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建筑业，因对匠人记载多语 焉不详，留下的资料很少。但从邯郸 留存下来的建筑以及考古发现，说明 邯郸古代建筑业非常发达。

民间建筑业，一直实行师傅带徒 弟的方式从事营造活动。如明代建筑 大师赵得秀（生卒年不详），号九峰， 肥乡县人，嘉靖年间道士。木工娴熟，技艺精巧，时人常以活“鲁班”称呼。总是独挑一担，出游四方。嘉靖年间，永年申崧岩驻兵 磁州，征聘赵得秀承建州南石桥。赵带徒弟完工后，观其桥“百丈一甓，势如半月，而不得其 斧凿之痕”。明代滏阳河上的多座石桥，或为其所建，惜无资料可证。

1945 年邯郸解放后，邯郸市有三个瓦、木合作社和一家私人营造厂。

明代以前建筑

赵王城 2007~2008 年，在南水北调中线建设工程的文物保护工作中，对赵王城西南 1500 米处的郑家岗遗址进行了大面积的发掘，发现了南城垣的外围壕沟系统。2010 年，在邯长铁路 扩建工程的文物保护工作中，对北城西垣的地下部分进行了解剖发掘。加上数年以来的考古勘 察与发掘，基本搞清了城垣本体建筑及其防雨排水附属设施的形式结构与功能，发现确认了赵 王城的内外壕沟系统。城垣墙体表面处理痕迹、防雨排水附属设施与内外城壕等几项内容的重 要发现，这是东周城市考古的孤例。

作为赵王城防御屏障的城垣建筑系统，依结构及功能可分为三个建筑单元：1. 城垣本体即 墙体部分，包括基座、主墙、附加墙等；2. 城垣内侧防雨排水设施，属于城垣保护性的附属建 筑设施，包括散水、铺瓦、排水槽等；3. 城垣外侧防御壕沟系统，亦应属于城垣的附属建筑设 施，包括内壕和外壕。

城垣本体建筑。赵王城的城垣均系夯土筑成。夯层整齐，厚度均匀，一般在 8—9 厘米， 局部厚 10 厘米。夯窝大小不太均匀，直径 4.5—5.5 厘米，深 0.5—0.7 厘米。夯层内包含有很少 量的陶器残片，个体碎小，可辨器形有绳纹灰陶筒瓦、板瓦、素面豆等。

城垣墙体表面加固保护处理痕迹的完整出土，是城垣建筑考古的一个重要发现。西城南垣 墙体内侧壁面上，保存存有清晰的麻布纹印痕，上面还有捶打的小窝状痕迹。北城西垣墙体内 外两侧的壁面上，均发现整齐密集的规整圆形夯窝，夯窝直径 3 厘米。城垣表面加固处理原始 痕迹的完整发现，是东周城市建筑考古的重要收获。

城垣基座的断面大致呈倒梯形，底宽 16.9 米、顶宽 17.3 米、高 0.7 米。主体墙建于基座之 上，存高 5—7 米，底宽 15.1 米，即主体墙较基座台面要窄，向内收缩约 2 米。西城东南角一 带的墙体内侧还另建有附加墙。附加墙直接附帖在主体墙内侧，基底部分将主体墙的基座包裹在内，夯筑质量不如主体墙。附加墙的功能可能主要有二：一是加固、拱卫城垣交角地带的主 体墙；二是顶面铺设瓦顶，与主体墙内侧的瓦顶连为一体，扩大流泻雨水的面积，以增加排水 量和提高排水的速度。可能是考虑到军事防御功能的需要，城垣交角处的城垣建筑体积均较一 般地段的要大，尤其西南角最宽。故顶部的面积亦即受雨面积也大，需要及时迅速排水才能保 护城墙不受损失。

城垣墙体内侧的形制结构非常特殊，呈多级台阶状内收至顶。自基座台往上 1.5—2 米处 向内收缩 0.95 米，形成第 1 层阶面。又向上 1.5—2 米，再次向内收缩 0.8 米，形成第 2 层阶面。 接着向上 1.5—2 米，即为第 3 层阶面。再向上即为现存夯土墙顶部，有无第 4 层阶面不祥，以 墙体应有的高度推测或许应该有第 4 层。根据现有的发现及城垣高度的推测，其内侧的台阶级 数应该在 3~4 级。城垣内侧建造成台阶状的目的就是为了在台界面铺设瓦层，即为城垣的防雨 排水设施。这种形式的城垣内侧结构，是东周城市城垣建筑形式的唯一实例，因而具有十分重 要的研究意义。

城垣内侧防雨排水设施。城垣内侧普遍修建有防雨排水设施，包括 3 种类型：其一是城垣 内侧台阶面上用板瓦、筒瓦相配，铺设成斜坡状瓦面顶，类似房顶的瓦覆盖面，简称“铺瓦” 。其二是用陶制排水槽修建的坡道状水槽道，简称“排水槽道”，相隔一段距离铺设一条，西 城南垣 2、3 号两条排水槽之间的相隔间距为 27 米。铺瓦与排水槽道相结合，共同构成城垣内 侧完整的防雨排水建筑设施。其三是城垣内外两侧的散水面，系用卵石铺设，宽 0.6~1 米。

三种类型的城垣防雨设施，相辅相成，共同担负了城垣的防雨排水功能，此种建筑形式在 其他东周城市遗址中尚未有发现，因此尤值得关注。铺瓦的功能一方面是将夯土墙体遮盖避雨， 另一方面还是城垣顶部雨水下泄的接受面和通道，兼承着城垣本体的防雨与泄水两方面功用。 在城垣内侧，多层铺瓦和散水构成的梯级阶面，形成了多层落差泄水的形式。

排水槽道的功能主要是泄水，将城垣顶部的大量雨水直接快捷下泄至地面，以分担铺瓦的 一部分泄水功用。单体的陶制排水槽形似簸箕状，横断面凹形，平面近似正梯形，顶窄底宽， 箕面近底沿处（6~7 厘米）左右装设 2 个凸起的顶扣，以便排水槽两两衔接时防止滑落。排水 槽的安装方式是：在城垣内侧自墙体顶部向下开设斜坡状沟槽坑，然后放置排水槽并一一衔接 铺设好，最后形成坡状排水槽道。

排水槽道的维修与增补铺设部分，是城垣建筑遗迹的一个重要新发现。在西城南垣 2 号排水槽道，发现了在原有排水槽道的正上方重新铺设排水槽的现象：下层排水槽道在第 3 层台界 面依壁而斜立，而后来续建的上层排水槽道则将第 3 层台界面用土填塞成斜坡状。因此两条排 水槽在第 3 层台界面形成一个间距，最大处有 0.7 米，向下部分逐渐接近最后重合为一。排水 槽道维护修补遗迹的新发现，修正和扩展了过去对赵王城城垣排水槽道结构形式的认识，对全 面研究认识赵王城城垣建筑具有重要的意义。

城垣外侧防御壕沟系统。长期以来，由于考古发现的局限，对于赵王城的城壕情况不太明 了，以至于认为不存在城壕。近年的考古发现表明，赵王城不仅建有完整的内壕防御系统，还 包括南垣以南 1000 米处的外围壕沟。

西城南垣外侧的城壕，北距城垣基约 17—19 米左右。断面大致呈倒梯形，口部宽 10 米、 底宽 2.4 米、深 3.8 米。西城南垣以南约 1000 米处的郑家岗附近，发现有东西走向的外围壕沟系统，与南垣基本 平行，由三条平行壕沟组成，间距 10 米，目前钻探探明的长度约 1100 余米。三条壕沟的形制 结构基本相同，开掘在生土层中，被战国晚期文化层所叠压。断面呈倒梯形，北侧壕沟（1 号） 口部宽 4.2~4.6 米、底部宽 0.45~0.6 米、深 2.3~2.6 米；中间壕沟（2 号）口部宽 4.3~4.9 米、 底部宽 0.5~0.6 米、深 2.3~2.6 米；南侧壕沟（3 号）口部宽 3~3.8 米、底部宽 0.6~0.7 米、深 2.2~2.6 米。沟内填土分多层，多呈垂弧状堆积。包含遗物有战国时期的灰陶罐、盆、豆及板瓦、 筒瓦残片等。根据地层及出土遗物分析，壕沟的年代在战国晚期到末期，其中北面 1、2 号两 条沟的年代相近，最南面的 3 号沟年代略晚。另外，1 号沟北侧发现一排长方形柱坑，3 号沟 南侧发现有环形附属壕沟以及车辙沟，它们与三条壕沟共同构成一个规模宏大的防御系统。

根据目前的考古勘察资料判断，赵王城南郊的外围壕沟，西连渚河，向东的情况尚不明朗， 推测应与东面不远处的滏阳河相连。如此，人工开挖的壕沟与天然河道有机联系起来，构成了 赵王城南面、及东、西两面近郊的壕沟防御体系，并且它们与城垣外侧附近的城壕一起，共同 构成了赵王城规模宏大而完整的壕沟防御系统。

独特的城垣建筑。赵王城遗址在东周列国都城址中的保存情况最好，是研究东周城市考古 的重要实例标本。近几年集中于城垣考古所取得的收获，突出地显示了赵王城在城垣建筑方面 的鲜明独特特征：城垣墙体表面加固的布纹及夯窝痕迹，城垣内侧台阶式结构、散水及铺瓦与 排水槽设施，城垣外侧远近两重城壕系统等等。所有这些独有的建筑形式，为研究赵邯郸故城以及东周城市考古提供了最新的实证依据。

邺城   古代邺城的建设上承两汉遗风，下启隋唐盛世，是中国城市历史发展链条中的一个 关键环节，从邺城的建设发展情况反观中国古代城市更新的可持续性。

从东汉末年起，邺城历经三国、 西晋、东晋十六国和南北朝时期，曾先 后作过曹魏、后赵、冉魏、前燕、东魏、 北齐这 6 个王朝的都城，直至隋初，被 隋文帝杨坚焚毁。在这数百年间，从曹 魏时期的邺北城到北齐时期的邺南城， 无论是城市格局还是建筑面貌都在发 生着变化。因此，从邺城本身来说，它 的城市更新过程就是古代城市可持续发 展的一个极好素材。邺城在中国城市规划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魏晋时期是我国都城发展 史上的一个重要的过渡期，这个阶段是城市逐步发展为完备的封闭式里坊制城市的阶段。邺城 作为里坊制鼎盛时期的第 一个成熟代表，其变迁恰 恰见证了里坊制如何走向 成熟的过程。 邺城是中 国及其邻近地区尤其是东 亚地区都城模仿原型的最 原始形态，同时也是中国 都城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曹魏邺北城在中国城 市发展史上是一个关键的转折点，它是中国第一个依据城市规划有步骤建设的都城，全城强调 中轴安排，王宫、街道整齐对称，结构严谨，分区明显。这种布局方式上承秦汉，后启隋唐， 后代都城的规划都以此为例。特别是它对后来的长安、洛阳、北京城的兴建乃至日本的宫廷建筑都有深远影响。 从地域上讲，古邺城是在古邯郸地位衰微之后在河北这片土地上崛起的第 二个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作为河北地域文化的载体，邺城具有着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城市 的典型特征。研究邺城的城市建设与发展对发掘河北地区的地域文化和历史发展特点有着极其 重要的意义。从文化生态的角度来研究一个城市的历史发展和表现特征是十分必要且有益的。 邺城的规划建制特点之所以独特，其原因是与当时的环境和文化背景分不开的。魏晋南北朝时 期是战争频仍的历史时期。北方民族进入中原，形成民族大迁移大融合的复杂局面；佛教的传入， 促使佛寺、佛塔和石窟等佛教建筑大量出现，成为中国仅次于宫殿的重要建筑类型；文人乐于 退隐山林，促使了自然美的更深发掘，中国园林美学获得发扬的契机……深层次地挖掘在城市 中生活的人所具有的思想、文化和行为特征，探讨这些因素对城市发展的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在城市发 展研究中是必不可少的。

据文献记载，邺城平面呈长方形，东西长 7 里 , 南北宽 5 里。有两重城垣：郭城和宫城。

郭城有 7 座城门 ( 南面 3 座，东、西各 1 座，北面 2 座 )；城中有一条东西干道连通东、 西两城门，将全城分成南北两部分。干道以北地区为统治阶层所用地区，正中为宫城，内有举 行典仪用的建筑和广场。宫城以东为宫殿、官署。官署东为戚里，是王室、贵族的居住地区。 宫城以西为禁苑──铜雀园，其中有粮仓、武器库和马厩；园西北隅凭借城墙加高筑成铜雀、 金虎、冰井等三台，平时供游览和检阅城外军马演习之用，战时作为城防要塞。东西干道以南 为一般居住区，划分为若干坊里；3 条南北向干道分别通向南面 3 座城门，中轴线大道北通宫 城的北门──端门。城的东门外为对外交往和设市之地；迎宾馆──建安驿设于此。邺城的西 门外有大片皇家苑圃和水面，曹操曾在此操练水军。为供城市用水，引漳河水从铜雀三台下流 入宫禁地区，一部分河水分流至坊里区，从东门附近流出城外。

邺城的主要宫殿毁于西晋末年。公元 334 年后赵石虎迁都邺城时 , 沿用曹魏时的布局重建。 公元 6 世纪北齐在城南增建新城，史称邺南城，比北城更大更奢华。

大名故城 唐至明初大名故城，在今大名城东北 6 公里处大街乡一带，今大街乡大街村即 旧大名府城的中心。今南门口、东门口、北门口、铁窗口四个村庄是当时府城的四大门口。城 址面积约 36 平方公里，是一座有着 1000 多年历史的古城。据大名县志记载，此城始修于唐僖宗中和年间 (881—884 年 )，为魏博节度使乐彦桢沿西 城外旧堤所筑，周长 40 公里。923 年，后唐李存勖在此登基称帝，改大名府为东京兴唐府，国号“唐”，史称后唐。宋仁宗庆历二年 (1042 年 )， 因契丹南侵，吕夷简建议建大名为北京，以示 仁宗要御驾亲征抗契丹之决心，仁宗从之。乃 修内城为宫城，周长 1.83 公里，宫城南有省凤、 顺豫、展义三门。东有东安门，西有西安门。 同时，修筑了外城，周长 24.3 公里。南有南河 门、南砖门、鼓角门，北有北河门、北砖门， 东有冠氏门、朝城门，西有魏县门、观音门。金挟刘豫为齐帝时，都此，建皇城和外城， 皇城周长 1.83 公里，外城周长 24.3 公里。 1130 年，金军将赵宋逼过江南，扶降将刘 豫在大名建都称帝，国号“大齐”，史称“伪 齐”。元代置大名路，明代沿袭旧治，统 领一州十县。明惠帝建文三年 (1401 年 )， 大名府城沦于水患，而后迁于艾家口，即 现今之大名城。

存大名府城遗迹是外城西北部分残垣土墙，最高处 7 米，最宽处 12 米，以河堤至铁窗口段、 营庄段较为完好。另外还有双台宫殿区、狄仁杰祠堂碑、五礼记碑、卢俊义庄园和临济祖庭兴 化寺等遗迹。遗址内还不断发现砖瓦、黄釉注壶、青瓷碗、白釉黑花坛、灯形器、红陶罐和石 刻佛像等遗物。

2006 年 5 月 25 日被国务院公布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其他古城遗址 讲武城遗 址。位于磁县城南漳河北岸，往 东 12 里有邺城，往西 20 里漳河 南岸有伯阳城。讲武城唐代以前 称武城，《水经注》载：“漳水 又东，经武城南。”宋代以后改称讲武城。《北辕录》：“相，讲武城 ……皆在境内。”城址仅存东墙和西城 墙的部分残段。城墙高 2—9 米，基宽 17 —26 米。城内文化堆积较厚。1958 年， 发掘出板瓦、筒瓦等建筑构件和豆、罐、 盆等生活用品，属于战国至宋代城址。

2006 年被国务院公布为第六批全国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石北口遗址。位于永年县临洺关镇 石北口村西南 100 米的台地上，属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类型。台地东西长约 1000 米，南北宽 为 800 米，形状呈不规则长方形，总面积约 20 万平方米。文化层一般厚 1—1.5 米，少数地方 达 4—5 米 ( 多为沟内堆积 )。石北口遗址的特征与后冈文化基本一致。

1986 年至 1987 年，省、市文物部门对该遗址进行了规模较大的发掘，发现新石器时代房 基 1 处、灰坑 96 个、墓葬 8 座，并出土陶、石、骨、蚌、角器等 1033 件。

石北口遗址是豫北、冀中南地区最富有明显地方特征的新石器时代遗存之一，尤其是早期 遗存的发现，不仅丰富了后岗一期文化的内涵，而且为探讨该遗存同磁山文化的关系提供了新 的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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