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胜利后，这场霍乱的真相才被揭开。原来这根本不是什么“天灾”，而是日本侵略者蓄谋已久的一场“人祸”，也就是日军口中的“十八秋鲁西作战”计划。

　　1943年，是日本昭和十八年，这一年的八月至十月，由驻北平的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大将冈村宁次和原731部队长、细菌权威石井四郎亲自部署，由驻泰安的59军团、师团长细川忠康具体指挥，另有20余名日军高级将领参加，日军在鲁西地区开展了细菌战，这场细菌战的代号就是“十八秋鲁西作战”计划。霍乱细菌被投放在河水中，随着日军决堤，水流到哪里，哪里就会迅速感染霍乱细菌，据日军战俘交代，通过陆地撒播和决卫河大堤，霍乱菌在鲁西北十八县及冀南大名、曲周、永年、鸡泽、威县、清河等县猛烈蔓延开来。根据事后日军第四十四大队调查得到的数字来看，临清、馆陶、武城、丘县等县成为一片汪洋，遭灾总面积达960平方公里，40万吨农作物被淹没，6000户房屋被冲倒，受灾居民45万人，因霍乱、水淹、饥饿死亡32300多人。

　　为什么将细菌战地点选择在鲁西地区，尤其是临清?临清党史研究室副主任陈琳介绍：“日军之所以选择在卫河流域发动细菌战，是因为卫河作为山东、冀中、冀南、太行山解放区的重要连接点，极具战略地位。”除了这里战略位置重要外，还有很多原因，包括卫河河床高于地面，利于决堤放水;卫河水位上涨，严重威胁着日军控制的津浦铁路和后方重要军事基地德州的安全。将卫河决堤把水放于地势低洼的左岸，既能保住津浦线，又能保住德州。据战后战俘交待，实施细菌战还有两个目的：一是检验日军大部队在霍乱盛行区行军、作战的防疫力和持久力，用他们细菌战的术语说，是进行“抵制试验”;二是检验霍乱杀伤能力，为进攻苏联以及使用生物武器做演习和准备。

　　铁证如山的罪行

　　日军一直以来都在竭力掩盖鲁西细菌战的真相，将“十八秋”细菌战对外宣称为“华北方面军第十二军十八秋鲁西作战”，细菌制造、作战活动均打着卫生防疫的幌子，作战计划、命令和汇报统统使用隐词、反语;对配合执行作战的海陆空军官兵也严加保密，除少数高层人员外，其余官兵包括具体操作人员均不知自己所为。日军战败后，山东细菌战部队在日军大本营的关照下销毁罪证，派人携带相关资料潜回日本本土。

　　但历史的真相不容扭曲，随着研究的深入，以及相关证据的发现，还有亲历者的回忆，以及战俘的供述，已基本上可以还原整个事件的真相。 2012年9月17日，鲁西细菌战陈列馆在临清市刘垓子镇开馆，“鲁西细菌战，罪恶深重，铁证如山”。

　　近日在临清发现了一个侵华日军遗留的旧铜壶。壶身为军绿色，整体呈扁方形，壶顶上有“化工”字样。“在日军制造霍乱的70年后，铜壶和军帽能得以重现天日，有极其宝贵的物证及科研价值。”聊城市博物馆的刘保哲证实说，“铜壶和棉帽确为日本侵华战争的真实遗留物证。”1943年夏末秋初，侵华日军曾挖开临清卫河大堤，造成河水泛滥，并往河中投放霍乱菌，在鲁西北制造了一次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细菌战，导致鲁西北十余个县市区大面积灾荒，且直接令几十万人命丧黄泉。

　　据统计，日军在侵华期间，共进行了5次大规模的细菌战。1939年，中苏蒙边境的诺门罕细菌战，导致1300多人死亡;1940年发生在浙江的鼠疫战，造成约10万人死亡;1940年，发生在湖南常德的鼠疫战，有名姓的共死亡7643人;1942年发生在内蒙临河，五原鼠疫战，586人;1943年，山东卫河流域“霍乱作战”42.76万人，据日俘交待是五次侵华细菌战中规模最大，造成国人死亡人数，最多的一次细菌战。

　　当年被日寇铁蹄蹂躏的鲁西地区，早已发展地繁华富庶，但那一段惨绝人寰的历史、那一段刻骨铭心的仇恨，却不容得我们忘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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