煤矿工人运动的卓越领导人
——纪德贵
谷清文
（一）
纪德贵，又名宋纪和、纪麦子。1903年6月出生在直隶省磁州(今河北省磁县)西部六河沟煤矿区石场村的一个贫苦农民家里。
纪德贵的祖籍原系河南省林县东赵村。早在1877年，纪德贵的祖父被穷困和病魔夺去了生命，祖母痛苦难熬，无奈携子纪彦平逃荒要饭来到磁县境地，改嫁到石场村李家。纪彦平长大成人后，娶媳生二子，长子纪米子，次子纪德贵。
纪德贵自幼饱尝旧社会的痛苦辛酸，十二岁就下煤窑给资本家当童工，深受封建资本家、把头的种种压迫和剥削。后来，他在中共煤矿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团结和率领工人群众闹工潮、搞罢工、惩把头、打鬼子，出生入死，百折不挠，同煤矿的统治者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为煤矿工人的彻底解放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1966年11月27日纪德贵同志病逝于石家庄医院，终年六十三岁。
1917年，世界上各帝国主义国家忙于战争的争夺，原来比利时取代德国投资兴办的六河沟煤矿，由中国官僚资本银行集团的股份有限公司取而代之。六河沟煤矿资本家为了攫取大量煤炭，对矿工经济上剥削，政治上摧残。长时间高强度的体力劳动，矿工们被折磨得骨瘦如柴。当时有歌谣道：“资本家黑心肝，把头、监工真凶残，矿工当牛马，累得筋骨断，挨打受气家常饭，人间地狱十八层，矿工压在最下边。”十二岁的纪德贵就和许多矿工一样过着非人的生活，资本家强迫他每天干十几个小时的活，可所得工资却寥寥无几。他和父亲、哥哥拼死拼活地为资本家挖煤，却常年不得温饱。
1925年春天，正值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时期。负责京汉铁路邢台至新乡段工人运动的共产党员杨介人来到六河沟煤矿，他号召矿工们团结起来，反对军阀、反对封建剥削制度，要求资本家执行革命政府的法令，执行劳动保护法。纪德贵听了杨介人同志的宣传，觉得杨介人是站在工人一边替工人说话的，他高兴得睡不着觉，见矿工就讲，咱们穷工人有希望了。他串联了许多工友，积极支持、拥护杨介人的宣传主张，团结起来向资本家、包工柜进行斗争。1925年秋末，纪德贵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杨介人的领导下，六河沟煤矿成立了工会，纪德贵被工友们推选为工会总代表。工会向资本家提出了改善工人劳动条件、保护工人的经济利益、取消剥削制度、保障工人福利待遇等要求。资本家及包工柜慑于工人团结的力量，只好答应了工会提出的要求。从此，矿工的各种经济待遇都有所改善。
1926年春，驻守安阳的国民第二军开拔，六河沟煤矿的资本家认为矿工失去了同情和支持者，很快推翻了工会提出的条件，对矿工的压迫和剥削变本加厉，轰轰烈烈的工人运动转入了低潮。但纪德贵并没有停止革命活动，和共产党员胡金山、柴守仁等始终保持着和党组织的联系。
1927年春天，武汉政府发动第二次北伐，在河南连战连捷，势不可挡。这时奉系军阀纷纷南下阻止北伐。为了截断奉军军火、物资南运和已经越过漳河奉军的退路，中共安阳县委交给了地下党员李春泉组织矿工炸毁京汉线漳河铁路桥的任务。李春泉找到了胡金山、纪德贵秘密筹划后，组织爆破工人中的十几名积极分子，在漳河铁路桥附近进步武装青年的配合下，于6月中旬的一天深夜十二时左右，来到漳河桥下，选择了中间桥墩打眼，装上炸药，点燃了导火索。一声巨响，桥被炸毁，奉军的军火车被搁置在漳河北岸。，车上的军火、物资被当地群众抢运一空。除此之外，纪德贵等人还组织群众将六河沟附近漳河渡口的船沉到河底，并在渡口附近架起台枪、埋下地雷，千方百计地阻挠和破坏奉军军事计划的实现。
同年11月，中共河南省委驻安阳工作组，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地下党要把主要精力放在发展工农运动上和建立武装的指示，决定以矿工集会要求增加工资为诱饵，引矿警队出巢，夺取其枪支。经过纪德贵等人的秘密串联发动，一天下午，三四千工人在观台镇老戏楼前集会。纪德贵主持大会。河南省总工会特派员张楠讲了话。部分共产党员掺在中间。狡猾的资本家不准矿警队出大门。虽然枪未夺成，然而工人团结的力量却使资本家胆战心惊。
此后，矿警队经常在工人中搜查带头“闹事”的人。1928年，党指示纪德贵到国民党石友三部队去搞兵运。后因兵变未能成功，纪德贵便在郑州卖瓜子，等待上级指示。不久，地下党组织指示纪德贵到妓女院给一个名叫桂清的妓女当佣人，寻机营救被捕的同志。纪德贵通过这个妓女买通了一个国民党军官，圆满地完成了党交给他的任务。尔后，他根据革命工作的需要，重返六河沟煤矿从事工运工作。
（二）
1931年秋，中共安阳党的领导人马存汉（董汉、马载），来到了六河沟的台寨煤矿。纪德贵为了掩护马存汉开展工作，通过哥哥纪米子将马存汉介绍给包工柜，做了井下推罐工，并安排住在自己家中。一有机会纪德贵就请马存汉讲工人阶级团结起来，向资本家进 行斗争和无产阶级翻身求解放的道理。在马存汉同志启发帮助下，纪德贵同志的思想觉悟不断提高。不久，六河沟煤矿改建了党支部，马存汉同志任支部书记，矿工党员胡金山任组织委员，纪德贵任宣传委员。
是年冬，直南、豫北地区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六河沟煤矿的资本家、矿警队对工人控制更加严密，公开的罢工、集会、游行等斗争形式无法进行。有一天，党支部开会研究这个问题，纪德贵说：“干脆，咱们成立‘朋友社’吧，这种形式第一不容易引起资本家的怀疑；第二可以把工人中的积极分子团结起来。”党支部认为这种民间带有封建色彩的灰色组织形式适宜隐蔽，易吸引工人参加，便同意了纪德贵同志的意见。党支部进一步明确规定：凡自私、自利、好吃、好赌、思想动摇、贪生怕死的都不准参加“朋友社”。“朋友社”的纲领是：反对资本家的剥削和压迫，专打不平；“朋友社”的性质是党的外围组织。
会后，纪德贵等立即进行秘密串联发动，很快确定36人为第一批“朋友社”员。为了解除资本家的怀疑，按照民间风俗习惯，在石场村的一家大院里，36人面北而跪，焚香叩首，燃放鞭炮，正式举行拜把子仪式。纪德贵带领大伙向天起誓：“苍天在上，我们36人愿结为兄弟，虽不同生，但愿同死。从今往后，我们有难同当，有福同享，精诚团结，除暴安良，决不贪生怕死，好逸恶劳……”。然后，根据年龄大小，均以哥弟相称。纪德贵年龄最长，大家都尊称他麦子哥。
“朋友社”成立后，在党支部的领导下，有组织地向资本家和包工柜展开了斗争。纪德贵首当其冲，带领大家反打骂、要欠资、惩矿警、治把头……，为工人专打不平，除害解气，闹得资本家、包工柜惶惶不可终日。从此，“朋友社”的名声大振，许多工人找到纪德贵要求参加“朋友社”，最后“朋友社”发展壮大到700余人。纪德贵把党比作大树，把“朋友社”比作树枝，将700余人组编成总枝、大枝、小枝，纪德贵被推举为总枝长。并在都党村召开了团拜大会。纪德贵在大会上说：“孤树不成林，孤雁不成群，只要我们穷哥们抱成团，资本家、把头、包工柜及其帮凶就不敢欺侮我们。”大家听了异口同声地说：“麦子哥说得对，谁敢欺侮我们，我们就跟他干到底。”
1932年春，因军阀长期混战，交通不畅，煤炭销路不广。资本家以此为由，一连三个月不给工人开工资。党支部决定，立即组织工人罢工，向资本家讨还欠资。一天傍晚，纪德贵率领“朋友社”的部分骨干，在井口插上了引魂幡，放上劳盆，象给资本家办丧事一样。旧社会的煤矿工人大都信迷信，目睹此状，都感到此兆不祥，加之下窑挖煤也拿不到工钱，因此工人谁也不肯下井了。包工柜见状急得团团转、只好给工人说好话：“弟兄们先下井，咱们有事好商量。”“朋友社”的骨干们说：“不答应还清欠资，我们决不下井。”资本家和包工柜无奈，只好答应先开给工人十天欠资，其他部分陆续还清。纪德贵和马存汉认为罢工目的基本达到，暗示“朋友社”的人暂时复工。这次罢工取得了胜利。
1932年5月，六河沟煤矿的资本家人为地制造物价上涨，矿工的工资贬值。党支部决定组织罢工，要求增加工资。一天，矿工们搁斑了，几个矿井都被迫停产。由于这次罢工规模较大，使资本家惊慌万状，然而又无能为力。他们请磁县民团团长王会哲带团丁前来威胁。王会哲来到工人中间，假惺惺地对工人说：“工友们，咱们有事好商量，何必罢工呢?”纪德贵义正词严地说：“工人、农民辛勤劳动养活你们，你们不替工人说话，真是饱汉不知饿汉的饥!”众工人也纷纷说：“谁和你是工友，你是干啥吃的?”王会哲让工人派代表出来说话。工人却以“王会哲滚回去”的口号予以回答。这时王会哲露出凶相，把文明棍往天上一举说：“再吵吵我就要开枪啦l”纪德贵一听“开枪”二字，高声喊道：“打这个狗杂种!”工友们听到喊声，蜂拥而上，砖石、瓦块雨点般地朝王会哲打去。王见势不妙，撒腿就跑。众工友紧追不舍，吓得王会哲一头钻进资本家的大门，再也不敢出头露面。王带来的团丁武装也被工人们驱逐出矿区。资本家被迫答应了工人的要求。
1932年秋天，南方红军开展第四次反围剿。为了牵制北方国民党军队南下，六河沟矿党支部先后组织工人数次罢工，多次提出增加工资的要求。九月的一天，漳河北的台寨矿工人又一次罢工，煤矿资本家立即派出矿警队、便衣特务，追查罢工领导人。同时，又向驻防在安阳的国民党高桂滋部告急，声称工人造反，要求前来镇压。纪德贵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通知“朋友社”的骨干，连夜组织会武术的工人、农民，各举刀、枪、棍、棒，天未亮就集合到漳河北岸。有的农民还把土炮架在了漳河边。全矿工人、家属、附近的农民潮水般地涌向漳河沿岸，准备迎战。但是部队来到漳河南岸的观台矿后，听说是工人向资本家讨还欠资，并非是造反，随即将部队撤回安阳。观台矿的工人见此情景倍受鼓舞，立即举行罢工。这样就形成了整个六河沟矿大罢工——万人罢工。资本家见部队不辞而别，慌了手脚，急忙派人与工人谈判，答应将工人每天的工资由三毛增加到四毛五至五毛。
正当工人斗争情绪高涨的时候，资本家操纵黄色工会，利用集会污蔑工人运动和共产党，在工人阶级内部制造分裂。在黄色工会的集会上，纪德贵站起来愤怒地说：“为了让大家看看你们的心是红的还是黑的，我要说两句。难道你们忘了孙总理临终前说的要联俄联共，扶助农工吗?你们为什么要污蔑马列主义?又为什么骂共产党是共匪?”这时会场上群情雷动，黄色工会的人张口结舌。矿警、特务站了起来，纪德贵乘人群骚动时，在“朋友”们的掩护下离开了会场。
从此，六河沟煤矿的资本家勾结地方反动政府，在工人中搜捕共产党员和罢工积极分子。纪德贵被矿警、特务跟踪。他机智过人，和敌人巧妙斡旋，又幸得“朋友。’’们的保护，敌人始终未能得手。1933年夏天，形势突然紧张，煤矿董事会和当地国民党反动政府联合贴出了通缉纪德贵的布告，扬言纪德贵私通。“共匪”，扰乱社会治安，煽动工潮，罪恶甚大，悬赏现大洋一百元，捉拿纪德贵归案。至此，纪德贵才按照党的指示到峰峰煤矿隐蔽。由于他积劳成疾，矽肺病复发，又潜回石场村养病。不久又被敌人发现，幸得矿警队王锦玉托人通知，才免遭逮捕。
（三）
纪德贵被迫离开六河沟煤矿后，遵照直鲁豫边区特委的指示，在肥乡县任县委书记。1934年至1937年，调到直鲁豫边区特委，先后任特委委员、特委书记等职。
1934年安阳的形势非常严峻，国民党四处搜寻共产党员。当时直鲁豫特委机关就在安阳，开展党的活动受到很大限制。纪德贵同志针对这个情况，巧妙地采取分散住宿、分散活动的办法，保证了特委同志们的安全和党的工作顺利开展。是年的四、五月间，驻守在安阳的国民党军队在安阳的北郊修建飞机场，抢占了当地农民的大片土地。纪德贵指示安阳中心县委，发动当地农民和国民党展开一场反对修建飞机场的斗争。农民们手持锨镐棍棒，浩浩荡荡地开进飞机场工地，和国民党开展面对面的说理斗争，迫使国民党军队停工。
1935年纪德贵领导安阳下营村农民组成了“林约社”，阻止地主抢伐农民树木，保护了农民的利益，打击了地主欺侮农民的嚣张气焰。
1936年，磁县地区匪祸四起，捐税繁多，民不聊生，纪德贵为解人民于水火，领导农民两次武装分粮。由于组织工作不够严密和对当时形势估计不足，分粮均未成功。在1937年5月3日，纪德贵和陈少敏代表直鲁豫边区特委到延安参加了党中央召开的全国代表会议。会上他见到了毛主席和刘少奇等中央领导同志。毛主席在会上表扬了纪德贵，说他是个煤矿工人党员，一直坚持斗争，艰不容易。
“七七”事变后，日本侵略者疯狂地由北向南大举进攻，国民党军队节节后退。六河沟煤矿和峰峰煤矿的资本家也闻风丧胆，纷纷逃窜，煤矿一片混乱。具有斗争传统的煤矿工人，不甘忍受日本帝国主义的蹂躏，决心跟着共产党团结抗日。是年11月份，纪德贵同志根据直鲁豫边区特委的指示，在八路军一二九师先遣三支队的帮助下，在峰峰煤矿组织了八路军第四游击支队(以下称四支队)，纪德贵任支队长(亦称支队司令)，张桂林(张香圃)任副支队长，八路军一二九师先遣三支队的俞益元任参谋长，队伍近百人，主体是峰峰煤矿工人。1937年12月，纪德贵率领这支工人武装，来到了六河沟煤矿。矿工们听说麦子哥回来了，都喜出望外，奔走相告，许多工人和附近的青年农民都纷纷要求参军。队伍一下子扩大到一百五、六十人。这支抗日武装在纪德贵同志的领导下，到林县发展武装，宣传抗日。之后经常活动在京汉铁路以西漳河两岸的晋、冀、豫边区。他们偷袭日本鬼子的据点，阻击鬼子扫荡，扰乱鬼子驻防，保卫抗日政权，和日本鬼子展开了游击战争。他们所到之处，打土匪，灭汉奸，收缴地主、民团的枪支弹药，武装自已，扩大武装，除暴安良，宣传、发动、组织群众团结抗日，受到当地人民群众的热烈拥护和欢迎。
1938年初，党内曾一度出现过托陈取消派。当时有胡秋远、钱杏村、王利西等人办了《读书》杂志，宣传托派观点，在党内影响较大。纪德贵不仅有勇敢的战斗精神，而且也有较高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他公开揭露了托陈派的观点及其反动性，用无产阶级的革命理论和实践，批判托陈派的错误论点。他的讲话朴实无华，通俗易懂，一针见血，被当时冀南特委机关《抗战呼声》报的编辑马伦同志所重视。他把纪德贵的讲话整理成章，以备刊登。
1938年5月，纪德贵率领的四支队从林县返回磁县索井、彭城一带。5月27日，他和王维纲同志，由彭城到磁山向八路军一二九师的陈赓同志详细汇报了磁县的敌情和四支队的工作。5月29日，一二九师三八六旅移驻彭城。5月31日，驻守观台的日军八百余人，携带精良武器，偷袭彭城镇。纪德贵亲率四支队配合陈赓部队作战。结果，日军死伤惨重，逃遁观台。
1938年6月上旬，纪德贵奉一二九师的命令，率四支队重返林县开辟抗日根据地。纪德贵任太南特委常委，代理政治委员。四支队的任务：一是扩大武装；二是做好地方统战工作；三是做好民运工作，建立党在农村的组织。动员全民族抗战，有人出人，有枪出枪，有粮出粮，有知识出知识。纪德贵领导的四支队，走到哪里就把抗日政策宣传到哪里，深受群众的欢迎。在林县北部的许多农村，建立了不少自卫队和儿童团以及妇救会等群众抗日团体，并在不少村子发展了党员，建立了党在农村的基层组织。
1939年，林县成立了地方工作团，四支队改为以工作团的名义开展工作，同时也受一二九师的领导。是年12月份，国民党发动反共摩擦，九十七军不断向抗日根据地进攻。纪德贵奉命率四支队配合八路军正规部队作战，一举击溃了敌人的猖狂进攻。这次反摩擦战斗结束后，四支队并入赵谭支队第三团，纪德贵任副支队长兼三团团长。时隔不久，成立了林北县中华民族抗日战地动员委员会，纪德贵担任主席。1940年，纪德贵奉命到太行区党校学习。1941年8月，晋冀豫区召开第二次工人代表大会，他被选为职工总会执行委员和矿业职业总会执行委员。
1942年，日本侵略军进攻国民党的新五军，人民群众惨遭洗劫。为了解救群众危难，林北县成立了“善后工作委员会”，纪德贵担任主席。他组织干部到损失最重的村子慰问群众，发动邻村群众捐献衣服和粮食。并慰问新五军的官兵，善后工作做得及时稳妥。
1943年，为了巩固抗日根据地，纪德贵担任了林县县大队长，领导三个中队，十二个小队共计300余人。同年秋季，还乡团李同秀、王振国带队进犯抗日根据地，纪德贵率部击溃了还乡团的进犯，保卫了抗日根据地。
1944年，纪德贵积极响应党中央毛主席“动员全党做好反攻准备”的号召，在做好军事工作的同时，分别在林县的任村、姚村开设“洪记”、“太行”两个商店，他但任经理，对粉碎国民党的封锁，进行物资交流，解决我军太行部队物资急需起了很好的作用。
(四)
1945年8月，日本侵略者宣布无条件投降。纪德贵根据党的需要，由抓武装工作，改为抓工会工作。1946年6月他当选为晋冀鲁豫边区工总常委，并由晋冀鲁豫边区中央局决定，纪德贵担任了’晋冀鲁豫边区职工总会主席。因多年艰苦的战争生活，使纪德贵的矽肺病复发。经晋冀鲁豫边区中央民运部聂真同志同意，纪德贵回石场村休养治疗。1949年调纪德贵到华北局工作，因病未痊愈，他请求留当地工作，华北局同意了他的请求，在当地给他安排工作。1951年他的病稍好后，先后在峰峰三矿任工会主席，矿务局总医院和一矿医院任名誉院长。在这期间，他和医务人员打成一片，与病人情同手足，常用自己的工资周济病人。全国解放后，纪德贵依然保持勤俭节约、艰苦朴素的老八路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他光明磊落，从不搞特殊谋私利，更不伸手向党要待遇，争地位，深受人民群众的拥护和爱戴。1963年纪德贵担任了邯郸市政协副主席。
纪德贵病故后，中共邯郸市委为他开了追悼会；给予他较高的评价。纪德贵虽然与世长辞了，但他的革命精神永远鼓舞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事业中，夺取新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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