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的黎明剧团
王淳 赵步庭 王银
“七七”事变，日本侵略军疯狂侵华。蒋介石和他的反动军队，不顾人民的死活，狼狈南逃。祖国的半壁山河沦陷敌手，华北人民在敌人的铁蹄践踏下陷于水深火热之中。
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转入华北敌后抗战，建立了太行、太岳、晋冀豫等抗日根据地。就在事变的第二年冬天，磁县人民在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建立了磁县人民抗日政府，并普遍发动组织群众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磁县北岔口村的黎明剧团，就是在抗战初期组织起来的。
剧团的诞生
北岔口村位于太行山的东麓，在磁县最西边。西面与涉县接界，北面和武安毗邻，全村有400来户人家，在这一带要算是一个较大的村庄。由于部队的剧社、宣传队不断到这个村来演戏，我们和村里的王洲、王治、王哲、赵步生、索有志等一伙青年人在他们的影响下，产生了组织抗日剧团的念头。
我们这伙青年人经常在一块种地，和本门上的一个叔叔张怀英很要好。我们这位叔叔很爱拉“四股弦”，但他并不全通，且不会使用打击乐器。一个人拉没有人帮着唱是没有意思的，于是他不断跟我们凑在一块拉拉唱唱。越来瘾头越大，一吃罢饭不约而同地就集合到村外“镰把场”的一个草垛旁边。这个地方一来避风，二来也不妨碍乡亲们睡觉，可以无拘无束地自由歌唱。
1939年腊月的一个晚上，本村有一家娶媳妇的从张二庄请来一班“响戏”。因为当时看戏的机会不多，遇到这样一次大响戏班吹打时，男男女女总是围得满满的。这伙青年人不用说便得去看看热闹。响戏班主要是奏吹腔，最精妙的要算是“大闹核桃园”，吹罢“核桃园”下场接着就是四股弦《骂金殿》的一段。这可对了我们这伙青年人的口味了。我们不顾一切地直往前蹭，好象叨盘子吃似的，围在桌子的周围，又要记戏，又是听调，简直把心都操碎了。看到一个衣衫褴褛、四五十岁的老艺人，一面打鼓一面唱，看情形他对四股弦这个调门是“行家”。有位上年纪的邻居说：“那不是在咱村唱过戏的王兴义吗?现在老得几乎不象他了。”我们知道这个人对四股弦通行，在停止演奏之后，就暗暗把他拉到一边问他：“能不能在俺这里教俺唱几段戏，组织一个宣传队?”原来这个艺人由于班社被侵华日军逼得遣散了，正在走投无路，一听到要组织宣传队，便满口答应了，条件很简单，只要能吃饱肚子就行了。
师傅请到了，又借来村上的打击乐器正式叮当起来。真巧，这伙年轻人个个精明伶俐，一学就会，还都有个好嗓子，可把个老艺人高兴坏了。一来他想显示自己一手，二来还想谋个长久的生活之计，于是他便要求大家到台上演演，并且说，他有十拿九稳的把握把大家教好。但这些小青年一下子却没有那么大的胆量，一来怕大人不同意，二则怕把摊子弄大了，自己在家又不当家，从哪里拿垫力(本钱)?正在没主意的时候，抗日政府号召成立农村抗日剧团大搞春节宣传，而这个村又有个老年旧规矩，元宵节总是要唱四天戏。自从事变以来，兵荒马乱，人心不安，二年没演戏了。今年政府号召叫大搞春节文娱活动，可真投了乡亲们的心事。于是群众要求村干部去和这伙青年人商量，“如果他们在元宵节能够登上台唱三天戏，那么请老师吃喝、油灯火耗我们情愿捐献……”。上级又指示，村干部要大力支持他们。这样一来，我们这伙青年人高兴极了，大家想，通过这一次登台演出，一定会把剧团搞起来，只要我们会唱旧戏，就一定能演新戏。只要能演新戏，就够上一个抗日剧团的“格儿”了!但这时候已是腊月初九日了，离元宵节满打满算只有一个来月的光景，唱三天需要十来本戏，能够赶得出来吗?要是答复了群众，到时候拿不出来，那咱可受不起群众的埋怨。
正式登台，这和‘‘打地摊’’唱可不一样，拉的、打的、唱的、主角、龙套等，好坏不说，哪一角也得有人干呀!年轻人又发了大愁。这时张鹤鸣区长和村干部给了我们极大的鼓励：“演一场也是好的，演坏了也是好戏!……。”并帮助扩大了组织，由区工作员、村干部和老师按每个人条件，先抽出了红脸、黑脸、小生、小旦四大角色，又确定了文武场面。正式排演起来了。
大家的学习劲头可真大呀!黑夜不到鸡叫不睡觉，清早一明就起来到野外去喊嗓子，甚至连饭都顾不上吃，回去晚了也不管冷热吃上几口转身又走，钻空子再给家里弄柴弄水，简直忙得象疯了似的，连走路的时候嘴里也不断哼着戏词，有时候进厨房去盛饭端着空碗又出来了，家里的人也笑我们是“戏迷”。到腊月二十日就排出了三个小戏—一《韩琪杀庙》、《送徐庶》、《打鸟》。要以现在来说一日即可排成，可是从当时一点基础也没有的情况来说，也就真算有天才了。
接着又要排大戏《忠保国》、《李广出庆阳》。排着排着，一部分人的思想上矛盾起来了；“我们是成立抗日剧团呀!要是只能唱唱老戏那有什么趣味，那能算是抗日吗?咱得象军分区的“奋斗剧团，一样唱抗日戏才行。如果光唱旧戏，恐怕连媳妇也巩固不住了!”
穿着破烂的衣衫呀，提着米壳筒子呀，拖拉着破鞋走路呀，又脏又臭的戏房呀……。旧社会的戏班和艺人的一切形象也在大家的脑海里象电影似的一幕一幕地掠过。“闹闹灯节算吧，这活不能久干……”
“不是这样，吸食毒品不吸食毒品那由着我们自己，况且咱们的八路军哪还能允许敌人再用毒品来毒害我们中国人民。奋斗剧团的同志们不也是唱旧戏出身的吗?我们懂得了旧场面，装上新内容不就和他们一样了吗?”区工作员向我们这伙青年人作了多次的解释。于是奋斗剧团在演剧中耍的大刀片呀，“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呀，《杀鬼子》、《除汉奸》等剧以及观众在台下的拍手欢呼的场面，也一幕一幕地象电影一样在我们的脑海里演起来了。对!上级说得有道理。干，一定要干出个名堂来!
用《送徐庶》、《桃园弟兄》各赠一杯饯行酒的场面，编出了送子参军的《六杯茶》，又编了一个《张老三卖盐》等戏。这样旧戏也排了，新剧也有了，大家情绪更高涨了。
除夕晚上也没有停止过，大年初一除了照例到各家拜拜年之外，仍坚持排演。
光阴似箭，转眼已是元宵节到了。村干部到离这个村八里远的陶泉村赁来一付破戏箱，自己又准备了一些简单的化装品，定在元宵节的前一天下午正式出演。
北岔口村唱戏的风声，早传遍了周围大小村庄．老乡们都赶来看戏。本村的大家小户，又是接闺女、请女婿，请到了不少的亲戚，可以说比事变前还要热闹。
群众在看戏的当中，不断发出议论：“看那红脸的架子多排气呀，黑脸的嗓子多壮实呀，那青衣的身段多绵软呀，小生眼睛多灵活呀!”赞不绝口。
在本村演出以后，附近村庄的春季庙会就很想听听北岔口剧团的戏，而这时已排出了四、五个小型现代剧，政府也鼓励到外村去演演。
农历二月初二日陶泉塔湾村有个庙会，正月二十日便派人来北岔口村写戏了。
“我们不是卖戏的呀!我们是搞宣传的!再说出村演戏，总得有两下子才行，咱们这些土玩艺实在拿不出门……”。
“咱们都是邻村上下，十亲九厚的，去陶泉塔湾还不是跟在北岔口一样?那里的乡亲们也需要你们去宣传呀，去吧!”
“去是愿意去，我们就这样出去唱戏，是不是就成了一个旧戏班子了。”一面给人家说，心里一面嘀咕着。“那我们可不能昼夜住庙呀!”
“这还用说，你们是剧团了还能那样待承……”。陶泉这个干部好象摸透了我们这伙青年的心理。
陶泉村还没说好，花园村又来了：“不要紧，到俺村去吧，晚上到首户家里睡，别说就地铺麦秸，管保叫你们躺热炕铺毛毯哇……!”说实在的，这伙青年并不是吃不了苦，计较的主要是怕别人当旧戏班看待。铺毯子呀睡热炕呀这并不是我们的要求，而是写戏人怕剧团不去而满口应承的。
联系好了。先到陶泉，后到花园。这个出村演戏的消息又很快传到了家长们的耳朵里，有个别家长封建意识比较浓厚，于是便找到剧团来说：“原来是说你们在本村闹闹灯节就算完事，如今你们真的到外面去唱戏呀!不能去!要是真去，以后就别想回家来!”也有的说：“当戏子不能入老坟。”也有的家长直接去找村干部……。
话虽是这样说，在抗日政府的领导下，在区长、村长的说服动员下，人们的思想逐步有了转变，知道是为了抗日救国。况且看到自己的孩子又唱得那样好，也都是庄户人家的子弟，所以也就没有多么大消不了的气啦!
转眼之间，陶泉的二月二庙会来到了，那里赶着三、四条大骡子来驮戏箱了。演员们仅把戏箱让人家驮去，自己的被褥打得方方正正的，挎在自己的肩上背着。让人家赶着骡子空走回去了!我们仿效八路军，头戴着军帽，身穿着中式大棉袄，外系着皮带，路上行军整整齐齐地排成了一字长蛇，高唱着：“叫老乡，你快到战场上，快去把兵当……”的抗战歌曲齐步向前。
到边区去演出
1941年这里闹旱灾，秋景不好，大部分土地仍集中在地富手中。为了度过灾荒，政府曾大力组织与发动群众“生产自救，抗灾度荒”。听说山西收成较好，好多人准备搭伙到山西去搞些副业生产活。于是剧团也就产生了上山西出演的想法。
剧团成立一年来学习了不少戏，结合生产不断出演，在艺术方面也有了一定提高。大家觉得敢到外面去转转了，一面做宣传，一面度荒，这是一举两得的事。决定了，政府给开了“通行汪”和介绍信”。
12月上旬向山西出发了，没有多少衣箱，也没有雇牲口驮，都包成包袱，轮替背着。每人除了都背着捆得非常整齐的被子外，又加了好多变色的布饭包，包上还缝着红五角星。行起路来，真象一支地方游击队。走路又没有盘费，少不得是走走唱唱，唱唱走走，只要村子里愿意看就停下来演出。上山西去必须经过涉县，这一带又是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所在地，况且清漳河上游的南五村又是富裕地方，于是就决定先到南五村去。
剧团的外交人员走在前面和下温村的干部接了头，商定在这个村出演4天。
这里的群众喜欢看这个调子的戏，但不知我们这伙人唱得怎么样，如果唱得好了，还可加演两天。并答复除派饭外，还要多给一点报酬。
剧团出县演出，这真是大姑娘上轿“头一遭”。如果第一炮能够打响，以后台口就会不成问题，所以大家格外紧张，决心把戏唱好。第一天的下午就获得了群众的好评：“这可不象是刚打出来的班子呀?”
“一个强似一个，那一个也不打锅。打出这么一班戏可真不简单呀！”
“我还以为是一伙‘凉胡子’，没什么看头，随便来混混热闹，想不到还就成个戏样儿哩，走，到前边去看。”你一言我一语的在台下议论着。
在群众谈论的时候，一边还立着一个中等身材、圆圆脸蛋、头上戴着一顶毡片剪成的灰色军帽、上身穿一件染青色带衿的大袄、下面是一条灰色棉裤的人。他的脚上穿的是一双踢死狼夹鞋，幸亏外面还披着一件黄色军大衣，要不然就看不出他是一个工作人员。当那伙人—面议论这戏唱得好坏，一面挤到前面去看戏的时候，他便从人群的旁边来到台上了。
剧团同志一见上到台上一个工作人员，便热情招待。大家急忙让他坐下，递烟，倒水。他都拒绝了。这位工作人员非常客气地点了点头，说：“你们都辛苦了。”这伙没有出过门的青年，就连这句话也不知怎么回答才好，只半羞半臊的红着脸说：“坐下吧，同志。”
这位同志知道剧团成员是没有出过门的庄户子弟，便很和蔼地说：“同志们不要客气，咱们都是自己人。嘿!你们这出戏可演得不坏呀!”
“好说了，我们又不是经常唱戏的，不过在农闲时候出来转转。”
“不坏，就是唱得不坏。你们的场面(指打击乐器)有些地方很象京剧的场面，角色配得都很好，只要好好地干下去，前途是很远大的。”说着他站了起来：“好好演吧，我到下边去看，有什么困难回头找我。我姓靳，就在那个有楼的房子里住。”他一面说，一面掀着门帘向他住的地方指着，“等你们有了工夫咱们再长谈。”说着跟送他的人一一握手后下台看戏去了。
“这位干部多好呀，说话那么和气，叫咱有困难去找他，也不知道他做的什么工作。”大家在这位同志走后你一句我一句地议论着。
第二天下午刚刚吃罢晚饭，天还明亮亮的，那位穿黄呢大衣的同志又走进了戏房。这回不是自个来的，相跟着一个人，瘦瘦的面庞，较高的身材，穿着一件黑色对襟粗布棉袄，腰间还系着一条半幅白布腰带，披着一件黑灰色的粗布大衣。看他穿的衣服有点不大整齐，活象一个庄户人。他们两人膀子靠膀子，走进了剧团的住所。一走进去，这位穿黄呢大衣的同志就向大家介绍说：‘‘这位就是赵树理同志。” 。
啊!赵树理?!多熟悉响亮的名字啊!剧务股的孺牛、心林俩连忙抽出专门为了待客所买下的“坦克车’’香烟让他抽。赵树理说：“我不喜欢抽烟卷，我爱抽烟叶。”说着从口袋里掏出一个木头烟斗，还有一个象慰问袋那么大小的烟口袋。不过他这个口袋没有绣花，已经使得油黑发亮了。“昨天晚上，我看了你们的演剧还不坏呀!不过是把些旧戏全盘托出来了，应该把里面一些带有封建迷信的东西改他一改……”
“改了哟!原来那李广听娘娘念道他的时候，还有一个小鬼呢!”剧务股小孺牛回答说。
“这里虽然改了，但李广回朝的原因，还是鼓打三更，偶作一梦，梦见京城御子龙有难而引起的呀!’’说到这里，赵树理看到站在他面前的同志好象有些说了又后悔了似的神色，便说：“其实这不是一下子所能办到的，改造老剧是一个长期的艰巨的而又非常复杂的工作，以后你们多给咱们的靳主任联系，他很内行。
“靳主任!靳主任……。”“就是咱们边区文联戏剧协会的靳典模主任。”赵树理同志说到这里，靳主任又站起来向大家点了点头，很客气地说：“对不起，以前一直没有深入到基层，没有把工作搞好，你们来到这里，这是剧协同志们很好的一个学习机会。多在这里转个时期，咱们抽机会共同研究研究……”他们一直谈到演员该上台化装了才回去。
以后一天比一天熟了，再谈话时就没有以前那样拘束了，他们给剧团介绍了《慈云观》、《韩玉娘》、《岳母刺字》等一些新改编历史剧本，并讲了好多次有关剧本音乐表演以及戏剧发展方向等问题，强调指出：戏剧工作必须是为政治服务，为战争服务，为生产服务。
在这里演出的天数虽然不长，可收获却是不可估价的，懂得了很多从来还不曾听过的新道理，明确了剧团应走的道路，更加坚定了全体同志的事业心。“黎明剧团”的名字就是这时由晋冀鲁豫边区戏剧协会给起下的。
离开了下温村，又到不远的更乐、辽城等地，逐渐进入了晋东南。
1942年元旦前两天又回到边区政府附近，由剧协介绍到边区政府晚会上演出，同志们觉得十分光荣。边区政府对剧团的热情照顾简直象招待贵宾一样。早已号好了房子，每个炕上还发五斤木炭，吃的尽是面饭肉菜……。
这天晚上演出了旧戏《忠保国》、新剧《买盐》，观众一片欢声，一直演到十一点以后才散戏。第二天早晨，边区政府杨秀峰主席、教育厅罗厅长亲自接见剧团的同志，问长问短。他们祝剧团工作顺利，并希望剧团多演新戏，多多启发群众抗日救国和建设边区的革命热情。杨秀峰主席代表边区政府发给我们300元奖金。我们的剧团以后要是不好好搞起来，那就对不住他老人家，对不起我们全边区的人民。每个同志的心眼里都感到无限兴奋和激动。剧团没有把这300元钱作为平常收入花掉，用它从敌占区买了一道漂亮的雪青色幕布，作为永久纪念。这就是这个剧团的第一道幕布，以后，这个幕布在每一次演出中都放出了绚烂夺目的光彩。
一个光荣的演出接着一个光荣的演出。这年冬天是刘伯承师长的50寿辰，剧团奉命从山西赶回来给刘师长祝寿。其实刘师长祝寿是假，实际是以祝寿为名，开秘密会议。参加大会的同志每天都在紧张地开会，比平常开大会不同的是在会场上多了一个大“寿”字。 我们剧团荣幸地参加了，这样一个盛大的祝寿大会，自己也觉得自己的脸上光荣。这天下午演出的节目是《打金枝》，不管是文武场面，演员们都表演得十分好。晚上是实验剧团出演的京剧《岳母刺字》和《汾河湾》，他们的剧本都是经过改编了的。实验剧团的演出，使黎明剧团全体同志开阔了眼界，汲取了营养，并深深感到自己的演技水平低，大家打定主意，今后一定要发奋努力改进提高。
此次来到边区，又见到了剧协靳典模主任，作家赵树理，看到了杨秀峰主席，光荣地参加了边区政府的新年晚会与刘师长的50寿辰活动。这对于出身贫穷的这伙农村青年人来说，对这个土生土长的剧团来说，真是做梦也想不到的事。更体会到自己的工作光荣，前途光明，并下决心搞好剧团，搞好生产，积极支前参战，来报答党和政府对自己的关怀和扶植。
自从到边区演出以后，黎明剧团就有了它一定的声誉。除本村、本区、本县各级政府重视、关怀与大力扶植外，还受到了第五军分区的重视和欢迎。每逢一个盛大节日或会议差不多总要通知剧团到军分区驻地去演出。当剧团背着东西走进西达镇的时候(五军分区司令部所在地)，那里的军民都在拍手欢呼——‘‘咱们的剧团来了!”抢着替演员们拿行李、背衣箱。安排我们住好房、吃好饭，招待得无微不至。尤其是李司令员，对待剧团更是体贴入微，他没有一点架子，把早已准备好了的糖、烟、瓜籽亲手递给大家，使大家和他无拘无束地说工作，使大家感到自己的工作光荣，无形中给了大家莫大的鼓舞。
有一次，接到为边区群英大会公演的通知，同志们在团长贾茂福、指导员赵克忠的带领下，兴高采烈地离开了家乡。路过军区当然要演演的，我们将准备到边区演出的自编节目《杨步浩翻身》，在这时做了预演，以便由大家提出意见再作修改。我们来的前夕，军区部队袭击了盘踞在武安县牛洼堡村的日伪军，没收了汉奸樊林堂的一副旧戏行头，军区把它全部赠给了黎明剧团，从此剧团就有了家当。过去只有几件破戏衣，赶台口时，“一个小驴驮不了，两个小驴不够驮”，现在忽然得到这样一副全箱，简直把大家高兴透啦，连拉弦的、打鼓的同志也要求“箱官”给他们穿戴起来，欣赏欣赏，直到兴致平静下来的时候，才把这宝贝似的衣箱折迭起来，小心谨慎地锁到箱柜里。
说起来才笑话呢，大家看到了部队上使用的汽灯，觉得太好了，说：“我们什么时候才能有这么一盏老阳窝(指太阳)?”李司令看透了演员们的心思，便把军区的一盏汽灯也赠给剧团了。虽然剧团中还没有人会使用它，却乐得舍不得把汽灯放在家里，便抬着它到边区群英大会上走了一遭。
剧团在半路上得到一个消息：群英大会是在山西黎城南委泉开的，参加大会公演的有三分区的剧团和襄垣、黎城等县剧团。他们演出的剧目有根据赵树理的小说改编的《小二黑结婚》。除了一些农村剧团以外，还有部队上的剧团。大家觉得这是个好的学习机会，决定除了自己公演的晚会外，尽量多看几次戏，以便提高自己。可是剧团到大会报到后，马上感觉到实现这一目的是相当困难的。
南委泉是一个四面高山围绕着的农村，在这里开这样一个盛会，除把村里所有的闲房子占了外，村子外面还搭了很多席棚，饭厅呀、会场呀，都设在这些棚里。大会规定留下一所房子，轮到哪个团公演，哪个团就住在这里，不演出的剧团一律到村外去住。当时黎明剧团分配在离这里十几里远的桑鲁村，并且还是崎岖的山路。
再者大会制度是只供给两天食粮，其余自备。这样，住的地方很远，食粮也没有作准备，如果停留下来多住几天实在是个问题。
什么困难都是可以克服的。路远，白天没有事情提前吃晚饭，看罢戏半夜里摸着黑回来。第二天除了抽出一定时间讨论一下收获外，便帮群众收拾晚秋作物，解决了吃饭问题。就这样，一连在这个山村住了4天，也一连看了4个晚上的戏。这次收获很大，通过参观大会公演，政治思想提高了；通过交流经验互相学习，对利用旧形式表现新内容有了门径，也有了信心。我们在大会上公演的新旧节目也受到了首长、劳动模范、杀敌英雄和各界观众的欢迎，光荣地戴上了晋冀鲁豫边区劳模大会纪念章。
敌人的阴谋破坏
1942年的春节快要到了，晋冀鲁豫边区戏剧协会的老靳同志奉边区党的委托又到剧团来做辅导工作。靳同志来到剧团后，帮助排出了《新儿女英雄传》、《韩玉娘》等六、七个新改编的历史戏和现代戏，并对剧团的演员加强了艺术理论和政治思想教育，使剧团的全体人员在政治思想上、艺术水平上都获得了很大提高，进一步坚定了事业心、明确了戏剧艺术的发展方向。同志们的心情都很愉快。
剧团成员绝大部分是贫雇农子弟，但以赵瑞林为代表的个别地富出身的反动分子也混进了剧团。起初，剧团只是唱唱旧戏、闹闹高兴，演出抗日救国、减租减息……等剧目相当少，还看不出他们的什么破绽来。现在大搞现代戏，特别是演出了宣传减租减息、反对封建剥削、动员有钱出钱、有人出人支援前线、宣传平等摊派合理负担……等内容剧以后，便一天一天地露出了原形。他们不仅心里恼恨暗中捣乱，而且还煽动起一小部分立场不坚定的演员向剧团领导开火，企图夺取领导权，将剧团把持在他们的手里。
一天老靳同志回到边区了，次日早晨不知谁下了一个通知：“速到村南龙王庙开剧团全体人员会议……。”剧团的同志都以为是研究剧团的工作哩，所以吃罢早饭都没有下地，很快集中了起来。查点人数，一个不缺。当时的两个团长张怀川、赵明荣同志却问起大家：“今天开什么会?什么内容?”这倒奇怪了!并有北岔口村的头号地主张世贤在场清点人数，这更使人费解。这时赵瑞林站到人前了，他鬼鬼祟祟地看了一下周围的人，又看了看他们的党羽，板着面孔向大家说：“剧团有一个问题请诸位研究一下，自剧团成立以来没有一个正式团长，赵明荣和张怀川原是代理，他们不过是能刨几个山坡地，并没有什么知识，没有当团长的资格。我的意见重找别人当吧!”反动地主张世贤紧接着喊了一声：“我同意!我看穷棒子流氓汉也干不了大事，他懂什么?”几个上当分子你看我，我看你，似齐不齐地说：“我……看，他俩也不能当团长……。”
赵、张两个团长是抗日村公所和农会委派的，虽不是党员，但都是老实忠厚，工作热心，给大家请教师、赁衣箱、借东取西，做了不少工作，给剧团解决了不少困难，在演员中很有威信。因此，反动分子恶言中伤，便引起了大家的不满。占有绝对多数的青年演员听到这种不公正的说法非常气愤。当时就有王淳等几个进步青年一齐站起来反对：“我看这是有意识的捣乱，张世贤凭什么来给我们开会?”其他几个青年也理直气壮地说：“没有农会的指示谁也不能换团长……。”当场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很多青年担心剧团垮台，因此，掉下了眼泪。年纪小一点的呜呜哭起来。村长和农会主任知道了这一情况，马上赶到龙王庙，严厉指责了这些反动家伙的不法行为，并警告他们：“小心一点儿。”根据当时情况，经党支部研究决定加强对反动地富分子的监督改造，并派本村的抗日村长赵步福担任了剧团的临时团长，暂时平定了这场风浪。
老靳回来以后，结合当地党、政负责同志对剧团加强了领导，县委宣传部陈涛部长又不断到剧团来作政治报告，因此同志们的觉悟有了很大提高。那些反动家伙也不敢明目张胆地活动了，他们脱离了剧团。赵瑞林明面上去当小学教师，暗地里仍在继续进行破坏。他们妄想霸占村政权。在村上选举农会时，这些反动分子曾三番五次地进行破坏活动，使得几次选举未能成功。经上级党委和村党支部研究，在老靳同志的帮助下，剧团编排演出了很多快板、歌曲、街头剧与小型的现代戏，向群众宣传我党的民主选举政策。经过几天的宣传，使本村及附近邻村的群众真正了解了共产党的民主选举政策，了解了选举农会的重大意义，揭发了反动地主、富农的阴谋破坏，团结了大多数群众，最后终于使选举成功了。他们当然不甘心，于是又进行煽风点火，活动剧团的青年演员说：“把剧团拉到林县城去找(孙殿英的)正规军吧!到那里有钱、有势能享福。”并恫吓大家说：“天变一时要留后步呀……!”这些反动分子，曾借剧团排戏之机，偷看了老靳同志带来的机密文件。党支部认定这些反动分子不是单针独线，而是有组织有领导地来破坏我们抗日的。根据这些具体情况作了详细分析、研究，想出对策。决定：大胆依靠群众，发动群众追造谣根，揭发反动言行，彻底瓦解反动组织，并与抗日政府的公安机关取得密切联系。经过一个月的详细侦察，终于把这个反动组织——“国民党反动派所组织的三民主义研究会”破获了，团内的5个反动分子也一起落网。经农会和公安机关的共同审讯，经晋冀鲁豫边区人民法院批准，于9月间在中岔口召开公审大会，把死不悔改的反革命分子赵瑞林、张世贤镇压了!几个坏分子被清理出团。受骗的上当分子，经教育认清了敌我，向我们靠拢了。从此纯洁了剧团组织。
经过这一场尖锐的斗争，大大提高了全体同志的政治思想觉悟。各级党政领导更进一步加强了对剧团的领导，并且大力培养青年演员，又派农会主任贾民福和赵克忠两同志(党员)到剧团担任领导工作，培养了张忠贤、张怀礼、张忠贵、张金银等八名党员，并培养出一批青年积极分子。他们在战争的年代里，在艰苦的战斗生活中，在枪林弹雨下不惜自己的生命，参战支前，开辟工作，发动群众，随军演出，为抗日、解放事业做出了贡献。
第一次演出《血泪仇》
剧团是以生产为主，演出为副。除上级调动组织娱乐晚会和配合中心工作演出外，一般在农忙季节里是不出外演出的。为了及时演出配合抗日斗争和中心工作的戏，那就不管农忙还是农闲都需要加紧排演才能适应需要。再说，演戏这种工作又不能一个人成一台戏，必须有演员、场面等紧密合作才可以完成。更困难的是演员，种地都要到离村十几里以外的山坡上，十分分散。从春播到秋收一直得住在地里干活，三个月两个月都不容易见到面，哪还能排戏呢?怎么办?在区村干部的大力支持下，1941年春天，剧团演职员成立了一个“变工大队”。这个变工大队既适应工作需要，又是在自愿的原则下组织起来的。大家挑上砂锅、背上粮食，有时住在日夜寒风飕飕的山顶上，有时住在阴森沉沉的深沟里，白天一块劳动，晚上一起排戏，做到了生产排演两不误。在剧团的影响下，北岔口村的互助生产搞得顶好。在当时，算是贾璧区数一数二的互助模范村。到1945年春已排出《打金枝》、《骂金殿》等30多个传统剧目和《打春桃》、《劝荣花》、《二流子转变》、《劝懒汉》、《军民一家》、《范小丑参军》、《苦中苦》、《难中难》、《站岗》、《放哨》、《杀鬼子》、《小二黑结婚》等将近50个现代戏，还排出了《岳母刺字》、《韩玉娘》等10余出新改编的历史剧，有力地配合了各个时期的中心工作，并满足了当地群众的文化娱乐需要。
1945年6月，割麦以后还没有落场透雨，春季作物管理好了，秋季作物还没下种。抓紧时间排演《血泪仇》吧!这是戳空子干的呀!倘若下了雨，大忙时期会完不成计划。为了突击这一工作，就决定到村北的“小寨上”，集体睡觉，集体吃饭，整日排演。刚排到“龙王庙”一场的时候，县政府派人来了，要调剧团明天晚上到县政府所在地——北贾璧村的寺沟演出。
“这怎么能行?我们刚排到第十一场，就连这几场说，剧词也不孰，这怎么能到县上出演呢?”
“来的时候，估计你们有困难，不过县里是这样说的，到了那里，有一场演一场，演多少算多少，无论如何要去”。来人这样说。
团长张义田听到这里，沉吟了一下，对派来的同志说：“好，去就去吧!”
打发县里同志走后，指导员对大家说：“刚才大家都听到了吧，既然有任务．，我们就去吧!” ．
“指导员，你忘了吧，咱们的服装、道具大部分都没有准备，这样了草演出，首先会减少这个戏本身的教育意义，其次会使观众低估我们的艺术水平……。”导演王瀛接着指导员的讲话提出了这样一个意见。指导员考虑了一下说：“刚才导演提的意见很对，但我们现在已来不及闹得十全十美了，大家想想，我们是否还能来得及补救我们的某些缺陷呢?”
指导员一住口，外号叫大炮的赵步恒就开了第一炮：“有办法，只要大家努力就行。我们马上分工，有主要角色的照样排戏，没有主要角色的就去搞演出用具。要夜战，今天黑夜都不要睡觉，明天走路也不要闲着，把词对熟。只有这样，还可以凑合着演出，反正我们又不是没演过戏，只要大家齐心合力，保险丢不了人。”大家一致感到“大炮”说得对，就采取了这个有效的措施，全力以赴地搞了一天一夜，一直干到黎明，才回家稍微休息了一会儿。清早起来少不得担点水，弄点柴，把家里的零碎事简单地安排了一下就整队出发了。这伙热心戏曲工作的青年除了各人背着个人的行李以外，每人还分担了一部分演出所用的服装、道具。他们穿过田间，越过山坡，脚下卵石好象故意牵制他们行路，当空的太阳也加倍地使他们流汗。
大家今天忙得很，嘴里对词，脚下走道，如果跟随在后面听着，就象真的在舞台上出演。
果然，磁武县的全县干部扩大会议明天就要散会(抗日时期有一段磁县西部武安南部合并为磁武县)。县长对剧团说：“听说咱们排了个《血泪仇》，教育意义很大，全县干部一致要求你们前来出演。”
“我们还没排完呀，县长，就是排出来的这几场也不成功，今晚上演实在是成问题，是否……”，指导员的话还没有说完，县长笑了笑说：“同志，不要担心。你告诉咱们的演员，叫他们不必害怕，咱们的演出对象是干部，他们也知道剧团的困难。尤其是武南的干部光听说咱们的剧团演戏好，可是没有亲眼看见过。演吧，演出来一定不会错的。一手培养这个剧团的文化科任莲溪科长，已经接见过全体演员，他笑容可掬地插嘴道：“情况我都了解了，在开幕前向大家介绍一下，保险没问题。”
为了演戏，提前吃过晚饭。一阵细风吹过，西北的天空出现了几块乌云，霎时蔓延了半个天空，大有落雨之势。这时围在台子周围的观众，不禁发出怨天的话声：“天呀!迟不下，早不下，你就偏偏今天晚上下呀?晴开吧，让我们看完黎明剧团演的《血泪仇》再下吧！”老天爷好象答复了他们的要求，风雷过后，微微洒落了几滴雨点，乌云象幕布一样拉开了。舞台下面中间坐着干部，周围立满了男女群众，简直成了一个人海。
戏中的联保主任和田保长可没有少挨了群众的咒骂。饰演王仁厚父子的演员王洲、王泽，好象他们亲自受过了那残酷的压榨似的，每字每句都能打动观众的心弦。饰狗娃的十来岁的小马桩，也演得维妙维肖。在演“龙王庙”那一场时，有好几个五、六十岁的老太婆竟失声痛哭，擦着眼泪挤出了人群，再也无法看下去了。一、二十岁的小伙子从地上抓起石块就要去砸那个韩排长和吴得贵，幸亏紧挨着他的一个干部看到他这样激动，一把拉住他说：“同志，这是演戏呀!”这位热血青年狠狠地放下手中的石块，破口大骂了蒋介石几句，才稍泄了些他的一团怒火。
杀人的刽子手还没有受到应得的处置就闭幕了，台下又是拍手又是喊：“必须演完!”这种要求并不过分，因为没有泄了群众对国民党反动派的仇恨，但剧团实在对下边几场还没有排演，无论如何答复不了这个要求。最后任科长向群众解释并保证第三天晚上再来继续演，群众方才散去。
当天晚上大会干部对这个戏作了简单的讨论，一致要求到他们工作的村出演一次。最后领导决定在全县范围内分片演出。并在演出期间每人每天由政府供给小米4斤。此后，县政府决定对剧团实行半供给制，每年供给6个月粮食(日小米一斤四两)。
第三天全部排好了，又到县府出演了一次。但这次村干部们可没有看到，因为已经散会了。
半个月的巡回演出
黎明剧团演出《血泪仇》的消息传遍了五分区。几年来一直在苦心培养黎明剧团成长的军分区司令部直接派专人赶着骡子到北岔口村接我们到军分区演出。说起来也真奇怪，凡演这个戏的时候总是爱下雨，刚一开演蒙蒙小雨就下起来了。这天晚上是天上一直下雨，台上一直演戏，虽然下得不算很大，但每个观众都已湿透了衣服。演完了，天也晴了。
第二天早晨，天还没有大亮，军分区奋斗剧团的老崔同志，站在剧团宿舍的院子里，象广播似地高喊：“日本鬼子无条件投降了……朱德总司令传下了十八道命令，我们的部队马上要下太行山了……”。并说：“李主任叫咱们剧团负责人到政治部商谈一下今后的工作哩。”
“啊，好哇!日本鬼子投降了!!”
全体演员一个个赤裸裸地从被窝里跳出来，拧了几个旋子，打了几个踢脚，简直不知道高兴到什么程度了。不一会儿又沉静下来了，觉得不该把日本鬼子活活放走，该把他们杀死。因为他们杀死了我们的父母、妻子，烧毁了我们的房屋、农具，抢走了我们的牛羊、牲畜……。这仇还没有报了啊!
指导员王淳，团长张义田、赵步庭从司令部回来，向大家传达了李主任的意见：目前剧团还是依照政府的决定到武南演出，并且要经常和军分区取得联系，随时准备随军演出，活跃部队生活。李主任问敢去不敢去?“敢!我们马上就去，我们全体入伍也没意见。”全团青年一个个磨拳擦掌，一定要马上随军出发。指导员对大家说：“李主任有一定的计划，我们得服从命令呀!”于是大家的思想才平静下来，从涉县西达向武南进发。
出发的时候已经十点钟左右。每人都背着沉重的东西，在烈火一样的日晒下赶路。这里距离出演的地点——武南西蛟村六、七十里的路程。但这六、七十里地的路程可不是平常的山路，一直是山连山、山叠山、山外有山的蜿蜒小道。一入山口的时候还有几个山窝铺，渴了还可以找到几口汤水。后来渐渐走入峭壁山沟，沟两旁的石头全是吊悬，仰面看去好象要砸下来了，仰首望天好象一曲溪水。看样子，要从左山头到右山头架上一块长板就可以搭成天桥。穿过一道山沟，又要翻过一座大岭，有时连羊肠小道也不见了。就是这样翻过数十个高山峻岭，背着沉重的东西，整整一天连饭都没有吃上，直到大深黄昏才走到了目的地。每个人都走得七瘸八拐了。
一进村口，刚吃罢晚饭在门外捉迷藏玩的儿童看见了，就一阵乱喊：“剧团来了！剧团来了!”
道又生，天又黑，还不知道村公所在哪里。剧团请求小朋友们领着去找干部。小朋友热心极了，领上就走。可是引着引着把剧团又引到村外了 。
“小朋友，你怎么啦，这不是没有人家了吗?”剧团同志向小朋友们发问。
“不是在这个村演的。”
“这不是西蛟村吗?”
“这里有七、八个西蛟，演剧不是在这个西蛟。”
“在哪个村?那里离这儿还有多少路?”
“不远，连二里都不够，来吧，一会儿就到了。”
大家前仰后合地跟在小孩们后面，走这一里多的路程就觉得
“你们都累了吧?”老家是岔口的一个干部跑进来说：“你们从这一路来，实在不好走。”“路上连个卖东西吃的也没有，保险又渴又饿吧?”“我去通知各家烧水做饭。”说着扭头就走。不大一会儿管饭的群众来领人吃饭了。
同志们确实累坏了，连饭都不想起来吃。不吃又饿得慌，又考虑到让群众给端饭吃更不合适，大家还是强打精神去吃饭了。
他们去吃饭路过舞台下边，见那里的人已经挤满了，并且不住地鼓掌欢迎开戏哩！
今天的路途太远，大家又那样疲累，况且时间又快到半夜了。可是剧团来到的风声已传遍了周围各个村庄，他们不约而同地从各村赶来了。剧团的领导看到这种情况，可真是作了难了。不演吧，群众来了，还不止一个村的群众；演吧，同志们已经累成这个样子。时间晚了，还必须马上上台，这怎么办呢?他们连饭也没有吃好，坐立不安。
“指导员，谁早吃了饭上台化装吧，我们原来的计划得改变哩，台子下的人都站满了。”先吃饭回来的演员向指导员这样建议。
“同志们可是累得很呀!……”
“累是累，战鼓一催精神就来了，要是这会儿日本鬼子来了，你说咱们动不动?”
指导员心里作的难解决了，马上打了开台锣鼓，由会说快板的同志先说着快板，暂且止住了台下观众的心焦。演员们化装比往日都快，舞台上也看不到有谁腿瘸了。这天晚上演罢《血泪仇》的时候，红红的太阳已滚出了东山。
戏演完了大家的腿也疼起来了，瞌睡虫也钻进脑门。我们连行李都没顾到打开就歪下去呼噜呼噜地睡熟了。
从西蛟动身到鞍子岭出演仅有十来里的路途，说起来这没什
这天来到了鞍子岭才晌午。这个村的干部除把舞台准备好之外，住的地方也收拾得一干二净。他们一早就派人跑了几十里远到俳徊集上特意给剧团买了新鲜蔬菜，并派会做饭的人帮助做饭。这二天的生活很好，精神得到了充分休息，晚上的演出就更加起劲。那时候的多数村庄，是很少见过军分区来的剧团演戏，对《血泪仇》这样大的节目根本连听都没听说过。第二天，群众在早饭的饭市高一声低一声象开会似的讨论昨晚的演出。
“啊!昨天晚上几乎把好戏耽搁了，看人家那角色配的多好呀!哪一个也是呱呱叫!”
“唉!还说哩!”一个老太婆趁这个中年农民往嘴里吃饭的时间唉声又叹气地说：“这戏演得太苦，实在叫人没法瞧，东门上的乔大姐看着看着领着她的孩子擦着眼泪起来走了。
“还有回家哭的。上年被国民党朱怀冰部给打死了儿子的福全娘，搂着她的小孙子，整整哭了一黑夜。”
“他妈的，真是可恶。幸亏在咱这儿住了没几天，不然的话，可该咱们老百姓大遭殃哩!”
“我看罢戏回去，一夜就没睡着。我想那国民党统治的地方老百姓该怎么活呀！来咱这儿没几天就糟踏成这个样子。”
“那活埋人也是真的吧?”一个七、八岁的小孩连饭都不顾吃，他忽然这样问了一句。
“真的!可是真的。朱怀冰的队伍被赶跑了的第二年开春，很多地方在春耕时发现地里埋着死人。”
“不是光埋，埋还嫌累事哩!听说张二庄一带的煤窑筒子都填满简直路断人稀，比狼虫虎豹都厉害。”
“爷，那后来他们哪去了?”
“这还用说，叫咱们八路军收拾了个一干二净。”
“血泪仇可真血泪仇，要被我们摸住，不把他的皮剥下来就不是父母生父母养的……。”
往常这时候他们已经吃罢早饭到地里干了一大晌活了，可是今天吃了头碗饭连第二碗饭都顾不得回去盛。他们看到剧团同志走过饭市时，一齐站起来说：“你们背那么多的东西赶戏可真够累的呀!用牲口去送送吧。”
“不用不用，我们是锻炼出来的，可不能耽误你们的生产。再见，再见!”
一天一个地方，每晚要演出一场，这样一直演了半个来月。
最后到了南郭村，脚还没有停稳，便接到了军区司令部的通知：“随军解放彭城”。
炮火下的政治攻势
1945年秋天，剧团接受了去刚刚解放了的彭城镇进行宣传和慰问演出的任务，在彭城以西一里远的豆腐沟住了下来。这是军区司令部的所在地。这时候彭城镇里虽然没有敌人了，但东山头上的炮楼还没有拔掉，敌人的机枪仍不断地向镇内扫射，彭城东半部仍在敌人控制之下。这里的正规军已经全部转战到武安去了，司令部只有后勤人员。坚持阵地的是磁武县的一部分民兵。加上当地群众在日伪的欺骗宣传下，对我八路军还抱有很大怀疑。因此工作是不大好进行的。遵照司令部的指示，先在该镇开展一个政治攻势，一律组成秧歌队。说干就干，马上化好妆，打着锣鼓，扭着秧歌，热火朝天地进入了彭城。
彭城以出产瓷器著名，“七七”事变以前非常热闹，人来客往，大车小辆，一年三百六十天都像庙会一样。日军侵占后，闹得路断人稀，街道两旁长满了杂草，显得十分凄凉。但当秧歌队一到，立刻就出现了一片欢腾热闹的新气象。大人们不再东藏西躲，而展开门户走了出来。小孩们跟着秧歌队转来转去，口中喃喃着秧歌小调。他们好象完全忘掉了东山头上还有敌人。秧歌队每到人烟稠密之处，就利用各种小调、快板和四股弦进行宣传。半壁街是人烟最多的地方。这是一个南北大街，敌人的机枪打得再凶也射击不到人们的身上。剧团同志们抓住了这个有利的地形条件，就大张旗鼓地演出了《城门活报》、《军民一家》、《难中难》等节目。当群众明白了真象，分清了敌我，明确了利害的时候，便马上回家提上水壶，拿着水碗招待着自己的亲人。
“老总，你们一定唱得舌干口渴了，喝水吧!”其中有个中年妇女一面擦着眼泪，一面将水递给演员们。
“婶婶你为什么哭呀！”剧团敲锣的发现这个妇女在落泪。
“唉!我男人就是被鬼子给害死的”，“我老家是山里的。”
“山里的?啥村?”．
“北岔口。”“我们都是北岔口的，怎么就不认识你呢？”
“你们知道东岸上怪子吧，那就是俺男人。在家里没地种，来这里给地主种地。去年收了点粮食，除了交租不够吃，心想回老家要点干果、炒面，过过这个春天，谁知道那些狗汉奸报告给了日本鬼子，说俺私通八路，把我男人给绑到炮楼上喂了洋狗……。”这位被鬼子害死丈夫的女人一面哭，一面说，最后简直泣不成声。
跟着这位妇女的哭声，不少的人也呜呜地哭起来，自然地形成乐诉苦大会，控诉日本鬼子、皇协军和汉奸走狗们的滔天罪行！
原来害怕八路军的人，今天象拉亲戚一样要演员们到他们家里去吃饭，可是剧团还要赶下一个场子去宣传。
“乡亲们，共产党、八路军是人民的救星，苦难的日子不会再来，幸福光景在向我们招手，乡亲们，擦干眼泪，跟着共产党、毛主席走吧……。”
秧歌队走到哪里，人们跟到哪里，人越来越多，街上也越来越红火了。
剧团本打算白天来街里“打一炮”，晚上回豆腐沟住，不准备演出的。在这新解放区汉奸走狗还未完全肃清，万一他们暗地里“戳”我们一个，可吃不消。又想到纵然晚上出演，恐怕老百姓也不敢出来看戏。可是通过秧歌队宣传以后，群众情绪高起来了。问群众如果晚上演戏你们敢看不敢看?他们异口同声地说：“敢!东山头那几个敌人不敢下山。”
当剧团进行宣传的时候，敌人的机枪不断地向秧歌队活动的地方射击，子弹从人们头顶飞过，房上的砖瓦被打得乱响，瓦片飞到人们面前。可是这不但吓不住演员，也同样没有吓住群众。他们确切地知道，不但有我们的民兵防守，而且刚被击败的敌人是不敢轻举妄动的。于是一部分演员回豆腐沟取服装道具、干粮，一部分人就地收拾台子，准备晚上就在这儿演出。
由于二十多天以来剧团一直是连明彻夜地赶路、演出，风里来，雨里去，一直没有休息，在饮食方面也是饥一顿饱一顿的，同志们过度疲劳，就在这天下午一下子病倒了王哲、索有志、赵恒有三个主要演员。怎么办呢?白天秧歌队游行的时候已经出了戏报，今晚演《血泪仇》。“如果停演恐怕群众说我们不讲信誉，敌人也会说我们实力空虚。这不只是关系到剧团名誉的问题。”没有病的演员这样考虑着，但是却没敢向有病的演员去讲。谁知道有病的演员却一致要求带病上台，他们和没有病的演员的思想一样：我们必须坚决演下去，否则，就不配做一名共产党员，有愧为根据地的革命青年。剧务股原想改变一下演出节目，但这些病号早东歪西撞地走上舞台化起装来了。他们那倔强的意志，谁也不能阻挡。
头痛、呕吐、眼花、心躁、身上烧得厉害。他们咬紧牙关，坚持演出，一走进侧幕回不到后台便扑通栽倒在地上。他们不叫照顾，还劝着大家不要挂念：“一定要演好，因为咱们是开辟工作呀!叫敌占区的老乡们好好看我们根据地的青年吧!”
当戏演到打死韩排长、枪毙孙副官的时候，舞台上响起了枪声。敌人以为我们要摸他们的老窝，也手忙脚乱地放起枪来。
哪里需要到哪里
黎明副团的全体通知，夜以继日的行军演出，带病工作，多次受到党、政、军各级领导的表扬。到磁县全部解放的那一天，已经病了一半以上，但却没有一各通知中途退休而且没有一个晚上停演过，沦亡了八年的磁县城解放了，全县人民锣鼓喧天，张灯结彩地来庆祝这一胜利。政府为了对城镇人民加强教育，决定叫剧团马上进城演出。剧团刚要出发，任科长接到通知说：“情况有变化，目前还不能进城，你们再到武南和村一带去活动一个时期，等候通知。”于是剧团绕回头来向西北走去。沿路农民愉快地收割着他们一年来辛勤劳动的果实，再不担心被敌人抢去。公路上，英勇的解放军不对在跑步行军，他们满头是汗，剧团同志也暗想着，我们也许会有更光荣的任务。
到了和村，剧团的负责人跟镇上的负责人联系后，确定晚上就在和村镇演戏，和村人民是第一次看到新剧的演出，所以群众特别多，演出效果尤其好。
大幕刚落下来，县政府紧急通知到了叫剧团“连夜返回彭城。”回到彭城，任科长跟剧团领导干部交代了任务，除把病号留到后方，其余人员另行分配了工作。这才知道国民党部队沿着平汉线北上，向解放区发动进攻，我们解放军在磁县滏阳河畔与敌人接火了。
根据当时的战争需要，将赵步生、张忠贤等20个通知分配到最前线，救护伤员、押解俘虏和带领担架队。另有12人分配到兵站，8人分配到后勤部工作。
那些到前线去的青年，他们跟着部队冒着枪林弹雨带领担架队抢救彩号，押送俘虏的通知只拿着几颗手榴弹，一个人要押送几十个俘虏。仅张忠贤这一个小组统计，他们在这次战斗中押送俘虏达7次之多，救护了30多名受伤战士。在激烈战斗中，他们肩上抬着重“彩号”，身上还要背上一个负伤较轻的战士。还在战场上用手榴弹活捉了3个敌人，缴获步枪1支。在平汉战役中．剧团成员不管是在前线或者是在后方，都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大部分同志立了功。平汉战役胜利结束后，剧团全体人员便马上集中到磁县城里，在几万人的军、政、民联欢大会上．刘伯承师长和地方的党政领导讲了话。我们剧团为祝捷大会进行了光荣的演出，此后，又到各村组织辅导群众文娱活动。
又是演员又是兵
平汉战役结束后，石家庄至安阳铁路沿线的敌人被我军全部消灭了，我军主力又去执行新任务。武安、磁县、临漳、林县等地的反动地主恶霸和土匪都狼狈逃到安阳城内和附近的崔家桥、白壁、辛店集等地，组织了各县的逃亡政府，不断地出来进行抢劫和扰乱活动。当时上级党为了制止敌人的破坏活动，决定从老解放区调一部分坚强的民兵武装以配合留下来的部队坚守前沿阵地，打击反动武装。磁县政府决定从贾璧区调一营的民兵到前方去，其中从岔口抽了一个连。在剧团青年的一致要求下，民兵队长和武委会主任答应由剧团抽一部分身强力壮的青年编为一个民兵排，
这次参战和往常参战有所不同，剧团的青年排显得格外高兴。因为，这次他们不但成了一个排，并且有团长张义田、赵步庭带队。行军第三天的早晨，在离敌人据点辛店集5华里的靳家小庄住下了。营部住在距离靳家小庄8里路的大瓦窑。晚上连长决定抽出剧团一个坚强班，侦察敌情。这一班青年民兵按连长的命令到离靳家小庄3里地的前陵度进行侦察。进屯后，把一个行动可疑的青年人和一个伪保长带回到连部进行了询问。问清了敌人的活动情况，又把他们送了回去，顺利地完成了任务。第二天又到另一个村子去侦察。一方面进一步了解敌人情况，一方面开展了宣传。一次正在讲解我们的政策、法令时，有一个坏家伙到辛店集向敌人告了密，敌人马上派了一个连的兵力疯狂向我们这一个班扑来!机枪咯咯地叫唤起来，子弹哧哧从头顶飞过。这几个青年民兵一发现敌人后怒火万丈，在张忠贵班长(剧团的司务长)的带领下，齐喊一声“打”，立刻卧倒，向敌人还击。敌人一看我们没有几个人，又是民兵，因此就放大胆子冲过来。他们的机枪支在房坡上，兵分三面向我们围攻而来。有一个敌人口里疯狂的喊着：“活捉土八路!”我们副班长顺着喊声，扣动了扳机。“砰”的一声，那个冒失家伙应声倒下了。可是敌人仗凭他们的人多武器好，一拥而上。我们一连投过去10多颗手榴弹，才把敌人暂时压了下去。张班长正在掩护大家往后撤退时，敌人在机枪掩护下，第二次又冲上来了，我们全班又是一阵猛烈的还击。赵巨堂同志正在瞄准射击，不防被敌人打伤脊背，他不下火线，继续战斗。同志们眼里都冒出了火花，齐声喊出“彻底消灭敌人”。正在这时，连长赵维五和剧团副团长赵步庭带领着一个排赶到，击退了北面的敌人。连长命令大家“冲啊”！“打呀!”一阵激烈的枪声把敌人打退了。从南侧来的三排在连指导员董文库和剧团团长张义田同志的指挥下，把南边的敌人也打退了。这时地方部队的一个连也赶来了，在我们火力压迫下，敌人抱头逃回去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剧团民兵排曾参加了多次大小战斗，在敌营外围作了数十次街头宣传。大家勇敢、机智，又能模范地遵守纪律，服从领导，听从指挥。受到了领导的多次表扬。经过这次战斗考验，有3人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是剧团又是战地工作团
1947年春，豫北的安阳、汤阴两城还在敌人统治之下，那里的人民还过着苦难的日子。不久，豫北战役开始了。
战役一开始，我们剧团便随军出战。这一次随军征战是由磁县县政府派去的。剧团已成为磁县县剧团了。
参战的目的地是汤阴以南的宜沟镇。平汉线铁路已被破坏，漳河南岸就是敌人的碉堡据点。必须攀越太行山，渡过滏阳河、漳河才可以过去，这样便给剧团奔赴前线造成了一定的困难。
剧团青年人是爬山爬出来的，是过水过惯了的，走这点路倒是满不在乎。可是这个团现在扩大了，添了许风云、王全冰、李雪芹、张义仁、赵学德等演员和小孩。一没车辆，二没牲口。为了配合战斗，完成党交给的任务大家没有提出任何困难，不折不扣地出发了。
剧团的团结互助精神是有光荣传统的。小孩、女演员的行李全由青年演员分担携带，遇到陡山，还得拉着她们上山，遇到没有桥梁的河流便背着她们涉水过河。终于按指定的时间，一齐到了目的地——汤阴前线。
剧团到了前线，放下东西就准备搭台演出。驻军团的首长感到剧团太辛苦了，便要叫休息一晚上，第二天晚上再演。剧团的同志们谢绝了这位首长的好意说：“我们不累。能够叫全体指战员参战前看上戏，我们就觉得比什么都高兴。”经过剧团的领导再三请求，首长答应了。
同志们可真忙坏了。往常出演都有现成的舞台，现在在前线就不同了，舞台是没有的，只有就着一个一人高的土台子埋上几根杆子，扯起幕布来代替舞台。演员一面装置舞台一面化装，化好装的演员又担当舞台装置，一个人就得顶好几个人使用。
晶亮的星星布满了天空，炮兵连、机枪连、工兵连……迈着整齐的步伐从四面八方拥进了广场。
当时主要节目是《白毛女》、《刘胡兰》，部队同志的情感完全被这些演员们吸引住了。他们的脸上显出各种表情，他们的心里出现了无限的悲愤，他们的心情随着剧情的发展而变化着。
舞台离火线很近，机枪声就好似在自己背后，枪炮声却没有减低演出效果，相反地倒增加了不少气氛。
闭幕后，这个团马上就出发了。第二天上午，捷报传来了，“汤阴城解放，孙殿英被俘了”。另外一封信也传到剧团，信中写到：“此次汤阴解放战斗的胜利与你们团昨晚的演出是分不开的，远近各地都纷纷到此慰劳，请你们伙夫到总务处来取东西共同庆贺这一胜利吧!”接信后没有让伙夫去，团长亲自去了。“首长，我们剧团就是代表磁县政府与磁县全体父老兄弟来慰劳你们的，我们怎能接受慰劳品呢?”剧团虽再三推辞，但终于被“强制”地收下了礼物——白面、猪肉、鸡蛋。
宜沟镇庆祝汤阴解放，剧团光荣地参加了演出。我们看到了各种胜利品——飞机、大炮、坦克车，感到参战无尚光荣。
我们虽然是不脱离农业生产的戏剧工作者，但是在党的长期培养教育下，工作也有几手。不只是会演戏，还会做后勤工作和群众工作哩!剧团由汤阴随着部队转战到安阳，有时演戏，有时就做群众工作，或单独做战地粮食供应工作、草料供应工作。凡是担负的工作，都能搞得有条有理，按时做到收购与供应。
安阳城周围的村庄，因过去长期被国民党军队占据，所以在解放初，对我们共产党、八路军的队伍不敢大胆接待，有东西不敢供给我军使用，甚至东藏西躲，不敢露面，不对我军说真情实话。剧团针对这些问题，利用各种形式，随排随演，向群众进行宣传教育。当时演出的主要节目是：《军民一家》、《金戒指》、《地头蛇》、《招待所》、《反奸复仇》等。观众在看的中间，不断发出议论：“住在我家的八路军就是这样，他们不但借东西要还，清早起来还给扫院子、担水呢，要是走了啊，我还想人家呢。”
剧团抽出了大部分同志，组成了战地工作团，白天专作群众工作，组织农会，建立新政权，发动群众运动。这一带群众是被日伪吓唬怕了的，开始他们不敢大胆接受任务，不敢大胆揭发那些勾结日伪屠杀人民的恶霸地主，甚至在摧毁安阳周围的“崔家桥”、“辛店集”、“菜园集”等外围据点后，也不敢暴露漏网敌人的潜伏地方。那些漏网家伙在黑夜还不断打冷枪和聚伙扰乱，这对我军解放安阳都是不利的。
剧团青年在家就是“庄户人家”，自然就能和老百姓打成一片。凡是演员们工作的地区都比较容易得到真实情况，一方面给部队搞情报，一方面依靠群众发动反奸反特反恶霸斗争。一些暗藏的汉奸特务被群众揪了出来，并把没收乱伪恶霸的财物分给贫苦农民。经过以上工作和群众亲眼见识，我们的队伍在群众中威信大为提高，当发动群众向前线送麻袋，送门板，出车出马支援前线的时候，这些村庄都是一帆风顺，提前完成了任务。汤阴参战结束，回到磁县，县政府决定将“黎明剧团”改名为“光明剧团”。
首长的关怀
1948年春天，东北完全解放后，赫赫有名的东北大军进得关来，分数路南。白马队一色白马，红马队一色红马。12条骡子拉一门大炮，4路纵的步兵象万丈巨龙昂首前进。人们看到我们的军队，真有说不出的激动和兴奋。声势浩大的南下大军同时也经过了磁县县境。
我们剧团当时正活动在本县各大庙会，得到大军南下的消息后，马上退去了农村春季庙会的台口，赶到紧靠平汉线的磁县城内，慰劳南下大军，大军一休息下来，剧团就为部队演出。
大军南下消息早已吓住了长期蜷曲在安阳城内的国民党军队。他们自己很清楚，群众是难以容忍的，所以我军虽再三喊活动员，但他们仍然坚守不出。
大军照样南下，有计划地留下一小部分战斗部队停下来作解放安阳的周密布置。剧团就在这时候奉磁县领导的命令又来到安阳参战了。
当时部队驻满了安阳周围，剧团当然也就得围绕着安阳进行演出。因此剧团是天天日间行军晚间演出。为舞台问题，可没有少费了力气。这一带与太行山里的村庄不同，不用说现成的舞台就是现成的土坡也很难找到，部队又多，至少也是一个团，所以差不多每次演出之前都要做一次紧张而繁重的搭舞台工作。不是在平平的土地上堆起土台，就是现借门板搭舞台，有时需要亲自跑出四五十里路才能找够所用的门板。
一天，剧团被调到某部演出时，部队已经向前方转移，留下来的只有后勤人员，剧团没有按照原订计划停留下来，即刻继续赶到前方。部队的包政委除亲自招待之外，关切地对剧团说：“你们太辛苦了，我们欢迎你们，可是这里离前线很近，既不安全又住不下，就连咱们部队还有很多人在房坡上休息呢。你们没有这个习惯，露天睡觉是不行的，你们还是回到后方宿营，休息一夜，等明天咱们打了胜仗，再来看你们的演出好吗?”
“不，这是我们的任务，不睡觉也没关系，在野地睡觉更没关系。”
“把你们闹病了怎么办?况且说不定这里马上会变成战场的，你们还是到后边去为好。”
“首长，我们是民兵，不怕打仗，我们决不会给首长找麻烦。问题是现在咱们的同志有没有时间看戏，累，不累，有没有心思看这些土玩艺?”
“不累不累，大家太想四股弦了。”
“那我们还是先演戏，演罢戏再回后方好吗?”剧团领导进一步向这位首长要求着。
这位首长知道说服不下，点头说：“可以。只是你们太辛苦了，演罢戏再返几十里路，未免……。’’说到这里，他似乎想起了什么好办法，满面笑容地说：“演吧!”又转告另一个战士：“你去通知，今晚看戏，但要作好准备，电话一来我们马上出发。”
因为战争情况的关系，首长的意思愿叫演短小精悍的小戏，于是演了《血泊自卫》、《堵口子》、《越抓越少》。3个节目完了，部队同志还要求演出《王贵与李香香》，但因情况不允许，没有再往下演。
装还没有卸，部队的炊事员同志早把准备好的面食、饭菜抬上了舞台。
饭后，当我们抬着汽灯，背着东西，离别了各位指战员要返回后方去的时候，首长却不让剧团走了，“天这么黑，路又这么远，哪能走呢?这里已经给你们腾好房子，铺好了被褥。住下，住下。”
“首长，我们是来慰劳的，我们还能给您加麻烦吗?”
“不麻烦，已经腾好了，一定住下，再让战士搬回去那才真叫麻烦呢?”
剧团的同志一定要走，部队的同志一定不让，彼此象拉锯似的拉扯了好久，在剧团干部与部队首长拉扯的时候，剧团的大部分同志早已悄悄摸着黑离开了这个村子!
可是回到后方之后，又出乎意料之外，所有剧团的住处都安排得一妥二当了。这是剧团走后那位首长用电话向后方指示的。最使我们高兴的是剧团领导干部的宿舍里竖着10支捷克式的马枪，每支枪还带着一排子弹，还有4支盒子枪摆在桌子上。
“指导员、团长，你们辛苦了。”后勤机关的负责同志很客气很亲切地说，“这是首长指示下来的，让你们把这些东西收下，谈不到什么送礼，作个‘解放安阳’的纪念吧!”
剧团的青年小伙子看见自己有了这样多的武器，高兴地说，以后再参战就不用那些老套筒子、白土造了(白土是山区一个村名)，演剧也不再发愁借枪了……。你一言我一语，看了又看，夸了又夸，兴奋得整夜没有睡觉。
解放安阳战斗一结束，随即在安阳城北的飞机场上开了一个隆重的庆祝胜利大会，总司令赠给剧团一面锦旗，上面写着“为工农兵服务到底”几个金光闪闪的大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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