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直隶与北京 绘者：布诺·马蒂尼 刊印年代：1665年 出处《中华帝国全国》
在中国近年学术著作中，渐渐兴起一股以“帝国”指称二十世纪前中国的热潮。固然有很多原因令这潮流出现，其中最不可忽略的是，随着“中国崛起”后，使用“帝国”一词隐隐渗透出中国历史骄人成就的意味。在这里无法深入分析各种理据，但很明显的是中国学者及舆论界采用“帝国”一词指清朝以前的中国（或谓“传统中国”），出现了一种有别过去的规范。这新范式的出现不禁令我们思考一个根本的问题──传统中国是一个帝国吗？
现今我们看到的西文论著，都不假思索地使用“中华帝国”（Chineseempire）一词，并统称公元前二二一到一九一一年的中国为帝国时代（imperialage）。但对中国人来说，传统中国却不一定是大家心目中认定的“帝国”。只要随便问问，传统中国是否蕴含帝国含有的属性──帝国主义，对中国读者而言，这答案多是断然否定的。即使我们请教向来最愿意称大清国为帝国的清史专家，他们一般都会否认中国式的帝国带有侵略性的行径——无论清朝在开辟中国版图上有多大贡献。如果是这样，在概念上而言，好像“中华帝国”将是一个有别于一般意义的帝国，是一种带有“非帝国主义性质”的帝国。也就是说，“帝国时代”的中国，没有呈现典型“帝国”的特质。
在概念上及世界历史上，有这样的一种帝国存在吗？这个问题非三言两语可以处理。首先要厘清的就是“传统中国是不是一个帝国？“然后就要追本溯源进一步探问，“什么让中华帝国变成‘帝国’？”而在考虑这些问题的时候，必须了解“帝国”的概念，特别是西文术语empire与相关词imperial的关系、通过翻译成为今天大家习以为常使用的对译语“帝国”。在厘清“帝国”（empire）的语义及政治定义后，还需反过来考察以西文概念统称中国历朝的演变史，并评价这用法的适切性。
事实上，西文empire的汉译词“帝国”，基本上不见于十九世纪前的中国文献之中。“帝国”一词最早的用例，暂时只能找到隋代王通（公元五八三-六一六/六一七年）《文中子•卷五•问易》：“强国战兵，霸国战智，王国战义，帝国战德，皇国战无为。天子而战兵，则王霸之道不抗矣，又焉取帝名乎！故帝制没而名实散矣。”不用多言，这段话中的“帝国”与西文“empire”指的现代社会科学理论所解释为重合的、多元的政治体系及管治权柄蕴含的意义截然不同。而从下文我们可以看到，过了大约一千二百多年以后“帝国”一词才被纳入到汉语的词汇里。至此，我们大概能梳理出这样的理解：现代汉语“帝国”一词的形成及使用不属于中国朝政使用的政治术语，而汉语中的“帝国”是受西方“empire”一词诸种概念影响而成。那么在概念而言，考察empire传入中国的发生史是首要工作。而不应忽略的两个相关历史层面是：一、西方人最早什么时候指称中国为empire，即帝国；二、中国人接纳这叫法，以西文概念自称中国为帝国的过程。由于这是我当下一个庞大的研究计划其中一部分，这篇短文章能做的，就是尝试对这些问题提供一些线索，以供思考。
换言之，我要考察的问题是：首先，在欧洲人的眼中，中国什么时候被视为“帝国”？然后，再以此审视这如何影响中国人探讨自身的历史。单就后面这点上，根据我的理解，一个最关键的转折点发生于十九世纪。当时中国在列强瓜分的阴影下，西方的帝国形象及相关帝国论述，震撼中国知识阶层。在面对英、法、德、俄、美、日等列强进逼时，中国人奋起要以相同的知识概念及论述框架称呼中国，以此跻身列强之间成为对等国。吊诡的是，到了这时中国知识界才惊讶地发现，早在两个世纪前西方已有大量称中国为“帝国”的著作，即使在同代的西方论著中，清朝也一直被称为帝国。至此，称中国为中华帝国、大清帝国的做法，广泛传播开来并慢慢沉淀，渐渐成为约定俗成的称呼。不过，这种历史变革带动词语改变的认识还未被充分了解前，一个更急遽的历史意识却在中国境内迎头赶上：清朝自我体现为“帝国”一刻，中国人却更情愿以“民族国家”自居。原因是，在追求富国强兵，转变为现代国家的过程中，“民族国家”的标签永远比“帝国”优越及进步，而且，带有的民族认同感的国家论述，更能攫取当时中国人（汉人）的注意力。要认识中国近代转变过程的矛盾及复杂性，立论点必先从中国是为帝国，而不是从中国是为民族国家开始，因此对于现代中国的起源，有关帝国的讨论有着重要意义。
约翰·尼霍夫地图 绘者：约翰·尼霍夫 刊印年代：1665年 出处：《荷兰东印度公司使团觐见鞑靼可汗》
在中国发现帝国
西文里“China”这个名称的由来有一个十分复杂的演变过程。在西方古典文献中，最早跟中国扯上关联的名称，是早于公元前五世纪的“Seres”。Seres一词来自汉语的“丝”，古希腊称丝为Ser，Seres就是“产丝之国”。另一个没有那么普遍的则是“Sinae”，指中国，大概是来自公元前二世纪秦代的“秦”字。无论如何，没有证据显示希罗时代把Seres视为帝国（imperium）。而事实上，当时对“Seres”的了解十分有限，当中不少的认识是根据传闻而来，对于今天称为“中国”的国度，当时只模糊地统称为“Sericaregio”──“出产丝绸的地方。”
这个名称就这样被沿用了几个世纪，并在古代欧洲和中世纪的文献及地图中互为因袭。直到十三世纪马可•波罗出现，亦即是西方再次出现有关中国论述的时候，我们才真正第一次看到以“帝国”指称中国疆土的用法。不过，值得留心的是，马可•波罗以契丹语（Khitan）Catai（此为英语Cathay一字来源）一词指称的帝国，是成吉思汗和忽必烈汗的蒙古大帝国（YekeMonggholulus），是中原北部疆土一带，而不是Seres指的中原疆土。在他的游记中，今天覆盖“中国”一词的地域，在蒙古人的地理概念中，只被称“蛮子”（Mangi），也就是前南宋的畛域。所以，即使当时“帝国”一词已经用来指示后来的中国疆土，却不是我们现时理解的“中华帝国”。对当时欧洲人而言，Sinae或Seres巧妙地被Cathay取代了，并从人们的意识中彻底消失。
欧洲人对Cathay和Sinae/Seres的混淆，一直持续到十六世纪。十六世纪末，随着耶稣会的传教士，特别是利玛窦（一五五二-一六一零）抵达澳门，三个世纪以来有关中国的误解才得以修正。当他的论著在一六一五年出版后，欧洲人才明白马可•波罗笔下的Cathay其实就是古文献中Seres地区的北部。之后的欧洲地图迅速地吸收这新知识，但却没有彻底改变对中国的理解。尽管利玛窦以及其他接触到中国文明的欧洲人对中国有一定的认识，他们仍然不把“大明”视为帝国。在他们眼中，“大明”一如以往，始终是“出产丝绸的地方”（“Sericaregio”及“RegioSinarum”），这时各种欧洲语的著述中，还是无间断地以“王国”（reyno西班牙语；reino意大利语；Knigreich德语）指称中国。
第一部正式提出中国为“中华帝国”的著作，是传教士曾德昭（AlvaroSemedo，1585-1658）以西班牙文所著的《中华帝国以及其耶稣会士的传教文化》（ImperiodelaChinaiculturaevangelicaenèlporlosreligiosdelaCompaiadeIesus）。曾德昭是利玛窦殁后的一代人，这书一六四二年在马德里出版，出版后，翌年旋即译为意大利文在罗马面世。不过，在邻国出版时，书名却被译成RelationedellagrandemonarchiadellaCina，即《中国伟大王国志》。然后于一六四五年被译成法文版的时候，书名又被译成HistoireuniverselledugrandroyaumedelaChine，即《中华大王国全史》。显然，不是每个人都认同西班牙原著以“帝国”指称中国的做法。而甚至可以说，曾德昭自己亦然。除了题目外，整本多达四百页的原文却只用了一次“帝国”。其余一致地以“王国”（reyno）指称中国，偶尔会使用“王朝”（monarquia）。换言之，曾德昭在书内并没有贯彻推销中国为帝国的说法。
一六四四年满洲入关建立大清王朝，是欧洲论述里以中国从王国一跃而成为帝国的重要转折点。满洲人占领明朝首都北京，震惊了整个欧亚大陆。这场暴力的政治嬗变，令西方观察者极度惊恐，他们将有关大清国征服大明国的相关记述，广泛传回欧洲，让有志来华的传教士得以评估政权更迭带来的影响。从现在文献可见，最早的记载是耶稣会士卫匡国（MartinoMartini，1614-1661）的《鞑靼战纪》（DeBelloTartaricaHistoria），副标题为：“本书记述这时代的鞑靼侵占几乎整个中华帝国，并简述当中主要人物”。这书以拉丁文撰写，并于一六五四年出版，十年内相继被翻译为法、德、西班牙、葡萄牙、荷兰和意大利语多种欧洲语言。卫匡国对中国与其“四百多年的敌人”鞑靼之间的关系做了简要概述。他至少追溯到宋朝并称中国为帝国，并指“帝国”一词能正宗地用于中国之上：“那就是说，所有长城接壤的省份之内”，书内加插的地图称为“中华帝国省份图”（SitusprovinciarumImperiiSinici。虽然行文内卫匡国使用的词语并不统一：时指中国“皇帝”（emperor）又指中国“国王”（king），不过，他较清楚地说明于一六四四年春被鞑靼征服的就是中华帝国，并将其统治者称为“皇帝”。卫匡国所写的另外一本中国史MagnoSinarumImperiogestascomplexa在一六五八年出版，书的副标题已用上“中华帝国”——“中华大帝国全史”。
此后，后来者便相继风从。出版于一六六七年的不朽巨著《中国图说》中，耶稣会士基歇尔（AthanasiusKircher，1601-1680）便广泛使用“帝国”观念指称已归于同一统治者汉人以及鞑靼（包括满洲人及蒙古人）的中国，他说：圣父，敬置你面前的是我新的智慧结晶。矗立着这伟大以及几乎不可计量的帝国，当中的满洲人汉人由君主专制政体的制度统治着，世人定会觉得这奇妙万分。这帝国人口及面积之广，相信地上没有能找到与之匹敌的国度。只有中国王国才有这样繁华丰裕的城市，几乎大到足以盖着全省，都城内的楼阁、村庄、佛龛及寺庙等栉比鳞次。这个地方以三百年的护城墙，与外隔绝经年，我们倒不如称它为帝国。我暂且按下不说这鞑靼帝国面积之广，一直没有人能确切明白它的界限。那些热心赞颂主的荣耀的人，会感叹本着如无数前人的著作般（要论述如此宏大部落及种族统摄于单一帝国内，当中又有极多不能尽录的人口在未知的区域内）一定会有不少的舛错。
上文反映欧洲人视中国为“帝国”的重要论点，它强调了君主专制政体“完美统治”下，广大土地上出现的丰盛财富。另一点更能反映大清国为“帝国”的，在于结合统治汉人及满洲人，这就是帝国理论中述及帝国是统治不同民族的政体一个重要条件。此后，西方有关中国的论述渐变得一致：中国是一个“帝国”，它的统治者为“皇帝”。
午门前的阅兵 绘者：托马斯·阿罗姆 刊印年代：1843年 出处：《中国：那个古代帝国的风景、建筑和社会习俗》
自己成为帝国的中国
综述上文，直到十七世纪中叶，西方仍然视拥有单一、具有延展性的社会及政体的中国为“地区”或“王国”而已。十七世纪中叶后，随着满洲人征服中原建立大清国，明显地让欧洲观察者看到建基在清开国功业上的就是帝国的本色。满洲统治者以强大军事力量征服明朝，传教士卫匡国及其他人看到的，是来者不善甚至是残酷的管治手段，这里反映的是，异族入侵破坏了中国主权，因而带有帝国权谋的特质。
当然，西方人视中国为帝国，除了是亲自体验了明清交替时的残暴血腥之外，这亦召唤了过去罗马帝国征服各地的历史记忆，瞬间以欧洲前近代帝国经验印证中国眼下发生的历史。我们可以确切地说，欧洲人在中国发现“帝国”并不是因为对中国语言及中国历史产生了什么新认识，不是他们试图以拉丁语、法语或西班牙语将中国“天下观”（产自中国本土而能与“帝国”观念比附的观念）翻译而成的。无论具体情形如何，清朝建基在多元种族之上，在欧洲人眼内，必然极类似同一历史轴上的神圣罗马帝国（九六二-一八零六）、奥斯曼帝国（一二九九-一九二二）、莫卧儿帝国（一五二六-一八五七）和俄国罗曼诺夫王朝（一六一三-一九一七年）。如果日耳曼、莫卧儿、土耳其和俄罗斯能称为“帝国”，同样逻辑也能用诸中国身上：中国是“帝国”，它的统治者——皇、帝（或者汗）自动成为帝国的皇帝（emperor）。这在十八世纪以后，在欧洲各种语言论述中国时达成共识。
不过，这仍然对中国历史没有产生任何波澜。如上所述，在近代之前，我们在汉语中找不到任何词语同时带有“皇帝——国家”（emperor-country）和“帝国”（empire）的复合意义。我们也知道，中国自古以来已有“皇帝”一词，但这是有别于表达“王”或“霸”的词，而且亦从来不曾与“地”及“国”等空间概念连用。那么，中国人自己何时发现中国是“帝国”呢？什么时候把中国的皇帝有意识地看成等同于西方的“emperor”呢？
据黄兴涛教授在《文化史的视野》（二零零零年，69页）一书所言，“帝国”一词是由留学东京的学生于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末带回中国的，原因是他们在日本早已被日本新词耳濡目染。这当然不是不可能，但目前我们还缺乏证据。另外，据刘禾教授《语际书写》（英文版一九九五年，附录A，269页）指出，“empire”的现代汉语“帝国”是由严复译介而来。意大利学者马西尼（FedericoMasini）在《现代汉语词汇的形成》（英文版，一九九三年，168-169页）有同样的说法，指严复在一九零二年翻译亚当•斯密（AdamSmith）《原富》时，首次译入“帝国”一词。刘禾及马西尼两位教授都指明，自己无法判定这词是否借自日语而来。不过，更重要的似乎是，应该对严复相关译词的选择及他的引文做更详尽的分析。事实上，亚当•斯密说到“帝国”时，紧接着马其顿国王菲利普东征西讨的霸业以及他统领的常备军。严译为：用此〔额兵〕而定希腊，亦用此而兼波斯。夫希腊合众之民兵，于时称最精，而斐立百战终克之。若波斯民兵，则息土之民，偷弱选耍，其克之也者，发蒙拉朽而已，岂有难哉。此为欧洲兵制置用额兵之始，亦即为一国并兼数部号英拜尔之始，载诸史传，亦世运之变局也。
在阐释“英拜尔”一词的含意的时候，严复附加了以下的解释：
英拜尔近人译帝国，亦译一统，或译天下。亚洲之英拜尔若古印度、波斯，今日本皆是。其欧洲则古希腊、罗马、西班牙、法兰西，今俄、英、德、奥，其主皆称帝者也。
从这段可见，“empire”一词在当时仍属一个新词，同时存着多种可能对译。以音译“英拜尔”翻译“empire”有力地表明，严复对empire的理解是来自英文，而非日语。不容忽视的是，对严复而言中国并不被构想为“帝国”，亚洲帝国中只有印度、波斯以及（现代以来的）日本，而非大清国。
如果我们进一步探讨这个问题，便会发现在中国文献中早于十九世纪末已偶尔出现“帝国”一词。最早使用这个词似乎是在一八二零年出版的《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在一篇由传教士马礼逊（一七八二-一八三四年）撰写的文章《全地万国纪略》中，他以非洲为例解释了世界上各国家层次结构，关系如下：
亚非利加之分，有侯国、有王国、有帝国，又有多小国未有一定的朝政者。
据现存资料来看，英语“empire”的含义这样翻译到汉语还是首次。而马礼逊的新词并不是从日本借来这几乎是可以肯定的。及至鸦片战争后，清廷专门负责粤海防的梁廷枏，睁眼看到西力压境下，在一八五零年出版的《夷氛纪略》内提供了他对欧洲政治主权分层架构的观察：窃思欧罗巴洲各国，即大国小邦帝国王邦，无分统属。
这可能是中国文人最早以汉语词汇“帝国”反映西方“empire”一词词义的用例。但同样重要的讯息是，清朝并不包括在内。《夷氛纪略》梓后约二十五年后，才在其他中国文人笔下看到再次使用“帝国”一词，李圭是其中一人。在宁波海关担任文案的李圭受总税务司赫德指派，前往美国费城参加美国建国一百周年博览会，李圭把自己的见闻撰成《环游地球新录》，由李鸿章作序并于一八七六年出版。李圭记述的展览会，其中一章指他看到日本展馆入口处的牌匾：“梁际悬金漆额，大书‘帝国日本’四字”，而中国那边则挂着“大清国”。当时的图片印证了他的说法，而且更显示英文字样“EmpireofJapan”。可惜，李圭没有进一步评析他对这新词新语有没有突兀之感。
在其后二十五间，但凡使用“帝国”一词都仅限于指日本或欧洲各国。直到一个决定性的时刻来临，“帝国”作为一个术语（既指大清又包含西方empire意义）的用法才真正普及。这就是一八九四至一八九五年甲午战争。在一八九五年四月签订的《马关条约》中、日语两版本中，清政府都清楚列为“大清帝国”──这亦是第一次“帝国”一词在官方文献中指称清朝。
有趣的是，这词出现在中文版比日文版本更频繁、更突出。中文版全文一贯以“帝国”指称清廷；日文的版本则要待称呼“大清帝国全权大臣”李鸿章及李经方时才出现。我们知道，熟谙外交事务的李鸿章，必定知道“帝国”词义，我们更可以猜想，他实在了解到国际舞台以“大清国”及“大清帝国”指称中国的分别。从官方档案可见，李鸿章与伊藤博文谈判时，他再三地称清朝为“我帝国”。只是作为战败方的清廷，难以与日本讨价还价，要求日本贯穿全文以“帝国”指称大清。
《马关条约》签订后数月，条约的内容通过传播西学媒体（如《申报》）广泛传于知识阶层间，文人士大夫及新式知识人迅速吸收以帝国称大清的做法，这些议国论政的意见首先投在一八九六年由改革派梁启超主编的《时务报》之上。其后在一八九九年《清议报》，就有这样的呼喊：“呜呼！斯政府，斯国民，斯官吏，何以得奋兴刷振大清帝国哉！”在官方的文献中，在义和团起义后这词就更普遍。譬如，一九零三年清廷向日本发出的一封国电，感谢日本盛情招待中国到大阪博览会的代表，简短的电报一开始就自称为“大清帝国”。
光绪二十九年五月十二日。大清帝国大后帝恭奉皇太后懿旨，电致大日本帝国天皇陛下。敝国前派专使贝子载振前往贵国大阪观会，深蒙天皇扰礼相待，足见中日两国邦交之亲密。皇太后及朕均皆欣悦无已。谨具电申谢。
由于这则电报后来全文印在《申报》上，全国皆清楚看到现在清廷不单以“帝国”自称，而且这样更反映出，厕身帝国之间有着平等“两国邦交”的意味。从一九零五年起，在中国官员及知识阶层，特别如张之洞、端方及章炳麟等的著作中，已非常习惯使用这词称呼清廷。特别显著的是一幅一九零五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全国地图，地图名称清楚标明《大清帝国全图》，而地图的广告在《申报》上亦占着当眼位置。这地图是当时最流行及印数最多的地图之一，不用说，这更进一步深化大清帝国的地理空间感。
以“帝国”指称清朝的最后定案，可以由一九零八年公布宪法草案的第一条文章中看到，其中明确列明“大清帝国”的统治者为皇帝，直到万世：“大清皇帝统治大清帝国，万世一系，永永尊戴。”这种用法标志着与过去的用法“大清国”或满文的“Daicinggurun”做了决定性的分野。此后，在所有官方文献中，清朝统一地以大清帝国出现。
从上述可见，中国是为帝国的观念发生在晚清中国。这是承自一个漫长演变过程后的结果，当中包括西方“帝国”观念传入历史过程，如何以汉语表述帝国，并渐渐得以融入中国的政治话语之中。显然地，无论其西方起源及演变过程如何，而甚至清朝覆亡都没有妨碍“中国作为帝国”的观念在政治和普及想象中的继续发展。最佳的反映，莫过于袁世凯尝试于一九一四年以“中华帝国”（EmpireofChina）复辟帝制。可以说，在中国历史上，曾经有一段非常短暂的时间，中国人在自称自己的国家时，与西方用上三世纪的名称是一模一样的。这个中西对称的用法，只维持了仅几个月，袁世凯复辟失败后，立即恢复了民国的称号，即是人民的国家（respublica），而非皇帝的国家。然而，讨论到中国过去历史时，帝国仿佛立即成为根深蒂固的惯用法了。清史研究第一人萧一山一九二三年所著《清代通史》里，就数次讨论“大清帝国”。萧一山认为，这个帝国是一六三六年创造的：
及经皇太极连年征讨以后，疆土日广，汗业益固，而文物制度，亦日见完密。于是始改号称尊，以建关东一统之大清帝国。故努尔哈赤之称汗，与皇太极之称帝，二者不同，不可混视也。
他还提到大清的帝国主义，不过，他说清朝的那种帝国主义跟清末列强的那种不一样：
因民族革命只注重民族主义，争民族之独立自由而已，对满清之帝国主义已足矣，以满清仅有政治侵略，文化经济，反落我后。而列强之帝国主义则不然，在政治侵略以外，尚有文化侵略、经济侵略。（同上，卷一，3-4页）
显然，对于民国时代的历史学家来说，把刚刚推翻的大清王朝视为帝国似乎不成问题。从此以后，在撰写中国近代史的人的脑海中，清朝无论是光荣还是衰败，还是“大清帝国”，使用“帝国”一词去指称中国过去全部历朝时，就像指称清为帝国一样的效果，代表的是所有朝代集体的过去。
“帝国”这个首先出现在西方论述中的概念，后来却蔓延到中国。历史中的清朝变成被淘汰的大清帝国，并以此“帝国”的称号投射到无限历史长廊镜头中，直到远古。这样的信念下，公元前二二一年以来的“传统中国”指的是贯彻始终的帝国，中国统治者总是皇帝。我认为，相信中国从始至终是个延绵从无间断的“帝国”是被误导的，然而这想法到今天仍刚劲有力。虽然在一九四九年后，视传统中国为帝国的称法消失了一段长时间，及至一九八零年起却有反弹的趋势，特别是在时下“中国崛起”、“复兴中华”论里，这种说法有着复兴昔日的帝国辉煌业绩的意味。
我们看到的是，毫无批判意识地使用“帝国”一词的习惯已经从一个论述系统嫁接到另一系统去，并成为新的习语。固然，不是每个人都同意这样的用法，譬如，有学者讨论到美国清史研究时，就指出中国学界被迫以“帝国”一词翻译empire，并指有必要酌量称“大清”为帝国（李爱勇：《新清史与“中华帝国”问题——又一次冲击与反应？》，《历史月刊》二零一二年四月，106页）。无论立场如何，这正是历史学者不能回避的问题，只有真正了解中国历史上的“帝国”，我们以古鉴今的工作才能对当下产生意义，而不是通过望文生义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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