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3年8月，《遐迩贯珍》在香港英华书院创刊并印刷出版，这也是鸦片战争后，来华西人与本土文士合作创办的第一种兼容报、刊二体的中文刊物。创刊号上，刊载有保定人章东耘的题词诗二首：

创论通遐迩，宏词贯古今。

幽深开鸟道，声价重鸡林。

妙解醒尘目，良工费苦心。

吾儒稽域外，赖尔作南针。

秉笔风存古，斯言直道行。

精详期实用，褒贬总公评。

一气联中外，同文睹治平。

坤舆夸绝异，空负著书名。

众所周知，彼时中西之间交通初成，本土文士对于中学、西学之间的对话交流是否即有如此积极正面之肯定立场，实未可知，而题诗是否真出自这个来自遥远北方、名叫章东耘的读书人之手，也是个未知数，甚至章东耘此人此名或许不过为《遐迩贯珍》编辑杜撰伪托，也不是不可能。不过，题诗中“一气联中外，同文睹治平”一句，让人不禁联想到40多年后，上海人蔡尔康发表在《万国公报》上一诗中的诗句“天以寰中联一体，人从域外展双矑”。这两首诗尽管时间上相差近半个世纪，而且其间中西之间的关系，亦因为两次鸦片战争以及“西学东渐”及“洋务运动”而发生了显著改变，但其中对于中西文士之间的对话交流，以及由此而实现中西汇通、天下大同的愿景的期待与理想，却近乎一致。只是不知道究竟是何缘由，在当时中西之间依然多存猜忌、嫌隙、矛盾乃至冲突的时代大局中，章东耘、蔡尔康这一北一南二位中土文士，却能对中西关系，尤其是中西文士之间学术思想之对话交流前景，抱持如此之信心。

稍作观察即会发现，与章东耘的乐观信心显得多少有些突兀不同的是，蔡尔康的乐观，与其说直接来自于对西学的钦仰，还不如说来自于他在近卅年中与来华西士之间的交往更为紧密，包括他对来华西士所作所为怀有之崇敬。蔡诗刊发在1899年2月出版的《万国公报》复刊后的第121期上，附于李提摩太为美国来华传教士林乐知所撰《喜林乐知先生重来上海》一文之后。这一事一文一诗，牵涉到美国、英国和大清三位文士。而对于林乐知，蔡尔康则素以对方的“道学文学双进士”身份而尊之为“先生”。又近卅年后，鲁迅《藤野先生》一文发表，中国知识分子与外国人之间此类“师生关系”式的叙述方式，进入到更多中国人的视野，细心的读者自然也会感觉到，晚清以来萌芽的中西之间“知识共同体”意识，似已推进到“学术与思想共同体”乃至“知识人共同体”层面。

如果说章东耘在晚清史上极有可能只是这一次露面的话，蔡尔康却是晚清“西学东渐”史上不可忽略的人物。从早年在《申报》《字林西报》《新闻报》诸报馆担任主笔，再到1894年经李提摩太、沈毓桂二人合力推荐，开始协助林乐知翻译西学并担任其笔述，成为继沈毓桂之后《万国公报》最重要的一位本土笔述者，蔡尔康与晚清报业及西学、新学，可谓关系密切。而其参与翻译的一些著述，像《中东战纪本末》等，在当时朝野亦均有不小之影响。

对于当时本土文士曾担任过的笔述者身份，无论是蔡尔康自己，还是雇聘者林乐知，均有相关言论涉及。

在《喜林乐知先生重来上海》题诗中，蔡尔康写道：“仍持清议忘年老，续辑新书味道腴。我是烟霄旧游伴，愿随鹤唳谢凫趋。”其中既提到了林乐知重返沪上后“续辑新书”的计划，也表达了蔡尔康继续追随前者的意愿。在1898年2月刊载于《万国公报》的《送林荣章先生暂归美国序》一文中，蔡尔康亦曾提到过自己的笔述者身份，“尔康幸荷青矑，砚习相依，瞬逾四载”。而对于蔡尔康在协助自己翻译西学方面的杰出表现，林乐知确实曾有过极高评价，称赞道：“余之舌，子之笔，将如形之于影，水之于气，融美华以一冶，非貌合而神离也。”

如果从上述文献来推断，蔡尔康不仅是晚清沪上一位积极参与“西学东渐”事业的本土文士，而且也是一位与来华西士相处融洽、合作有成的笔述者，甚至由此而推论出蔡尔康通晓西语亦属合理正常。不过，从蔡尔康1870年代以后在《申报》《字林西报》的工作来看，包括后来在《万国公报》的工作，其主要身份，就是清末口译—笔述这一翻译模式中的笔述者，而在当时，大多数担任笔述工作的本土文士，基本上是并不通晓西语西文的。与蔡尔康相关的文献中，也并没有明确记载他是否通晓西语西文。近来学界考证出蔡尔康是将Karl Marx翻译为 “马克思”的第一位中国人，不过，恰恰是这一翻译，进一步佐证了蔡尔康并不通晓英语这一判断。在1899年2月出版的《万国公报》第121、122期上，连载李提摩太（菩岳）口译、蔡尔康（芝绂）笔述的《大同学》一文，其中有 “其百工领袖著名者，英人马克思也”一句，蔡尔康如果看过原文，或者对西文原文献有一定阅读积累，当知马克思为德国人而不是英国人。而此时距蔡尔康在林乐知身边担任笔述已有五年，协助李提摩太翻译的时间则更久。

从这里倒引出一个话题，那就是晚清文士譬如蔡尔康等人，如此长时期地协助来华西士从事翻译，为什么未见他们对于西语西文表现出类似于他们对于西学的兴趣与热情，却又对所谓“一气联中外”“天以寰中联一体”之类的“天下大同”，早早就表现出明确而坚定的立场？既然连学习对方语文的兴趣、热情都没有，又如何能够实现上述理想愿景呢？

这里倒让人不得不佩服同时期的那些来华西士。19世纪上半期那些来华传教士们学习汉语中文的刻苦励志故事就不提了，在19世纪下半期新教来华传教士中，自觉主动地学习汉语中文的例子更比比皆是。比如1882年秋抵华的英国传教士苏慧廉。他先是在宁波，后转至温州，稍事安顿，即将语言学习问题提上日程，“窃恐言语未达，真理难明，文字未通，福音莫布，乃延名师讲音义，岁余学成，即宣道施医”。苏慧廉回国后，继理雅各成为牛津大学第二任中文教授。在一篇追忆沈毓桂的文章《百龄耆硕沈君毓桂传略》中，美国传教士刘乐义曾提到跟着后者学习中文的经历，“余入中华，初学汉文，即得先生之讲授”。反观沈毓桂，不说与林乐知有长达半个世纪的交往，仅服务于《万国公报》长达廿年有余，甚至还撰写过《书〈英语汇腋〉后》《翻译西书》《论英学初阶》诸文，似乎也应该是习晓西语西文者，可惜同样没有资料显示，沈毓桂精通或者学习过西语西文。

类似的例子还有王韬。从1840年代末开始，直至暮年，王韬大半生的学问及著述生涯，与西学密切相关。他不仅是《圣经》“委办本”中译的笔述者，而且还在1850年的“西学东渐”中扮演过先锋角色，甚至还曾应理雅各约请，远赴英伦协助其翻译中国经典，其间还曾应邀在牛津大学作过公开学术演讲。更有意思的是，无论是王韬日记还是《漫游随录》中，都记载了不少王韬旅英期间与当地名门闺秀、贤妇淑女之间的交往互动。阅读这些记载，我一直心存一个疑问，那就是王韬到底有什么本事，在不能与对方用同一种语言直接交流的情况下，还能把对方哄得团团转。至于为什么未能学习并掌握英语英文，王韬以一句“心所不喜”打发了事。

当然，并不是当时所有本土文士对于学习西语西文均无兴趣热情。香港第二位被按立的华人牧师何进善，早年曾协助理雅各注释《新约全书》，在该著“序”中，何进善对于自己进修提升西学、西文的个人经历，有段文字说明，读来让人颇生感慨：

十八年前，余始与西国教师会晤，得聆是书之说，兴及耶稣之教，遂有请余信奉之者。余因思古今来著作之家，每有欲传其笔墨而因假托古人之名，以求见信于人者，亦有欲弘其文字，而因杜撰无稽之谈，以求表异于世者。故欲信其书，必先究其作者姓名真伪，与考其卷内词章得失，庶不为其所欺。

只是类似个案，在此间本土文士与西语西文之关系中可谓凤毛麟角，就跟曾纪泽苦学英语，并拉下“侯爷”脸面苦练 “中西合体诗”一样罕见。好在1860年代清廷先后在北京、上海和广州创办了培养外语人才的学堂，再后来又选派留学生出国，几千年中国士大夫阶层和儒生学子与外语外文之间的关系，才算是翻开了新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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