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严复“信达雅”，可以说是现代中国最成功的理论——不止是指翻译界，而是笼括整个学界而言。当然最成功未必意味着最优越，恰恰其所受到的批评，和赞誉一样都是最多的。周作人所谓，“自从严几道发表宣言以来，信达雅三者为译书不刊的典则，至今悬之国门无人能损益一字”，[1]其固未必是。但正如罗新璋所言，“不论攻之者还是辩之者，凡是探讨翻译标准的，基本上不脱信达雅的范围”。[2]1998年，沈苏儒出版《论信达雅》，“谨以本书纪念严复《天演论·译例言》刊行一百周年”，其中专章罗列各家评议，有“肯定”，有“大体肯定或不否定而代之以新说”，还有“否定或不置评”，计109家。[3]其实可以想见，未及见者恐不是个小数。自有“信达雅”一说，中国从事翻译的基本都得念叨这“三字经”，而翻译遍布于几乎所有学科。至于其所涉文章、书写的范畴，文学界、语言学界自然亦无可回避。

百多年不断的言说，“信达雅”汇聚了不可胜数的笺释。由于严复对这三个概念没有给出清晰的“界说”，故而后人各各望文生义，误会也可谓不计其数。自然，论者因误解而生批评，本身就是为了立论。从这个意义上说，“信达雅”既是一个缺乏明确阐述的理论，也因此成为一个生产力极为旺盛的体系。它在很大程度上构建了中国现代翻译史，影响所及，又非翻译史所能笼罩。

“信达雅”所在的《译例言》，最早出现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天演论》沔阳慎始基斋本。《天演论》的翻译过程和版本状况是一个极为复杂的问题，大体而言，赫胥黎Evolution and Ethics（《进化论与伦理学》）完成于1894年，严复应很快得到，并开始翻译。随后有牌记“光绪乙未”（1895）的陕西味经售书处重刊本，不过这个本子是个未被授权的刻本，没有吴序、自序和译例言，“乙未”也不大对。再就是《严复集》第五册收有存于中国历史博物馆的手稿本，系丁酉年（1897）的作者删改本。此本自序题《赫胥黎治功天演论序》，末署“光绪丙申重九”，亦即西历1896年10月15日,这个署款为此后所有版本所延用。但实际上，从题名到内容，都曾经历过不小的改动。

所谓“治功天演论”，“治功”指的是人事之功，而“天演”，即严复所总结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依其“自序”所言：“赫胥黎氏此书之恉，本以救斯宾塞任天为治之末流……且于自强保种之图洞若观火。”也就是说，取赫胥黎之强调“治功”，救弊斯宾塞“贯天地人而一理之”的“天演”。[4]《赫胥黎治功天演论》这个版本，除了现存国家博物馆的稿本外，至少还有梁启超处的抄本。1897年年中梁的《论译书》，两次提到《治功天演论》。[5]而孙宝瑄是年日记十二月初二：“诣《蒙学报》馆，晤浩吾论教，携赫胥黎《治功天演论》归，即严复所译者。”[6]叶瀚浩吾为《蒙学报》“总撰述”，梁启超为《时务报》“总笔”，这两个刊物俱由汪康年“总董”或“总理”。就这层关系而言，孙宝瑄借去的很可能就是梁启超手里的那个本子。[7]

1897年12月18日《国闻汇编》第二册，序言正式刊出，但已经题为《译天演论自序》。对勘可以发现，文字较《赫胥黎治功天演论序》，有了不小的改动。是为定本，与次年正式出版的慎始基斋本《自序》完全一致，惟“内导”“外导”二词被替换为“内籀”“外籀”。[8]因而这个本子《译例言》所谓，“稿经新会梁任公、沔阳卢木斋诸君借钞”，所借者并不是同一个本子，虽然仍延续了“光绪丙申重九”的署款。

其实“治功”一语应该更早就为严复所放弃，甚至在梁启超《论译书》提到《治功天演论》时，严复那儿已经删除了该词。关于《天演论》，尽管当年的阅读抄录者不在少数，但严复最看重的请教对象无疑是吴汝纶。吴去世后严集李商隐、陆游句所成挽联：“平生风义兼师友，天下英雄惟使君。”兼及交谊与评价，堪称绝对。有关严吴二人的讨论，张丽华曾有完整的解读。[9]此姑在其基础上申说张皇之。

目前存留的吴、严当年的通信并不完整，但大体还是能够还原他们的往复过程。丙申（1896）七月十八日吴汝纶《答严幼陵》言：“尊译《天演论》，计已脱稿。”[10]可知此时吴清楚严译《天演论》事，而尚未得见其书。三个月后严复撰《赫胥黎治功天演论序》，也许此时才有此书名。至丁酉（1897）二月七日吴《答严幼陵》：“得惠书并大著《天演论》，虽刘先主之得荆州，不足为喻。比经手录副本，秘之枕中。”则刚得此书，而书名已是《天演论》。因而半年后梁启超《论译书》，所谈及的《治功天演论序》，是更早的书稿。

吴汝纶初读《天演论》后，对严复的体例提出了一项异议：

……顾蒙意尚有不能尽无私疑者,以谓执事若自为一书，则可纵意驰骋，若以译赫氏之书为名，则篇中所引古书古事，皆宜以元书所称西方者为当，似不必改用中国人语，以中事中人固非赫氏所及知。法宜如晋、宋名流所译佛书，与中儒著述，显分体制，似为入式。此在大著虽为小节，又已见之例言，然究不若纯用元书之为尤美。[11]

这里所谓“又已见之例言”，并非现在尽人皆知的《译例言》，那是撰于次年，即“光绪二十四年岁在戊戌”。吴汝纶所读到的固已不可复睹，但《赫胥黎治功天演论序》后所附的《译例》四条，应就是当年吴之所见，其前两条如此：

一、是译以理解明白为主，词语颠倒增减，无非求达作者深意，然未尝离宗也。

一、原书引喻多取西洋古书，事理相当，则以中国古书故事代之，为用本同，凡以求达而已。

在译著中，用“换例”的办法，“以中国古书故事”替换“西洋古书”的“引喻”。要说起来，是犯了翻译的大忌。以严复的学养，断不至于此，故一定另有缘由。《译例》中另有一条：“有作者所持公理已为中国古人先发者，谨就谫陋所知，列为后按，以备参观。”[12]如果回头再看他的“自序”，持《易》《春秋》之理，印证“西国近二百年学术”，是在于认为二者有相通之处。中学的问题是“发其端而莫能竟其绪，拟其大而未能议其精”，需要“转籍西学以为还读我书之用”。就严复的角度，并非仅是接引西学而已，还要借助西学来激发中学自身的潜力，中西之学在他这儿岂止可以对话，简直是要互相融汇的。

因而《天演论》一书，对于严复来说并不简单是译著，或者主要不是译著，毋宁说是论说。“中国古人先发者”是他使用的材料，[13]赫胥黎之论述对他来说何尝不是材料。中西古今之说，在此汇为一编，或按或断，以阐发一己之见。这样的话，“词语颠倒增减”不是问题，“西洋古书”“引喻”换成“中国古书故事”，只要“事理相当”，也不成其为问题了。能达到“理解明白”的目的即可，亦即这两条“译例”中都提到的“求达”。“信达雅”一说，在严复最初的想法中，原不存在。他的目的很简单，就是要将自己的意思表达出来，让读者清楚。至于是否尊重原文，是否符合翻译的一般原则，皆在所不计。因而一言以蔽之，或者一“字”以蔽之，就是“达”。

吴汝纶固然清楚该著“特借赫胥黎之书，用为主文谲谏之资而已。必绳以舌人之法，固执事所不乐居，亦大失述作之深恉”。但他还是从翻译的原则，提出了异议。以为尽管“已见之例言”，但总是“以译赫氏之书为名”，而非“执事”“自为一书”，因而其中的“中事中人”并不合适。[14]由此引发了严复近半年的修改，至该年十月十五日，与吴汝纶函中报告：

拙译《天演论》近已删改就绪，其参引己说多者，皆削归后案而张皇之，虽未能悉用晋唐名流翻译义例，而似较前为优，凡此皆受先生之赐矣。[15]

这里提到的“虽未能悉用晋唐名流翻译义例”，是回应吴汝纶来函中，“法宜如晋宋名流所译佛书，与中儒著述，显分体制，似为入式”。显然，“义例”或“体制”的问题，并不光是“削归后案”就可以简单解决，以满足吴汝纶对“入式”、“得体”的关切。[16]又信中“许序《天演论》，感极”之语，[17]可知此前有严复求序的去函，和吴汝纶应允的答件。

《天演论》吴序款署“光绪戊戌孟夏 桐城吴汝纶叙”，但这个时间颇为可疑。戊戌（1898）二月二十八日吴汝纶《答严几道》，“接二月十九日惠书，知拙序已呈左右”，二月可是“仲春”。由此可见，《桐城吴先生年谱》记载此序作于“光绪二十四年戊戌正月”，是没有问题的。何况此“天演论序”条，还特别说明：“自此以下，皆有手稿，其序次先后厘然不紊。”[18]依吴汝纶作为长者的辈分和古文大家的身份，序给出去了，再要回来修改并新署时间，这个应该是不会有的，[19]那么就是严复的更动了。为何如此，可以注意到的是，《译例言》署款“光绪二十四年岁在戊戌四月二十二日 严复识于天津尊疑学塾”，与吴序同是“孟夏”。也就是说，严复是为了表明，他写《译例言》时并未见到吴汝纶的序，目的在掩饰这两篇文章的关系。

当然尚可疑问，严复大可以保留吴序的时间，而将《译例言》的署款时间提前。但事实上又不可能，二月二十八日吴汝纶函并言，“《天演论》凡己意所发明，皆退入后案，义例精审。其命篇立名，尚疑未慊。卮言既成滥语，悬疏又袭释氏，皆似非所谓能树立不因循者之所为。”[20]《译例言》介绍其事经过：

仆始翻 “卮言”，而钱唐夏穗卿曾佑，病其滥恶，谓内典原有此种，可名“悬谈”。及桐城吴丈挚父汝纶见之，又谓“卮言”既成滥词，“悬谈”亦沿释氏，均非能自树立者所为，不如用诸子旧例，随篇标目为佳。穗卿又谓如此则篇自为文，于原书建立一本之义稍晦。而“悬谈”、“悬疏”诸名，悬者玄也，乃会撮精旨之言，与此不合，必不可用。于是乃依其原目，质译“导言”，而分注吴之篇目于下，取便阅者。[21]

可知到三月之后，严复还在跟夏曾佑就吴汝纶的意见讨论篇目的“定名”，《译例言》无法倒填日月。

吴序用了大部分篇幅谈“文”的问题，实际上暗含着他与严复之间，关于书写语言选择的分歧，也就是是否走类似于佛典翻译的路线。作为古文大家，吴汝纶自然是不会在“序”这样的文体中，直截了当地异议或批评。尤其自命接续着桐城本籍前辈姚鼐以来的文统，如何委婉而不着痕迹地道出自己的看法，此类“文章作法”，在他那儿自是驾轻就熟。序言梳理了整个中国文章史，指出晚周以来，有“集录”和“自著”两类，“自著”原于《易》《春秋》，汉代《太史公书》《太玄》是其流亚。“集录”起于《诗》《书》，乃韩愈以后唐宋人所原本。这实际上说的是专著和文集两类著述。吴汝纶认为“自著”汉以后衰弱，继以“集录”的兴盛，而这个兴盛的集录之文，说的其实就是八大家以降的古文传统。那么西学进来，从性质上类似于“自著”的体例。然而“士大夫相矜尚以为学者，时文耳，公牍耳，说部耳。舍此三者，几无所为书。而是三者，固不足与文学之事”。这么轰轰烈烈地说了一通之后，转入正题，“文如几道，可与言译书矣”：

往者释氏之入中国，中学未衰也，能者笔受，前后相望，顾其文自为一类，不与中国同。今赫胥黎氏之道，未知于释氏何如？然欲侪其书于太史氏、扬氏之列，吾知其难也；即欲侪之唐宋作者，吾亦知其难也。严子一文之，而其书乃骎骎与晚周诸子相上下，然则文顾不重耶。[22]

这段话说得非常微妙，也正是桐城古文的长技。表面上是极高的赞誉，“骎骎与晚周诸子相上下”，在后世确实也成为涉及严复的一句著名的评语。但吴汝纶的真正看法是在前面，释氏之书，“顾其文自为一类，不与中国同。今赫胥黎氏之道，未知于释氏何如”，说到底就是认为西书与释氏典籍一样，“不与中国同”。“欲侪其书于太史氏、扬氏之列，吾知其难也；即欲侪之唐宋作者，吾亦知其难也”，则是并不认同严译的书写语言路线。

印证前一年吴汝纶给严复的函件，建议“与中儒著述，显分体制”，就可以很清楚看出吴序的真正意思。事实上，撰序次年己亥（1899）二月廿三日《答严几道》，吴又将这个意见更清晰肯定地重复了一遍：

欧洲文字与吾国绝殊，译之似宜别创体制，如六朝人之译佛书，其体全是特创。今不但不宜袭用中文，亦并不宜袭用佛书。窃谓以执事雄笔，必可自我作古。又妄意彼书固自有体制，或易其辞而仍其体，似亦可也。不通西文，不敢意定，独中国诸书，无可仿效耳。

吴汝纶所持的立场，未始没有道理。用以往的书写语言翻译西书，肯定会遇到很多问题，即便如严复，自也不可能身无体会。但吴这样主张，另有一层隐秘的心理，就是不愿意西学这样的新东西，带着大量的概念和辞汇，掺进汉文原有的书写，尤其是八大家以来的古文传统中。吴汝纶是古文家，也是洋务派，他知道西学对中国是必须的，这方面并不保守。但另一方面，他希望能坚守古文的“纯洁”，“《古文辞类纂》一书，二千年高文略具于此，以为六经后之第一书。此后必应改习西学，中国浩如烟海之书，行当废去，独留此书，可令周、孔遗文绵延不绝”。因而，西学应该像佛典那样，被中土吸收后，仍自成一类，保持很强的异质性，这样才不会威胁到“二千年高文”。这是他不断建议严复的真正原因。

吴、严当年的通信，应极为频密，现在所能见到的只是有限几通。可以想见，此类的讨论远不止于此。吴汝纶的主张，以及《天演论》所撰序的言下之意，严复自然心知肚明。但在他那儿，一方面中西之学是可以会通的；另一方面，文章上严复之向吴汝纶请教，正是希望自己的文字能够到达那样的层面。不管是“一名之立，旬月踟蹰”的艰苦努力，还是向吴汝纶请教“行文欲求尔雅，有不可阑入之字，改窜则失真，因仍则伤洁，此诚难事”的解决方案，[23]无不是朝着吴所建议的相反方向行进。吴汝纶将严复方之“晚周诸子”，实则桐城“文统”，由方姚上溯归有光、八大家、《史记》、《左传》，归源于“五经”，原没有“诸子”太多事。即便他的主张未必如此狭隘，[24]无意识中也不无将严复轻轻推开的心情吧。这是两人之间微妙至极的一拒一迎。《译例言》中，所谓“实则精理微言，用汉以前字法、句法，则为达易。用近世利俗文字，则求达难”，是严复有关书写语言选择的宣言。相较吴序，对“近世利俗文字”的拒绝两人立场一致；而严对“汉以前字法、句法”的坚持，表面上与吴的“乃骎骎与晚周诸子相上下”不谋而合，实则真只是表面上的默契，内里却埋藏着致命的分歧。《译例言》是严复见到吴序之后所写，则极少数的知者，看到的是严的异议，而大多数的不知者，以为他是借吴之嘉言给自己贴金，则不免知者失笑而不知者讶笑了。严复将二文的写作时间调为同一个月，以表明各各独立成文，原因或在于此。

二

《治功天演论》的《译例》，本是非常简单的交代。其目的恰在说明该书违反普通翻译原则的做法，乃为“求达”，说白了是要读者不要当做一般译书看。而到《天演论》正式出版，因为师友间，尤其是与吴汝纶的诸多讨论，发展出著名的《译例言》，却是正面阐述普通的翻译原则。对于《天演论》实际的翻译路线，与《译例言》所阐发的扞格之处，条目中做了前提性的说明：

题曰达恉，不云笔译，取便发挥，实非正法。什法师有云：“学我者病。”来者方多，幸勿以是书为口实也。

确实，《天演论》诸版本都署的是“英国赫胥黎造论 侯官严复达恉”。这与随后如《原富》初版本署“英伦斯密亚当原本 侯官严复几道翻译”，[25]显是判然有别。也就是说，在严复那儿，《原富》这样的才是“笔译”，《天演论》不是。“来者方多，幸勿以是书为口实也”，说的其实就是不能用《天演论》来印证《译例言》，那只是“达恉”。

《译例言》第一条开宗明义，曰：

译事三难：信、达、雅。求其信已大难矣，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

“信达雅”从此成为不刊之论，三者并举，论者纷纭。但如果回到原文，可以看出，“达”始终是核心。此前《治功天演论》的《译例》，凡所言说，皆是“为达”，只有“达”而无“信”“雅”。《译例言》所谓“达尚焉”之“尚”，说明“信”“雅”皆是为了“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目的是“达”。第二条言，“凡此经营，皆以为达，为达即所以为信也”，也是“为达”。第三条之“求其尔雅”，“用汉以前字法、句法，则为达易；用近世利俗文字，则求达难”，所谓“为达”、“求达”，最终目标还是“达”。

“信达雅”的关系，各种解释非常之多。如要取其简明，则“信”是针对原文而言，“雅”是针对译文而言。而“达”，是关系于译出语和译入语的，也就是二者之间的“交通”。故而“求信”“求其尔雅”，都是为了“达”。“求其信已大难”，就翻译而言，“信”是基础，自然无需多做解释。而“雅”，则涉及到他的书写语言选择，也是他与吴汝纶等反复讨论的问题。《译例言》第三条：

《易》曰：“修辞立诚。”子曰：“辞达而已。”又曰：“言之无文，行之不远。”三曰【者】乃文章正轨，亦即为译事楷模。故信达而外，求其尔雅，此不仅期以行远已耳。实则精理微言，用汉以前字法、句法，则为达易；用近世利俗文字，则求达难。往往抑义就词，毫厘千里。审择于斯二者之间，夫固有所不得已也，岂钓奇哉！不佞此译，颇贻艰深文陋之讥，实则刻意求显，不过如是。[26]

这里引了三条古老而著名的圣人经书文句，用来作为“信达雅”的靠山。“诚”即“信”，“辞达”本就有“达”。至于“雅”，后人绝大多都理解为文雅、古雅、典雅，高明点的则大体释成“风格”。钱锺书所谓“译事之信，当包达、雅；达正以尽信，而雅非为饰达。依义旨以传，而能如风格以出，斯之谓信”，其“雅”对应的是“风格”。不过这是他的别解，并批评严复“尚未推究”。[27]钱锺书理解严复说的是“in itself possess high literary merits”，[28]大体还是近于“高雅”，或“言之无文”的“文”。总之一百多年来，有无数牛头不对马嘴的议论、批评、发挥，几乎看不到说得对的。其实“尔雅”本训为“近正”，“求其尔雅”勉强翻译成现在的说法，就是使用符合轨范的语言。[29]“言之无文，行之不远”，此语的引用，解者每为之干扰，事实上严复要说的不是“文”。“此不仅期以行远已耳”，首要是“行远”，再者则是“求达”。依其本意，或可改写成这样的句式：“求其尔雅，辄用汉以前字法、句法，可以行远，可以为达。”

在严复的认识里，正式的、正规的书写语言，自然是文言，尤其是“汉以前字法、句法”的文言。而这是相对于“近世利俗文字”而言的。所谓“近世利俗文字”，指的是当年为了开启民智，所使用的浅文白话，有利于文化程度较低民众的接受。要说起来，持有这些主张的开明士人，恰恰是严复的同志。因此，“不佞此译，颇贻艰深文陋之讥，实则刻意求显”的辩解，是说给周围朋友听的。果不其然，翌年致张元济函，就有这样的抱怨：

昨晤汪、杨二君，皆极口赞许笔墨之佳，然于书中妙义实未领略，而皆有怪我示人以难之意。天乎冤哉！仆下笔时，求浅、求显、求明、求顺之不暇，何敢一毫好作高古之意耶？又可怪者，于拙作既病其难矣，与言同事诸人后日有作，当不外文从字顺，彼则又病其笔墨其【之】不文。有求于世，则啼笑皆非。此吴挚甫所以劝复不宜于并世中求知己……

严复自是满腹委屈，此函言及“《原富》拙稿，刻接译十数册，而于原书仅乃过半工程”。[30]严译经常是边译边为人所借阅，“汪、杨二君”所“怪”，或许指的是此书。两年后《原富》正式出版，翌年亦即1902年壬寅大年初一，流亡日本的梁启超在横浜创办《新民丛报》。梁也是严的老熟人了，此时正忙于主张涉及文字的各种“革命”。创刊号书评栏“绍介新著”，评介的就是《原富》：

但吾辈所犹有憾者，其文笔太务渊雅，刻意模仿先秦文体，非多读古书之人，一翻殆难索解。夫文界之宜革命久矣，欧美日本诸国文体之变化，常与其文明程度成比例。况此等学理邃颐之书，非以流畅锐达之笔行之，安能使学僮受其益乎。著译之业，将以播文明思想于国民也，非为藏山不朽之名誉也。文人结习，吾不能为贤者讳矣。[31]

意见类似于“汪、杨二君”朋友间私下的评论，而梁启超以公开的方式表达出来，严复自也不能只是在私函中回应，于是报之以公开信：

窃以谓文辞者，载理想之羽翼，而以达情感之音声也。是故理之精者不能载以粗犷之词，而情之正者不可达以鄙俗之气。中国文之美者，莫若司马迁、韩愈。而迁之言曰：“其志洁者，其称物芳。”愈之言曰：“文无难易，唯其是。”仆之于文，非务渊雅也，务其是耳……若徒为近俗之辞，以取便市井乡僻之不学，此于文界，乃所谓陵迟，非革命也。且不佞之所从事者，学理邃赜之书也，非以饷学僮而望其受益也，吾译正以待多读中国古书之人。[32]

办报的梁启超，正以言论耸动天下，所关心自然在影响力。而严复是要将中国需要的西学引入，考虑的是什么样的方式才是最准确的。具体到书写语言，当时的白话确实无法承担这样的任务，尽管白话有上千年的历史，但主要用于民众的消费读物。到了近代，也只是增加了启蒙性的功能。相较而言，文言的应用面要更为广泛，是官方正式的书写语言，其来源于上古经典，辞汇文法比较稳定。从这个角度说，严复的选择并没有错。但就晚清当时的气氛，梁启超这样的批评是必然会出现的。[33]吴汝纶在《天演论序》中说：“凡为书必与其时之学者相入，而后其效明。今学者方以时文公牍说部为学，而严子乃欲进以可久之词，与晚周诸子相上下之书，吾惧其舛驰而不相入也。”[34]真可谓不幸而言中。

不过，吴汝纶所称许“与晚周诸子相上下”，与严复自言之“用汉以前字法、句法”，其实都是言过其实。己亥（1899）二月廿三日吴汝纶《答严几道》，有下面的讨论：

未【来】示谓：行文欲求尔雅，有不可阑入之字，改窜则失真，因仍则伤洁，此诚难事。鄙意：与其伤洁，毋宁失真。凡琐屑不足道之事不记何伤。若名之为文，而俚俗鄙浅，荐绅所不道。此则昔之知言者无不悬为戒律，曾氏所谓辞气远鄙也。文固有化俗为雅之一法，如左氏之言“马矢”，庄生之言“矢溺”，公羊之言“登来”，太史之言“伙颐”。在当时固皆以俚语为文，而不失为雅。若范书所载“铁胫”，“尤来”，“大抢”，“五楼”，“五幡”等名目，窃料太史公执笔，必皆芟薤不书，不然胜、广、项氏时，必多有俚鄙不经之事，何以《史记》中绝不一见。如今时鸦片馆等比，此自难入文，削之似不为过。傥令为林文忠作传，则烧鸦片一事，固当大书特书，但必叙明源委，如史公之记平准，班氏之叙盐铁论耳。亦非一切割弃，至失事实也……[35]

所谓“与其伤洁，毋宁失真”，正是桐城一脉相承的心法。当年祖师方苞曾就“雅洁”，“训门人沈廷芳曰”：“古文中，不可入语录中语，魏晋六朝人藻丽俳语，汉赋中板重字法，诗歌中隽语，南北史佻巧语。”[36]又“答程夔州”云：“传记用佛氏语则不雅……岂惟佛说，即宋五子讲学口语，亦不宜入散体文。”[37]吴汝纶所举例证，以及语言禁忌，无不是这一观念的产物，“汉以前”何尝如此“忌口”？因而严复所走的书写语言路向，正是向桐城派学习和靠近的过程，与“晚周诸子”更是水米无干。当然，即便桐城，他也是半路出家，在深知文章的人眼里，必然是逃不过去的。吴汝纶心里清楚而不便明言，而与严复同辈的文章大家章太炎，说起话来就不会客气。《与人论文书》纵论天下：

曩与足下言，仆重汪中，未尝薄姚鼐、张惠言，姚、张所法，上不过唐宋，然视吴蜀六士为谨（夸言稍少，此近代文所长。若恽敬之恣，龚自珍之儇，则不可同论）。仆视此虽不与宋祁、司马光等。要之文能循俗，后生以是为法，犹有坛宇，不下堕于猥言酿辞，兹所以无废也。并世所见，王闿运能尽雅，其次吴汝纶以下，有桐城马其昶为能尽俗（萧穆犹未能尽俗）。下流所仰，乃在严复、林纾之徒。复辞虽饬，气体比于制举，若将所谓曳行作姿者也。纾视复又弥下……[38]

太炎为文法魏晋，与唐宋八大家以来的“古文”异路。这段文字，虽视桐城为“俗”，但还是认为“无废”。而到了严林，则直指等而下之。“气体比于制举”，说是有八股的气味了。这是非常伤人的评价，其来源当是钱大昕《与友人书》：“王若霖言：‘灵皋以古文为时文，却以时文为古文。’方终身病之。”[39]

太炎个性有谑而虐的一面，最刻薄的比喻是冲着“视复又弥下”的林纾去的。其实他对严复不无尊重，但还是忍不住“刻画”了一句，“若将所谓曳行作姿者也”。不过这在他的文章中也不是独此一处，别无分号。1903年严复出版译著《社会通诠》，四年之后，章太炎在他主笔的《民报》十二号上，刊发《社会通诠商兑》。正面批驳之余，也来了一段“杂文笔法”：

严氏固略知小学，而于周秦两汉唐宋儒先之文史，能得其句读矣。然相其文质，于声音节奏之间，犹未离于帖括。申夭之态，回复之词，载飞载鸣，情状可见。盖俯仰于桐城之道左，而未趋其庭庑者也。[40]

既穷形尽相又尖冷刻薄。“犹未离于帖括”，说的还是八股气。“俯仰于桐城之道左，而未趋其庭庑者”，指明严复想学的是桐城，而实际上并未学到家。当时周氏兄弟都在东京，于太炎执弟子礼。这段话给他们留下的印象实在太深了，尤其出于《诗经·小宛》的“载飞载鸣”一语，可谓终身难忘。鲁迅直到去世前一年，文章中还提到这个早年看到的“典故”：

五四时代的所谓“桐城谬种”和“选学妖孽”，是指做“载飞载鸣”的文章和抱住《文选》寻字汇的人们的，而某一种人确也是这一流，形容惬当，所以这名目的流传也较为永久。[41]

五四时期的“桐城谬种”，指的是林纾。但在太炎那儿，林更下于严一等，所以连“未趋其庭庑”都算不上。同样是太炎弟子的钱玄同自然熟知乃师的评价，因而谥其为“谬种”。鲁迅这儿是拖出“载飞载鸣”与其相配，典出于严复身上，但并不指严复。对于鲁迅来说，严复的译著是他极为重要的阅读经历。

……他所看见的是那时出版的严译“天演论”。这是一本不三不四的译本，因为原来不是专讲进化论的，乃是赫胥黎的一篇论文，题目是“进化与伦理”，译者严几道又是用了“达恉”的办法，就原本的意思大做其文章，吴挚甫给做序文，恭维得了不得，说原书的意思不见得怎么髙深，经译者用了上好的古文一译，这便可以和先秦的子书媲美了。鲁迅在当时也还不明白他们的底细，只觉得很是新奇，如“朝华夕拾”中“琐记”一篇里所说，什么“赫胥黎独处一室之中，在英伦之南，背山而面野，槛外诸境，历历如在几下”，琅琅可诵，有如“八大家”的文章。因此大家便看重了严几道，以后他每译出一部书来，鲁迅一定设法买来……直到后来在东京，看见“民报”上章太炎先生的文章，说严几道的译文“载飞载鸣”，不脱八股文习气，这才恍然大悟，不再佩服了。[42]

这是周作人对于鲁迅的回忆，其实也是自己的经验。此前三十多年，《我的复古的经验》中谈到：“最初读严几道林琴南的译书，觉得这种以诸子之文写夷人的话的办法非常正当，便竭力的学他。虽然因为不懂‘义法’的奥妙，固然学得不像，但自己却觉得不很背于移译的正宗了。随后听了太炎先生的教诲，更进一步，改去那‘载飞载鸣’的调子，换上许多古字。多谢这种努力，《域外小说集》的原版只卖去了二十部。”[43]

《域外小说集》1909年出版，是晚清周氏兄弟在日本共同工作的最重要成果。事实上，鲁迅和周作人进入文学领域，最早受到的影响不外乎梁启超、林纾、严复。鲁迅于梁启超多些，而周作人是林纾，严复在他们心目中则比梁林更要高明。1906年年中章太炎到了日本，几个月后周氏兄弟东京聚首，他们之间于是有了师弟之谊。鲁迅去世时，周作人的回忆文章，明确点明了这个时间点，以及他们文笔的变化：

丙丁之际我们翻译小说，还多用林氏的笔调，这时候就有点不满意，即严氏的文章也嫌他有八股气了。[44]

“丙丁”即丙午、丁未，1906到1907年。从《红星佚史》的翻译开始，他们逐渐脱离此前梁、林、严，还有陈冷血文风的影响，探索自己的书写语言路线。这在《域外小说集》时达到了极端。[45]

《域外小说集》标举“移译亦期弗失文情”，[46]周作人所说的“多喜用本字古义”还属其次。[47]重要的是“任情删易，即为不诚。故宁佛戾时人，移徙具足耳”。[48]这与严复主张的路线已经完全相反，是将外文的“字法、句法”，直接移用到汉语书写中。或者说，严复走的是“归化”的路线，他与时人的争论要点，在于何种汉语书写语言是合适的，或者说是“尔雅”的。而周氏兄弟坚决将汉语书写“异化”，全面向翻译的源语言靠近。

严复“信达雅”之“雅”，其本意在于语言选择，这在周氏兄弟自然不会误解，周作人就直接指明“乃由于珍重古文的缘故”、“乃是以古文为本的”。[49]因此，严复所谓“求其尔雅”，已经完全不在他们的考虑范围之内。《域外小说集》出版后，鲁迅写了一则广告称：“因慎为译述，抽意以期于信，绎辞以求其达。”[50]几乎同时，《〈劲草〉译本序》也说：“爰加厘定，使益近于信达。托氏撰述之真，得以表著；而译者求诚之志，或亦稍遂矣。”[51]所谓“期于信”“求其达”，所谓“近于信达”“求诚之志”，均是保存“信达”而刊落“雅”。严复“信达雅”的构架在兄弟那儿还保留着，只不过“雅”被放逐了。

三

去除“雅”，也就是不认同于严复的语言选择，但周氏兄弟并未因此彻底转到章太炎的“魏晋文”，而是“移徙具足”地任由译出语影响自己的译入语。不过，固然都尊崇“信”与“达”，“信”自不待言，而如何“达”，其实二人之间也并不完全一致。1944年周作人回忆晚清时他的翻译，曾这样解释：

先将原文看过一遍，记清内中的意思，随将原本搁起，拆碎其意思，另找相当的汉文一一配合，原文一字可以写作六七字，原文半句也无妨变成一二字，上下前后随意安置，总之要凑得像妥贴的汉文，便都无妨碍，唯一的条件是一整句还他一整句，意思完全，不减少也不加多，那就行了。这种译文不能纯用八大家，最好是利用骈散夹杂的文体，伸缩比较自由，不至于为格调所拘牵，非增减字句不能成章，而且这种文体看去也有色泽，因近雅而似达，所以易于讨好。[52]

“意思完全”，不增减原文，是周作人的“信”。而“凑得像妥贴的汉文”，就是他的“达”。但他所说的“近雅而似达”，乃事后之言，其“雅”已与严复所言不同，不是“八大家”，而是他自己选择的“骈散夹杂的文体”。

共居日本时期的周氏兄弟，总体上还是鲁迅在主导。周作人表面个性随和，思维似乎亦偏于折中，实则未必完全如斯。这样“骈散夹杂的文体”，本质上还是“将就”，他不是不清楚。民元以后一人蛰居家乡，遂以中西合璧的依据，写了一批豆腐块文章：

以前我作古文，都用一句一圈的点句法。后来想到希腊古人都是整块的连写，不分句读段落，也不分字，觉得很是古朴，可以取法；中国文章的写法正是这样，可谓不谋而合，用圈点句殊欠古雅……因此我就主张取消圈点的办法，一篇文章必须整块的连写到底，（虽然仍有题目，不能彻底的遵循古法，）在本县的《教育会月刊》上还留存着我的这种成绩。

这是其“复古”的“第三支路”，“言行一致的做去”，而得到“‘此路不通’的一个教训”。[53]于是转而为新文学，此即周作人自叙的逻辑。

至于鲁迅，则以其理论的彻底性，一以贯之，从不妥协。他的“信”的范畴，从来是连“文体”，乃至“字法、句法”也包括在内的。这不但晚清时的几篇翻译如此，民元以后乃至进入白话时代，始终不变。1913年他翻译上野阳一《艺术玩赏之教育》，其“附记”特别交代，“用亟循字移译，庶不甚损原意”。[54]极端到尽可能的“循字移译”，是要将“信”执行到文法以及语序的层面。1917年底表彰周瘦鹃《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刊》，同时也批评“命题造语, 又系用本国成语, 原本固未尝有此, 未免不诚”。[55]一年后《新青年》中，应该是他借周作人的名义，用白话文做出这样的宣言：

我以为此后译本，仍当杂入原文，要使中国文中有容得别国文的度量，不必多造怪字。又当竭力保存原作的“风气习惯，语言条理”；最好是逐字译，不得已也应逐句译，宁可“中不像中，西不像西”，不必改头换面……[56]

仍然是要“逐字译”，其目的是以此改造并创造新的“中国文”。这体现出兄弟二人对于汉语现代书写语言不同的想象。鲁迅的主要路向，是引入外文的语法方式，拓宽汉文新的表达手段。而周作人，则首先是考虑到汉文本身的表达限度，在这个限度内尽可能地丰富，由此来创造新的书写语言：“我们的理想是在国语能力的范围内，以现代语为主，采纳古代的以及外国的分子，使他丰富柔软，能够表现大概的感情思想……如能这样的做去，国语渐益丰美，语法也益精密，庶几可以适应现代的要求了。”[57]因而涉及翻译，同样是主张“直译”，周作人的意见与鲁迅其实并不一致。《陀螺序》言：

我现在还是相信直译法，因为我觉得没有更好的方法。但是直译也有条件，便是必须达意，尽汉语的能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保存原文的风格，表现原语的意义，换一句话就是信与达。[58]

前提仍在“汉语的能力”，必须在这个“达意”的基础上，“保存原文的风格，表现原语的意义”才有基础。这是周作人在“信与达”之间所作的平衡。

《陀螺序》刊于1925年6月22日《语丝》第32期，而到本年12月，鲁迅出版译著《出了象牙之塔》，在其“后记”有这样一段话：

文句仍然是直译，和我历来所取的方法一样，也竭力想保存原书的口吻，大抵连语句的前后次序也不甚颠倒。

这里他界定“直译”，则特别强调“语句的前后次序”。固然这是其一贯的主张，但此处特别补写并点出，[59]很有可能是对周作人说法的异议。因为在此前一年，也就是《陀螺序》发表的前半年，具体是1924年的11月22日，鲁迅在其译著《苦闷的象征》的“引言”中，是这样说的：

文句大概是直译的，也极愿意一并保存原文的口吻。但我于国语文法是外行，想必很有不合轨范的句子在里面。[60]

两相对照，可以很明显看出语气的差异。《苦闷的象征》的“引言”，自谦背后所表明的，是对“轨范”原无异议。而到《出了象牙之塔》的“后记”，特意点出“不甚颠倒”，是我们熟悉的鲁迅特有的“强项”作风，其所隐含，则是对“轨范”的不以为意了。

此一时期已是兄弟“失和”之后，不同意见自然无法像以往可以当面商讨，是以化为曲折的公开发言。不过这并不是什么严重的问题。况且其时兄弟两人共处《语丝》阵营，正与《现代评论》派激烈冲突。而兄弟“失和”的事情，似乎亲近的周边之外，知道的人并不多。[61]此后1926年8月底，鲁迅南下厦门，1927年1月转到广州，10月抵上海，与许广平公开同居。则其家事也就不成其什么秘密了。而在上海头两年，鲁迅一方面急剧“左转”，一方面又遭“革命文学”的“围剿”。骂战之中，周作人也被故意扯出，以为讥诮。1929年9月，在中共干涉下，“围剿”结束。也恰在此时，梁实秋发表《论鲁迅先生的“硬译”》，就鲁迅当时所翻译的左派文艺理论，予以评论。

梁实秋与鲁迅的争论，从鲁迅甫到上海就已开始。也许由此缘故，他对鲁迅的作品一直跟踪注意。1929年6月和10月，鲁迅译卢那察尔斯基《艺术论》和《文艺与批评》相继出版，梁实秋第一时间看到，即在《新月》上发表书评。[62]

梁文题目中“硬译”加了引号，这个词其实就来源于鲁迅本人。《文艺与批评》的《译者附记》里说：

从译本看来，卢那卡尔斯基的论说就已经很够明白，痛快了。但因为译者的能力不够和中国文本来的缺点，译完一看，晦涩，甚而至于难解之处也眞多；倘将仂句拆下来呢，又失了原来的精悍的语气。在我，是除了还是这样的硬译之外，只有“束手”这一条路——就是所谓“没有出路”——了，所余的惟一的希望，只在读者还肯硬着头皮看下去而已。[63]

1929年鲁迅开始翻译“现代新兴文学”，或许由于首先处理的都是理论文本，所采取的确实是比以往更加激进的翻译策略，因而有不少“希奇古怪的句法”。也确如梁实秋所言，“读这样的书，就如同看地图一般，要伸着手指出来寻找句法的线索位置”。[64]

《论鲁迅先生的“硬译”》一开头就提到鲁迅十分不愿意听到的名字：陈西滢。此前几个月，也是在《新月》上，陈源发表了《论翻译》，不过此文与鲁迅毫无关联。西滢对严复“信达雅”不满意，标榜“形似、意似、神似”，[65]大有“彼可取而代之”的架势。而梁实秋引陈西滢，特别举出的是陈提到周作人的地方：

什么叫死译？西滢先生说：“他们非但字比句次，而且一字不可增，一字不可减，一字不可先，一字不可后，名曰翻译，而‘译犹不译’，这种方法，即提倡直译的周作人先生都谥之为‘死译’。”“死译”这个名词大概是周作人先生的创造了。[66]

陈西滢是鲁迅的死敌，周作人与鲁迅已经决裂。这些梁实秋应该都清楚，特别援引陈周，不无故意刺激的打算，其心思颇为可议。而所谓“死译”，也确实是“周作人先生的创造”，就在《陀螺序》中：

近来似乎不免有人误会了直译的意思，以为只要一字一字地将原文换成汉语，就是直译，譬如英文的Lying on his back—句，不译作“仰卧着”而译为“卧着在他的背上”，那便是欲求信而反不词了。据我的意见，“仰卧着”是直译，也可以说即意译;将它略去不译，或是作“坦腹髙卧” 以至“卧北窗下自以为羲皇上人”是胡译；“卧着在他的背上”这一派乃是死译了。古时翻译佛经的时候，也曾有过这样的事，在《金刚经》中“与大比丘众千二百五十人俱”这一句话，达摩笈多译本为“大比丘众共半十三比丘百”，正是相同的例：在梵文里可以如此说法，但译成汉文却不得不稍加变化，因为这是在汉语表现力的范围之外了，这是我对于翻译的意见，在这里顺便说及……[67]

周作人的“一字一字地将原文换成汉语”，陈西滢的“非但字比句次，而且一字不可增，一字不可减，一字不可先，一字不可后”，其实都不是直接针对鲁迅的发言，却均被梁实秋征发来讨伐鲁迅，谥为“死译”。为此鲁迅作《“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以反击，将翻译与“阶级性”并在一处，类于八股文之“截搭题”，也是鲁迅愤怒时文章之一体。文中，就“硬译”问题，鲁迅再度声明自己的方针：

日本语和欧美很“不同”，但他们逐渐添加了新句法，比起古文来，更宜于翻译而不失原来的精悍的语气，开初自然是须“找寻句法的线索位置”，很给了一些人不“愉快”的，但经找寻和习惯，现在已经同化，成为己有了。中国的文法，比日本的古文还要不完备，然而也曾有些变迁，例如《史》《汉》不同于《书经》，现在的白话文又不同于《史》《汉》；有添造，例如唐译佛经，元译上谕，当时很有些“文法句法词法”是生造的，一经习用，便不必伸出手指，就懂得了。现在又来了“外国文”，许多句子，即也须新造，——说得坏点，就是硬造。据我的经验，这样译来，教之化为几句，更能保存原来的精悍的语气，但因为有待于新造，所以原先的中国文是有缺点的。

也就是说，鲁迅的翻译，于传播思想文学之外，还有个重大目的，即改造汉语的书写语言。为此不惜跨越限度，以“硬译”来输入新的“文法句法词法”。周作人局于“汉语表现力的范围”而“化为几句”的做法，本就是他要去打破的。为此，他重申晚清以来一直坚持的观点，“按板规逐句，甚而至于逐字译”。[68]这种最死板、最笨拙的翻译路线，并非能力问题，而是是非任所月旦，使命一身担待的抱负。

这场争论后过了一年，赵景深也写了一篇《论翻译》，虽非冲着鲁迅而来，但其所论说，实在比梁实秋又跨前了不止一步：

我以为译书应为读者打算；换一句话说，首先我们应该注重于读者方面。译得错不错是第二个问题，最要紧的是译得顺不顺。倘若译得一点也不错，而文字格里格达，吉里吉八，拖拖拉拉一长串，要折断人家的嗓子，其害处当甚于误译。……所以严复的“信”“达”“雅”三个条件，我认为其次序应该是“达”“信”“雅”。[69]

这些主张，被鲁迅总结为“与其信而不顺，不如顺而不信”。[70]赵景深“译得错不错是第二个问题”，根本上触及了鲁迅的底线，遭到严厉的批驳事属当然。

赵景深提到“最要紧的是译得顺不顺”，又将“信达雅”变换次序，置“达”于首位。因此尽管“顺”和“达”，意义并不完全相同，但也差不远了。鲁迅的反驳事实上也在于此。本来，按鲁迅一贯并不断强化的主张，不避于“硬译”“硬造”，则“达”之坚持与否实已属极为可疑。因而，赵景深的立论，刺激着鲁迅进一步的明确阐述。

鲁迅针对赵景深而发的几篇，是在赵文刊出九个月之后所写。[71]此时将他拎出来，实际上是由于瞿秋白，鲁迅原先应该没有注意到这篇文章。1931年9、10月间，鲁迅翻译的《毁灭》出版，瞿秋白来函与他就翻译问题进行讨论，信中提到了严复，也提到赵景深：

严几道的翻译，不用说了。他是：

译须信雅达，

文必夏殷周。

其实，他是用一个“雅”字打消了“信”和“达”……

现在赵景深之流，又来要求：

宁错而务顺，

毋拗而仅信！

瞿秋白批严批赵，但也并不同意鲁迅翻译的做法。他是站在“群众”的立场，要求“遵照着中国白话的文法公律”，“违反这些公律的新字眼，新句法——就是说不上口的——自然淘汰出去，不能够存在”。因此，在翻译上，瞿秋白主张，一方面“应当把原文的本意，完全正确的介绍给中国读者”，另一方面“这样的直译，应当用中国人口头上可以讲得出来的白话来写”。他认为大众的口语完全足够使用于书写了，鲁迅用不着“容忍这‘多少的不顺’”。

也就是说，相对赵景深所主张的“宁错而务顺”，瞿秋白不过是认为可以做到“信”而“顺”的，只要照着平常说话来就成。与梁实秋、赵景深不同，瞿秋白是同志、知己，因此鲁迅的回复很是客气，但原则一点不退：

……无论什么，我是至今主张“宁信而不顺”的……这样的译本，不但在输入新的内容，也在输入新的表现法。中国的文或话，法子实在太不精密了……这语法的不精密，就在证明思路的不精密，换一句话，就是脑筋有些糊涂……要医这病，我以为只好陆续吃一点苦，装进异样的句法去，古的，外省外府的，外国的，后来便可以据为己有……一面尽量的输入，一面尽量的消化，吸收，可用的传下去了，渣滓就听他剩落在过去里。

这里“古的，外省外府的，外国的”，与周作人“采纳古代的以及外国的分子”，原则一致，只是策略不同。相较瞿秋白，经历晚清、五四的鲁迅，尽管正在转化为革命者，但其原先的启蒙立场一直是深入骨髓的。事实上，他自己之被启蒙，正来自于晚清如严复、章太炎等辈，而终身抱有感激之情。对于瞿秋白将严复与赵景深扯在一处，鲁迅特意提醒，严赵“实有虎狗之别，不能相提并论的”。在这封信中，他大段议论严复，并总结说：

他的翻译，实在是汉唐译经历史的缩图。中国之译佛经，汉末质直，他没有取法。六朝真是“达”而“雅”了，他的《天演论》的模范就在此。唐则以“信”为主，粗粗一看，简直是不能懂的，这就仿佛他后来的译书。

所谓“后来的译书”，是鲁迅很准确地将《天演论》，与严复的其他译著区分开来：“最好懂的自然是《天演论》，桐城气息十足，连字的平仄也都留心，摇头晃脑的读起来，真是音调铿锵，使人不自觉其头晕……然而严又陵自己却知道这太‘达’的译法是不对的，所以他不称为‘翻译’，而写作‘侯官严复达恉’；序例上发了一通‘信达雅’之类的议论之后，结末却声明道：‘什法师云，“学我者病”。来者方多，慎勿以是书为口实也！’”

鲁迅揣测，严复虽“信达雅”并提，但在《天演论》时，就意识到“太‘达’的译法是不对的”。之后“有《名学》，有《法意》，有《原富》等等……看得‘信’比‘达雅’都重一些”。[72]这也只能是鲁迅的理解了。严译之中，《天演论》确实异样，但那是有意如此。而此后所译数种，严复从没有对“达”有过怀疑。他自认为是“求浅、求显、求明、求顺”。之所以有“示人以难”的印象，是因为原书学理深邃，而并非他的译语作怪。

不过正是藉助严复，在“信达雅”体系中，鲁迅继晚清放逐“雅”之后，三十年代初又放逐了“达”，最终倔强地坚守在“信”这样一个高地上。“修辞立诚”在他那儿始终是不可有一丝退让的道德自律的底线。

鲁迅去世之后，周作人有两篇回忆文章，其中言及留日期间师从章太炎，遂对林纾、严复皆有不满，“以后写文多喜用本字古义”，并说“此所谓文字上的一种洁癖，与复古全无关系”。[73]其实，“文字上的洁癖”，原无关于“复古”还是“革命”，而是对于汉语书写语言的维护之心，所表现出的一种“态度”。正如严复自称，“不佞译文，亦字字由戥子称出”。[74]而吴汝纶于“入式”“得体”的反复致意；章太炎对“正名”“法式”的无穷尽追求；鲁迅从“循字移译”到“硬译”的强项；以及周作人再三要求“名从主人”，反对专有名词一概据英语音译。[75]关心问题固所畸轻畸重，价值取向或是南辕北辙，而怵怵惕惕、孜孜汲汲、区区矻矻，无不以斯文在兹而身任天下后世者。

汉语现代书写语言，孳乳于清季，成就于文学革命。甲午以降，举凡拼音化运动、白话文运动、国语运动，以及梁启超诸多主张，均系胡适“刍议”之源头。其后国语罗马字、汉字拉丁化，乃至简化字，一以贯之，皆在宜民便俗，所谓“方便法门”。周氏兄弟之一而再再而三，一者自严几道，再者自章太炎，三者君子豹变，其文蔚也。是所一脉流衍，则在锻炼汉语书写。此得彼失容或有之，而“文字上的洁癖”，正是其精神的表象。《中庸》云“致广大而尽精微”，汉语现代书写，甫自发端，“广大”“精微”，道分两歧，于今百年，久矣夫其权宜偏至，无如不克执其两端，此中国之患也。

注释：

[1]周作人:《谈翻译》，氏《苦口甘口》，太平书局1944年版。

[2]罗新璋:《我国自成体系的翻译理论》，罗新璋、陈应年主编：《翻译论集》，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

[3]沈苏儒:《论信达雅——严复翻译理论研究》第三章，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

[4]严复：《赫胥黎治功天演论序》，王栻主编：《严复集》第五册“附：天演论手稿”，中华书局1986年版。

[5]梁启超：《论译书》，黎雅秋主编：《中国科学翻译史料》，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6]孙宝瑄：《忘山庐日记》,页155，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7]可参看王天根：《〈天演论〉的早期稿本及其流传考析》，《史学史研究》2002年第3期。

[8]见《国闻汇编》第二册，1897年12月18日。

[9]參看张丽华：《现代中国“短篇小说”的兴起》第三章第一节。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10]吴汝纶：《答严幼陵》丙申（1896）七月十八日，徐寿凯、施培毅校点《吴汝纶尺牍》，页80，黄山书社1990年版。

[11]吴汝纶：《答严幼陵》丁酉（1897）二月七日，徐寿凯、施培毅校点《吴汝纶尺牍》，页119。

[12]严复：《赫胥黎治功天演论》“译例”，王栻主编：《严复集》第五册“附：天演论手稿”。

[13]严复：《赫胥黎治功天演论序》，王栻主编：《严复集》第五册“附：天演论手稿”。

[14]吴汝纶：《答严幼陵》丁酉（1897）二月七日，徐寿凯、施培毅校点《吴汝纶尺牍》，页119。

[15]严复：《与吴汝纶书》“一”（1897）十月十五日，王栻主编：《严复集》第三册。

[16]吴汝纶：《答严几道》己亥（1899）二月廿三日，徐寿凯、施培毅校点《吴汝纶尺牍》，页160。其中云：“来示谓欧洲国史略，似中国所谓长编、纪事本末等比，然则欲译其书，即用曾太傅所称叙记、典志二门，似为得体。”

[17]严复：《与吴汝纶书》（1897）十月十五日，王栻主编：《严复集》第三册。

[18]郭立志编：《桐城吴先生（汝纶）年谱》卷三“文集笺证”，文海出版社1972年版。

[19]也有论者注意到时间的矛盾，推论严复退回吴汝纶修改。揆诸情理，实难以想象。郑永福、田海林《关于〈天演论〉的几个问题》，《史学月刊》1989年第2期。

[20]吴汝纶：《答严几道》戊戌（1898）二月廿八日，徐寿凯、施培毅校点《吴汝纶尺牍》，页141。

[21]严复：《天演论》“译例言”，王栻主编：《严复集》第五册。

[22]吴汝纶：《天演论》“吴序”，王栻主编：《严复集》第五册。

[23]吴汝纶：《答严几道》己亥（1899）二月廿三日，徐寿凯、施培毅校点《吴汝纶尺牍》，页160。

[24]姚鼐《古文辞类纂》为桐城派建立文统，并无先秦诸子位置。曾国藩《经史百家杂钞》规模较广，但主要是扩入“经史”，“子”部微乎其微。吴汝纶为曾之弟子，但又是桐城人，大体师曾国藩而祖姚鼐，其主张调剂二者。可参看关爱和：《桐城派立诚求真与道统文统情结》，《河南大学学报》1990年第5期；《桐城派的中兴、改造与复归——试论曾国藩、吴汝纶的文学活动与作用》，《文学遗产》1985年第3期。王风：《林纾非桐城派说》，氏《世运推移与文章兴替》，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25]见光绪二十七年南洋公学译书院弟一次印行本。

[26]严复：《天演论》“译例言”，王栻主编：《严复集》第五册。

[27]钱锺书：《管锥编》“一〇一 全三国文卷七五”，页1748，三联书店2007年版。

[28]Ch’IEN CHUNG-SHU（钱锺书）：A Chapter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Translation，THE CHINA CRITIC, VOL.ⅤⅠⅠ NO.45，NOVEMBER 8, 1934.

[29]严复此意，解者稀少。沈苏儒较为准确，见《论信达雅》第二章（四）之“‘雅’作为翻译原则的本意是什么？”另马祖毅《中国翻译简史——五四以前部分》（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4年版，页261）和王宏志《重释“信、达、雅”》（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页91），都指出“雅”指“雅言”，或“尔雅”乃“近正”意，却转而又认为严复说得不对，或所指并非如此。

[30]严复：《与张元济书》“六”（1899），王栻主编：《严复集》第三册。

[31]见《新民丛报》第一号，1902年2月8日。

[32]严复：《与新民丛报论所译原富书》，《新民丛报》第七号，1902年5月8日。文署“壬寅三月”。

[33]《新民丛报》此后还有涉及严复译词的讨论。参看沈国威：《一名之立 旬月踟蹰——严复译词研究》第四章“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

[34]吴汝纶：《天演论》“吴序”，王栻主编：《严复集》第五册。

[35]吴汝纶：《答严几道》己亥（1899）二月廿三日，徐寿凯、施培毅校点《吴汝纶尺牍》，页160。

[36]苏惇元编：《望溪先生年谱》“十四年己巳”，清咸丰刻本。

[37]方苞：《答程夔州书》，氏《望溪集》文集卷六“书”，咸丰元年（1851）戴钧衡刻本。

[38]章太炎：《与人论文书》，《章太炎全集》第四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39]钱大昕：《与友人书》，氏《潜研堂集》文集卷三十三，清嘉庆刻本。

[40]章太炎：《社会通诠商兑》，《民报》十二号，1907年3月6日。

[41]鲁迅：《五论“文人相轻”》，《且介亭杂文二集》，《鲁迅全集》第六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42]周作人：《鲁迅的青年时代》“鲁迅与清末文坛”，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年版。

[43]周作人：《我的复古的经验》，氏《雨天的书》，岳麓书社1987年版。

[44]周作人：《关于鲁迅之二》，氏《瓜豆集》，岳麓书社1989年版。

[45]参看王风:《周氏兄弟早期著译与汉语现代书写语言》，氏《世运推移与文章兴替》。

[46]鲁迅：《域外小说集·序言》，《鲁迅全集》第十卷。

[47]周作人：《关于鲁迅之二》，氏《瓜豆集》。

[48]鲁迅：《域外小说集·略例》，《鲁迅全集》第十卷。

[49]遐寿：《翻译四题》，《翻译通报》2卷6期，1951年6月。

[50]见《时报》宣统元年（1909）闰二月二十七日。参看郭长海《新发现的鲁迅佚文〈域外小说集〉（第一册）广告》，《鲁迅研究月刊》1992年第1期。又见次日《神州日报》，参看谢仁敏《新发现〈域外小说集〉最早的赠书文告一则》，《鲁迅研究月刊》2009年第11期。

[51]见《集外集拾遗补编》，《鲁迅全集》第八卷。按，此文是鲁迅还是周作人所作，窃以为尚需考究。

[52]周作人：《谈翻译》，氏《苦口甘口》。

[53]周作人：《我的复古的经验》，氏《雨天的书》。

[54]鲁迅：《〈艺术玩赏之教育〉译者附记》，《鲁迅全集》第十卷。

[55]《教育公报》第四年第十五期, 1917年11月。

[56]“周作人答张寿朋”，《新青年》第五卷第六号“通信”，1918年12月15日。按，这段话的语感、态度均是鲁迅式的，而且周作人从未主张“逐字译”。

[57]周作人：《国语改造的意见》，氏《艺术与生活》，岳麓书社1989年版。

[58]周作人：《陀螺序》，《语丝》第32期，1925年6月22日。

[59]鲁迅：《出了象牙之塔》“后记”，《鲁迅全集》第十卷。原刊于《语丝》57期（1925年12月14日）时，并无所引内容，乃成书时补写。

[60]鲁迅：《苦闷的象征》“引言”，《鲁迅全集》第十卷。

[61]在《语丝》与《现代评论》两派论争期间，从陈源、徐志摩文字看，显然不知道周氏兄弟已经失和。

[62]梁实秋：《论鲁迅先生的“硬译”》，《新月》2卷6、7合期，1929年9月。文中提到鲁迅《文艺与批评》，该书10月出版，因而或许《新月》该号实际上脱期了。

[63]鲁迅：《<文艺与批评> 译者附记》，《鲁迅全集》第十卷。原刊《春潮》月刊一卷三期（1929年1月），系卢那卡尔斯基《托尔斯泰之死与少年欧罗巴》译者跋语。

[64]梁实秋：《论鲁迅先生的“硬译”》，《新月》2卷6、7合期。

[65]西滢：《论翻译》，《新月》2卷4期，1929年6月。

[66]梁实秋：《论鲁迅先生的“硬译”》，《新月》2卷6、7合期。按，梁实秋漏引“一字不可减”，姑据西滢文补。

[67]周作人：《陀螺序》，《语丝》第32期，1925年6月22日。其中提到达摩译文“共半十三比丘百”，系梵文计数。“十三比丘百”，意为十三百比丘，即一千三百之数；而“半十三百”，乃第十三“百”仅“半”，去此半百，共得一千二百五十。

[68]鲁迅：《“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二心集》，《鲁迅全集》第四卷。

[69]赵景深：《论翻译》，《读书月刊》1卷6期，1931年3月。

[70]鲁迅：《几条“顺”的翻译》，《二心集》，《鲁迅全集》第四卷。

[71]有《几条“顺”的翻译》（1931年12月20日《北斗》1卷4期）、《风马牛》（1931年12月20日《北斗》1卷4期）、《再来一条“顺”的翻译》（1932年1月20日《北斗》2卷1期）。

[72]鲁迅：《关于翻译的通信（并J.K.来信）》，《二心集》，《鲁迅全集》第四卷。

[73]周作人：《关于鲁迅之二》，氏《瓜豆集》。

[74]严复译：《孟德斯鸠法意》，页219，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

[75]此类文章甚多，如遐寿：《名从主人的音译》，《翻译通报》2卷3期，1951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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