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磁县抗日民主县长田裕民
蔺瑞丰
田裕民同志，字怀清，1901年4月24 El生于河北磁县光录乡尧丰村。1932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37年10月参加八路军。他是抗日战争时期由共产党领导的、却又是经国民党省政府批准任命的，第一个抗日民主县政府的县长。田裕民同志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立场坚定，英勇顽强，艰苦奋斗，勤政为民，克己奉公，经受了战争和艰苦环境的考验。他正确运用党的“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三大法宝，在创建人民军队、建立抗日民主政权、收取情报、瓦解敌军和为争取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胜利中，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违庭训献身革命
怀目标智斗敌顽
田裕民出身于一个地主家庭，父亲严训要他“光宗耀祖”、“宏扬家声”。清末民初，旧政府腐败无能，以致军阀割据，连年混战，横征暴敛，民不聊生。童年的田裕民心里渐渐萌发了“振兴中华”和“图强雪耻”的信念。
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创建共和，振兴教育，创办新学。磁县也创办了县立国民小学。1912年，田裕民入磁县城内县立高级小学读书。1918年毕业后考入北平河北省立第四中学校。1922年考入国立北平商业专科学校。因家庭经济困难，中途辍学。1925年到山东胶济铁路当职员，因没“关系”被革职，失业回家。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中国是战胜国。然而，美、英、法列强把持巴黎和会，强行把德国在我国山东的特权转让给日本继承，北京学生爆发了反帝爱国的“五四”运动；1927年，日本首相田中义一提出“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的狂妄计划，出兵强占济南，屠杀中国人民5000余人；4月12日，蒋介石叛变革命，投靠帝国主义，疯狂屠杀共产党和革命人民。田裕民目睹国家的内忧外患及磁县旧政府的反动统治，深感“光宗耀祖、宏扬家声”的道路，难以走通，痛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的贪官、军阀和帝国主义列强。在俄国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影响下，田裕民接受了马克思主义。1923年磁县成立了中国共产党特别党支部，为磁县革命运动开创了新纪元。第一次国共合作，北伐战争的胜利，推动着磁县工农群众运动蓬勃发展。田裕民决心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坚信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才能打倒列强、铲除军阀、改变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1925年，田裕民同志赋闲在家，积极寻找人生出路，经高小同学、中共地下党员李巨川介绍，阅读了《唯物辩证法》、《社会发展史》和有关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书籍(如《清丰社会半月刊》、《社会教育刊》、《苏俄视察记》)，进一步坚定了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道路的信念。1928年，他找到了李巨川，要求参加革命活动，向李巨川说：“你能给我找到共产党吗?”李说：“慢慢找吧，一定能够找到。”又说：“要革命，先抓枪。”田裕民和李巨川、李相虞(中共磁县地下县委书记)、王维纲(磁县马头镇县立第三高级小学校长)等同志来往，在他们的启发引导下，思想觉悟有很大提高，积极帮助党的工作。他利用家庭关系和社会地位，广交政界名流和有识之士，创造条件，掩护身份，协助地下党的同志进行工作，先后接待了直南特委和河北省委的同志，他的家成了党的联络站和立足点。1928年，他结交了宋兰庭(磁县民团总团团长)、柴云生、薛梦麟(磁县民团大队长)、宗具臣(磁县警察局巡官、局长)、孟庭弼等地方上层人士，结交了闫轲(中共地下党员、小学教员)、李善舜、武梦溪、白纯一，还结交了进步青年陈运青、胡鸣德、陈风仪和徐长春(磁县北区区长)等。经推荐，田裕民在光录火车站所在地的曲沟村组织了20多人、20多条枪的小民团，以合法的职业，为地下党员的活动，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并积极开展光录火车站的革命工作。
1929年，磁县大旱，闰锡山、冯玉祥倒蒋，大战于河南。差役赋税奇重，粮价飞涨，民不聊生。光录镇农民协会共产党员唐寿山和共产党员王合、苏合领导甘草营、八里铺、黄官营等村农民，进行了“反插耧应差”的斗争。反动县政府曾两次派军警前去捕人，均遭到农民抗拒。1930年春，县衙又派巡警官带着十几个巡警，全副武装，骑着马窜进甘草营村抓人。农会组织全村老幼手持杈把扫帚起来反抗。巡警开枪打死农协会员朱茂林，更激起农民的仇恨。八里铺村农会闻讯赶来协助。在数百名农民的追赶下，反动军警被迫跑到曲沟民团求田裕民解围。田裕民却下令民团枪口一致对准巡警队，并把巡官扣押起来，围缴了军警的马匹枪支。返回甘草营又收缴了地主的30余支枪；县反动当局又派巡官宗具臣前去“调解”。田裕民对宗具臣说：“千万不要向老百姓开枪，人家县长是外地人，有了事一走了之，你宗具臣可是本乡本土的，要给自己留条后路。”宗具臣到甘草营后被农民扣押，要他抵命。后经辨认，宗具臣不是杀害宋茂林的刽子手。经田裕民和宋兰庭斡旋，事件和平解决，县政府答应抚恤被害者，保证不再抓人，群众才放了宗具臣等，使这次斗争取得了胜利。田裕民经受了群众斗争的锻炼和考验，于是，李巨川把传送革命信件的任务交给了他。
1932年，经李巨川、王维纲介绍，田裕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日本强占了我国东北三省，磁县各界掀起了抗日救亡的高潮。抵制日货、组织义勇军、学生罢课、宣传队深入城乡宣传日军暴行，激发了工农群众抗日救国的热潮。1932年8月，中共河北省委派陈原道来磁县组织武装暴动，创建红军，建立苏维埃政权。田裕民将陈原道的指挥部安排在曲沟民团团部，并出枪支子弹支援暴动，还积极要求参加暴动，离开民团上山打游击。陈原道说服田裕民继续留在民团，以便在形势不利时能够隐蔽，继续为党工作。小车社暴动失败后，王维纲、唐寿山、马载等十八人被捕，党组织遭到破坏。田裕民担负了秘密保护陈原道的工作。他把陈原道以老同学名义安排在磁县南关中学一个教员住室，又冒着生命危险及时为陈化装并护送到光录车站，上车去北平汇报工作。田裕民的表现，引起了磁县反动当局的怀疑，于是将曲沟民团撤销，田裕民再次失业在家。磁县的革命斗争也由于反动政府的镇压处于低潮。
由于蒋介石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方针，对内镇压抗日救亡运动，军事围剿苏区；对外不抵抗日军侵略。日军步步入侵，人民抗日救亡的热潮日益高涨。中共河北省委和直南特委，陆续派人来磁县恢复党的组织和开展党的工作。田裕民的家就成了地下党的接待站和联络点，不仅招待食宿，还提供活动经费和路费。1933年春天，直南特委派巡视员李振山来磁县，接上关系后，田裕民掩护李振山住在自己家中，对家人和邻居称是自己的同学。李振山不断到大名、安阳、临清等地巡视，回来后将一些秘密文件交田裕民转送出去。田裕民的革命活动还得到胞弟田静渊的协助。有一次，特委同志来到家中，需要化装成“老客”(即大商人)，田静渊即将缎子棉袍皮鞋等相赠。田裕民为尽快投身革命活动，他积极寻找新的立足点。经宋兰庭推荐，到磁县民团总团作司账，得到了新的合法身份。为了创造便于党活动的条件，他和亲戚苗润禾、乡亲武孟溪、白纯一、陈风仪、胡鸣德、杨易行等，在磁县城内开办震亚实业社，在曲沟村开设瓷器店，在光录镇开设布店，作为党地下工作的招待站和联络点，为过往同志提供食宿，盘费和营救被捕同志的活动费用。
1933年3月，日军大举进攻长城的喜峰口、冷口、古北口等要地，还利用平沈铁路和塘沽港口，武装押运货物和毒品。华北各地日货充斥，毒品遍及城乡。这些更激发了田裕民对日寇的仇恨。1934年冬天，两个日本人从天津来到磁县，伪装商人倾销毒品，窃取情报，为日军进一步侵华提供资料。田裕民得悉后，义愤填膺，利用商城镇的土匪，处置浪人，为民除害。他以乡绅身份邀请日本人来家作客，决定在由光录镇去尧丰村的路上除敌。但因天黑风急，土匪开枪未击中，敌人向南急逃。田裕民顺手夺过土匪的手枪，连击两枪结果了敌寇性命。并将敌尸投入井内。不久案发，磁县反动政府派宋兰庭、宗具臣前去验尸抓人。田裕民闻讯潜往北平，经多方活动，谋得冯玉祥旧部苏体元部一席高级参议，携眷还乡。还请一位军长同来寓居家中，聘请名厨设宴款待，名声大振，迷惑了磁县当局。
1936年，第二次国共合作，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田裕民从北平回到磁县后，高举团结抗日的旗帜，积极开展党的工作。他以高级参议和司账做掩护，把磁县城关他岳父家作基点，接待和联络来往上级党的同志，先后接待了李菁玉、陈少敏、张桂英等。为确保安全，他安排岳母或妻子李香婷站岗放哨，并监视国民党蔺笑秦等人的行踪。还安排张桂英当了小学教员，为掩护她开展党的工作创造条件。1935年，直南特委黎玉夫妇来磁县指导工作，田裕民将黎玉夫妇安排在城西张家庄亲戚家中。当黎玉妻子生孩子后，还按乡俗民情做满月，答谢乡邻，密切了党与群众的关系，黎玉夫妇很快和在这一带坚持秘密工作的王明、陈少敏取得了联系，使磁县党的工作得到了较快的恢复和发展。
芦沟桥头敌炮响
驰马从戎保家乡
1936年，日本将天津驻屯军升高级别，增加兵力，调兵遣将，积极准备发动新的事变。田裕民根据党团结抗日的方针，组织贾晨林、胡鸣德、黄金荣、张自芳、陈运清等同志，参加国民党县政府的壮丁训练队，担任“编练员”或参加训练学习，组织掌握人枪，为创建抗日武装打基础。
“七·七”事变后，侵华日军沿平汉铁路长驱直入，当年10月侵占了磁县城。县长窦锡云弃城南逃。田裕民同志及时将县城内震亚实业社的印刷机、枪支、财产转移到贾璧、天濠等地；将家产分别处理，一部分供家属避难使用，一部分分给农民，一部分充做军需；并按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原则，联合北区区长徐长春和张福林、李荒等，在林坛村组成“抗敌后援会”，后改为“抗日后援会”。还召集怡立煤矿工人、小车社社员、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组织起来团结抗战。还和陈运青等动员家庭和亲友的枪支、收缴国民党军队溃退时丢弃的武器弹药，召集青壮年组成壮丁队，转移到西区彭城镇。当时共产党员李巨川、王维纲、徐大名，特委书记张玺，八路军代表俞益元，张锡珩的瓷业工人队伍，纪德贵的煤矿工人队伍也都来到彭城镇。还有磁县民团队长薛梦麟、程舜、孟朝聘、警察局长宗具臣、郝西成的“先遣军”以及杜三德、耿子法的队伍等。有的打着抗日的旗号向群众掠索强取，群众称是“吃干队”。张玺同志通过共产党员温建公(张荫梧的秘书长)为张锡珩谋得“河北民军总指挥部游击第十三支队司令”委任，纪德贵为八路军第四支队司令。1937年10月8日下午，俞益元同志为团结抗日，联合薛梦麟、张锡珩、田裕民等组成“河北民军总指挥部游击第十四支队”。薛梦麟任司令，徐长春为参谋长，俞益元为参谋处长，姜鸿飞任副官长，李巨川为政训处长，田裕民为军法处长，张锡珩为第三大队长.新入党的马树勋、张俊卿、王中位、张修勤也参加了十四支队。共组编了1000多人，900多条枪，初步建立了一支抗日爱国武装，驻扎在彭城镇。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指引下，团结一致，坚持抗战。
1937年11月，日军侵占了彭城、和村、峰峰等村镇，不断向山区扫荡。由于环境艰苦，张荫梧撤往山西陵川县，程舜撤往山西辽县，宗具臣回曲沟组织自卫团，郝西成的“先遣军”在陶泉村被地方势力消灭。薛梦麟反对“有钱出钱、有粮出粮、有人出人、有枪出枪的合理负担政策，分道扬镳。张锡珩率部另起“炉灶”、高举“河北民军游击第十三支队”旗帜，坚持抗战。田裕民、王维纲、李巨川、俞益元、王忠位、马树勋、张俊卿、张修勤等都退出了十四支队，参加了十三支队。为了坚持持久战，创建磁县抗日根据地，特委书记张玺同志在南贾璧村召集各界代表协商组建磁县抗日政府。田裕民主持会议。薛梦麟首先推荐石存古为侯选人，代表都不附议。石存古当即退场。田裕民即席发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国难当头，应为人民作主，要团结各方力量，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抗日。坚决抗战到底是中华民族的气魄，为了救国救民，我可以牺牲一切。”他的讲话博得与会代表的热烈拥护，一致拥护田裕民当选为磁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旋即在北贾璧村的阴沟寺召开全县村长大会，宣布磁县人民抗日民主县政府的成立，田裕民为县长。在会上，田裕民县长宣传贯彻执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实行合理负担政策，禁止乱摊派，改变过去按亩摊派、“插耧应差”等旧制度。先规定向大户借粮借款，后又规定20亩地以上农户出负担，20亩地以下农户不出负担。动员群众参军参战，优待抗日军属，受到与会者的拥护。宣布李相虞同志为秘书，胡逢实、李仙洲为科长，蔺汝斋为公安局长，徐大名为县警卫队长。田裕民同志率县政府和张锡珩率第十三支队联合行动，转战于索井、贾璧、南北王庄，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打击敌伪势力。1937年12月30日，县政府和第十三支队转战进驻水峪村，靠近驻天井村的一二九师先遣团，一面了解党的任务和抗战形势，一面使部队稍事休整。1938年元旦拂晓，被日伪军突然包围，情况十分危急。先遣团及时赶到，大力阻击敌人，部队顺利突围，转战于武安县刘家庄、白家庄、涉县岭底等地。1938年2月，部队进驻磁县北岔口村准备过春节。因粮食困难，即将断炊，向先遣团借粮数百斤，吃过年饺子。正月初一拂晓，彭城日伪军奔袭包围北岔口。田裕民率小分队巡逻时，发现敌人已占据村东和村北山头，正向村内运动，遂即鸣枪报警。部队紧急集合向西山转移。到达村外，田裕民发现没有王维纲，立即回村接应。撤离时天色已亮，被敌人发现。炮火立即向他们集中过来，一颗炮弹在田裕民身旁爆炸，他腹背负伤。经抢救转移到涉县，又送山西辽县一二九师卫生部医院救治。一二九师政委邓小平看望了田裕民同志。张锡珩、王维纲率部队和县政府撤至山西偏城休整。不久，田裕民伤愈返抵县政府。
1938年3月，县政府和第十三支队回磁县开展工作。田裕民、张锡珩率部队越过武涉公路东行至涉县西坡村时，被孙殿英部葛子厚支队突然包围，将田裕民、王维纲、张锡珩等扣押，对战士威协利诱，企图分化瓦解吞并部队。干部战士面对葛部破坏抗战、破坏统一战线的行径，团结一致，坚持斗争。有位红军干部在地下党的引导下，潜出包围，直奔一二九师报告情况。在师长刘伯承和河北民军总指挥张荫梧的干预下，孙殿英承认错误，责令葛子厚发还枪支释放被押人员，放行部队。田裕民、张锡珩、王维纲率部队赴山西陵川县“河北民军总指挥部”休整补充。
1938年2月，日寇三万余人进犯晋南，侵占涉县、长治、临汾和黄河渡口，国民党军队望风而逃。刘邓首长决定集中主力机动作战，寻机歼敌，先后设伏于长生口、神头岭、响堂铺，三战三捷，歼敌2000入。田裕民率部进击长治外围，配合主力把敌人赶出了晋东南，粉碎了敌人的九路进攻。武安、磁县的敌人也从和村、彭城、峰峰等地纷纷撤退。4月，我们组织“青年抗敌团”派人到陵川请领委任状，向张锡珩等报告了上述情况。5月，田裕民、张锡珩、王维纲率县政府和第十三支队，班师返回磁县。在彭城镇召开群众大会，公审汉奸柴守杨、赵老兰、冯旺臣等，大快人心，振奋了人民的抗日热情，掀起了参军、参政的热潮，抗日运动风起云涌，开创了磁县抗日工作的新局面。田裕民在党的领导下，运用“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党的建设’’三大法宝，展开了创建磁县抗日根据地的工作。首先创建了“磁县人民抗日游击总队”，田裕民任司令，闫绍轲任副司令，下设三个分团，作为抗日骨干力量。后改为县设独立营，区设区干队，村有游击小组。县政府还设立了武装科，后改为武委会。杉里组织青年抗日先锋队和人民抗日自卫队。形成了人民群众武装体系。按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和“三三制”原则，建设抗日政权，广泛吸收各界代表人物，协商抗日大计。县政府成立了“战时动员委员会”，统筹军需粮秣，克服乱摊派现象；建立“军政联席会议”，协调各部队间的关系。1938年6月初，陈庚同志率一二九师三八六旅转战来到彭城镇。6月3日拂晓，观台镇的日伪军袭击彭城镇。田裕民率县警卫队配合三八六旅奋力反击，激战竟日，歼敌数百，日伪军狼狈逃回观台。县政府在彭城镇窑神庙召开群众祝捷大会，慰问英勇抗战的三八六旅将士。田裕民在讲话中指出：“中国共产党、毛主席、朱总司令领导的英勇善战的八路军，是人民的军队。彭城镇歼敌大捷，保卫了人民群众不被日寇糟踏，八路军是民族的大救星。全县人民要拥护八路军，积极参加八路军。”会场唱起了“出征歌”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战歌。会后展览了战利品。各界群众踊跃参观，鼓舞了全县人民的抗日信心，推动了磁县各项工作的发展。
1938年7月，乘三八六旅彭城大捷的有利形势，田裕民县长协调各部队在分别扩大队伍的同时，安排各部队奋力出击，袭击双庙火车站、火烧磁县西关车站棉花仓库，破坏铁路，拆运煤矿的机器设备和各种物资。部队越过平汉铁路，开辟了高臾、东西玉曹、商城一带工作。还配合一二九师东进横扫临漳、成安、魏县一带土顽，创建冀南根据地。
1938年10月，日军再次侵占彭城、峰峰等地。磁县因部队太多，粮食军需供应困难。田裕民县长协调驻地部队，安排张锡珩率第十三支队移驻武南地区，分别驻在和村西庄、东西苑城、东孔璧等村，确保从光录、西佐、和村、十里店、固镇、阳邑直通山西辽县、黎城的交通运输线，保证铁轨、机器、布匹、棉花等物资的运输。田裕民县长为支持部队机动作战、加强妇女工作，决定将部队部分女同志集中到县政府，成立妇女工作队。队长蔺兰英、指导员赵青，队员有肖淑清等十余人，以北岔口村为基点，深入农村宣传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及合理负担政策，动员群众参军参战，慰问抗日游击队和伤病员发挥广大妇女群众抗日救国的积极性。
田裕民同志坚持又团结、又斗争和有理、有利、有节的党的统一战线原则，处理同国民党游击队“独六”和“抗中建”之间的关系，发展了团结抗战的大好形势。1938年11月，第十三支队十五大队在武安县菽村开展抗日工作，扩大部队。薛梦麟派兵进攻十五大队，抢掠人枪各十余，事后密而不宣。张锡珩派人前往交涉，薛梦麟置之不理。田裕民出面调解，仍未能解决。田裕民即与张锡珩商定了对策。11月下旬，驻在沙果园村的第十三支队集中大部分手枪，组成精干的突击分队，利用大雪纷飞的夜晚作掩护，奔袭菽村的“独六”一部，一举俘获一个中队的全部人枪，也不作声。薛梦麟无奈，面请田裕民调解。薛梦麟表示了歉意后，双方相互交换人枪。田衿民同志在总结这次斗争的经验时说：“这次事件圆满解决，是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以斗争求团结和坚持有理、有利、有节原则的结果。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这个经验要牢记不忘。”此后，张锡珩率部队移驻刘家岗西村，薛梦麟率“独六”驻段家岗西。两村相距三华里，和睦相处，互通情报，协同抗日。田裕民还对驻白土村的程舜的“抗中建”和驻武安县崔炉村的李光弟部，采取团结抗日的方针，互通情报，巩固和发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939年2月，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先遣支队决定第十三支队开赴沙河县渡口镇与先遣支队二大队合编为先遣支队第二大队。邢台的先遣支队一大队来磁县与人民游击总队合编为先遣支队第一大队。田裕民服从党的决定，保证部队顺利地完成整编任务，提高了部队的机动作战能力。
1939年上半年，日本诱降，英美劝降，阴谋制造“东方慕尼黑”，瓜分中国。蒋介石加强反共活动，秘密颁布“限制异党活动办法”，指使乔明礼、张荫梧等在冀西、冀中加紧反共摩擦。指派河北省主席“撤换县长，驱遂八路”，与抗日民主政权相对抗。1940年2月，朱怀冰与鹿钟麟率部来到磁县、武安、涉县一带，修筑工事，摧毁抗日政权，大搞反共摩擦。田裕民为团结争取朱怀冰和鹿钟麟，春节期间，动员全县人民，并亲自率团慰问朱、鹿部队。朱、鹿顽固不化，一意孤行，坚持反共；残害人民。田裕民无奈率县政府撤往零安县阳邑镇。蒋介石还逼我军撤至白晋路以东，邯长路以北地区。3月初，刘、邓首长在阳邑召开了反击朱怀冰、石友三部动员大会。田裕民参加了大会并随军反击作战。经过四天激战，平汉路东石友三部被击溃，逃到清丰、南乐。平汉路西歼灭朱怀冰部万余人，取得了巨大胜利。我军控制了邯长公路以南、林县临淇镇以北地区。田裕民率县政府返回磁县，着手开始恢复和重建政权工作。经过努力，使磁县各项工作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之后，田裕民调任邢台办事处副主任并到中共太行区委党校学习。
反封锁统战显戚
迎胜利发展武装
1941年，侵华日军加紧了对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进攻，妄图把华北建成“大东亚战争兵站基地”，支持太平洋战争。敌人在华北实行连续五次治安强化运动，对其占领区实行“清乡”，对我边沿区进行“蚕食”，对抗日根据地反复“扫荡”，实行杀光、抢光、烧光的“三光”政策。还从北平等地调来了齐燮元的“治安军”、李福和的“一路军”驻守要点。磁县的侵华日军利用国民党头面人物和封建上层分子，充当他们的工具，收罗地痞流氓，组织“宪兵队”、“特务队”、“警备队”和“自卫团”，并组织“新民会”、“维持会”，“宣扶班”、“先天道”，欺骗群众；在经济上实行“配给制”、“良民证”，把封锁线推进到台子寨、莲花山、炉上、拔剑一线，向石场、都党、合庄、宿风、王看等地“蚕食”，使用“牛刀子战术”、奔袭了索井、贾璧、白土、羊城等村。县长江东平负伤，有几位区长牺牲。群众咒骂道：“杀人放火宪兵队，敲榨勒索警备队，胡说八道新民会。”加之连年灾荒，根据地的斗争愈来愈困难了。
1941年的春天，田裕民结束了中共太行区委党校的学习，任太行行署第五专员公署副专员、中共五地委委员。他遵照刘、邓首长指示，组建了“冀豫抗日义勇军”。田裕民为司令，闫绍轲为副司令，张学礼为政治部主任。任务是：①面向敌占区创建新部队；②保证平汉路东西交通安全；⑧收集敌伪情报。当年7月在白土村召开大会，宣布“冀豫抗日义勇军”成立。任命尚祥为司令部参谋，王德修为组织科长，陈运青为供给处长，刘梦兰、张福林、张相国为副官，负责情报工作，任命闫吉伦为第一大队长，耿子法为第二大队长，李书声为磁安大队长，刘元江为安阳大队长。各大队立即奔赴敌占区，宣传讲解抗日形势，动员青壮年参加义勇军。敌占区广大青年纷纷自愿参加义勇军，日伪青年队人员，也弃暗投明，报名参加抗日义勇军。战士们高声歌唱：“叫声妈妈娘，您听我来讲，我要去参加咱们的义勇军，抗日打东洋。我要去参加咱们的义勇军，抗日打东洋。”
田裕民同志在创建冀豫义勇军的初期，很重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和领导机关的建设工作。初期只有少数领导干部是党员。他亲自讲党课、组织生活会、传达上级首长指示。为了加强政治工作，还面请刘伯承、邓小平首长宣讲党的宗旨和任务，电调田宜之、陈宗甫、我和尹鸿叶等同志担任连队指导员。并积极慎重地发展党员，使连队建立了党支部，加强了基层建设。随后，连队又成立丁“朱德青年队、经济委员会、俱乐部、民运组等，开展了群众性政治工作，活跃了部队生活。由于实行军民一致、官兵一致、瓦解敌军的建军原则，开展三大民主、贯彻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进行军事、政治、文化(识字运动)训练，高唱抗日歌曲，提高了干部战士的政治觉悟，坚定了抗战到底、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的胜利信心。田裕民同志还调请邢荣杰、李少清、程冲霄等加强司令部的工作，调牛玉茹、李占华、李锡周等加强政治机关工作，调王福同、王鸿志、王阴槐、陈魁元等加强了卫生机关工作，调马传银、黄若水、王振华等加强供应处工作，保证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加快了部队的发展。 ，
日寇的频繁“扫荡”，连年的虫旱灾害，根据地遇到极为严重的困难。为了战胜困难，“争取两年打败日本”，党中央、毛主席决定“精兵简政”。田裕民同志遵照一二九师的指示，于1942年3月将部队集中在北王庄村亲自动员。随后，义勇军划归太行第五军分区领导，磁安大队编入第一大队，机关精减人员补充第二大队，撤销安阳、武安两个大队，妥善安置老弱病残人员，顺利地完成了精减整编任务，并转入了紧张的训练，准备迎接更加艰巨激烈的战斗。
1942年4月，获悉日军将于5月间对太行山区进行大扫荡。田裕民同志根据分区和磁县县委关于反扫荡战役的布署，带义勇军担负着张二庄、五里河到北王庄大路以南、漳河以北、石鸡岭以西、老爷山以东地区的反扫荡任务。指示一大队坚持陶泉一带反扫荡，二大队担任南王庄、老爷山地区反扫荡。接受任务后各大队立即开赴指定地区，熟悉地形，储存粮食，制订军民联合作战方案，动员群众空室清野。时值春旱，山区群众用人挑骡驮漳河水支援抗 战。 5月初，日伪军沿大路向西合围专署、分区机关，第一大队根据田裕民的安排挺进敌占区，游击在“格子网’’内袭击敌据点，破坏交通线，收割电线，拔除敌人孤立据点，打击日伪自卫团和税务人员宣传群众配合根据地军民反扫荡作战，有力地粉碎了日寇的大扫荡。6月，田裕民在陶泉申家沟召开干部会。总结反扫荡经验，并召开追悼左权将军的公祭会，号召全体干部战士学习左权将军为民族为人民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坚持抗战到底。干部战士深受教育，纷纷表示要努力学习，英勇杀敌，为左权将军报仇。
1942年春，党中央、毛主席颁发《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的领导，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要求各地对敌斗争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据此中共磁县县委成立了对敌斗争委员会，统一领导对敌斗争工作。7月，太行军区针对日军“以华制华”、“五次治安强化运动”的图谋，决定于8、9、10三个月开展三次强大的政治攻势。为此，太行区《新华日报》连续发表三篇社论。太行第五军分区司令员皮定均，到中贾璧村磁武独立营营部，召开区长、区委书记、区干队长、指导员和部队连以上干部会议，部署、动员参战部队(磁武独立营、冀豫抗日义勇军、分区三十四团、“日本反战同盟”、“朝鲜义勇’军”等)于8月1日至10日开展第一次政治攻势。各部队联合破击双庙至漳河段铁路，炸毁铁桥一座，破坏电话线路一部分。部队分别深入到牛尾岗、八里冢、前后港等地，利用庙会、农村唱聂等场合。向群众宣传抗战大好形势，揭露日伪阴谋，打击死心塌地的汉奸分子，打击“新民会”和“宣扶班”的活动，瓦解“先天道”。使敌伪人员有的向我军靠拢提供情报，有的表示不敢再做坏事；一些汉奸队长、会长、翻译等，不敢再用“请柬”欺诈群众；每天日过中午，敌伪就不敢外出据点，唯恐被捉；人民抗口情绪大振，发展了一批青壮年参军。9月开展第二次政治攻势，重点是破坏敌人的交通线。全县分为滏河南北两个战场，滏北重点破坏马头至光录、马头至峰峰间的铁路。滏南重点破坏丰乐至观台铁路及收割彭城至石庙(大峪西山)、双庙至岳城的电话线，推倒石庙黑山上的封锁墙。10月，进行第三次政治攻势，重点平毁台子寨、苏村、小河沟、炉上至拔剑的封锁沟，相机炸毁一些碉堡。动员群众万余人，向封锁沟开战，镐钎挥舞，激战彻夜。军事打击和政治攻势相结合，摧毁了小河沟炮楼，20名伪军缴枪投降；袭击观台，攻克两座城门，缴获步枪数十支；部队渡过漳河，南下安阳县的磊口、上庄，支援反顽斗争。在政治攻势期间，还组织向敌人打电话，散发宣传品，瓦解敌伪军。田裕民不断利用战斗间隙，总结指导部队工作。由于政治攻势的胜利，成批青壮年参加了义勇军，用缴获的武器装备部队，收割的电线建设了通讯网络。1942年11月，抗日义勇军第一、二两个大队，都由三四十人发展到一百六七十人。我军控制了索井、贾璧、白土、上寨、羊城一线。
1943年春，田裕民同志根据五分区支援安阳县武装斗争的指示，派第一大队梁运通率一个班到安阳独立营工作，成为安阳县第四区干队的骨干(日本投降后编为安阳大队第三中队)。6月，为适应战争形势，田裕民决定调整部队建制，分别抽调第一、二大队的第二分队(排)，组建第三大队，为建设游击兵团打下基础。干部配备：第一大队队长闫吉伦，副队长李书声，指导员陈宗普；第二大队队长耿子法，副队长范信时，指导员田宜之；第三大队队长姚怀银，我任指导员。后陈宗普调回分区工作，我调第一大队任指导员，李书声调第三大队任副队长，尹鸿业任指导员。整编后边训练边战斗。
由于国民党蒋介石搞经济封锁和两次大规模的反共摩擦，日军的反复扫荡和连年的水、旱、蝗灾粮食几乎绝收，1941年至1943年我抗日根据地财政经济极端困难。我抗日军民没有饭吃、没有衣穿，没有被盖，采集树叶、野菜、观音土充饥。田裕民同志和部队战士同甘共苦，一样分吃野菜、稀饭。他坚决贯彻党中央、毛主席关于“发展生产、保障供给”和“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指示，组织领导部队开展开荒生产的群众运动。田裕民带头肩扛工具上山开荒，还参加了岔口、陶泉等地的灭蝗活动。为根据地军民战胜经济困难、取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做出了贡献。
1944年春，五分区决定调磁武独立营基干一连划归义勇军建制，编为第四大队，队长刘光华，指导员朱辉。6月，部队接受保卫麦收任务。原计划配合区干队进击彭城、岳东区。部队出发后发现区干队长单文成叛变投敌，暴露作战意图，领导当机立断改变计划，配合城关区区干队奔袭了甘草营伪乡公所。接着强袭固城伪乡公所，打乱了敌人的抢粮计划，保卫了夏季麦收。10月，党中央、毛主席指示全军开展大练兵运动。部队集中于白土村，五分区召开练兵动员大会。轮训队培训教练员，部队利用敌人的电线杆、道钉、铁轨自制单双杠、木马、平台、木枪等训练器材，开展了“官教兵、兵教兵、兵教官”的群众性大练兵运动，展开了比武大竞赛。涌现出刺杀能手苏全库、梁其禄、赵福学，投弹能手徐万金，射击能手陈随恒，器械操作能手王永德等，
1945年3月，涉县独立营编入冀豫义勇军，补充了大批磁县六区的青年战士，部队建成有六个连队的基干团，番号为太行军区第三十五团。8月，日军无条件投降后，该团立即参加了保卫抗战胜利果实的上党和平汉战役，保卫了华北解放区的大门。不久，田裕民呕心沥血创建的冀豫义勇军编为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六纵队十八旅五十四团，磁武独立营编为第六纵队十六旅四十八团。磁县人民奉献了两个子弟兵团，参加了解放战争，跟随刘、邓首长转战南北，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建功立业，为磁县入民争得了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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