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9师献礼“七大”的绘画降落伞
卫庆前
卫庆前
中共“七大”会场
129师献礼“七大”的绘画降落伞
降落伞直径7米，上下高3.7米，周长约20米。制造番号为8706，制造年代是昭和十三年（1938年）11月10日，制造商是日本藤仓工业株式会社，型制为九二式。是1939年10月，由刘伯承率领的129师在山西省昔阳县安丰村击落日军战机时缴获的。为了向党的“七大”献礼，空白硕大的伞面就成为129师极好的创作材料。经过129师美术工作者的精心绘制，降落伞礼物绘制成功了。
降落伞由伞边、伞顶和伞中部七组绘画、文字构成，寓意深刻。伞边是长城和火炬构成的图案带，象征抗战烽火在长城两侧已经熊熊燃起；伞顶画有舵轮，比喻中国共产党是舵手掌握着中国的命运。伞顶上方有一颗红色五角星，内绘镰刀、锤子交叉组成的党徽图案，左右写有文字“以坚持敌后抗战的胜利来庆祝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字右侧是八路军战士一手高举旗帜，一手揪着日寇的脖领。伞中间为京津冀和山西地图，详细绘出了铁路网及沿线的重要城市，并以红色标记出129师取得战斗胜利的地点。伞中部的图画描绘了1937年10月至1939年10月间129师的主要战绩，并以文字说明“抗战以来本师所获的几个较大的胜利”：阳明堡——烧毁敌机二十二架（1937年10月19日），神头村——消灭敌骑兵二千余名（1938年3月16日），响堂铺——烧毁敌汽车一百八十辆（1938年3月31日），长乐村——伤亡敌二千三百名（1938年4月15日），香城固镇——敌快速部队二百余全部消灭夺炮五门（1939年2月10日），昔阳安丰村——步枪击落敌巨型战斗机一架(1939年10月)……
绘画降落伞局部
从整体看，降落伞上的图案是受过一定专业绘画训练的人绘制：如“神头村战斗”表现了第129师的勇猛，“响堂铺战斗”表现了第129师的智慧等，“阳明堡战斗”、“长乐村战斗”均以一个战士象征整个部队。画面主题突出，技巧扎实，贴近老百姓的审美。六组绘画风格不一，当是由不同的人各自完成的。党的“七大”于1945年4月23日召开，为什么降落伞上的画面表现的是1939年2月以前的战斗，1940年8月开始、1941年1月结束的“百团大战”为什么没有画在降落伞上呢？
它又是什么人、是什么时候带到延安“七大”的呢？
这就不得不说说“七大”召开前的形势了。
响堂舖战斗画面
由于白色恐怖严重，中共六大1928年6、7月间在莫斯科召开。后来随着环境和条件改变，中共中央曾经多次商议召开“七大”事宜。在1937年12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就通过了召开党的“七大”的决议。1939年6月和7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先后两次向各地党组织发出选举“七大”代表的通知。但不久国民党接连发动两次反共高潮，召开“七大”的事又一次被搁置起来。中央政治局会议又曾拟于1941年5月、1942年上半年、1943年的年底召开“七大”，但由于日本侵略者对各解放区的“扫荡”频繁，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处于战争状态，以及1942年初开始部署并进行整风等工作，“七大”一再被推迟。129师应该是在1939年那次接到即将召开“七大”的通知后，就着手准备献礼礼品的。
恰好，当年10月，129师在山西省昔阳县安丰村击落一架日本飞机，缴获一面完好无损的降落伞。柔软结实的面料，大幅空白的伞面，给129师的美术家们带来创作灵感。从太行到延安，轻巧便于携带。于是，经过部队美术家们的巧妙构思，用战利品表现129师1939年10月以前六个战斗画面的礼物，创作成功。
绘画降落伞落款
这个礼品的绘制时间，应该在1939年10月缴获降落伞至1940年8月“百团大战”进行以前这段时间。由于战事紧张，“七大”一直推迟到1945年4月23日召开，已经画满图画写满字的降落伞不可能再增添新内容了。这就是礼物上仅有1939年10月之前六次战斗画面的原因。那么，降落伞礼物是什么人带到延安的呢？
当年，129师有两人参加了“七大”，一个是师长刘伯承，另一个是师政治部主任蔡树藩。
1943年9月，刘伯承接到中央通知前往延安参加整风运动。9月底刘伯承来到山西省太谷县一个秘密交通站，与彭德怀会合一同前往延安。因要通过敌占区，两人化装成农民，由部队护送夜间行路，白天隐蔽休息。就这样，他们一路夜行晓宿，先后闯过了同蒲铁路、汾河、太(原) 汾(阳)公路等封锁线，才到达延安。刘伯承到达延安后在延安待了一年多，直至“七大”召开。
据此判断，这面降落伞应该是刘伯承带到延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