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伪统治时期的邯郸

1937年10月，日本侵略者占领邯郸。不久，伪冀南道尹公署也移治邯郸，以便在政治和军事上对抗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在经济上掠夺邯郸及其周围地区的自然资源，把邯郸变成其在晋冀鲁豫交界地区进行殖民统治的政治、军事、经济中心。为此，日寇修筑了邯郸至磁山的铁路，加强峰峰同邯郸的经济联系，强行扩大棉花的种植面积，垄断市场经营，加强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这在客观上增强了吸收商品和集散物资的功能，使邯郸重新发展成为冀南地区的经济中心城市。

1.三个政权的并存

日伪政权 1937年十月，日军侵占邯郸后，派遣一个旅团常驻邯郸，节制冀南、安阳、邢台地区的日伪军。1938年4月24日，冀南道治由邢台迁驻邯郸，道尹公署位于今烈士陵园西侧（原邯山区政府院内），汉奸薛兴甫出任伪冀南道道尹。冀南道下辖邯郸、永年、磁县、鸡泽、曲周、肥乡、成安、广平、大名、南乐、清丰、濮阳、长恒、及东明等14个县伪政权。

邯郸伪政权的前身是1937年11月成立的邯郸县“治安维持会”，王曼卿任会长，次年4月伪“邯郸县公署”成立时，王曼卿出任伪县长。伪邯郸县公署将全县分为5个区，推行保甲制度，规定十户为一甲，百户一保，千户为一乡。甲设甲长，保设保长，乡设乡长，实行治安连座，共同负责。邯郸县共编有316保，计有3292甲。日伪政权通过保甲制度，对冀南地区实行严密的政治、经济、军事控制。

共产党邯郸县政府 1938年6月，中共冀鲁豫三特委派马功岑、李著前先后来到邯郸，负责组建邯郸县抗日政权和发展抗日武装力量，以配合八路军开展敌后抗日斗争。7月初，中共邯郸县工作委员会成立，由李著前任工委书记。邯郸县抗日政府也在东扶仁村宣告成立，并在亓固村成立了“邯郸县战地动员委员会”，同时还相继建立了邯郸县农救会、青救会、妇联会等抗日群众组织，组建了邯郸县抗日游击大队（简称县大队），由县长马功岑兼任大队长，李著前兼任政委。邯郸县抗日游击大队在邯郸、永年、肥乡交界地带建立了一个敌后抗日游击根据地。

国民党邯郸县政府 1938年秋，国民党的邯郸县政府在工程村成立，陈韵之任县长。陈韵之是邯郸县陈窑村人，他在陈窑一带纠集散兵游勇成立民团，并吞并了土匪王顺成武装，势力逐渐扩大，在邯郸西部、武安东部一带扛起了国民党的旗号，并与豫北的国民党庞炳勋部拉了关系。

这样，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邯郸县便形成了三个政权并存的政治局面。

2.冀南交通枢纽的形成

日军出于侵略战争的需要，制定了以掠夺邯郸地区煤铁和棉花资源为目的的所谓“发展大邯郸计划”。一是拆毁民房，修筑新民路（今和平街西段），扩大商业街区，增强邯郸市场吸收商品的能力。二是扩建邯郸火车站，作为其“建设大邯郸计划”的重要内容，将邯郸火车站的铁路通道增加到6股，提高了火车的发运能力，大大提高了邯郸站的规模和运力。三是修筑邯郸至磁山铁路，改建马头至峰峰铁路，还筹建邯郸至济南的铁路，兴办电力等，以掠取武安铁矿石和峰峰煤炭为直接目地。四是加快公路交通建设。到1940年，修筑邯郸通往冀南各县的公路达到83条，总长1000多公里；1941年各类公路又增加到160多条，总长达2500多公里；1942年各类公路又增至600多条，总长接近5000公里。[ 见《邯郸地区公路史》，人民日报出版社1988年版第56页。]日寇在主观上企图通过加强交通建设来保证其对冀南地区的军事统治和经济掠夺，但这在客观上进一步加强了邯郸的交通中心地位，促进了冀南地区的经济流通。

3.冀南商业中心的形成

在日伪统治时期，邯郸一带的媒、铁、棉、粮等重要的战略物资不仅遭到掠夺，而且民族工业遭到严重摧残，使邯郸的经济完全趋于殖民地化。所谓的“建设大邯郸计划”，目的是掠夺邯郸一带的战略资源，所以把峰峰、武安一带的自然资源区直接纳入到以邯郸为中心的经济区域之内。

早在1938年12月，日军就武装占领了峰峰煤矿，并以“受托运营”为名，对这一带的煤炭资源实施大规模的掠夺性开采，每年掠夺煤炭不下30万吨，并对这一带的民间小煤窑也严加控制，实行“军管理”经营。与此同时，日寇对武安一带的铁矿也进行勘探与开采，掠走大量富矿石。同时开始兴办电力，在城西侧沁河边安装了一台320千瓦燃煤发电机组，成立了“邯郸县电灯公司”，这也是邯郸城首次兴办电力。同时，日伪还在峰峰的纸坊村安装了一台5000千瓦发电机组，以保证煤炭的大规模开采用电。

日寇在占领邯郸期间，邯郸的民族工业备受摧残。1938年初，日军将面粉厂收归军用，改称“邯郸县军管理制粉厂”，后又改名“日华制粉株式会社”，所产面粉全供军用。在邯郸城内，还开办有1家酒精厂和1家电锯厂，酒厂有原来的7家增至10家，木工业由3户增至11户，铁工厂也增加到了5家，还有7家制镜作坊，6家螺丝作坊和7家酱菜厂以及分布在乡村的一些手工作坊，主要是染坊、榨油、柳编、石器等传统式的手工业。据不完全统计，在1931年，邯郸的工业、手工业共146户（市区有98户），到1942年又增到271户，1945年又增加291户。[ 《邯郸市档案资料选编》，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25页。]但是，由于日寇对棉花的掠夺和倾销“洋布”，使邯郸的纺织业和榨油业很快便走向破产，皮革业也因敌伪的“组合”垄断统治而垮台。由于许多传统的民族手工业不仅得不到发展，邯郸城内每年工业的总产值仅徘徊在2000万元左右。由此可见，日寇的侵略与掠夺，是导致邯郸经济畸形发展的根本原因。

日寇通过操纵邯郸市场而大量掠夺战略物资，在建立棉花、煤炭、粮食、油业等各种组合机构垄断市场的同时，对金融业也实行了“军管理”，进一步加强对商业市场的统治。1941年，日寇设立了朝鲜银行邯郸分行，代理日本银行业务职能，支持各洋行的流通资金。同时，允许河北银行继续开业，直接受中国联合准备银行的管理，为商业开办少量放款业务。除此之外，日伪政权还批准盛源、裕丰、天昌、华兴、万昌等5户私营银号经营汇兑，这对稳定市场曾起过一定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商业的发展。

邯郸作为冀南交通中心地位的确立，大大促进了冀南甚至更广范围内的物资交流。遂着商品物资流通量的扩大，整个商业交易中心由民国年间的城里及苏曹一带开始转移到火车站附近，当时的西南庄、南关、新民路、火磨街一带，客商云集。就商户而言，由1937年的320余家发展到1942年的1640余家和1945年的1420余家，在前后8年中，商户数量增加了5倍多。就工商业的行业而言，由1937年的30余个发展到1942年的45个，商业从业人员达到9899人，形成了棉花、粮食、服务等几大行业。[ 见《邯郸近代城市史》，测绘出版社1992年版第130页。]经邯郸集散的商品物资数量逐年提高，根据1942年的统计，棉花的运销每年增至200余车皮，约有20余万包，棉花行业的商户达160余家，从业人员近2000人，总资本达30余万元，占当时全城商业总资本160万余元的1/5多，成为全城实力最为雄厚的行业。

由此可见，邯郸自清末京汉铁路通车到40年代初期，城市经济的发展已据冀南各县之首，成为冀南地区的商业贸易和物资集散的中心，真正成为具有一定规模的近代商业城市。

4.“星火社”的抗日斗争

为了争取团结广大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开展抗日斗争，中共冀南三地委“文救会”和县抗日政府，以教育界为基地开展抗日活动。1941年4月，在学校青年学生中秘密组织了抗日群众团体——“星火社”，宣传抗日，发展社员，团结青年学生，争取进步人士，在县东北部一带掀起了教育界的抗日高潮。到1942年星火社社员发展到70余人，活动范围遍布各个学校，组织和发动爱国知识分子积极参加各种抗日活动。城市民众教育馆馆长宋清熙、商职学校校长张炳林、女子高等小学校长张郁周、县立第一高等小学教师张协瑞、第二怀幼小学教师李尊民等经常协助抗日县政府在教育界开展各种活动。

在邯郸教育界，冀卓吾先生是邯郸近代教育的开创人之一，是进步知识分子的代表。他毕业于北洋优级师范史地科，因带领学生开展破除迷信活动，被人称为“冀捉虎”，邯郸沦陷前曾担任县教育局长，在邯郸教育界德高望重。抗战爆发后，他回到五里铺家中隐居，伪县长王曼卿曾以老熟人关系多次请他出面主持邯郸的教育工作，均遭到冀先生的拒绝。邯郸县抗日政府成立后，他被任命为政府委员、战地委员会委员等职，他还将两个儿子送往抗日前线，投身于民族战争中去。1940年冀卓吾先生的三子仲猷在邯郸一带开展抗日活动被捕，伪县长杨肇基亲自出面，以冀先生出来为县政府办事为条件，保释冀仲猷，遭到冀先生的严辞拒绝。后经抗日县政府做工作，动员他到商职学校任职，利用他的声望，开展革命活动，营救被捕的抗日师生，冀卓吾先生表现了一个进步知识分子强烈的正义感和爱国心。

1943年，由于叛徒魏士才和林士杰的出卖，“星火社”遭到了严重破坏，有20余名社员被捕入狱。从此，“星火社”转为隐蔽斗争，瓦解和争取伪军政人员反正，配合邯郸县抗日游击战争，开展敌情侦察等活动。在邯郸解放时，有40余位社员参加了邯郸军管会工作，为接管邯郸作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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