邯郸是战国七雄之一赵国的都城，历史文化底蕴深厚，美酒香醇、佳丽辈出。古有阿房、罗敷倾国倾城，今有艾楚怡在中华小姐问鼎;古有赵酒润人心田，今有丛台誉满中华。曹魏建安文化源于东汉末年，以邯郸临漳西南的古邺城为中心，豪放阔达、质朴刚健。

邯郸选美大赛之曹魏建安文化队以临漳曹魏建安文化为背景，以曹操、曹植、曹丕为代表的建安文学为基调，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及对后世影响的众多领域。

提起建安文化，最引人瞩目的当属“建安文学”，“三曹、蔡文姬、建安七子”的文学组合，在东汉末年为大家献上慷慨悲凉，积极向上的文化盛宴。

建安是东汉王朝最后一个皇帝献帝刘协的年号（196～220）。建安文学是魏晋南北朝文学的最初阶段，也是我国中古时期文学史上一个光辉灿烂的时期。

建安文学发轫于汉末大乱之际。东汉后期，外戚与宦官相皆专权，桓帝到灵帝三十年之间发生了两次党锢之祸，政治上的急剧腐败和经济的凋敝，削弱了中央集权的政治。土地兼并，农民大量破产导致了公元184年的黄巾农民起义。在镇压黄巾起义过程中，割据势力不断壮大，为诛杀宦官，大将军何进调军阀董卓入京，结果酿成历史上有名的“董卓之乱”，进而又形成了军阀割据的局面。

公元196年，曹操迎献帝，定都许昌，改年号为建安，从此挟天子以令诸侯。建安十三年，赤壁之战之后，中国进入魏、蜀、吴三国鼎立的相对稳定时朝。

2、建安文学的内容。社会的急剧变化，结束了汉代的政治大一统和思想的大一统，异端思想突起，孕育了建安时代的精神和建安文化。建安文人在乱世中不辍著述，面对汉末的政治与文化浩劫，他们珍惜文化，关怀时事，表现出一种可贵的人文精神。曹氏父子和建安七子创作出大量的反映现实，反映人民疾苦的作品，曹操的《薤露行》、《蒿里行》，陈琳的《饮马长城窟行》，王粲的《七哀诗》，阮瑀的《驾出北郭门行》等，都是这种人文精神的具体体现。

汉一统思想的结束，使传统的经学师法、家法遭到破坏。繁琐的经学的衰落，推动了思想解放和文学观念的发展。文人从汉儒僵化的社会秩序中解放出来，开始以积极进取的精神面对人生，面对广阔的现实生活。他们开始追求不朽的功业、不朽的文章。曹丕在《典论•论文》中说：“盖文章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曹植在建安时期也一再表白：要“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岂徒以翰墨为勋绩，辞赋为君子哉!”（《与杨德祖书》）。对功业与对文章的追求，成为建安文人的人生理想，也是建安诗歌发展的一种文化基础，文学从此摆脱了经学的附庸，进入自觉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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