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罚缓执，系指囚犯经判刑确立，应执刑而未执刑的情况。笔者以为，元代刑罚缓执之因，概括有二：一为朝廷政策，二为官吏索贿。试就上述两种情况，论述如下：
朝廷政策
元代于至治三年颁行《大元通制》前，并无制定法典。从中统元年迄至元八年，元廷秉持有法依法，无法援例之原则，对于狱讼判决，允依“旧例”（即金《泰和律》），作为判例依据。至元八年废止《泰和律》后，造成地方无法可依，常违名错判。当时，朝臣一再指摘“无法可守”，或“无法可依”。如崔彧于至元二十年铮言：“宪曹无法可守，是以奸人无所顾忌。宜定律令，以为一代之法。”随后，郑介夫上奏言：
胡祗遹亦言：“官吏断事，无法可守。当议颁降条法，不致罪一而刑异。奸吏因缘，高下其手。”、“法不立，则人君之权去矣。……小则一县一邑，大则一州一郡，无法可守。”胡氏以为：
有学者认为，元廷不撰法典，与统治者蒙古至上主义有关。
至元八年废除旧制后，朝廷直至二十八年才颁行《至元新格》。
《至元新格》在朝廷“务使刑罚简便易行”的原则下，无法适用所有的犯行。各地官衙审讯狱讼时，为避免错判，除私自袭用旧律者外，常以拖待决，未按例大辟、决狱者，日益增多。随后，朝廷于大德三年颁行《大德律令》。此法令将旧例中，对于窃盗、伤人致死等应判死罪的规定，改以减死论罪替代。如强盗罪，从一体断罪改成“首从不同刑”，只有为首且“强盗至四十贯者，死罪，余以徒流之刑取代。”
延祐七年，朝廷将《大德律令》中关于强盗罪的刑罚，改为“强盗持仗伤人者，处死”，余依罪刑，以减死罪论，分别断决。如济南路（今山东济南）有民韩进，因斗殴而误杀人，官论其罪，虽应判死罪，援引减死论罪后，罪“减一等，合徒五年”，并杖七十七下。馆陶县（今河北馆陶）民王狗儿，与翟二嬉戏时，“不意脱手，将翟二推在河内”淹死。王狗儿虽获死罪，准“减一等”，“合徒五年，决徒年杖一百”。江阴州（今江苏江阴）有民赵屠，误杀刘铁，应判死罪。刑官听从典吏陶煜之说，“得以减死论”决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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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如邓文原审盗赃案时，曾引“减死论”，将死刑犯减罪。贡师泰亦于审理狱讼时，援用此法判决。减死论罪的施行，是因朝廷认为，“虽强盗，缘初无为盗之心。故计赃以强盗论，赃重至死者，许减一等”，判决役流之罪即可。据《刑统赋疏》言，此为元廷“法重犹矜于死”之策。笔者以为，减少死罪，增加流、徒之囚徒，反而造成配役处牢狱的淹滞，未能根本解决问题。
至治三年时，元廷颁行《大元通制》。但，即使颁行法典，因为冤、疑狱与流、徒刑囚的增加，导致滞狱的情况，未见改善。为此，元廷于致和元年，首次规定“疑狱系三岁不决者，咸释之”，以舒缓牢狱淹滞，并屡获重申。如天历二年，朝廷即重申“囚在狱三年，疑不能决者，释之”。元统二年时，规定狱囚“禁系三年，不能决者。……即与疎放。”
然而，上述规定遭部分官员曲解，不论狱讼难决与否，罪情轻重，有无冤屈，凡禁达三年期限者，即予开释。如至顺三年，沅陵（今湖南沅陵）有民雷乙，以斧杀文甲，遭逮入狱，因事证不足，久禁狱内。有部使者录囚，以“三年之疑狱，释之。”苏天爵察得后，言：“此事二年半耳！且不杀人，何以衣污血？……何谓疑狱？”至正时，庐陵县吏韩梦臣代官鞫狱时，有囚因罪证不足，系狱十九年。韩氏遂以“疑狱条例，陈之守长”，并“议拟成案”，释之。四年，山阴县（今浙江绍兴）有狱，官吏验视不得解，遂以“疑狱释”。
为此，朝廷于至正七年，提高释囚条件为“在禁五年以上，累审累翻，疑不能决者”，由监察御史，或廉访司申明后，方得开释，以减缓滥释之弊。
《元史》在世祖时代，记载朝廷每年断死罪的人数。至成宗时，仅有零星记载。武宗以后，不复所见。期间，仅在大德七年，记有朝廷“审冤狱五千一百七十六事”；及延祐七年，朝廷“决狱轻重七千六百三十事”两例。上述两次决狱，应是朝廷将各地历年上呈，应决未决，或已决未执，所累积的重刑狱事，审决完毕。之后，不见朝廷公开决狱的记载，仅有刑部主事者，个别决狱的案例。例如顺帝时，余阙曾任刑部主事，因“疏涤冤滞狱五百”，遭“上官忌其才，议寖不合”，投袂而归。余氏之例，反映当时的刑官既不愿，亦没有能力决狱，迳以缓执解决。诚如沈家本所言，元代的“天下死囚，审谳已定，亦不加刑，皆老死于囹圄”，时人难见大辟，不知何谓死刑。叶子奇亦言：“七、八十年之中，老稚不曾覩斩戮。及见一死人头，辄相惊骇。”沈、叶之言，说明元代刑罚缓执的现象。
官吏索贿
元代吴澄曾言：“数十年来，风俗大坏。居官者，习于贪，无异盗贼己。不以为耻，人亦不以为怪。”能居官自持者，千百不一二。当时，许多地方官吏，贪污、索贿的管道，主要来自于狱讼。因此，囚徒开释与否，常与贿赂官吏与否，画上等号。若囚徒不行贿官吏，将遭受拷掠或拖延审理，或以疑狱待闻，久禁不释。如胡祗遹即言：“小吏狱卒，百端凌辱。小心畏法者，以致饥饱劳役。轻则因而成疾，重则致命者，往往有之。”王与亦言：
（狱囚）倘若不满所求，从而叚炼成狱。及有放火踪迹不明，被强盗之类。吏卒数令事主，妄指平人，因而破家。致有拷讯而死，捏合文案者。
胡祗遹认为，许多狱讼迟久未决的情况，皆因“奸吏掯勒延迟之计”。胡氏言：
今司县官吏贪邪，……受讫贿赂，或瞻徇嘱托，……行求费钞数百贯，逗遛七年、十年不能杜绝。
如此，使富者易以贿赂开脱，贫者终年系狱。元初，郑介夫曾就此言：
胡祗遹亦言：“元告、被论两家，公共贿赂，又不决断。岁月既久，随衙困苦，破家坏产，废失农务岁计。”换言之，“两家贿赂，钱多者胜。以屈为直，以直为屈，不胜偏倍。”如某县有两家争地一亩，价钱不直数贯。但光“上下前后官吏行求”，即费钞数百贯。但，诉讼仍是“逗遛七年、十年，不能杜绝”。
对于官吏索贿的恶行，苏天爵曾言：
苏天爵以为，官吏敢藉狱讼索贿，是因为：
有司公吏巡捕人等，往往因其捕获，乘机肆意掠夺。所犯罪有轻重，家资为之一空。……其家因为得罪，盖亦不敢告陈，有司亦不受理。
如大德四年，建平县（今江西余江）有词讼，变易于吏手，使得民讼“积年不决”，以为奸吏贿赂所用。至大时，董讷听闻江西民好讼，曾言：“民固好讼，亦由官吏倡之，因逗挠为利。”其后，吴澄亦言：“贪官喜民讼之繁，则其需贿之。”二人不约而同，道出地方官吏“无讼而起讼”，藉狱讼索利之心态。婺州路吏朱敏，见官员审理狱讼时，随意诬陷平人，违名错判，曾批评这些官员“沈酣利欲，良心泯灭”。延祐时，沙县（今福建沙县）陈氏丰于财，死后子幼。有欲据其业者，兴讼于官府，并贿于上下，使“讼久弗能定”。至顺末，湖州路判官钱珍，诬推官梁楫贪污，廉访副使刘安仁受钱氏贿，“逮系者二百人”，久不决。
后至元初，婺源州（今安徽黄山）有民江某死，前妻与子，毒杀后妻，事发入狱，然官府“利其贿，不问也”。四年，平江路有豪霸犯罪，嫁祸他人，“厚赂官吏，而抵其罪”，使无辜者久禁牢狱。至正十二年，庐陵县（今江西吉安）有富民，为乡氓所诬，“有司利其财不厌，系狱十九年。”龙阳州（今湖南汉寿）有兄诬弟弑舅，告官逮捕。兄贿官员，捏造伪证，此案遂久不决。二十一年，福清州有香严、灵石两寺争地。吏受贿于灵石，乃窃更成案，“反诬香严妄疑”，致此狱讼“不决者，二十年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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