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行山八年抗战片断回忆
余子宜
八年抗战时期，在我党的正确领导下，八路军深入敌后，发动群众，武装群众，同敌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游击战争，建立了抗日根据地，拖住了敌人向大后方进攻的速度，粉碎了敌人三个月灭亡全中国的梦想。在这八年抗战中，我太行山抗日根据地处于山区，交通不便，工商业、文化业都不发达，而蒋介石又破坏统战，对我实行反共防共种种限制，特别是日寇不断地扫荡、掠夺、破坏，甚至对我根据地采取物资封锁，凡军民所需物资一律禁流我区，企图困我抗日军民于死地，再加上根据地又遭连年旱灾，在天灾人祸的双层威胁下，经过这场战争的军民，谁都不会忘记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罪行、侵华的残暴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
为保卫祖国，挽救垂危的民族不遭灭亡，我爱国军民在八年的对敌战斗中，虽处敌后，在各种困难条件威胁下，不妥协、不后退，敌伪再疯狂从不丧气，愈战愈强，终于赢得了胜利。
在这八年的对敌斗争中，我深深地体验到，我党领导敌后的对敌斗争是艰难困苦的、是伟大正确的。我仅就在太行山对敌斗争困难的片断史实作一回忆。
一、太行山根据地初建概况
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蒋介石对日采取退让妥协方针，希望用和平的外交方法解决，但日帝侵华早有准备，岂肯放弃对华侵略，谈判无效，事变后不到一月，日帝占了北京、天津。8月13日进攻上海，10月12日占领了河北省石家庄。即分兵两路，一路向西，一路向南挺进，西路很快占领了山西省战略要地——娘子关，11月8日占领了太原转向同蒲路南下，速度之快是惊人的。
1937年7月8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了抗日通电，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一致对敌，在全国爱国军民的一致呼声下，国共合作，一致对外。后红军改为八路军北上抗日。九月份，八路军一二九师从陕西三原县出发，东渡黄河，开赴晋东南，配合友军去娘子关进行作战，在七恒伏击日军，痛歼敌军，并在山西省平定县广阳协同我一一五师对敌展开伏击，使敌损失残重。根据中央指示，八路军一二九师在太行山建立抗日根据地，在敌后组织游击战，动员群众，武装群众，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国运动。八路军刚到太行时，根据地的基本概况是：
1．工业方面：仅有几座小煤窑，如山西晋城平定县的聂家庄，河北省磁县的王看、白土以及山西晋城顺德小煤窑，都是土法开采，私人经营，产量低，生产不正常，资金缺乏。其次各县有小作坊榨油供食用、灯用，有的仅有小铁匠炉，有的村庄农民用土办法纺花织布，军工生产也仅有一座小型机械厂进行抡拔。
2．农业方面：由于山多地少，经不起雨、旱，雨大冲地严重，雨少旱情严重，好的土地一年收成一百多斤，一般是几十斤，农民劳苦一年有的解决不了全家生活所需。糠菜半年粮是太行区普遍的民语和实际。畜牧业也不发达。敌人又经常出动，抢劫掠夺，破坏生产，山区人民的生活十分艰难。
3．商业方面：根据地没有大商业，虽有过几处较象样的杂货店，但由于资金少，货无来源，也都逐渐萧条息业了，有的村尽管有小杂铺，卖点油盐酱醋也不正常，已往的集市也全停顿了。
4．文化教育事业：学校全部停顿了。山区各村庄及一些区县连一座高小、中学都没有，儿童、青年受不到教育。
5．军队情况：太行山抗日根据地的军队是八路军。八路军一二九师驻扎涉县赤岸村，部队人少，武器不先进，枪支弹药也不充足。为扩军备战，便动员当地的群众参军。开始参军的人并不多。主要是群众对旧社会一些军人存有惧怕的心理，有的不愿接近，有的不愿离开家乡亲人，有的有种种困难等待观望，有的贪生怕死，民族观念差，爱国之心薄弱，特别是在山西阎锡山多年统治下，反共宣传迷惑群众，把共产党红军形容得很不象样，因此发动群众、武装群众都受到一定影响。当时参加抗日的青年学生较多，如各校学生、教师。后来山西国民兵军官教导团，后改为“决死队”,共有七个军事团，这些人大部是青年，到太行山上抗敌，配合八路军对敌作战，起到一定作用。
6．抗日政府的建立：抗日政府是在敌占后，原政府人员逃之一空的情况下由我军一二九师八路工作团开辟建立起来的，各部门工作人员，对财贸、税务和行政工作，都是边学习边开展工作的。
7．生活待遇：党政军各救亡团体工作人员都是供给制，没有薪金。开始连一分津贴都没有，后发3—4角冀南票，供买牙刷、牙粉、肥皂用。吃的是小米、玉米、黑豆、高粱、荞麦，灾荒年由每天1斤4两降到1斤(包括油、盐、酱、醋在内)，蔬菜在冬天一般是干菜(倭瓜、萝卜条)。肉一般仅在每年春节吃一次猪肉，往往也吃不到口，因敌人逢年过节就不间断的扰乱，我在磁县工商局工作五年都是逢节备战。水果只有柿、梨，衣服一人一套粗布单衣，三年一套棉衣，都是缝缝补补的。住处一般在庙里，因一些住房常被敌烧掉，所以住在驴牛圈的也并不稀罕。群众说我们是“穷八路、土八路”。根据地药物奇缺，伤员病号吃药都难，但同志相互间感情十分亲热。过节时发了点白面，总是省吃俭用留下点给伤员病号吃。当有的同志工作调动时，没有什么可送，多用报纸做个小笔记本，上写“艰苦奋斗”、“奋勇前进”以示鼓励，作为纪念。
总之，太行山抗日根据地的建设是八路军八路工作团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建立起来的，是与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发展壮大的。
二、克服困难，对敌斗争的政策措施
我太行山抗日根据地，截止胜利时，大约有人口三百多万左右，共组建5个专区36个县，在建立抗日根据地度过种种困难与强大的敌人进行不断的斗争中，没有强有力的领导，没有正确的方针政策，没有为国为民不贪生不怕死的爱国志士和广大群众，坚持到最后胜利是不可思议的，能得以在敌后坚持八年对敌斗争，我们的体验和认识是：
①密切党群关系是走向胜利的一个重要因素。党教育大家与群众的关系是“血肉相连、鱼水相依”的关系，是“唇齿”关系，在工作中必须处处重视“群众利益”。没有群众的支持和拥护是站不住脚的，这不是简单的作风问题，而是政策与实际行动中贯彻始终如一的问题。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每个同志必须遵守的大问题，必须认真对待，处处注意。不能脱离群众。一是待人接物要礼貌。住在群众家里对长辈称大爷大娘，平辈的以兄弟姐妹称呼，作到对群众的尊重。二是帮助群众做些家务，融洽与群众间的关系。帮助群众担水、扫院子，这虽是平常事，老乡们却很感动，认为八路军不是作威作福的人，而是人民的好儿女。三是驻地单位的同志，特别是领导同志，一般都要到村干部家拜望，尤其到春节主动征求意见。群众和村干部提出的要求和意见，能办的立即办，从不推诿、拖延，不能办的及时作出解释，并向有关部门反映，总之要认真对待，切实帮助群众排忧解难。四是把密切群众关系作为考验干部的因素。各级领导同志在检查工作时，都要听取群众反映意见，象在生活小节上对借用群众物品有无损坏，都要详细寻问。因此在战争环境下，党群关系形成了摧不跨、打不烂的局面。
②是发扬党内民主，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在干部和上下级之间的关系，政治上是平等的。领导有指导、布置、检查工作的权利，被领导者也有监督领导的义务，民主制度不是形式的、空洞的。在平时召开民主生活会议时，不论谁有缺点，都可提出建议，并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批评是为了纠正错误和缺点。一是采取对事不对人的原则。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一制度对领导和个人是不脱离群众的好方式，对领导来说，哪一位能以身作则，他在群众中就有威信，如某领导对同志的正确批评，不认真对待，采取穿小鞋，给予打击报复，就会脱离群众，失去群众的信任和拥护。象山西平定(路西)县委书记李经林，听不得别人意见，对提意见的人采取了不择手段暗箭伤人的报复手段，后经不起艰苦环境的考验，自行叛变投敌，成为民族的败类，抗战胜利后，终未逃脱人民的法网，走上断头台。二是要实事求是，采取治病救人、与人为善的原则，防止一棒子打死人。对待批评既不能扩大也不能缩小，严禁泄私愤图报复，使一些同志受到伤害。由于这一制度执行的好，同志间很少有勾心斗角的不良倾向，形成了官兵平等、同志间真诚相待、互相团结帮助的良好气氛。因此这一制度受到了大家的一致赞成和拥护。
③实行精兵简政，节约开支。1942年起敌对我抗日根据地采取了疯狂的“三光”政策。1943——1944年根据地又遭连年旱灾，在天灾人祸的双层压力下，根据地军民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度过了难关。在此期间党实行了精兵简政。压缩各级政府救亡团体人员，妥善安排体弱多病的伤残人员，解决领导机关头重脚轻现象，充实基层力量，加强对敌斗争的前沿阵地。那时我在河北磁武县(磁县、武安)工商管理局工作，进行精简时晋冀鲁豫边区税务总局秘书徐明同志(原湖南省副省长)就下放到磁县局任局长。由部队上精减下来的老红军到我局的就有六人。这次精简基本上是顺利的，全区减人不少，对政府的开支减轻不少，特别是当时体弱动员回家的同志，抗战胜利后，又恢复了一些同志的工作，这样做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④控制经费开支，厉行节约。除进行精简工作外，政府号召各级政府救亡团体厉行节约，本来行政经费开支一般都很少，但由于财政困难，所以提倡节约再节约，办公费规定每人都搞预算，不得超支。每月多少纸，几支铅笔，复写纸都列入计划，在用纸方面，一般反正两用，先铅笔后用钢笔和毛笔，信封一般也用几次，铅笔用短了交旧领新，墨水、三角板一类文具用品，只发给需要的同志，遇有工作调动时，不得带走，必须交待清楚，公私分的一清二楚，总之能节省的尽量节省，能减少的尽量减少，不许浪费，养成同志们爱护公物、反对浪费的好习惯，这样做对当时克服困难、减轻农民负担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⑤确定会议制度。凡不该开的会尽量不开，必需开的会，时间短，开得精悍。我们县工商管理局，当时由总分局直接领导，几年来，每年是总分局召开一次会议，总结工作布置新任务，会议一般开的很简朴，不大吃二喝，更谈不到游山玩景，招待吃两次麦饭就感到很不错了。有次我到磁武县政府开财政会议，县长是江东平同志(原财政部副部长)，招待大家吃了一顿馒头、一次土豆，大家感到很满足。虽然是战争环境、困难时期，但党教育大家千万要有群众观念，在实际行动中必须做到言行一致，不能口是心非，在纪律上不允许有阳奉阴违、脱离群众行为，一切为了战争胜利。同志们思想上没有得失想法，虽然感到困难一些，但思想上爱国观念比较强，谁也没丧气、没怨言、没叫苦。大家当时想群众比我们还困难，在困难时期群众有这样谚语：“要吃糠先喝汤，一口汤一口糠，这样吃糠大便才顺畅”，这是当时群众生活的真实写照。同志们为了长远利益，为了战争胜利，谁也不愿脱离实际搞特殊化。
⑥组织以工代赈，克服灾荒困难。从1943年到1944年我抗日根据地连年少雨，并产生蝗灾，农作物受损，产量大减，涉及到群众的生命、根据地的巩固，灾情相当严重，蝗虫飞起来遮天盖日，蝗蝻成堆，有的田地粮食作物一扫而光，党和政府组织群众开展剿蝗运动。晚上点火灭蝗，挑沟将蝗蝻赶到沟内埋掉。当时旱情严重对一些能吃的树皮、树叶、野草都基本吃光，政府组织了救灾工作，组织群众“生产自救”，采取了以工代赈的办法，组织群众纺织救灾，由工商管理局和公营商店共同组织妇救会配合商店从敌占区购进棉花，发给群众，每纺1斤棉花织成布，给小米3斤，质量要求细、白、匀，按质论价，由商店收购，商店收购后染成各种色布，既解决了部分政府和军队人员的穿衣，又减少了进口布。在五分区、林县、安阳、磁县、武安和一分区一带，开展较好，减少了群众食粮困难。有的群众除供自己食用外，还可供一口人的生活。记忆中磁武县组织这一工作，在1943年，参加纺织的妇女1000多人，纺棉花9000多斤，群众获的工资米20多万斤，林县、安阳一带也获工资米约20多万斤。同时政府还组织了群众参加运粮工作，由山西壶关北庄一带，经过平顺虹材关运到林县、安阳、磁县，把小米东运，大部分是肩挑和小毛驴驮，这样救济灾荒。同时边区政府还规定了工作人员生活每日减粮一两救济灾民，政府也规定了减免灾区负担。
在救灾期间，我抗日民主政府对救灾明确的政策是“生产自救，自力更生，渡过难关”，政府千方百计抓农业生产，军队亦抓的很紧。1943年秋，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和一二九师联合召开了生产会议，邓小平同志在会上作了《努力生产，渡过难关，迎接胜利》的报告，总结了六年来经济建设经验，并提出六条应注意的意见，重点提出把生产做好，政府发放了贷款1900万元，同时一二九师发布了《进一步开展生产节约》的训令，要求部队继续开展生产节约运动。1944年1月北方局发出指示，提出华北的中心任务除强化对敌斗争外，要开展全年大生产运动。太行区党委在1944年总结指出，大生产运动，组织了50万群众参加了劳动互助和纺织合作事业……取得丰收。这一时期日伪军不断扫荡，在第五次“治安强化”运动中，又以抢粮为重点，我区一面救灾一面号召群众保卫秋收、保卫粮食、保卫根据地人民财产，并严禁粮油出口。
在这次生产救灾、抗战救灾的工作中，群众深有体会地讲：天灾人祸，没有强有力的坚强组织，党政军民的一齐备战，是不会渡过难关的。
三、组织经济建设，开展对敌斗争
我太行山根据地，地瘠民贫，物资不丰富，工农商业都不发达，处于敌后开展对敌斗争，不论在军事和经济环境方面都是艰苦的。
彭德怀副总司令、刘伯承司令员、邓小平政委以及薄一波同志对我抗日根据地经济建设都很重视，同时都狠抓对敌经济斗争的工作，任边区政府的副主席戎子和、边区工商总局局长王兴让同志，实际上是太行区对敌经济斗争的总指挥。
彭德怀副总司令曾指出：“不合理的解决财政经济问题，就无法供给战争，可能影响到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如不能坚持，敌将利用我之人力、财力、物力达到其‘以战养战，以华制华’之毒计，使全国抗战增加更多的困难，战争时间更加延长，财政建设与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坚持是密切联系的”。同时也指出：“敌后经济战线的尖锐程度，绝不减于军事战线，敌人对我们的经济进攻，是与军事、政治、特务进攻密切结合着，是极其残暴的。”
1942年2月彭总发表文章，号召华北各抗日根据地要对敌展开全面经济斗争。
1943年7月2日《解放日报》发表了邓小平同志《太行区经济建设》一文，阐述了敌后的经济战线包括了两个不能分离的环节：“一是对敌展开经济斗争，二是在根据地展开了经济建设。没有对敌斗争，谈不上根据地建设，没有根据地建设谈不上对敌斗争。”
展开对敌经济斗争，反对经济封锁，同时强调根据地坚持自力更生；坚持对敌斗争，积蓄力量准备反攻；组织自力更生发展生产；组织统筹贸易，加强税收巩固货币，保证供应。这些政策对坚持对敌斗争是积极的，同时对当时战胜连年灾害都是极其重要的。
1940年我调冀太联办工作，即冀南、太行、太岳区。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正式成立后，主任是杨秀峰，副主任是戎子和，下设3个行政区，15个专署，专署以上，以军队为主，成立军政委员会，太行区军政委员会由邓小平、刘伯承、杨秀峰、蔡树藩、李雪峰、薄一波、戎子和组成，太行区共有5个专署、36个县。
1．经济机构的组成。1940年底，税务总局成立，即晋冀豫边区税务总局，局长是刘裕孚，地址在河北涉县荆家会。贸易总局是由原冀太联办生产贸易总局改为晋冀鲁豫边区贸易总局的，地址在河北涉县索堡镇，总局长是王兴让，冀南银行负责人是赖勤、高吉成，后是胡景云。1942年敌对我太行区进一步采取物资掠夺政策，我区为进一步加强对敌斗争的领导，边区政府决定税贸合并，并将四、五分局合并为太南分局，两分局合并后改为工商管理总局，总局长王兴让，监委刘裕孚，1944年10月又决定工商局与银行合署办工，双方领导互相兼职，分行和工商局改为工商分局，县银行办事处与工商局合并为银行工商县局，负责人职称主任、局长，工商、税务、银行工作组合后，总的政策和任务是：对外贸易，统筹管理，对内实行自由的原则，对敌采取反封锁、反掠夺，组织生产调剂有无繁荣市场，沟通和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物资交流，征收出入口税，稳定货币，打击伪钞，增加财政收入。
2、货币政策。以稳定本位币冀南票为主。抗战时期，法币一直在流通，不仅在我抗日根据地，在敌占区也同样流通。当时我晋东南地区主要以上党票为本位币，作为物资交流的主要媒介。百团大战后，我区建立了金库，太行区财经会议后，巩固货币的政策是以反对日寇经济掠夺为主，采取“打击伪钞、保护法币”的政策，因敌寇大量发行伪钞，掠夺物资。为此，我们发行冀南票为本位币，以打击敌伪掠夺阴谋，冀南票流通后，对扶持农业生产、手工业的开展都起了积极的作用。市场领域，解决了以货换货现象，出现了繁荣景象。对伪钞流入我区是绝对禁止的，一经发现立即没收。1942年9月晋冀鲁豫边区又颁发了禁止敌伪钞票暂行办法，杜绝伪钞流通，实行法币兑换办法。随后在边沿地带实施了兑换措施，解决了游击区偏僻地群众的一些困难。
3、贸易工作。各分区成立了公营货栈，各县设分栈，有组织地进行贸易工作，反敌经济封锁，开展出口贸易，保证军民需要，活跃市场，平抑物价，并解决部分政府开支，支援我根据地货币流通，达到巩固根据地金融为目的。
组建各县贸易集市，实行定期不定期地贸易。贸易集市主要是在旧集市的基础上开展起来的，也建了些新集市。这些集市的商品主要有农产品、农业用具、生活用具、瓜果蔬菜、各种手工织品、粮食和家禽、牲畜、木材等，虽然成交量不大，但活跃了根据地的物资交流。还出现了一些活跃的集市，象林县的任村、磁县的两岔口、武安的阳邑、涉县的索堡、辽县的铜峪镇等。
集市建立后，市场的管理由税务局的稽征所、缉私员管理。在管理上作了规定，定了几不准，即不准大斗小秤，不准高抬物价、不准买空卖空、不准偷税漏税，要公平合理做到童叟无欺，要讲商业道德。对政府规定的工商管理税收政策，由缉私员在每次集市时随即讲给大家，让大家按规定进行交易，遵守市场秩序。
对外贸易。对外贸易是打破敌人经济封锁，活跃根据地经济的重要政策。出口物资主要是山货，有柿饼、柿块、杏仁、核桃仁、瓜籽和一些草药，进口物资主要是食盐、碱、棉花、布匹、各种纸张、染料等。尤其是食盐每人一年按6斤算，根据地300万人口一年就需要1800多万斤。一般入口多于出口，出入口比较多的是林县、安阳、磁县、武安。由于我区出口物资少，在价格斗争方面往往看时机、抓季节，经济情报显的特别重要，为此在敌占区建立了一些爱国商人关系。五分区出口的物资主要经过敌占区的观台、彭城、和村，运往天津、北京、保定等地，往南运往郑州、武汉。晋东南地区的粮食也往往经过林县任村运往豫北、冀南一带，出入口物资成批的少，一般是比较零星的。在敌占区也建立了一些据点，以保证物资不受损失。对外交流物资主要有公营商店经营，物资的储存保管大部分采取分散保管的办法，当获悉敌人进攻时都事先做好妥善安排，几年来从未发生丢失损坏。在对敌贸易方面也经营过一些特定商品，如利用东西线粮价差额，由西线进口，再从东线出口。开展根据地之间对外贸易，也曾用粮食换得军工物资。但粮食出口，必须由工商管理总局批准，有特许证、定数量、限时间、按路线运输，逾期作废，出口必经稽征所检验盖章后才能放行。
1942年后，工商总局下设合作总社，成立了实业社，建立了一些工厂，如造纸厂、制药厂、卷烟厂、毛织厂、肥皂厂、皮革厂，除供给军民需要外，也开始零星出口。
4、税收工作。是政策性很强的一项工作。工作也较难做，它不仅是收一部分款，解决政府经费开支问题，主要是保障我根据地人民生活物资不外流、不被敌人掠夺的大问题。因我根据地生产物资奇缺，要打破敌人对我根据地的经济封锁，必须严格控制出入境物资，以缓解我们的困难。税务政策是：奖励出入口、征税出入口、严禁出入口，奖励出入口指免税出入，征税出入口指可以征税出入，但税率有高低之别，往往也随对敌斗争而变化。具体的规定是：1．奖励输入物资主要是食盐、碱、布匹、棉花、文具用品、各种纸张、煤油、各种染料、各种金属用具小五金和医药品等。2．禁止输出物资，主要是粮食、各种肉类家禽和牲畜、各种油品及原料、棉花布匹等。3．征税出口物资，主要有核桃仁、柿饼、花椒、黄花菜、山草药，这是我区生产主要物资，虽然生产量不高，也是我根据地军民所必需，但为了换取更主要的必需品，因此征税出口，但这些物资的出口一般是由公营商店掌握经营，私商也必须是有组织的商人经营。4．严禁输入物资，有各种迷信用品、化装品、消耗品如纸烟等，那怕是很零星的，也不许可，经查获一律没收，尤其是毒品海洛因等一经查获送公安局严处，绝不宽容。因敌人企图毒化我根据地军民。同时对告密人有优厚奖励，以资鼓励告密，1943年仅磁县工商管理局查获的大烟土达5斤多(十六两一斤)。
税务工作的开展不是一帆风顺的，因它涉及到群众的切身利益，尤其对禁用品的处理，遇到不少阻力和障碍。不过，我们在实践中对加强税收，保证完成税收任务和缉私逐步总结摸索到了一些经验，使税收工作逐步趋于顺利。在税收工作开始时群众不理解，对偷税、漏税、没收禁止物资并加以处罚的做法有对立情绪。如接近敌占区的群众为换取一些生活用品，往往以粮食、肉类物资向敌占区交换，当被查获处理后，背地里就叫税收工作人员为“没收队”。由于封锁线长，缉私人员少，除通往敌占区的大路上有稽征所外，在偏僻的山区地方偷税漏税情况时有发生。如妇女走私时将肉夹在裤裆里；走私商将羊赶到山上越界出境；有的把粮食放在小筐里零星走私，当被查获时便说走亲戚。再者我根据地用的是冀南票，敌占区边沿用的是伪钞，我们是绝对禁止伪钞在我根据地流通的，但边沿地带也没设兑换机构。这些都是当时遇到的实际困难，处理问题感到棘手。由于我们缺乏经验，在这上面是有教训的。我们针对实际情况，采取了以下措施：
(一)加强宣传，揭露敌人的经济封锁阴谋。我们经常召开商人座谈会，在政府各部门召开的会议上，在夜校中进行宣传，讲清我根据地物资困难情况，讲清敌人经济封锁的情况和险恶用心，讲清我们加强税收和工商管理工作的必要性。还将税率的变更事先出布告并直接通知商人。
(二)实行缉私奖励制度。按照总局的规定，凡是查获走私、偷税、漏税者一律给予奖励。群众百分之五，一般工作人员百分之三，税收缉私人员百分之二。向税务部门告密者一律奖励。奖金都要兑现。但不论任何人查获和告密都不得私行处理，要送交税收工商管理部门。这一制度实施后，群众向政府机关报案的增多，偷税漏税的情况也逐渐减少了。
(三)开展群众缉私活动。为解决我税务工商管理人员少的问题，我们在各救亡团体如妇救会、民兵和群众中聘请了情报员和缉私员。这对缉私工作的开展起了很好的作用。特别是民兵的作用更大，他们利用站岗放哨就顺便做了这项工作，形成了群众性缉私活动。后来走私、偷漏税现象确实减少了。
(四)狠抓税收工商管理人员的教育。在缉私、税收人员的配备上一般强调挑选品质好的，强调要有好的组织纪律。首先一条是不准营私舞弊、贪脏枉法，违者严惩；不准干部接收商人的小恩小惠，违者严加处理。几年里，我们的工作人员在工作中没有玩忽职守、贪赃枉法的事件发生。这充分表明了人民税收工作者是与旧社会税收人员截然不同的。
(五)加强武装缉私工作。手无寸铁的缉私人员到接近敌占区活动，往往遭到日伪军的威胁，走私商也受敌人的掩护。为此分局组织有武装缉私队，经常同税收、缉私人员一起到边沿区活动。这对完成任务、增加税收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六)加强对商人小组的组织领导。这一点很重要，各稽征所对商人小组都负有组织领导责任，有定期的会议制度，不断把我们的规定向商人讲清，促其执行。同时提倡抗日爱国。在选择商人小组长时，注意选用奉公守法、能执行各项工商政策的人。通过小组长掌握小组人员的情况，使他们不偷税、不漏税。这一组织逐渐健全后，工作大有改进，这对保障我根据地物资供应，制止贩卖毒品，都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四、重视农业生产和节约管理工作
粮食的生产是巩固我抗日根据地的大事，党政军都特别关心和重视。每年春、夏、秋我工作人员，都要协助农民进行生产，如在播种、锄苗、秋收等季节，都要派出大量人力帮助群众播种收获。平时要求注意生产节约，告诫人们要爱惜禾苗，珍惜粮食，并在田间地头写上“脚下留情”等字牌提醒过路人注意，如有人不小心踩倒禾苗、丢损粮食，都会受到责备和批评，在根据地把丢损粮食认为是可耻行为。
粮食在我区实行购销自由，不实行专卖。1942年在太行区成立了粮食斗争委员会，领导对敌开展粮食斗争工作，并在平辽公路、黎城、襄武区等地也分别成立了粮食斗争委员会，以领导当地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绝对禁止粮食流入敌占区。1943年2月，边区工商管理总局发出对粮食工作有关指示，强调粮食主要是保证军民需要，要抓紧抓好。为保证粮食供应，一方面边区政府和太行军区发布了《关于加强政治攻势对粮食保卫战的指示》，并拨款在壶关一带收购小麦；另一方面抗日军民千方百计抓生产，并开展粮食节约运动。1943年秋边区政府和一二九师召开了生产会，邓小平在会上作了关于《努力生产，渡过难关，迎接胜利》的报告，会后太行区发放了农业贷款1900多万元，一二九师发布了“进一步开展生产节约”的训令，北方局指示华北的中心任务“除强化对敌斗争外，必须开展全年大生产任务”，等各级军政部门发表指示支持农业生产，掀起了军民大搞农业生产的热潮。
五、备战转移战
1940年秋，我军对敌开展“百团大战”，重创了敌军，敌人恼羞成怒，集中了大批兵力，企图消灭我太行山军政首脑机关，采取分进合围的战术，疯狂地向我根据地进攻。目标是八路军总部、一二九师师部直属机关、中共北方局、边区政府及所属机关、团体。当时我领导机关在麻田一带，在后方的各部门机关约有3万人左右，为避免损失，躲开敌人进攻锋芒，组织了备战，以防敌人这次报复性的进攻。
当时我在边府工作，边府采取了积极备战措施，进行了轻装，机关发给同志们干粮袋，采取化整为零的办法分若干组进行转移，骡、马驮了一些应带的资料，随后组织群众进行了彻底的空室清野工作。当接到转移命令后，立即行动。我们这个组转移地点是邢台。这次转移是在夜间进行的，急行军逾过敌人合集点、包围圈，同志们走的精疲力尽。由于事先有准备，在转移时秩序井然，对一些病号事先都做了妥善安排，在行军时无一掉队的。在转移的路上，看到敌人所到之处放火烧庄，浓烟滚滚，火光冲天，同志们发出无比的怒火，走崎岖的山，弯弯的路，都安全到达了转移地点。
我们到达转移地点，大家都关心着前方的战争，盼望着捷报传来。敌人在我根据地横行时，我八路军健儿隐蔽集结，待机破敌，当敌深入根据地后，我军对敌进行游击战，四处袭击敌人，敌被动挨打，惊恐万状，感到草木皆兵。由于敌人合围扑空，每到一个村庄，空空如也，连喝水都感到困难，不得不迅速撤退，我们怀着喜悦的心情，返回了原机关驻地。
六、参加整风学习，提高认识，坚定革命立场
1942年延安整风后，太行区在1943年和1944年，先后也进行了整风。这次整风是一次思想革命教育的学习。1944年初我接总局指示，到五分区地委参加学习，这次学习有5个县的干部参加，安阳、林县(林安县)、磁县、武安(磁武县)、涉县共200多人，是各区县党委科、区级干部和县武装部独立营长，地址在涉县西达镇，住在一座旧庙里，大家都是打地铺睡，二、三十人拥挤在一个屋子内休息。
学习领导是地委书记徐子荣、副书记吕鸣安和杨珏、罗晶同志，这次学习有经验也有教训。
学习内容主要是22种文件，主要包括整顿学风以反对主观主义、官僚主义为主，整顿党风以反对宗派主义、小山头主义为主，整顿文风以反对党八股、教条主义为主。学习时一字一句地精读文件，认真的思考领会精神实质，对工作进行了深入的了解、研究、分析、总结，分析动机和效果。检查工作中是否存有宗派主义，打击别人抬高自己闹不团结，用人是否存有任人唯亲、勾心斗角、影响团结情况，检查工作中是否有存有不结合实际在用教条主义，对存在的问题造成危害，进行认识，将一切存在问题提高到人生观和世界观的高度，这是启发的过程，也是自我革命改造的过程，亦是同志闻相互帮助、普遍提高的过程。同志们普遍都有提高，收获很大。用马列主义观点去分析、认识问题，从马列主义的观点、立场、方法、观察问题处理各种革命工作，提高革命工作能力。这一段学习，同志们一致表示满意，这对工作中防止错误，少犯错误起到很好作用，武装了思想，对贯彻、执行党的各种方针和政策，改善工作作风，进一步奠定了很好的思想基础。
学习转入第二阶段时，主要解决干部思想纯洁和组织纯洁问题。防止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特务混入我内部进行破坏和捣乱。因为当时斗争是尖锐复杂的，进行一次整顿也是必要的，但犯了“左”的错误。由于对一些干部缺乏历史的全面了解，更不掌握他们在工作中的实际表现，也不对此进行调查了解，发生了逼供信、主观臆断、脱离实际的倾向，伤害了一些同志的自尊和尊严，危害也是非浅的。当时我从“九·一八’’事变在初中时坚决反对日本侵华，直到参加抗战一贯是积极的，没有任何错误的，在旧社会从无参加过任何党派，认为在政治上是清白的等进行了总结叙述。有的同志在检查时一次又一次也过不了关，有的竟胡说一气，有的伪造不切实际的问题，信以为真。大会还进行了表扬，有的同志跟着这典型出现了不实际的伪造，差不多是说了就翻，一度产生混乱，是非不清，真伪混淆，区党委对这种情况立即进行了纠正。后徐子荣工作调动，派陶鲁笳同志前来继续领导学习。
在纠偏甄别时，进行了重复的调查工作，区党委也派赖若愚到校进行了讲话，地委一些同志也做了检查，大家在甄别后，从思想上又回到了组织的怀抱，我在平定(路西)遭受李经林不白之怨也获得解决。
在这次学习整顿中，大家都收获很大，从思想上解决了在革命斗争中出现的几种普遍问题：①克服了半截子革命思想；②防止了官僚主义在工作中单纯任务观点、不调查研究，深入实际的做法；③解决了理论和实际的关联、动机和效果的统一性等哲学观点在思想上的认识表现问题；④对党实事求是、坚持真理的认识和历史自觉性的认识都有了较大的提高。
作者：余子宜，1914年10月生，现离休，离休前任国家计委副局级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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