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成都解放中

马培诚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主席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帝国主义蹂躏中国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这时候，地处我国大西南的四川成都还被国民党的军队占据着，国民党的军政人员自主不自主地汇流到这里。这个四川盆地的盆底，对逃来的军政人员说成“釜底”好像更恰当些。古人不是曾留给我们一句成语“釜底游魂”吗？我当时也是这“釜底游魂”中的一员。那时候我是国民党国防部军中播音总队第二队中小队长。

1947年，蒋介石采纳邓文仪的建议，迅速向中国共产党展开广播站，部署在南京、北京、西安、汉口、广州、陈阳成立六个军中广播电台。秋末，我奉命到西安建立西安军中广播电台，配属西安绥署。那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刘、邓大军已渡过黄河越陇海路向大别山挺进，陇海路火车时断时续，经陇海路前往西安怕发生意外，拖延时间，遂决定人员、机器、器材全部空运。

1948年春建台试播，5月1日正式广播。1949年春西安解放前夕，我们又随西安绥署迁到汉中，成立汉中军中广播电台。约三个月后，又随西安绥署迁到成都。西安绥署副官处把我们安置在旧皇城内便不管了，也没派人来催我们设台广播。

重庆解放后，国民政府文武官员，除部分显要要乘飞机逃往台湾或香港外，其余人员象潮水般涌向成都。播音总队上校总队长徐复华，乘着它的吉普车，带着三位成员和一部1KW短波机主要机件也带了成都皇城。当晚，他偷偷地对我说：“你怎么样?去台湾吗？我给你买飞机票。”我略微停顿后对他说：“总队长，我和你不能相比，你有个好岳父（国民党中央委员），到台湾后是不会没有工作的。我呢，到哪里不饿死才怪呢！再说我的老婆和孩子不能独立生活，我怎能抛下他们不管……。”他见我说得很坚定，便说：“这样吧，我把同来的人员、及其、吉普车都交给你，一切由你负责。”第二天早起，他带着总队成员和我乘车到成都一家大饭店吃早点。他对总队成员说：“马队长的能力、品行都比我强，我最信得过，现在把你们和机器等归并到二队，由马队长指挥，你们服从他，要同服从我一样。”总队三人都没说话，点了点头。我说：“你们没意见，我只有服从命令；我向你们三位保证，在最关键时刻，我决不离开你们，希望你们也不离开我，一切责任由我来负，如果需要死的时候，我总会死在你们的前头。”从饭店回来，徐复华低声对我说：“我要去找一位朋友，再见。”从此，直到成都解放和我离开成都，再没有见到他。

1949年11月，北路解放军沿宝成路南下，越过大巴山的剑门关、剑阁，进抵绵阳附近，南路解放军沿成渝路进抵离成都二、三公里的地方。奉命据守成都的胡宗南也不知什么时候逃跑了。成都解放指日可待。但由于裴昌会将军在绵阳率领两个军起义，需要进行整编；南路解放军奉命向西截击逃窜的胡宗南不对。成都市成了军事上的真空地带，表面上呈现出安静的状态。“天府之国”暂时呈现了天府的景象。市面上也不显得萧条。若不是一个夜晚胡宗南的装甲部队袭击武侯祠刘文挥将军起义的一个团，成都市民似乎一直没听到战争的枪炮声。

我这期间的生活和成都市情况差不多。绥署没人来过问，播音总队也没有了，没有工作，清闲自在。即将到来的一切，虽有些陌生，但相信这是平安的，光明的。从到西安成立军中广播电台开始，我的床头一直搁着一部较好的收音机，陕北和辛集人民广播电台的播音，在夜晚我是不断收听的，朱德总司令对国民党官兵的命令和通告不知听了多少遍。我坚信中国共产党是取信于民的。记得1947年在南京民盟办事处参加中国农工民主党时，章伯钧主席曾肯定地对我说：“国共和谈破裂后，农工党坚决倒向中国共产党，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你们磁县有我党一位姓田的成员，同我分手时，我也是这样对他说的。”

另一方面，一个新的念头在我脑海里翻腾着：现阶段是自己政治生命中最关键的时刻，过去工作肯定是对人民有罪的，怎样才能立功赎罪呢？首先得安定现有全体人员的心，团结他们，保护好这两部广播机，安全交给人民；第二，必须寻找到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同党联络，接受党的指示；第三，联络和策动有关单位保护物资，迎接解放。为了应付特务。我们制造了破坏假象，并将主要机件埋藏保存。为能及时同共产党组织联系上，策动有关单位保护物资，我把大部分时间放在外出上。一是想在街头巷尾碰到过去的同学好友，他们中可能有共产党员或地下党组织有联系的人；二是去会晤跟自己关系较好的人。他们是七补给区电机制造厂厂长葛崇明、工程师林源清和军马补给处处长邢樽（邢宴宾）。前二人是我在南京电信学校同学，都愿为新中国建设做工作。我们把电机厂作为联络成都电信界的枢纽，在那里商谈迎接解放的事宜。后者邢樽是我的姑舅表兄，磁县大王庄村人，是旧军政部兽医学校的早期毕业生。他学习、工作勤奋，精通兽医理论，医疗经验丰富。能在走马间看出骡马的优劣、有无疾病，甚至害的什么病，在国民党军队兽医界有一定威信。但他个性强，喜人奉承。我开始找他谈思想时，他不情愿地说：“我补充处有200多人、200多条枪，我带他们打游击去！”我笑了笑对他说：“你算了把，解放军就是不打你，让你随便往山里走，别说你这200多人，就是再多，地方土匪也会把你们吃掉的；再说，你真的相信你的官兵跟你去受罪吗？”他不语了。我说：“三哥（他兄弟排行第三），在关键时刻，绝不能糊涂从事，自绝于人民”。他的副处长姓秦，思想比较活动些，他两人关系也很好。我和秦也比较熟，便对他说：“秦处长，你要掌握住我三哥，掌握住军马补充处，绝不能让他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在我和地下党取得联系后，我把他的情况如实作了介绍。地下党采纳了我的建议，因势利导，做通了他的思想工作，使他弃暗投明，开始了新的生活。

我是这样同地下党取得联系的。1949年12月20日前后，一天下午1时左右，在大街上一个十字路口，我出乎意料地碰到了西安绥署军需处上校科长王绮霞。他是管现金出纳的，在西安时我曾向他借过几次钱。他总是很和蔼地说：“够不够，有困难再来借”。我暗思忖，他是管钱的，怎么没随胡宗南走？这时，他很快地同我走到一起，开口便问：“你为什么还没走？”我摇摇头，把不能走的原因和绥署副官处无人过问的情况说了。他又问我：“那你打算怎么样？”我说：“谈不上打算，在现阶段我不能离开机器和人员，只能和他们同呼吸共命运”。我看他想说什么没说出口，我也不便问。告别时我问他为什么到现在还不走，他微微一笑说：“我不准备走了。”又说：“有好几位熟人知道你，谈过你，今天下午5点你在广播电台等我，我去你哪里谈些事。”说罢便分手了。在回广播台的途中，我反复考虑，从今天见面谈话的表情及以往的表现，肯定了这是好的兆头，是新的开始。

正好下午5时，王绮霞来了。他一进门便取出十两黄金交给我说：“你们经费来源断了，这是个最重要的问题，一定要把官兵生活维持好。原计划给你们送1000块银元来，可是不便携带，现在市面上黄金、银元兑换，正好每两换100元，你们自己换着用吧。”接着又说：“今晚6时后，你到××胡同一号，有位姓王（或武）先生在那里等你，对你目前应做的事将作具体指示，你一定要去。”说完就走了。

我按约定时间、地点去了，王绮霞已在那里。他做了介绍后，那位王（或武）先生说：“在一两天内把你们广播台的人员、机器、器材、武器、档案都依实造出清册，每样用复写纸多造几份，如有解放军某部前去清查数字，可将各样表册给他们一份；至于人员、机器、武器等实物不给他们，待成都军事管理委员会成立后，交给军管会接管小组。”这时王绮霞看了看手表对我说：“你8点钟不是要参加一个会议吗？时间快到了，把你的自行车放在这里，明天早上来取，现在我们就坐小车到哪里去。”这又出乎我的意料之外。8点钟是有个会议，是成都市电信界和其它有关单位领导人在电机修造厂商讨迎接解放的事。这行动我没向王绮霞谈过，他这样前去，与会的其他人都不知道，是否合适。在上车前我向王绮霞表露了我的担心。他说：“没事，上车吧！”我们到达电机修造厂，走进楼上会场时，已到会的二、三十人一起起立鼓掌欢迎。这时我才明白，这一阶段我们的行动，王绮霞早已深入关注，并且知道的更广泛更具体。

大家坐定后，王绮霞首先介绍了四川省形势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情况，接着讲了各单位负责人应该注意的事项——安定成员思想、保护机器、器材及所有的财物和目前应做的工作。最后说，今后我们要经常联系，有问题和困难可随时提出来。会议约一个多小时结束。

从这一天起，我便不断地参加地下党召集的会议，总队送来的吉普车有了加油的地点，成为接送与会人员的交通工具。生活紧张了些，但心情很兴奋，觉得有了新的意义，原来怕被人看不起的心理也渐渐消除了。

1949年12月下旬的一天，党的另一地下组织给我送来派令一纸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符号两枚。派令上写的是“兹派马培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播音队队长”。在1949年末的一天晚上，参加会议的人比往常都多，会场上的气氛也比往常隆重严肃，经宣布得知是会师大会。一位过去没见过面的领导通知讲了相当长时间的话，并表扬了一部分旧军政单位负责人，我的姓名排列在第二位，表扬我的大意是：不仅把本队的人员、机器、器材完整地交还了人民，并把重庆逃来的播音队的人员、机器、器材妥善地交还了人民。最后宣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定于1950年1月1日举行入城仪式。

成都和平解放了。1950年元旦是几千万四川省人民永远不会忘记的。那一天，人民解放军进城经过的街道上，人山人海，欢呼声、口号声此起彼伏。播音二队安装的扩音车随着欢迎解放军的人流徐徐前进。我还以中国农工民主党成都小组的名义在播音车上散发了“庆祝成都和平解放、向中国人民解放军致敬”的简短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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