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我的母亲——贾云清

郭玉梅

我的母亲贾云清，1903年1月29日出生于磁县城南关一个书香门第家庭。我外祖父贾肇奇系晚清秀才，曾在磁县做劝学员。他受改良维新主义思想的影响，主张女子读书，亲自创办了磁县第一女子高级小学堂并兼任校长。母亲就曾在外祖父创办的女子学堂读书。不幸外祖父于1914年病故，家境衰败。又由于大灾荒，1921年，年仅十七岁的母亲由外祖母做主许配给东槐树郭家，和我父亲郭尽宜成婚。因为母亲有文化，又勤劳贤惠，持家有方，二十三岁时，爷爷、奶奶就把整个家庭大权交给她执掌。此后，母亲除担负治家的重任外，还不顾个人安危，掩护地下革命干部、支持革命斗争，为革命事业做出了积极贡献。她在生命垂危之时，还积极响应党的号召，与旧的传统观念决裂，坚持要将遗体实行火化，受到县政府的高度赞扬。

掩护革命干部  支持革命斗争

外祖父去世时，我的二舅父贾云标才一岁。我母亲比二舅大8岁。二舅父常说，他的成长，以至后来走上革命道路，主要是受我母亲的进步思想影啊．现在仍能回想起小时候母亲经常给他背诵的《国文》第二册的第一课：

秋风起，天渐凉，

暑假满，进课堂；

学堂开，同学来，

读国文，第二册。

舅父早年参加革命，被国民党政府通缉，在城里的家中无法立足，就到东槐树俺家隐蔽并继续从事革命活动。1932年，舅父参加王维纲领导的“小车社”武装暴动失败后，风尘仆仆地到了俺家，身上还有血迹。我母亲面对白色恐怖，毫不畏惧，毅然把舅父藏在家中暗室里，将门垒起来，吃饭、大小便全由我母亲一人送进送出。后来，为了逃避反动政府的搜捕，母亲又把舅父护送到大名县的娘舅家寄住。因为那里的生活艰苦，母亲还从家里粜了不少的小米和玉茭，把卖得的钱送去供舅父费用。舅父在俺家隐蔽居住期间，一些从事地下活动的共产党员、八路军干部也经常到俺家落脚。柴生义、王树民、吴良波、吴合谦、贾晨林、周礼、杨恩普等，都曾在俺家居住和交接工作。每当党和八路军干部在俺家，母亲就拿起鞋底和针线去门外放哨，有时还把我们姐妹带在身边。为了掩护地下革命活动，组织上在俺家前院开办了一个外科诊所。诊所里有我父亲和朱吉时、关风来。那时，俺家的后面有个后院，有小门相通，从后院翻过矮墙下去，北面就是一洼芦苇丛，穿过苇丛不远就是滏阳河。舅父和从事地下革命活动的干部多是趁夜晚从后门出去活动的。抗日战争期间，贾晨林带领武工队也经常到俺家停留，有时还叫我母亲出去打听日伪军的情况。记得有一次，一位姓沈的老人住在俺家，母亲叫我称他“舅老爷”。他白天帮我们家干活，晚上外出。有一天半夜，邻居朱老会伯伯在房上悄悄地喊我母亲，说有人报告俺家隐藏着一位八路军大队长。随即，我母亲就送沈“舅老爷”到别处去了。还有一天晚上，抗日干部许振平的妻子儿女住到了俺家，听母亲说，要送他们到西边八路军那里去。使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母亲带着我去“走亲戚”。我跟母亲刚走进城北门，突然从旁边窜出一个日本兵，端着刺刀对着母亲的发髻大吼。当时，城楼上还挂着被杀害的死难者的人头，可把我吓坏了。母亲把我搂在她的身旁，沉着地让日本兵查看她胸前的“良民证”。我们被放进城后，住在四喜哥家里。磁县城解放后，提起那一次进城的事，母亲才说明那是去给八路军打听日伪军在磁县城的驻防情况。

我们家同共产党、八路军的关系被反动地主告发后，宪兵队曾两次抄了俺的家，多次到俺家搜查。有一次，经常给我舅父他们传送信息的积极分子朱瑞从俺家里一出来，就被日伪宪兵队抓走。宪兵队当时就将朱瑞同志拉到村外要活埋。母亲当即多方托人，花钱把朱瑞保了出来。为了营救革命干部，她慨然卖掉家里的好地，也在所不惜。

摒弃世俗观念   坚持遣体火化  

母亲喜欢读书，特别是一些进步书籍，她总是把它珍藏起来，在家里没人时拿出来偷偷阅读。她极力反对旧礼教，坚决不让我们姐妹三人缠脚。1946年，在母亲和工作队的支持帮助下，我解除了封建婚约，到城里去读书。母亲还支持我和红军战士杨恩普结婚，并参加革命工作南下。

在土改运动和文化大革命中，由于唯成份论和极左思想的影响，母亲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甚至受到诽谤、侮辱和摧残。但母亲仍一往情深，相信党和人民政府，总是叮嘱我们“要热爱共产党，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好好工作，为人民服务”。母亲在陪同担任人民教师的父亲一块儿生活期间，经常利用晚饭后和空闲时间，给学生们讲《新儿女英雄传》、《刘胡兰》、《董存瑞》等书中的革命英雄故事和《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古典小说。学生们亲切地称她为“贾老师”。母亲还主动担任了学校的义务炊事员，使父亲所在学校的单身教师下学后都能及时吃到可口的饭菜，每月的生活费才用七、八元钱。

母亲思想进步，还突出地表现在她积极响应党的号召，临终前坚持实行遗体火化。1984年5月，母亲病重期间，再三强调要将遗体火化。鉴于农村都还是实行土葬的习俗，我的弟弟妹妹们担心街坊的非议和亲友的责难。特别是母亲娘家的后代，如果不同意火葬就行不通。我们采取了口头上答应母亲去世后火化，至于到底怎么做等母亲去世后再定。但母亲心里明白我们是应付她。为了能够落实，她要我们将预备好的骨灰盒拿给她看。母亲在弥留之际，还时而断断续续地念叨着“火化……火化，火……”。我们经过商议，拍电报征求在山西太原工作的二舅父的意见。后经舅父专程回来多方做说服工作，终于使母亲摒弃旧传统观念、实行遗体火化的愿望变成了现实。母亲是磁县第一个自愿火化的农村妇女，在全县震动很大。县长杨惠民、县民政局及乡镇代表参加了我母亲的追悼会，对她移风易俗的风尚，给予了高度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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