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知道，我们馆陶自古以来就以交通便利著称，先是有秦朝时的驰道经过，后来历朝的主要陆路交通干道均在馆陶穿过，特别是到了隋代以后，更是有运输大动脉——大运河从县境内经过，可谓是水陆交通皆发达。交通畅达了，自然也有了较为密集的人员、物资运输，而古代的驿站铺所，则正是集现代邮政、通讯、快递为一体的设施，在馆陶境内也是极其发达的。

清代馆陶交通、城池图

古代人员往来，公文传递，货物运输，皆依赖人、马、车船，乘马传递，叫递、叫驿；乘车传递，叫传。专用之马称驿马，专用之车称传车，专用之船称驿船。乘马传递公文的人叫驿骑，专为传车、驿马通行而开辟的大道称驿道或驿路。设在驿路上，专供传递公文的人员或来往官员途中歇宿、换马的住所，称驿站亦作铺。

驿递（驿铺）之制，始于商代，废于清末。元代以前，馆陶县的驿递设置失考。为便观梗概，将驿递之基本沿革一并赘述。

殷商时期，始有驿传萌芽。甲骨文载有“驲”字，便为明证。春秋战国时，“羽书往来，夜以继日”战争频仍，兵车驰驱；游说之士多方进言，合纵连横，朝秦暮楚。为适应这种政治军事活动之需，在主要道路上每隔三十里设一驲置（即驿站），形成了一套完整的邮驿制度（如果大家常看《大运河时空》的文章，相信也知道馆陶名字的来历也正是因为在此时于陶山旁设置馆驿而得的）。

秦统一中国后，以都城咸阳为中心，在全国各郡、县设立驿站，由各级官吏管理，还制定了邮驿法令。

汉承秦制。汉代的驿站按大小分成邮、亭、驿、传四种，五里设邮，十里设亭，三十里设驿或传。东汉时，亭的数目随驿传的裁减有所减少。

唐代，邮驿空前发展，不仅设陆驿，且增设了水驿，还有水陆兼办的驿站。驿有驿田，设驿长，置备车、马、船，并派出役驿夫。

宋代，每十里或二十里设邮铺，改由铺卒传递文书。大路上并设马递铺，创设急脚递。沈括《梦溪笔谈・卷十一》载：“驿传旧有三等：日步递、马递、急脚递。急脚递最远，日行四百里，惟军兴则用之。熙宁中，又有金字牌急脚递，如古之羽檄也，以木牌朱漆黄金字，光明昡目，过如飞电，望之者无不避路，日行五百余里。有军前机速处分，则自御前发下，三省枢密院莫得余也。”

元朝疆界广大，邮驿规模空前。驿站名称除沿用宋制外，还使用蒙古的站赤。由宋代的急脚递发展成急递铺。在大都（今北京市）通往河南的大道上，设有南馆陶站，站置驿令，站户当役，民户支应。

明代，邮驿分置。洪武七年（1279年）设南馆陶巡检司，有巡检一员，主捕盗贼兼管驿运。永乐六年（1408年）设南馆陶递运所，有大使一员，掌运递粮物。永乐二十一年（1424年）在县城（北馆陶）西南四十里设陶山水驿，有驿丞一员，掌邮传递运之事（巡检、大使及驿丞均于隆庆二年（1568年）裁）。万历年间（1573年～1620年），馆陶县境内计设有南馆陶、范庄、南彦寺、赵沿村、王桥、路桥、滩上、市庄共八铺；有走递马18匹，驴6头，青白夫57名，马夫9名，马牌子1名；每年驿铺开支，走递马草料银六百四十八两（每匹三十六两），驴草料银八十六两四钱（每头十四两四钱），走递青夫工费银一百四十四两（每名八两），走递白夫、马夫、马牌子工费银五百八十八两（每名十二两），共一千四百六十六两四钱。崇祯十七年（1644年），又在馆陶建水马站、递运所。

清废递运所，仍置驿站、铺递，改差役为雇役。清初，馆陶县设泉驿（今不能确指其地），有马4匹，马夫2名，白夫12名，后设走递马3匹，驴1头，马夫1名。驿站里甲夫马费列为正赋征收，每年征银一千四百九十八两二钱六分六厘三丝四忽五微九纤。顺治十二年（1656年）为一千一百四十五两。后节次裁减，只设马四匹。康熙五年（1666年）三省总督复驻大名，巡抚周有德具题馆陶、堂邑、冠县衔繁难支，马匹俱复原额旋裁，总督仍以4匹供应。后因军事日繁，协济征途羽书骤至，烈如星雷，额设马匹支应邻境尚且不足，“邑有乘传至者，茫无支应矣。”清朝中期，根据县冲僻不同，有驿所不及者设铺递，馆陶县额设城内（北馆陶）招村、路桥共三铺，有铺司铺兵9名。

清末，随着京汉铁路的修建通车，电话、电报的采用，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清廷设邮传部，持续达三千多年的驿传制度渐告废除。

最后附一张公主湖畔的陶山馆驿图，以示对在馆陶设置馆驿的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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