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196-220）是东汉最后一位皇帝刘协的年号，前后二十五年。这是汉魏历史转折的关键时期，各种政治势力明争暗斗，角力厮杀，充满血腥味道；但这又是中国文学史上“建安风骨”异彩纷呈的特殊时期。

　　生逢乱世的诗人，“整日驱车走，不见所问津”，想找一个相对稳定的靠山都不容易。进入建安时期，他们在曹操求贤若渴的感召下，终于在邺下找到了栖身之所。

　　1、乱世繁华

　　公元195年4月，董卓旧部李傕、郭汜内斗互攻，郭汜劫持了汉献帝刘协，烧毁宫殿。六月，李傕、郭汜议和，刘协得以东归。这年秋冬，李傕、郭汜又反悔，试图再追挟汉献帝。杨奉等拒阻，护送东渡黄河，驻安邑。  

　　公元196年正月，改元建安元年。这年七月，汉献帝东归至洛阳。《后汉书·献帝纪》记载此时的洛阳：“宫室烧尽，百官披荆棘，依墙壁间。州郡各拥强兵，而委输不至，群僚饥乏，尚书郎以下自出采稆，或饥死墙壁间，或为兵士所杀”。

　　这年8月，曹操接受谋士荀彧的建议，将处于困境中的汉献帝接过来，迁都许。并借用《尚书》“奉辞伐罪”之说，占据道义上的正统地位，时常致敌于不利的尴尬境地，诚如潘岳《西征赋》所说：“魏武赫以霆震，奉义辞以伐叛”。

　　这一年，孔融44岁，曹操42岁，陈琳约40岁，阮瑀约30岁，徐幹26岁，应瑒约22岁，刘桢约22岁，王粲20岁，曹丕10岁，曹植5岁。建安七子及其他重要诗人，如蔡文姬、仲长统、繁钦等，都进入创作的活跃时期，奋发有为，渴望一展宏图，这其中蔡文姬是唯一的女性。

　　《太平御览》引曹丕《蔡伯喈女赋》曰：“家公与蔡伯喈有管鲍之好。”蔡邕的女儿蔡文姬流落匈奴十二年，“曹操素与蔡邕善，痛其无嗣，乃遣使者以金璧赎之”。

　　文姬归汉，大约在建安十年前后，以曹丕为首的文士曾同题作《蔡伯喈女赋》描述此事。蔡文姬的两首著名的《悲愤诗》大约就作这个时期。五言《悲愤诗》总共108句，540字，收录在《后汉书·列女传》。后人往往把这首诗和同样产生于建安时期的《孔雀东南飞》相提并论，公认是汉魏时期最重要的长篇五言诗代表作。

　　《建安诗选》所录作品，绝大多数创作于这个时期。也有少数例外，如曹操的作品，有早于这个时期的，曹植的部分作品又作于建安之后黄初、太和年间。就总体而言，以三曹七子为核心的诗歌创作，大体保持着相近、相同的时代特色，是可以归属于建安诗歌这样一个大的范畴作整体考察。

2、孔融之死

　　建安七子中，孔融最长，大曹操二岁。《荐盛孝章书》说：“岁月不居，时节如流。五十之年，忽焉已至。公为始满，融又过二”。

　　建安元年，曹操将陷于困境的汉献帝接到许昌，孔融感佩不已，作六言诗三首，极尽赞美曹操。

　　第一首叙写董卓之乱，渴望曹操能够平定战乱：“瞻望关东可哀，梦想曹公归来”。第二首叙写李傕、郭汜之乱，“万官惶怖莫违，百姓惨毒心悲”。第三首盛赞曹操从洛阳迁都到许，励精图治：“从洛到许巍巍，曹公谋国无私”。

　　从孔融全部作品来看，在其归顺曹操初期，确实表现出积极的从政热情和对曹操的支持态度。后来，曹操挟天子令诸侯，孔融逐渐感觉到他有代汉的野心，逐渐疏远，采取了不合作态度。

　　官渡之战得势后，曹丕霸占甄夫人，孔融上表祝贺说：“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曹操下禁酒令，他又作《难曹公禁酒书》，称“酒之为德久矣”。

　　如果说这类冷嘲热讽的文字，曹操还能勉强忍受的话，有些事情他就不能接受了。

　　孔融担心曹操分封子弟，控制王室，为代汉作制度上的准备，于是《上书请准古王畿制》，建议“千里国内，可略从《周官》六乡、六遂之文，分比北郡，皆令属司隶校尉，以正王赋，以崇帝室”。

　　这就引发了曹操的忌讳和愤懑。但曹操并没有以此治罪，而是从道德上对他抹黑。

　　建安十三年，曹操让路粹作《枉状奏孔融》，就从儒家最为推崇的孝道入手，攻击孔融伤风败俗：“前与白衣祢衡跌荡放言，云‘父之于子，当有何亲？论其本意，实为情欲发耳。子之于母，亦复奚为？譬如寄物瓶中，出则离矣’”。

　　曹操作《宣示孔融罪状令》：“此州人说，平原祢衡受融传论，以为父母与人无亲，譬如缻器，寄盛其中。……融违天反道，败伦乱理！”

　　《文心雕龙·程器》：“文举傲诞以速诛”。

　　孔融被杀这年，赤壁大战爆发，确定了三国鼎立的历史格局。如何扩大自己的地盘和影响，是曹操必须面对并加以解决的迫切问题。几十年来的身世际遇，让曹操非常清楚，国家的兴亡，政治的成败，固然取决于严饬吏治，取决于朝廷清明，但更取决于人才的选拔重用。

　　三国纷争，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人才的竞争。从当时情况看，曹操幕下真正具有广泛号召力的文人学者，孔融还真不容小觑。当年，祢衡何等狂妄，但曹操未敢下手，而是把他送给黄祖，是黄祖杀了祢衡。他知道，杀文人这件事，负面作用很大。

　　他杀孔融，所依据的法理是儒家的孝道。而他本人，是宦官养子的后代，如何体现孝道？这本身就是一道绕不过去的难题。要想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要想取得当政的合法性，他就必须要打破过去的用人制度和精神壁垒，广开渠道，延揽人才。

　　他曾不止一次地发布求贤令，唯才是举。只要有才，哪怕背负着不忠不孝的罪名，也可以委以重任。当然，这里有个前提，必须对他忠心耿耿。曹操杀孔融，实属忍无可忍，也有杀一儆百的警示作用。

　　3、邺下风流

　　石家庄古中山公园内的“建安七子”雕塑

　　许昌为当时的政治中心。建安五年，曹操在许昌组织了官渡之战，灭掉了最看不起他的袁绍；建安九年，曹操平定邺城，灭掉袁尚，随后灭掉袁谭。至此，北方大部分地区基本被其平定。

　　在许昌期间，曹操最为得意的事件，就是引入了许昌大家族重要领袖荀氏家族首领荀彧（字文若），称其“吾之子房也。”

　　荀彧之所以被曹操如此重视，除了本身才华外，更重要的是其打开了曹操与士大夫阶层结合的通道，将天下名士引入曹操阵营。此后，当地豪门如陈氏家族、钟氏家族纷纷转而支持曹操。

　　历史往往与人开玩笑。曹操得益于许都豪门荀氏，却也垂败于许都豪门陈氏。

　　陈寔死时，天下致吊，会其葬者三万人。其侄子陈群在黄初年间为曹丕制定九品官人之法，恢复对大姓望族的重用制度。唯其如此，大权旁落，豪门乘势而起，最后推举了司马氏取代了曹氏。当然，这是后话。

　　与孔融相比，阮瑀、刘桢、应瑒等相对年轻，在建安初年进入曹操幕府，陈琳、王粲、徐幹等人是在建安十年前后陆续来到邺下的。他们都缺少像孔融那样傲慢的资本，对曹操只有臣服。其中，王粲追随曹操最晚，却最为近切。

　　邺城三台遗址内的“建安七子”塑像

　　王粲曾在荆州依附刘表，故曰“汉南”；陈琳曾在冀州袁绍幕下，故曰“河朔”；徐幹世居青州，故曰“青土”；刘桢为东平宁阳人，离齐地海边不远，故曰“海隅”；应瑒南顿人，地接魏都，故曰“此魏”；杨修，乃是太尉杨彪之子，世居京城，故曰“上京”。

　　建安五年官渡之战，曹操攻陷袁绍的大本营邺城，以此为中心，扩建故城。其地在今邯郸临漳县，西依太行，北临漳水，是重要的交通干道。为曹魏五都之一（洛阳、长安、谯、邺、许昌）。

　　建安十八年，（公元213年），曹操为魏王，定都于此。建安七子多在此游宴赋诗，“邺下风流”从此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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