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40年代,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北平研究院考古组、北京大学中国营造学社及日本京都大学、东京大学等,在邯郸境内的龙山文化遗址、响堂石窟及其附近石刻、邺城遗址、赵邯郸故城等古迹进行过考古调查或发掘。1945年邯郸解放后,晋冀鲁豫边区文化部门也于邯郸城郊王朗村附近发掘清理过一座大型汉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1—1961年,邯郸市首次全面开展文物普查。此后,国家和省直文博机构及北京大学等院校,对邯郸重要遗址进行了规模不等的考古调查、勘探或发掘,取得一批研究成果。1962年,邯郸市文物研究所成立,开始田野考古与研究。2010年,邯郸市共有市级文物保护与研究机构5家,县级文物保护与研究机构16家。
邯郸境内现代考古最早出现于20世纪30年代,至2010年,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20世纪30年代中期至40年代末的起步时期
1935年,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王湘在安阳殷墟发掘时,对豫北地区进行了考古调查,在包括涉县、武安(原属河南省)等6县境内发现龙山文化遗址31处,并编写了《豫北考古调查报告》(未发表)。是年,国民政府北平研究院考古组还分别对今临漳邺城遗址、峰峰矿区南、北响堂寺石窟及其附近石刻进行了实地调查,后编印出版了《南北响堂寺及其附近石刻目录》。1936年,中国营造学社刘敦桢及日本京都帝国大学水野清一、长广敏雄也先后对南、北响堂石窟进行了调查,分别发表了《河北古建筑调查日记》和《响堂山石窟》。
1940年,日本侵华时期,日本东京大学原田淑人、驹井和爱等与北京大学姚鉴、贾惠定,对赵邯郸故城及其附近古迹进行了为期1个月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对赵王城和“大北城”西北区、丛台等建筑遗迹及邯郸西郊林村、西大屯、下庄一带的20余座古墓进行了踏察;对赵王城西小城内南北一线排列的一、二、三号夯土建筑台基进行了局部清理或解剖,出土较多砖、瓦构件及部分碗、豆、刀币等物,并在二号台基上东、西侧各发现两排并列的石柱础;对“大北城”西北区的建筑台基梳妆楼和插箭岭遗址进行了局部清理,在梳妆楼基址上发现了河卵石铺砌的建筑散水、柱础石、砖瓦、“千秋万岁”瓦当及“半两”“大泉五十”钱币等汉代遗迹、遗物,在插箭岭发现了大量型式不一的青铜箭头等。此次调查和试掘,出版了《邯郸——战国时代赵都城址的发掘》。学者认为,这次发掘“可视作赵邯郸城考古研究的起步”。
抗战胜利后,尹达在晋冀鲁豫解放区工作时,于1946年在邯郸城郊王郎村附近发掘清理了一座大型汉墓,首次发现散乱的穿孔玉衣片,有的孔中残留有铜锈,可能为铜缕玉衣,还伴出鎏金铜饰、嵌琉璃铜饰和陶舞俑等,据说为西汉赵敬肃王之孙象氏侯刘安意之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