仰望晋东南怀念何校长

龙林

1939年2月间，我从一一五师三四四旅游击第一支队政治部调到抗日军政大学第一分校学习。何长工是我们第一分校的校长。当时，一分校随八路军总司令部驻在山西省晋东南黎城、潞城两县交界处的南、北中村、故章、东沟一带村庄。平时，以队为单位讲课，课堂多在古坟松柏丛林之中，以便防空隐蔽，而大会报告，全校讲课则集中在故章大操场。何校长在讲课时反复教导我们：“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是我们抗大的教育方针，毛主席的军事著作是我们抗大的基本教材。”他还经常给我们讲解“论持久战”、“统一战线”和“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等课程。抗大的战术训练强调以实际需要和我军的特点出发，让学员学习射击原理和近战、夜战、刺杀、投弹等军事技术。何校长还不断深入到队、连、班组中讲话，要求我们生活战斗化、革命化；要求各队成立俱乐部，召开讲演会、座谈会、问答会，设立壁报栏、问答栏、广播台和各种展览，组织军事、体育比赛，自编自演文艺节目，从各方面发扬“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风。

1939年7月7日，在纪念“七七”事变抗战二周年大会上，何校长讲话时，突然风雨交加。全体师生和总部直属机关指战员，都笼罩在狂风暴雨之中。当时，朱总司令也在主席台上。校部警卫员拿来两件雨衣，给何校长和朱总司令披到身上。可是，他们两位将领谁也不肯穿，叫警卫员放到主席台边。全体师生亲眼看到曾负过伤的拐着一条腿的何校长和当时已满头白发的朱总司令在倾盆大雨中做报告，感动得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热泪。大会结束后，有的学员给何校长提意见说：“你不能和我们这些年轻学生一样。您上了年纪，又负过伤，雨水把您的身体淋坏了怎么办?”何校长很坦然地回答说：“我天天讲官兵平等，官兵一致，你们为什么不理解。我们是中国红军抗日军政大学，朱总司令就是我们的榜样。衣服湿透了怕什么，回到住室烤一烤就干了嘛!”

何校长在全校师生大会上常说：“现在我们一面学习．一面生产；以后还要一面作战，一面生产。”并强调要理论联系实际。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知识分子要与工农群众相结合。在何校长的号召和亲自带动下，全校开荒造田．种粮种菜，解决了“抗大”的粮食不足问题。据当时公布的数字，1939年全校开荒17800亩，生产粮食100多万斤。何校长经常在星期日与我们师生一起参加挑水、担粪、种粮、种菜等劳动，并和同学们一起在地头读报、谈心。何校长带领我们学习、生产、战斗的动人情景，还宛如昨日，深深地铭刻在我们的心中。

1939年9月，白晋公路失守后，学校随总司令部迁到山西壶关县尉寨一带。全校师生每月轮流下厨房当炊事员，跟老炊事员一起学切菜、学烧火、学做饭，并以连为单位，组织上山砍柴，随砍随运以解决做饭烧柴问题。同时，要由连长指导员带队到20多里外的山沟背粮，解决吃粮困难。食盐也很困难，三个月时间，先吃小盐，后来吃光了，一直吃淡米饭和小豆、南豆干饭。每个连养猪lO多头，改善时吃的肉菜也是淡的，腥味难闻，不少人吃不下。何校长讲课时，结合对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回忆，谆谆教导我们说：“小豆、南豆淡饭，比起红军长征中的生活，要好得多呢!困难的考验，是对每个革命者最基本的考验。”何校长言传身教，增强了广大师生战胜困难的信心和决心。不久以后，抗大进入了紧张的战斗状态。讲课形式以连队分散的多，大会集中的少了；小组自学的多，集体讲授的少了；并抽出了部分学员参加武工队，组成游击小组。每组三至五人，每人带手榴弹三枚。每组配步枪一支，子弹若干发．深入敌后，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宣传群众，武装群众，袭扰敌人，帮助地方政府空室清野，参加减租减息斗争。通过抗大这个革命的大熔炉，我们广大师生的革命意志更加坚定了，实践知识更加丰富了。

1987年12月29日，敬爱的何校长和我们永别了。何老为中华民族的振兴，“扛了一辈子长工”，无私地奉献了自己的一生。我凝望老校长的遗像，心里久久不能平静，他的谆谆教诲仍然回响在我的耳边，他那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革命精神将永远鼓舞我们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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