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西汉社会经济的大发展，邯郸又逐步成为当时全国性的经济和文化中心城市。司马迁称“邯郸亦漳、滏之间一都会也”。据《汉书·食货志》记载，在新莽执政时期，“遂于长安及五都立五均官，更名长安东西市，令及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市长皆为五均司市师。东市称京，西市称畿。洛阳称中，余四都各因东西南北为称”。可见， 在这五大都会中，邯郸名列前茅，地位重要，除京城长安外，堪称西汉时期的第二大经济中心城市。

 

　　第一，邯郸是交通中心。古代的邯郸因为处在太行山东麓南北大道与滏口陉的交汇点上而兴起。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拆除关塞壁垒，实现“车同轨”，修“驰道于天下，东穷燕齐，南齐吴楚，江湖之上，滨海之观毕至，道广五十步”，通往全国各地。由于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汉代的交通在秦代的基础上又得以广博，邯郸“居五诸之中，跨街衢之路”，处在交通要塞，四通八达，无疑促进了社会经济和城市商业的快速发展。

 

　　第二，邯郸是重要的工商业中心。首先，它是一个冶铁中心。战国时期邯郸冶铁家郭纵、卓氏就富比王侯。汉代的冶铁业，据《汉书·张汤传》：“赵国以冶铸为业，王数讼铁官事。”这说明冶铁业是赵国的主要经济行业。汉中央政府还在赵国设立了冶铁管理机构，实行专营政策。史载赵王经常因经济利益而与铁官发生分歧，说明铁官时由中央政府派任的。建国以来，考古已经发现邯郸战国“大北城”地下有汉代冶铁遗址多处，在武安固镇还有冶铁炉遗址群，这都说明邯郸冶铁手工业地位的重要。其次，商业市场兴旺发达。西汉《盐铁论》记载，“燕之涿蓟，赵之邯郸，魏之温轵，韩之荥阳，齐之临淄，楚之宛、陈，郑之阳翟，三川之二周，富冠海内，天下名都。……赵、中山带大河，篡四通神衢，当天下之蹊，商贾错于路，诸侯交于道。然民淫好末，侈糜而不务本。”可见当时邯郸商人云集，赵国人不以农桑为主而多经商。宋《太平御览》也说，“命驾而游五都之市，则天下之货毕陈矣”，反映了作为商业中心城市的繁荣。正如上引《汉书·食货志》所记，邯郸改商业市长为五均司市师，还设立了管理工商业的“交易丞”和管理金融的“司市钱府”，这些管理机构都是工商业发达的产物。班固《西都赋》里有“五都之货殖”的记载，张衡《两都赋》也称“五都之货，既迁既引”，从中可见邯郸与温轵、临淄、宛、洛阳之间的物资交流活动，成为一个重要的物资集散中心，也是邯郸作为一个工商业中心的重要标志。

 

　　作为“五都”之一的邯郸，随着工商业的发展，城市人口也日益剧增。据《邯郸简史》一书的统计，在汉平帝元始三年（公元3年），赵国管辖邯郸、易阳、柏人、襄国四个县，邯郸县人口约60696户，每户按《汉书》所说的平均4，67人计，应有人口252162人。《汉书·高五王传》又计，主父偃在齐国任宰相时说临淄有十万户。在西汉“五都”中，邯郸地位应在临淄之上，也不会少于十万户。按此推算，邯郸人口应在四、五十万人。这其中应包括在邯郸经商的人口和赵国的管理机构人员。从人口的数量可以看出邯郸经济的发达繁荣景象。

 

　　第三，邯郸是一个具有鲜明特点的文化艺术中心。商业经济的繁荣必然导致人们观念上的开放，进而又促进文化艺术的发展。《汉书·地理志》说，“赵、中山地薄人众，犹有沙丘淫乱之民。丈夫相聚游戏，悲歌慷慨，起则椎剽掘冢，作奸巧，多弄物，为倡优。女子弹弦踮躧，游媚富贵，遍诸侯之后宫。”这说明，赵国的男子多精通表演艺术，声乐带有悲壮激昂的特点，女子则能歌善舞。有学者在考证“邯郸学步”的文章中，说“弹弦踮躧”是一种类似现代芭蕾的舞蹈艺术。这更说明邯郸文化艺术的繁荣。除了民间歌舞普遍、蔚然成风外，邯郸城中还集中了不少专门从事艺术活动的职业艺人。“多弄物，为倡优”就说明这一点。倡优是对古代以乐舞杂戏谐谑为业者的统称。《汉书·外戚传》对邯郸的文化艺术记载很多。“邯郸贾长儿求歌舞者。仲卿欲以我与之。”贾长儿及其妻子还专门举办舞蹈艺术培训学校，以此为业长达20多年，为宫廷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艺术人才，使之“遍诸侯之后宫”。《淮南子·修务训》也记载“邯郸师出新曲者，托之李奇，诸人皆争学之。”《礼乐志》还载“邯郸鼓员”成为皇宫十二鼓之一，是独具特色的打击乐器。这些都反映了汉代邯郸文化艺术的鲜明特点。

 

　　邯郸再西汉时期的文化艺术活动不仅反映在宫廷贵族阶层，民间也颇为流行。根据诸多文献记载，赵乐、赵曲、赵鼓等相继产生，正是因为雄厚的工商业经济发展为城市文化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在经济繁荣的同时，也聚集了一大批文化艺术人才，形成了邯郸都市文化的特色与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