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树勋及民主建国军“叛变事件”真相

公孙訇

“我一直遗憾的是，后来我们对高树勋处理不公道”。此言是邓小平同志在《对二野历史的回顾》（《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一文中讲的。高树勋将军的邯郸起义，是1945年抗战胜利后，在蒋介石以数十万大军向解放区大举进攻时，首先投向人民的国民党将领和军队，其意义和作用是极大的。关于这段历史，邓小平写到：

随后就是平汉战役，国民党第十一战区两个副司令官马法五、高树勋带的三个军，还有一个乔明礼的河北民军纵队，几个部队打过来。马法五的第四十军、三十军都是强的。高树勋的新八军也有战斗力呀！锡联在马头镇拚了一次，一拚就是几百人伤亡。我们打平汉战役比打上党战役还困难。打了上党战役，虽然弹药有点补充，装备有点改善，但还是一个游击队的集合体。在疲惫不堪的情况下，又打平汉战役。队伍没有到齐，敌人进攻，我跟苏振华通电话，叫他坚持五天，等后续部队到达指定地点。那次他们那一个纵队的阻击战是打得不错的，完成了阻击任务。这样，后面的队伍才赶上。平汉战役应该说主要是政治仗打得好，争取了高树勋起义。如果硬斗硬，我们伤亡会很大。我一直遗憾的是，后来我们对高树勋处理不公道。他的功劳很大。没有他起义敌人虽然不会胜利，但是也不会失败得那么干脆，退走的能力还是有的，至少可以跑出主力。他一起义，马法五的两个军就被我们消灭了，只跑掉三千人。这个政治仗，我们下的本钱也不小。高树勋在受汤恩伯指挥的时候，就同我们有联系。由于关系比较久，所以我们是派参谋长李达亲自到马头镇他的司令部去做工作的。这件事你们好多人可能不知道。同李达一起去的还有王定南，当时是我们的联络，我见过多次。我们确定知道高树勋倾向起义，但在犹豫当中。李达、王定南一到那里，看见所有的汽车、马车都是头向南，准备撤退的。他们见面后，一谈就合拍了，高树勋决定起义。并且第二天，伯承就到马头镇去看望高树勋。这样，马法五就惊慌了，命令他的两个军南撤。结果，我们在南面，在漳河北岸，把敌人截住了，又打了个胜仗。

高树勋将军的邯郸起义绝非偶然之举，而是他长期对中国共产党及其主张逐渐认识的结果，是中国共产党对他帮助、影响和启迪的结果，也是蒋介石集团对他的排挤、歧视和怀疑的结果，而决定高树勋将军起义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则是刘邓首长的精心组织和英明策划。党中央、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对高树勋将军起义非常重视，于1945年11月2日给高树勋将军发来热情洋溢的贺电：“闻吾兄率部起义，反对内战，主张和平，凡属血气之士，莫不同声拥护。”此次起义推进了平汉战役的迅速胜利，极大地震撼了国民党统治区，给蒋介石发动内战的嚣张气焰和独裁统治当头一棒，对全国人民要求和平与民主的斗争也是一个极其有力的声援。

高树勋将军起义后，中央军委任命他为民主建国军总司令，下辖两个军。此间，他积极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最后经书记处批准，由邓小平和薄一波同志介绍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为以高树勋为榜样瓦解国民党，1945年12月15日毛主席在为中央起草的对党内指示《一九四六年解放区工作方针》一文中写道：“为着粉碎国民党的进攻，我党必须对一切准备进攻和正在进攻的国民党军队进行分化的工作。一方面，由我军对国民党军队进行公开的广大的政治宣传和政治攻势，以瓦解国民党内军队的战斗意志。另一方面，须从国民党军队内部去准备和组织起义，开展高树勋运动，使大量国民党军队在战争紧急关头，仿照高树勋榜样，站到人民方面来，反对内战，主张和平”。在解放战争中，开展高树勋运动收效甚大，第二野战军在进军西南过程中歼敌90万人之多，其中有111个番号的部队效法高树勋发动起义，人数达532003人。在3年解放战争中，有1400余名国民党将领走高树勋道路，弃暗投明，率170余万人起义投诚。这一举动不仅大大削弱了国民党军队的战斗力，加速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覆灭，而且壮大了人民解放军，推进了解放战争的胜利进程。

可是，正当高树勋将军为了党和人民的解放事业尽心竭力整编和训练部队之时，1947年6月14日发生了突如其来的事件，晋冀鲁豫军区突然宣称：“高树勋要率部叛变”，于是派部队包围了高树勋总部和各军师团部驻地。当解放军的枪声接近总部的院落时，高树勋命令警卫连放下武器，他对警卫营营长孙元儒说：“不许抵抗，要枪给枪，要人给人！”解放军攻入院内，将警卫营全部缴械带走，又派兵把高树勋及其家属看管起来，一整天不给饭吃。当时有人喊：“我们要和他算老帐，血债要用血来还！”第二天，毛主席来电说：“高树勋总司令起义有功，必须保证他的安全。”当时，高树勋十分冷静，他一连给党中央、毛主席、朱总司令和刘邓首长写了十几封信，陈明自己做事明白、做人清白和坚信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的态度。第二天，军区派兵把高树勋以下各级军官数百人关押起来，高树勋被送往军区反省，其他人员进神朱训练班审讯。主持训练班的人采取了逼供的恶劣手段，有的人竟被活活打死，有的成了残疾，制造了不少冤案，高树勋从此失去了自由，直到赴太原前线工作为止。

“六一四”事件是一个大冤案，其真相是这样的：刘邓率主力南下以后，晋冀鲁豫军区主要领导对这支起义部队怀有成见，不能以刘邓首长的宽广胸怀和真挚感情去关怀和引导高树勋和民主建国军的整训工作，取消了“对高树勋完全以兄弟相称”的既定方针，放弃了实事求是的精神，不加分析地听信了在民主建国军工作的政工人员的反映和汇报。当时在民主建国军的八路军政工人员不少人忘记了我党对待起义人员“耐心教育，真心团结，逐步提高起义人员的思想水平”的一贯政策，而采取“要兵，不要官”的那套“左”的政策对待起义人员。他们把起义部队中残留的旧军人习气的现象当成本质，以致与该部官兵产生了很大隔阂。更有甚者，个别人为了邀功请赏，竟借1947年1月26日郝鹏举叛变事件发挥之，弄虚作假制造了使“亲者痛、仇者快”的悲剧。当时有人讲“郝鹏举西北军叛变了，我们对高树勋得先下手为强，打主动仗！”结果，这一蠢动不仅给我军在解放战争中争取国民党军队起义投诚的工作设置了障碍，同时也给毛泽东号召的“开展高树勋运动”抹了黑。

全国解放后，高树勋曾几次向党中央反映这一桩错案，并且要求平反。1965年他深有感慨地对钟辉同志讲：“我这一辈子总算对得起共产党，对得起人民，死而无憾了。可是在起义后据有人说我想叛逃，说这话的人，如果不是误会，那就是无中生有。”

高树勋将军是一位政治道德水平很高的人，是一位顾全大局党性很强的同志，他不顾个人处境的危难和内心里的痛苦，依然服从党中央的调遣到太原前线协助胡耀邦做争取国民党第三十军军长黄樵松起义的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他不讲职位高低，到河北省任交通厅厅长，他在基层了解情况，研究和解决实际问题，受到了基层干部和群众的好评。后来又相继担任全国政协委员、国防委员会委员和一至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及河北省副省长等职务，为社会主义建设和党的统战工作尽心尽力，特别是在他晚年卧病在床的日子里，还依然关心台湾回归和祖国统一大业。

“六一四”事件是一桩假案，因此邓小平讲：“我一直遗憾的是，后来我们对高树勋处理不公道。”现在高树勋将军邯郸起义已50余年，这桩假案也近50年了，尽管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早已提出了“坚决地平反假案，纠正错案，昭雪冤案”的政策，但是，这桩假案所涉及的高树勋将军和数百名受冤的民主建国军干部并未得到平反昭雪。只有邓小平同志在1989年11月20日会见编写第二野战军战史的老同志时，才十分中肯地讲出了“对高树勋处理不公道”和“一直遗憾”的话，如果高树勋将军和已故的民主建国军将士地下有灵，是会得到告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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