国《国际电影指南》评为当年世界五大导演之一。1965年因《大地儿女》获第四届台湾金马奖最佳编剧奖。1987年他被时代周刊评为国际最出色50位电影导演之一，排名第27。1990年执导《笑傲江湖》被选送第三届香港电影博览会展映。胡金铨是世界公认的武侠电影大师之一，其风格与成就，至今无人匹敌。

胡金铨侄女胡维尧，原大陆教师，1974年移居香港，并在一所大学任教。下面为她在《香港文汇报》撰文——《我的大导演叔叔胡金铨》。

胡維堯：我的大導演叔叔胡金銓

少年来南

從北京到香港之前，胡維堯完全不知道還有個叔叔在香港。胡家是書香世家，也是北京的大家族。胡金銓的祖父胡景桂曾任清朝监察御史，父親胡源深與胡維堯的爺爺是親兄弟，少年時便留學日本，學的是煤礦專業。胡維堯管胡源深叫「十爺」，十爺經常在礦上工作，胡金銓也常跟著他在外跑來跑去，所以在胡維堯少時的回憶中，胡家位於北京板廠胡同的大宅中，很少見到這個叔叔的影子。

「後來日本侵華，日本人想找我爺爺幫忙做事，因為我爺爺是民主黨派的，民族意識很強，就不肯。但是因為他威望很高，所以日本人也不敢動他。十爺從小就去了日本，日文比中文還好，曾幫日本人做過事，解放後就被判成了所謂的漢奸，要被送去陜西勞改，於是，當時十爺就把叔叔送出去了。」胡維堯說。

1949年，胡金銓隻身來到了香港，由於當時的政治與歷史環境，與家裡徹底地失去了聯絡。「我們家裡面就像是一個近代史的縮影，家裡的幾個姑姑、叔叔都是參加革命的；爺爺不是國民黨，而是民主黨派；五叔、六叔都是地下工作者，三姑（胡金銓的姐姐）也是。文革中，他們也挨過批鬥，現在則都是離休的幹部。當時叔叔被送出去，因為十爺的緣故，家裡也不能聯絡他，因為可能對家中不好。」在當時還是小學生的胡維堯的腦海中，這個少年出走的叔叔只剩下一個模糊的影子。

1974年胡維堯決定遷往香港，臨別前去拜訪三姑。三姑送她到車站時才悄悄對她說：聽說你叔叔在香港，如果你能找到他，就聯繫一下。言語之中，思念之情難以掩藏。直到此時，胡維堯才知道，自己即將前往的陌生地方，還有一個叔叔胡金銓在那。

來到香港後，通過作家司馬長風的幫忙，胡維堯終於找到了胡金銓，直到今天，她還記得當時與叔叔相約在尖沙咀海邊見面的場景。「遠遠我看著他的樣子，就認定那是叔叔，他的樣子和十爺一模一樣，頭大大的圓圓的，身材不高，壯壯的。」唯一的遺憾，是與叔叔各有各忙，在香港相聚的時間並不多。偶爾聚在一起，也從不說電影，只是談談家裡的事情。胡金銓十分想念家鄉，在《胡金銓隨筆》中，就刊印了他寫給侄女的一幅書法，上面正是王維的《九月九日憶山東兄弟》：「獨在異鄉為異客，每逢佳節倍思親。遙知兄弟登高處，遍插茱萸少一人。

武俠與京劇

胡金銓被公認為十分風格化的武俠導演。他的影片裡有一種文人情懷，武打之外仍有中國式的「留白」，把空靈的禪意一絲一絲地滲進去。而從他設計的武打動作與配樂中，亦能看到中國傳統戲曲的影子。這些風格的形成，也許都與他成長的背景脫不了關係。

在胡維堯的記憶中，小時候逢年過節，或是有人大壽，家裡總會請來戲班子與名角唱上幾曲。當時的她雖然年幼，但從母親和哥哥的嘴裡聽到不少描繪，也能想像到全家老小趕著去看戲的熱鬧情景。特別是孩子們，更是興奮，那些伸長了脖子往戲台上瞅的孩子中，大概也有胡金銓一個。胡家在東安市場那邊的長安戲院中也常年有包廂，隨時能去看戲，家中不少人都是戲迷、票友，對戲曲，特別是京劇十分熟悉。

「家裡書也很多，也和許多名人來往，還珠樓主，還有梅蘭芳，好像都有來往。」胡維堯說：「舞台表演對我們這種家庭出身的人來說影響很大。

年少的胡金銓在耳濡目染下，是否已經在還珠樓主的故事中對武俠世界心嚮往之，又是否因為戲台上的咚咚鏘鏘與水袖連連而對京劇的美念念不忘，從而把這些年少的熏陶與印象都放進了自己的電影中，就不得而知了。

人生如白駒過隙，許多往事都已湮滅在斗轉星移中，北京的胡家老宅已經變成了某某部的辦公室，胡金銓曾經居住的小樓也早就被拆掉了。胡維堯一直遺憾在叔叔生前未能長聚，編輯出版他的文字成為了她心中「盡力能為叔叔所做的一點事情」。

從電影到生活

在胡維堯印象中，胡金銓是一個對文學、藝術、歷史都特別感興趣的人，生活中的他喜歡書法繪畫，十分博學。《胡金銓談電影》與《胡金銓隨筆》正正體現出他的生活觀察與美學趣味，也讓人看到他在拍攝之外的勤懇、嚴謹。

比如〈從拍古裝電影找資料談起〉一文中，就談到他怎樣為電影中的明朝背景做功課。看古代史官的記錄，再查現代史學家的作品，再看野史、筆記、小說，互相參證。為了考據明朝東廠「番子」的服裝，他專門去故宮查《出警圖》與《入蹕圖》，被容納了五百多人形象的大畫卷搞得頭暈腦脹。之後終於找到一張錦衣衛千戶的畫像，穿著紅底繡錦衣，配倭刀，描繪得十分詳細。可問題又來了，電影中若是錦衣衛腰裡掛著倭刀，雖然寫實卻一定會被觀眾罵……原來一部電影之後，要花費這麼驚人的力氣。比較起來，現在的許多古裝武俠片，從頭飾到衣服大多都是想當然的憑空創造，有多少導演還能像胡金銓一樣做如此詳細的考證？ 

但記者最喜歡的還是《胡金銓隨筆》中的文章，這些文章文筆不華麗，也從來不「平地起波瀾」，慢慢讀來卻很有滋味。他會寫各種關於飲食的小文，談高Ⓢ勳與宮崎駿，說鴉片戰爭，也閒談諾貝爾獎。這些文字中的胡金銓讓人倍感親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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