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还可以举出一系列反映刘秉忠人生境界的事例，但上述两点也就够了。在古代封建社会，能够做到这两点是很不容易的，就是社会在前进了700多年的今天，做到这也是不容易的。刘秉忠不为官位和钱财所动，那么他是怎么样的一种生活生存方式呢？刘秉忠这个人非常聪明，他一生都披着隐士”的外衣，隐士可以隐于野，也可以隐于朝。隐于野容易，隐于朝很难。刘秉忠在朝就隐得很高明。这种隐，有一种好处，可以避免来自各方面的攻击。人们追逐的不是官位的名和钱财的利吗？刘秉忠辞让官位，不慕钱财，使对立面没有攻击的目标和目的。这样，就为刘秉忠留下了宝贵的时间和精力。他利用这些宝贵的时间和精力，安闲而从容地做了以下几件重大的事：ー是思谋大事。刘秉忠根本不考虑那些冗杂的小事。连忽必烈也知道刘秉忠“不屑细务”。经过深思熟虑，刘秉忠为大元帝国设计出了一个非汉族政权统一全国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政治蓝图，设计出了两个具有国际一流水平的都城。仅这两点，刘秉忠的人生境界和韵味的含金量就应该得到高度的评价。二是推举贤才。刘秉忠深得忽必烈的信任，他利用这个有利条件，推举了一大批有真オ实学堪当大任的人オ，其中有的后来官至右丞相、左丞相或参政、平章政事等中枢要津官位，也有的身为封疆大吏或地方行政长官，官拜宣抚使、转运司事或行御使台御史中丞、路府总管。所以徐世隆在《祭太保刘公文》中说：“身为师宾，门多卿相。”但是，刘秉忠并不以他的特殊身份和地位谋私利，安插自己的亲友。刘秉忠的弟弟刘秉恕也很有学识才能，刘秉恕为避嫌就是不推荐，还是忽必烈听左右的人说，才召见，刘秉恕靠自己的才能官至吏部待郎、安抚使、总管。三是孜孜读书。刘秉忠的日常生活十分淡泊，斋居蔬食，终日淡然。纷杂的官场对刘秉忠没有什么吸引力，热闹的娱乐对刘秉忠也没有什么诱惑力。元大都是繁华的国际大都市，各种娱乐活动很多，戏剧艺术在这个时期达到了新的高峰，关汉卿、马致远等著名戏剧艺术家都活跃在元大都，但是，刘秉忠不去游乐，他的公余时间的唯一爱好就是读书，好学不倦，并至老不衰。刘秉忠博览群书，知识领域很广，出人百家，兼通儒佛道。他的诗文写得很有韵味，《藏春集》中所收他的诗文，格调萧散淡雅，质朴天然，文如其人。刘秉忠的书法艺术造诣也很深，在草、隶之间，可以自称一家。

这里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怎样看待和评价刘秉忠。刘秉忠曾在紫金山隐居，自然也与紫金山的文化资源研究开发有关。为了客观公正地评价刘秉忠及其功业，必须解决长期影响历史观念和世俗观念的“正统论”问题。刘秉忠为非汉族的异族政权统治服务、而且那么尽心卖力、这不是汉奸行为吗？与刘秉忠几乎同时的南宋宰相文天样、在南宋灭亡后被俘宁死不降、是体现传统爱国主义的一个典型的历史人物，文天祥的著名诗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至今仍为人们所传颂。而刘秉忠主动赴漠北投奔蒙古贵族集团，协助蒙古贵族集団平灭了南宋政权，这不是背叛汉族的行为吗？还有，诸葛亮为隆兴汉室”鞠躬尽率，死而后己”，是历代人们崇敬的榜样，而刘秉忠为非汉族的异族”鞠躬尽率”，这能够成为人们赞颂、崇敬和效法的榜样吗？这里确实接触到了一个重大的复杂而又麻烦的历史理论问题“正统论”。不弄清“正统论”的是非，刘秉忠是不会得到公正科学评价的。我国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在这两千多年中，大部分时间是汉族建立的封建王朝统治着全国，少部分时间特别是封建社会后期是由少数民族建立的封建王朝统治着全国。在多民族国家形成发展过程中，既有融合，也有撞击；既有统一，也有分裂。“正统论”是中国封建社会中期出现的争论很大的政治性很浓的史学问题。这个间题的提出在东晋、最先提出这一问题的人是东晋的史学家习凿齿。西晋陈寿撰《三国志》，以禅代汉室的曹魏为正统，称曹操为“武帝”，称西蜀的刘备为“先主”，东吴孙权为“吴主”。东晋时期，情况发生了变化。黄河流域的北方少数民族相继入主中原，建立地域性的政权。这些少数民族政权只承认曹魏和禅代曹魏的西晋为正统，而把偏安江左的东晋王朝视为僭伪，与三国时期的吴、蜀等观。这样，东晋定国生存的依据便出现了问题。于是史学家习凿齿写了《汉晋春秋》，提出“尊汉抑曹”论，来和《三国志》的“帝魏寇蜀”论相对抗。南北朝时期；黄河流域的少数民族政权和江左的汉族政权在正统问题上继续争论，两方史学家从各自的政治和地域利益出发，互执一论，南称北为虏，北称南为夷，前者以沈约的《宋书》为代表，后者以魏收的《魏书》为代表。这是一个民族融合的历史时期，黄河流域的少数民族政权，虽在持论上与南朝相对，但其对西晋以前汉政权的确认，还可以看到对中原文化的认同。这个时期，也有一些汉族知识分子在少数民族政权中效力，这在当时也被看作是正常的社会现象。唐代建立了统一强盛的国家政权，“帝魏寇蜀”论占主导地位，不过也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北宋政权的取得，与魏晋禅代相似，所以“帝魏寇蜀”论仍占主导地位。著名文学家欧阳修先后写过13篇文章来讨论魏的正统问题，他认为魏为正统是不容置疑的。另一位著名文学家苏轼也写了3篇论辨正统的文章，响应欧阳修的主张。著名史学家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的曹魏系年，也是以魏为正统的。南宋时代，历史又出现了偏安红左的局面，“帝魏寇蜀”论逐渐为“尊汉抑曹”论所压倒，理学家朱熹编《资治通鉴纲目》，又拎起习凿齿的“尊汉抑曹”观点，并且很快成为定论。南宋末年的文天祥受到汉族正统论的深刻影响，他忠于南宋腐朽小朝廷和地主阶级的忠君思想，是不应予以肯定的，但是，文天祥以及南宋将领们的抗元斗争是正义的，因为在反对外来民族的压迫上，维护了汉族的民族利益。文天祥兵败被俘，坚贞不屈，是爱国主义的表现，是应当予以称颂的。与文天祥相比，刘秉忠则是另一番心态。刘秉忠祖籍瑞州（今辽宁省绥中县南），但他的祖父曾在辽国为官，他的伯父在金国为官，为邢州节度副使，他的父亲在蒙古为官，为都统、提领。这样，刘乘秉忠赴漠北忽必烈幕下，没有太多的为异族效力的不适应的心理障碍，不认为是一种叛逆或汉奸行为，而是认为蒙古族统一中原是符合历史发展大趋势的。早在西晋十六国时期，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一些有见识的汉族知识分子佐助少数民族政权成就一番事业的也不在少数。羯人石勒建立前赵，谋主张宾就是邢台内丘的汉人，刘秉忠的父亲曾在这个县当过提领，石勒的决策，多出于张宾之谋。如果从“正统论”的标准来衡量刘秉忠以及与刘秉忠类似的智谋之士，这些人的评价都存在很大的问题。对待复杂的重大的历史问题，首先应搞清大是大非，然后才去探究细节。宋元这段历史，首先应搞清是国内民族战争还是国外侵略扩张战争。成吉思汗崛起之后，蒙古贵族与辽、金的战争，是国内民族战争，对中亚和欧洲的战争是侵略扩张战争。成吉思汗及其继承者对中亚和欧洲的战争是非正义的，给这些地区的人民带来了沉重的苦难。而对辽、金和南宋的战争，代表了历史发展的大趋势，是进步的。忽必烈灭宋，完成了全国的统一大业。实现全国统一，符合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但是，当时作为中华民族主体的汉族，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政权，也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政治代表人物，腐朽无能的皇帝及官僚们，整日沉溺于杭州西湖的歌舞酒色之中，根本不可能担负起统一全国的历史重任。文天祥忠于南宋这样腐朽的政权，是没有辨清历史发展的大趋势。忽必烈作为蒙汉各族地主阶级的总代表，在政治上积极采纳刘秉忠等人的建议，推行“汉法”，抛弃蒙古旧俗，坚持统一，反对分裂，是较为有力量，有生气的。忽必烈实现全国统一，是历史的进步，不是历史的倒退。刘秉忠佐助忽必烈实现全国统一，又用中原先进文化同化蒙古落后野蛮的习俗，不是汉奸行为，是智者的决择，不是历史的罪人，而是历史的功臣。当然，作为历史人物，刘秉忠身上也有他的历史局限性。但是，如果全面公正评价刘秉忠的一生，应该说，刘秉忠重大杰出的历史贡献是第一位的。（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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