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前彭城陶瓷工业的兴衰

张子英

磁州窑烧造的场所很多，彭城镇是最集中的磁州窑烧造区。据《磁州志》记载，彭城是古磁州五大镇之一，居民善陶，每年瓷业产品收入在百万元以上，素有南景德、北彭城，日进斗金之说。它不仅是磁州陶瓷工业的重镇，也是磁州财政收入的台柱。彭城镇陶瓷工业历经苍桑，有起有落，在继承发展磁州窑流派、风格、特点等方面做出了很大贡献。

一、彭城的地理位置和自然条件

彭城位于磁县城西50华里处的滏阳河源头，古称滏阳里，是太行八径之一的滏口径所在地。该地北临滏阳河，东靠神麋山，建村时间较早，居民挖土筑窑，捏盆烧瓷的人日渐增多，形成了一个较大的居民点。由于烧造瓷盆甚多，垒起来象一道道城墙，人们称之为“盆城”。后来逐渐雅化为“彭城”。这里自然条件优越，风景十分优美，交通便利，是华北平原向西穿越太行山通往山西的交通要道八径之一的滏口径所在地，古为兵家必争之地。北魏武泰元年(公元528年)秋天，大将尔朱荣大战葛荣于滏口就在这里。北有响堂寺，东南有龙洞珠泉，皆为磁州八景之一。彭城四周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滏阳河由鼓山、神麋山脚下的滏源泉、广盛泉、黑龙泉汇流而成，水源十分充足，地下陶瓷原料丰富，周围有挖不尽烧不完的烟煤，1961年秋天，郭沫若视察邯郸时即兴写诗：

邯郸市内赵丛台，

秋日登临曙色开。

照黛装楼遗废迹，

射骑胡服思雄才。

太行阵地漳水外，

烈士陵园滏水隈。

现代经营基础厚，

武安铁矿峰峰煤。

彭城居民历代以烧造瓷器为业，尤其是观台、冶子、东艾口、南莲花、申家庄等地窑场停业以后，磁州窑的整个烧造活动全部集中于彭城镇。占地面积纵横约20余里，窑场密集，瓷店成街。四郊矿井相望，瓷片炉碴堆积成山，空中烟云蔽日，购货客商车水马龙。每逢集市、庙会，远近数十万人从四面八方赶来进行陶瓷货物交易活动。所以，彭城不仅是河南、河北、山西三省的货物集散地，也是磁州的经济、文化活动中心。并且，很早就成为我国北方的瓷都，在国内外享有盛名。

二、彭城陶瓷工业的发展有起有落

彭城陶瓷工业的发展经历了漫长的岁月，在前进的道路上有起有落。据《磁州志》记载：“彭城厂在滏源里，明制于此，设官窑40余座，岁造瓷坛，堆积官厂，舟运入京，纳于光录寺。”由此可知，彭城陶瓷工业明朝时发展为高潮阶段。清朝时有所下降，民国成立以后，又有新的发展。日寇入侵彭城，陶瓷工业遭到了严重的破坏。陶瓷工业的兴衰是多种因素造成的。除了燃料、原料、水源、技术之外，社会秩序、经济基础、人民生活的需求等都在直接影响着陶瓷工业的发展。据磁县档案资料记载，“七七”事变前，彭城陶瓷有新的发展，烧造绘画技术有很大提高，各窑场相互竞争每年都有新产品问世。有的窑场改建设置了烤花窑，细瓷产品相当于江西货，并且多为陈列品，远销全国各地。一般粗瓷在造型上也有新的改进。产品物美价廉，深受广大群众的欢迎。这是彭城陶瓷走向进步发展的又一个新阶段。“七七”事变以后，日军侵入华北，所到之处，烧杀抢掠，国家危急，社会秩序混乱，工人生命没有保障，有的窑主逃往北平、天津、西安等地，有的窑工北上唐山做工。河南的工人也多半返回了老家，有的人投靠侵华日军脚下，仗势欺人。窑主兼地主的冯老旺公开出面组织维持会给日本人办事。原来管窑社的头目宋祺、孔繁耀、赵之理、牛明论、李宝琛等加入了伪军。有的还给日本人结亲拜友，互相勾结，为虎作伥，欺压工人。窑工在日寇汉奸的压迫下，政治上没有地位，生活上没有保证，人身没有自由，生命没有保障，一有不满行为，轻者挨打受骂，重者坐牢杀头。1943年9月，因生活穷困，工人提出要求增资，被逮捕者有300多人，扔进煤窑筒子身遭残害的63人，整个工人情绪都十分低落，根本无心做工，成为彭城陶瓷史上最混乱、最衰败的时期。

据磁县档案资料记载：民国二十六年(公元1937年)彭城有窑场99个(其中窑主办的89个、地主办的9个，中农办的1个)。侵华日军占据彭城后的民国二十九年(公元1940年)有窑场59个(其中窑主办的55个，地主办的4个)。民国三十四年(公元1945年)有窑场58个(其中窑主办的53个，地主办的1个，商人办的4个)。说明日军侵占彭城期间，陶瓷工业生产遭到了严重破坏。

其次水、旱、虫灾等也都影响着瓷业的进步与发展。由于磁州窑是民间瓷窑，所以该区多以烧碗、烧缸为主。据史料记载，民国六年上半年，彭城有碗窑190个，缸窑20个。下半年碗窑下降为110个。原因是六月以后雨水较大，有的碗窑由于被大水冲塌而停烧。民国九年上半年，因雨季来得较早，降雨量又大，有的窑场被洪水冲垮，致使60个碗窑停烧。到中秋节以后才逐渐恢复生产。民国二十七年，连下40天大雨，窑场无法生产，能生产的碗窑只有40个，缸窑只有3个。此外，民国十九年，因彭城瓷货走俏，产品供不应求，碗窑上升为193个，缸窑40个。

三、窑场管理和陶瓷工人的斗争

彭城陶瓷厂的窑主与其它地方的窑主有所不同，他们既有窑厂，也有土地，一般都是窑主兼地主。据民国十五年(1926年)之前资料统计，彭城有200亩至300亩地的窑主5家，100亩至200亩地的窑主7家，100亩地以下的窑主63家。这些人以经营瓷业为主，农业是他们的辅助收入。在经营中又因窑主的管理方法不一样，效益明显不同。有的兴旺发达，有的日渐下滑，逐步走向破产。如肖、黄、柴三家就是因窑主不走正道，每天吃喝玩乐，不理厂事，更不关心工人的死活，窑场遭到了破产。豆腐沟李玉顺原为本村大地主，乘天灾人祸之机，大量收买瓷厂，很快成了地主兼窑主。宋祺、牛明论等是投靠日本人脚下，依仗日本人的势力，霸占他人财产，发展成为新窑主的。

窑主为使工人多给他们干活，将窑上的工作划分为14个工种。有画工、脱工、笼盔工、烧工、挑炭工、开窑工、荮货工、推车工、筛土工、泥水工、碾耙碾碱工、推土推炭工、小包工等。具体管理手段有两种：一种是分货制，这种方法实行于民国十六年以前。分货制就是进行实物分配，具体做法是：窑主和工人按烧成的瓷货多少进行二、一开。窑主得两份，工人得一份，而工人所得的货再分成十份，碗匠得四份，余下的六份再按技术高低，出力大小，进行再分配。这种分配的方法，当时称为外走货。另一种方法是工资制，这种方法是按条计资。工人做一条(三千)碗，窑主给多少钱，当时俗称里走货。这两种方法对工人剥削都十分厉害。工人付出的劳动强度很大，而得到的报酬很少，年年月月过着食不饱、穿不暖的穷困生活。

彭城陶瓷工人反抗压迫、剥削的斗争是有历史传统的。民国十三年(公元1924年)，工人为了反抗窑主的压迫和剥削，自动成立了窑王社(后来改为工汉社)，推选张国柱为领导，李天绪、张成金为工人代表，向窑主提出增资的要求，并面对面地与窑主代表柴锡三进行说理斗争。窑主不答应工人的要求，但又怕工人起来罢工。窑主事前高价收买了两个画工，一个叫闫玉春，一个叫董志存，先画了许多张画，拿到县城里送给上层人物，结果县老爷受贿后，将工人提出的增资问题推到彭城巡警局解决，巡警局维护窑主的利益，把工人代表打了一顿，扣押了数十人。工人听说以后十分气愤，集中全镇窑工冲进巡警局，砸了个乱七八糟。局长也被吓跑了。第二天县里派人抓走9名工人。工汉社又组织了600余人，一起进城请愿，并提出三项要求。第一，立即释放扣押人员；第二，以前解雇的失业工人，由窑主付给失业费；第三，要求以王振家窑场工人工资为标准，各窑将工人的工资增平。县官见工人声势浩大，来头凶猛，被迫答应了工人的要求。这次工人斗争取得了胜利。通过这次斗争，工人的觉悟有所提高，大家懂得，团结就是力量，要想取得胜利，工人必须加强团结。  

“七七”事变后，中央军南撤，途经彭城，一次又一次地要粮派款，引起了工人、农民的义愤。因此，有的工人遭到迫害逮捕。张家楼工会发出反对军阀逮捕5名工人的呼吁后，彭城工人联合会组织了全镇工农商各界人士5000多人，到张家楼给军阀进行说理斗争。走到半路，中央军派代表出面给工人谈判，并承认了自己的错误，答应立即释放工人，赔偿张家楼工会的损失，要钱给钱，要物给物。这次斗争又取得了胜利。  

日寇侵占彭城以后，一部分窑主与日本人互相勾结，残酷镇压工人。李荣被捕，黄顺、陈焕章等300多人被活埋，63人被扔进了窑筒子。共产党、八路军潜入彭城以后，暗地里给工人作主撑腰，秘密组织红色工会，逐步扩大自己的势力，向窑主、地主展开了面对面的斗争。李艮、李堂等100多名工人向窑主孔繁耀算账。800多名窑工自动联合起来找窑主赵凤鸣、李宝琛进行说理斗争。李广玉是彭城的一杆大旗，既是窑主又是地主，还当过保安团总。横行乡里压迫工人，民愤极大。在共产党、八路军的支持下，工人、农民联合揭露了他的罪行，清算了他的财产，还召开了公审汉奸宋祺大会，在工人群众的强烈要求下，铡了四个、砍了三个罪大恶极分子，工人取得了彻底胜利。从此，彭城陶瓷工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扬眉吐气，真正成了窑场的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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